学者应当怎样写作

管季超0712

学者应当怎样写作
时间:2001年11月22日 作者：曹树基(复旦大学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中华读书报》上刊载的孙周兴教授对张汝伦教授《历史与实践》一书的批评以及张汝伦教授的反驳，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我的专业是历史学，对于哲学问题所知甚少，本不应就此发表意见。但是，由于孙、张两位教授争论的不是哲学问题本身，而是研究规范及其相关问题，这就为一般读者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我想就这一争论引发的问题作另一层面的讨论：学者应当怎样写作？  

学术研究的成果以论文或著作的形式发表出来，形成文本的过程就是人们所说的写作。学者们研究一个问题，除了审查该问题是否具有学术价值以外，还要作如下更进一步的思考：（1）这一问题前人是否已有研究？有那些成绩？又有哪些不足？（2）我的思路、观点与前人相比，是否有进步？是否构成独创？（3）支持我的观点的资料是否可靠？推理过程是否严密？方法是否科学？只有在对已有成果进行细致评估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确定一个选题能否成立，研究的冲动才有可能转化为研究和写作的过程。因此，一篇论文或一部论著有责任就上述问题向读者作一清晰的交待。作者可以在论著之前的《绪论》、《导言》、《前言》、《引言》之类的地方交待这一切，也可以在正文、注释和卷后交待这一切。总之，无论你怎么安排，此类交待总是不可缺少的。  

张汝伦教授在其著作《历史与实践》的《引言》部分，对本书的研究意图、理论价值和研究方法都作了清楚的阐释，但是，他忽视了对于“实践哲学”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取得成果的介绍和分析。这不仅指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果有的话），更指西方学者研究成果。虽然本书的“叙述角度与《哲学历史词典》的叙述角度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叙述角度的不同并不构成一部学术著作存在的理由。学术著作的有无价值，不在于有无形式上的差异，而在于有无实质上的创新。

判定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有无学术创新，需要在与同类著作的比较及与已有成果的讨论中凸现出来的。作者在书中没有说明这一点，这种写法实际上为今天的批评埋下了伏笔。  
　　
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建设性对话的前提是尊重对方，先听清别人的意见。因此，这部著作也可以说是带着对话的意图去听别人意见的记录”。限于篇幅，我仅以第一章第一节来验证作者这一陈述。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我们同时可以发现，作者在共18页文字中的8个注释里，注1、注3和注4为转引他人对研究对象的分析或评论，其余则是作者引用研究对象的原文。用作者自己
的话来说，注1、注2、注4是“听清别人的意见”，其他则是作者在说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话对诸多研究对象的历史哲学观发表意见。从形式上看，作者说自己的话远远多于听别人的话。据此可知，这部著作的写作与一般的学术著作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不能说是“带着对话的意图去听别人意见的记录”，即不是一本以转引、编辑或编译别人观点为主的著作。  
　　
这样，我们对孙的批评和张的反驳就有了一个更客观、更清晰的了解。对于作者未加说明或注释的文句，读者都有理由视作：（1）一般的常识叙述；（2）作者自己的观点。由于孙教授指出的“抄袭”文
字属于本书的核心概念，而非常识性知识的叙述，所以，孙教授对张著96～105页的批评是成立的。读者根据著作本身来了解你的观点，批评的对象只能是文本而不是其他。鉴于此，作者《后记》中的说明不能作为反对批评的理由。在这个学术研究缺乏明确标准的时代，我们见过在许多标明为“××著”的“研究”专著中，作者大段抄袭别人的作品，在行文中不加说明，但在书后开列一个所谓的“参考文献”，以此来逃脱他人的指责。在我看来，此类做法在本质上仍然是抄袭。

判断“征引”而非“抄袭”的标准只有一个，作者必须在行文中明确地提示读者，什么是自己的研究，什么是他人的成果，能够区别的就是“征引”，不能区别的则是“抄袭”。作者想在倾听他人声音的过
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允许的。但是，在行文的过程中，严格地界定别人的东西与自己的东西之间的界线，却是马虎不得的。将别人的话当作自己的话是不允许的，换一个角度，换一种说法，将别人的
东西化为己有，也是不容许的。  

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有许多学者采用的是一种叙述的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不顾他人、自言自语。我更欣赏一种讨论的文体。作者如欲发表自己的观点，必须时时说明自己的观点与他人观点的不
同，而不需要“细心的读者”去发现。张教授在第一章的47页以后的几页中采用过这一文体。如他认为：“海德格尔实际上给西方历史哲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方向，尽管迄今为止他这方面的思想还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他这方面思想的重要性的估计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这方面思想不太好把握。”在以后的几页中篇章中，作者全面展开对海德格尔的“历史”的思想的论述。这一部分的内容，从行文上看，应是作者个人的论述，且对前人的不足有了清晰的说明。这类分析可能构成作者的学术创新，可惜的是，通观全书，类似的写法确实不多。  
　　
提倡讨论式的写作，需要作者更多的谨慎，需要作者对他人更多的尊重，也同样需要作者对于前贤或同辈学者不客气地诘难与批评。如此形成的文本不会令读者感到枯燥，而会更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在这类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思想的交锋、智慧的超越和学术的进步。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界有必要对学术研究的写作规范进行细致的讨论，并形成文本，作为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作为杂志社、出版社审稿的基本依据。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应该马上着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