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妖魔化——大众传媒中的教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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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与妖魔化——大众传媒中的教师形象



作者：李燕玲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在过去几千年里，教师并没有发生过多大的变化。今天的教师和两千年前的教师相比，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只是他们的衣着、语言、所授课程和他们借助的教学手段。

    古代的私塾教师往往是落第秀才，两袖清风，落魄不堪，尽管曾有过“帝王师”如此显赫的头衔，事实上并不受尊重，至少在统治者那里不受尊重。真正尊重他们的是那些同样受到统治者鄙夷和践踏的民众。而在当代中国，事情却发生了逆转，政府强调尊重教师，强调提高教师待遇，但在社会舆论中，教师的威信和地位却逐年下降，许多大众传媒更是不遗余力，对教师极尽批判之能事。

    如果批判能起到净化教育环境的作用，笔者可以赞同这种做法；然而教育只是社会运行机制中的一环，教育的问题并不是教育自身所能解决的，把过错统统推到教师身上或者要求教师承担绝大多数责任并不公平，而媒体在宣传教师形象时所持态度尤其令人深思。笔者曾经在基层当过三年高中语文教师，其间读到媒体相关失实或偏激报道时不免气愤，而今作为一名新闻学的研究生，再遇到这种现象，则更多以研究传媒的理性态度来解读，探究之下，才发现新闻宣传背后确实有种种值得玩味之处。

一、大众传媒中的教师形象

    “权力越大，责任越重。”

    蜘蛛侠的伯父这样告诫其被突如其来的力量冲昏了头的侄子。

    对于在现代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大众传媒来说，这话同样振聋发聩。

    现代传媒与科技并进，它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边界，使文化趋向于同质化和类型化，它重新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

    在执行解构与消解职能的过程中，媒体是自负的，是势不可挡的；而作为被解构的对象，教师虽然极为特殊并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根本上说却属于弱势群体。但对于绝大多数媒体来说，武侠小说中所宣扬的那一套——没有对手的高手是最寂寞的，敌手越强，越能激发起高手的斗志——对他们来说丝毫不起作用，教师处境越恶劣，他们批判得越起劲，教师越被边缘化，他们越将教师妖魔化。

    在互联网上随意用Goggle查询有关教师的信息，约有33,300项符合教师的查询结果，其中仅有不足1，000项符合教师 高尚等正面信息的查询结果。这些正面信息大多来自教育类媒体，它们的受众往往都是教师或教育从业人员，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心理和发行市场，这类媒体自然不会对教师采取狂轰滥炸似的批判态度（即使有所批评，态度也是温和的，口气也是委婉的），而是秉持宣传国家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念的态度，积极倡导一种符合新课程要求的、作为“学习共同体首席”的教师形象。但由于这类媒体的专业性，覆盖面小，影响力也小，绝大多数公众只能通过大众传媒去获取有关教师的信息。而这些大众传媒传播的内容多以负面信息为主，聊举数例，在用Goggle查询到的负面信息中：

     约有757项符合教师 惩罚的查询结果
     约有208项符合教师 禽兽的查询结果
     约有434项符合教师 侵害的查询结果
     约有717项符合教师 体罚的查询结果
     约有122项符合教师 魔鬼的查询结果

    这从侧面反映出大众传媒宣传的教师形象实在不容乐观。

    经过进一步查询分析，笔者发现，在大众传媒中，教师形象有被妖魔化的趋势。概括起来，传媒中的教师正面形象单一苍白，负面形象则五花八门：

    1、训诫者：作为最普及的大众传媒，电视中的教师（尤其是广告中）通常以古代私塾先生或英国老处女式的形象出现，手持教鞭或戒尺，戴着厚厚的眼镜，古板而严肃地站在黑板前面，不苟言笑，态度生硬。这类形象虽说不是对教师的丑化，但至少是固化，且不说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无怨无悔的红烛”等媒体自己偶尔涉及的赞誉不相符，而且与现今正轰轰烈烈进行着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要求的教师形象相去甚远。

    2、财富聚敛者：关于教师乐于聚敛钱财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通常表现如下：

    Ø 有偿家教：有些教师在课堂上故意不讲透知识，而事后对学生进行有偿家教，让这部分学生在考试中考出好成绩，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补课。

    Ø 乱编发资料：为了追求利润，不少教师乱向学生发放资料，有些甚至是劣质资料，错字连篇。

    Ø 过节收受家长红包或礼品。

    3、体罚者：前些年《东方时空》曾报道某山村有一个教学能力极强的数学教师，因为恨铁不成钢，让成绩不佳的学生生吞苍蝇，该学生家长愤而将起诉该老师，致使该老师受到行政处分，而他们一家人却同时遭到全村人的冷落和鄙夷，因为那位老师教得实在太好，只有他能让村里的孩子考上更好的学校。由于报道此事时传播者的态度模糊不清，也未能深入挖掘，加以引导，节目播出之后公众只记住有这么一个让学生吃苍蝇的老师也不足为怪了。此外，老师当堂殴打学生，让犯错学生互打耳光，把学生禁闭在小屋子里，让学生当众脱下裤子，排着队一个个让老师打屁股的报道不绝于耳。类似的报道多了，无疑灌输给公众这样一个观念：如今的教师根本就是一群暴徒。

    4、变态狂：2002年6月9日22时40分左右，云南省寻甸县羊街镇三元庄村小学发生火灾，有8名住校男生被活活烧死，其中年龄最大的13岁，最小的仅7岁。同时被烧毁的还有面积约330平方米的教室4间，学生宿舍7间。经侦讯，时年25岁的三元庄小学五年级班主任李文福承认由于心胸狭窄，一直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在校不但不被领导重用反而经常被学校领导批评，加之与其他老师关系不甚融洽，早就对学校心怀不满，因而实施了犯罪。我们不否认教师行业里也有品德卑劣者，我们也不否认记者在报道这一事实时对那些无辜的孩子怀有深深的悲悯，对行凶的教师满怀愤慨。但传媒人不应感情用事，而应理性考虑，这样的报道反复呈现会对教师这个行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5、禽兽、流氓：从见诸媒体的文字来看，对教师恶语相加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禽兽”教师、“色魔”教师、“魔鬼”教师……更有甚者，据《三湘都市报》报道，湖南益阳市资阳区、赫山区相继出台了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名列其中，令不少市民惊诧莫名。益阳市资阳区教育局办公室的甘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表示，他认为这条禁令合情合理：“现在报上不时刊有老师奸污猥亵女生的消息，我们觉得教育系统应该提醒老师。”而一位工作人员则无奈地说：“这都是让那些道貌岸然的禽兽教师给逼的呀！”“禽兽教师”，恶名所指，由某个具体的人泛化为一个群体，给所有教师无一幸免地背上了黑锅。退一步讲，某教师犯了罪，愤怒的人们将他个人称为“禽兽”一吐心中愤懑，尚说得通，但把这种恶名置于一个社会职业之前，则无疑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媒介的力量是巨大的。由于教育与每一个个人和家庭都息息相关，这样的报道一开始就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和热情。所有因这些新闻传播引发的包括学生和家长的谴责在内的“社会反响”反过来又立即成为新闻传播的新的资源，接下来，对这些再生资源的加工与传播又进一步引导舆论、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媒介在发出与控制这一“信息流”的过程中，不仅向社会公众报告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实的发展构造了一种新的环境——媒介所期望的环境。

二、教师境遇与媒体宣传倾向

    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教师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老师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在一些社会舆论中，“眼镜蛇”竟成了一些老师的代名词。部分家长已不再对传授知识的老师充满感激，而是牢骚满腹。有情急之中，和老师面红耳赤的家长，甚至有忍无可忍和老师对簿公堂的家长等等。

    2000年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教师来信《当老师还有什么意思》，立即引发全国范围内教师的大讨论，而实际上，“讨论”并非讨论，因为90%以上的教师发言中充满苦涩、辛酸的味道，虽然从事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他们却没有感受任何光辉与荣耀，相反，被夹在升学率与减负之间、应试教育体制与素质教育口号之间，同时承受着来自学校、家长、社会媒体的压力与指责，其中尤以覆盖范围广、影响力大的传媒带来的压力为最。用教师自己的话来说，“大众传媒从来不会雪中送炭，它们要么锦上添花，要么落井下石。”

    1、捧杀

    长久以来，教师被赋予过高的道德义务，教师和另外一个早已被特殊化的群体——医生一样，在选择该职业的瞬间已经把自己捆缚在一座无法依靠的道德冰山上。

    在媒体的正面宣传报道中，堪称教师楷模的教师或者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或者与家庭父母妻儿爱人逵隔多年，或者为了学生抛洒热血无怨无悔——媒体大加赞扬的教师典型往往是绝大多数教师无法重复的角色。为什么敬业就意味着要牺牲健康牺牲家庭乃至牺牲生命？为什么爱学生就意味着要抛弃自己的生活抛弃自己的兴趣抛弃自己的价值全天候地守候在学生周围？为什么高尚就意味着要自掏腰包为学生购买学习用品为学生垫付学费为学生家庭排忧解难？为什么做一个好教师就意味着要对别人人道而对自己最不人道？

    现代社会的现代传媒，竟然以封建化的倾向去树立道德楷模。在这样的舆论下，受众自然认为只有这样的教师才是好教师。所以现代教师几乎是最容易被证明不道德的一个群体。因为对这个群体来说，传媒树立的教师典型就像是吉尼斯纪录，大大超过绝大多数教师所能企及的范围。过高的道德不仅不能推广道德，反而推广了不道德。道德世界纪录是不能做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的。因为既然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就应该符合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力所能及的道德水平，使大多数愿意做有德者的人感到胜任愉快。也就是说，道德标准应该是一条大多数人都能达到的及格线。按传媒的标准，绝大多数教师都只能打个不及格，因为绝大多数教师都没有全天候在学校陪伴学生，都没有和自己的妻子父母天各一方，没有身患绝症仍坚持上课批改作业。

    传媒神化教师的结果只能是“捧杀”。教师一切合理的要求都变得“有碍师德”和“不合理”，他们必须“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他们不应该有业余时间，他们补课就应该是义务不收费的，所以他们要勒紧裤腰带，高颂“君子固贫”，而不能要求加薪，不能要求提高待遇，否则就是有损教师形象，就是贪图钱财。

    2、棒杀

    棒杀与捧杀如影随形。捧杀的另一端就是棒杀。正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一旦学生犯错，家长、社会的责任都可以悬而不谈，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却不容推卸。给教师道德社会定位太高，就导致任何的错误失误都不被允许。对差生只能“苦口婆心”，打是万万不能的，这不仅因为教育部有规定，家长心疼，而且一旦被媒体曝光，老师就俨然成了“素质低下”、“只会应试教育”的“恶魔”，成了伤害学生身心健康的“罪魁祸首”。

    体罚是不对，但媒体在批判教师的时候却从来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过教师的苦衷，他们没有看到，很多教师每天必须6：00到校，22：00以后离校，起早贪黑地早课、晚课、备课、讲课、批改作业，日复一日地谈话、教育、测试、分析、总结；他们也没有看到，绝大多数教师已经身心疲惫，愤怒失望、紧张焦虑、忧郁悲伤、辛劳疲惫长期积压，吞噬身心健康。或者说，即使看到了，也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当他们在棒杀教师的时候仍然理直气壮。

    3、误导

    2004年7月上旬，南京《金陵晚报》以一篇《南京的“高考之痛”》引发了一场尴尬的讨论。争论的起因是据说2004年高考南京本科录取人数比前一年少了600人（一个月后发现此消息有误），比例列全省倒数第一。于是记者做了文章，称为“高考之痛”。这种有倾向性的报道很具煽动性，一下子就把市民参与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有报道引用市民的话，认为素质教育没有用，教育局不抓升学率，南京的学校没有像苏北一些学校“死揪”（加班加点，拼命抓升学率）。报道中还引用一个学生的诉说：“高中三年学习中，学习教学只有80%和高考有关……学校用上课时间给我们组织社会调研、第二课堂等素质教育的内容，占全部学习时间两成多，但这些对高考都没有用，我真后悔当初浪费了太多时间。”

    类似不加说明的引用还很多，它逼使教育行政部门表态去做违背教育理念的事。其他媒体趁机发难，批评大城市的教师不如县乡级教师敬业，没有“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半一直在校陪伴学生”。讨论过后，南京教育局不得不与时俱进，被迫做出一个他们多年咬紧牙关不肯做的事：星期六上午补课。

    无谓的讨论导致倒退。对专业领域进行报道，需要传媒人具有相当的专业素养。但写出《南京的“高考之痛”》的记者显然并不理解教育，或者单纯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教育，一味寻求传媒的经济效益、舆论效果，自以为煽动起受众情绪，引发一场大讨论就实现了新闻的核心价值。殊不知这种对教育规律的无知只会让一场原本专业的讨论庸俗化，并使教育界力图弥合的一对矛盾进一步撕裂，迫使原本在全国实属典范的南京教育脱离素质教育的轨道，融入应试的浊流。

    4、片面化

    长期以来大众传媒对教师这个群体的报道除存在以偏概全、严重失实等现象之外，还有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片面化。媒体不是全面报道这个群体面临的生存状态，而是断章取义，掐头去尾，剥离教师的生存现实。

    南方有一所省重点中学前不久堂而皇之地引入了一台指纹机，以供教师上下班画卯用，但是这样的生存状态从来没有记者去关注，这种对教师人身权的侵犯、对教师人格的极端不尊重现象也从未见诸报端。媒体的根本责任不在于、或者主要不在于让人们看得好看，精彩和过瘾，而在于环境守望，真正成为人们的信息管家、时事顾问。然而，现在绝大多数媒体并没有真正担负起环境守望的责任，甚至从未真正负责地满足过大众的知情权，他们关注的永远是哪里的老师今天打了学生，哪里的老师昨天逼死了学生，哪里的老师又强奸了学生。这就进一步恶化了教师的生存环境，让教师在指纹机的魅影下苦苦挣扎，别无出路。而舆论在制造了这样一种不良倾向之后，又继续以更多的事件和场面来固化大众的观念，让大众以为现在的教师真的就是一群坏蛋。

三、传媒宣传教师形象所持倾向的原因探究

    媒体对教师的不友好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澳大利亚，中小学教师地位不高一直是困扰教育的一大问题。为了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形象，促进教育发展，增强澳大利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澳大利亚教育联合会（Australian Education Union,AEU）于1997年5月向澳国会参议院就业、教育与培训和青年事务委员会（Senate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 Committee）提交了关于教师地位现状的调查报告。报告详尽分析了影响学校与教师地位和形象的各种因素，其中媒介的偏见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对教师形象的消极报道经常见诸极端，而且很明显带有极端性和偏见。大多数情况下，对学校和教师的攻击是错误的、未经证实或带有政治倾向性的。

    例如，克里斯托夫·班地克（Christopher Bantick ）在他的文章《教学现实》（Teaching Reality），中评价道：“总的说来，教学是一项低技能、低冒险的专业，在智力上要求也很低”，“长长的假期就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实惠，而其他工作很难有如此之长的假期。”（《信使报》97.3.4.P15）同样，弗兰克·代温（Frank Devine）的《孩子比教师的自豪感更重要》（Kids Matters More Than Teachers Pride ）（《澳大利亚人》97.3.20.P11 ）也表明了他对教师与专业有关系的“自豪感” 的十足无知。

    这两个例子说明澳大利亚媒体把“诋毁教师”变成了一项“运动”，在当代中国，情况极为类似。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媒体对教师持如此态度？

    1、教育是民族的未来，媒体的批判态度显示出媒体受关注教育、监督教育的使命感驱动，试图肃清教师队伍中的不正之风，清除害群之马的初衷。

    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媒体良好的初衷，我们要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了揭露了教育内部的一些黑幕，也使教师中间的那部分害群之马无所遁形。然而，站在新闻传播规律与新闻职业准则这一基点上，我们不能赞同媒体这种一刀切、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这种态度事实上导致了传媒权力的不恰当使用。媒介能够通过对新闻选题的决策和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在社会公众中设置议程，虽然它们不能决定社会公众怎样想，但可以决定他们想什么。掌握着媒介话语权的人，可以通过对报道内容的选择、报道规模的把握和报道方式的灵活运用，将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些正在发生的事件上，甚至很巧妙地去激发他们的情感，诱导他们的行为。问题是，当媒介面对那些复杂的现象和问题的时候，应该以怎样的立场和原则来决策和规划我们的报道？在情感和理智相矛盾的时候，媒介站在哪里？在面对需要关怀的报道对象和同样需要关怀的社会公众的时候，媒介倾向于谁？

    2、进入营销时代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使媒体想方设法吸引受众注意力。

    今天，几乎每一个传媒中人都在关心和议论媒介如何在激烈竞争的传播市场上抢摊占位、拓展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操作性问题。竞争的激烈意味着传播领域有大量同质重复的东西“滞销待售”，它意味着受众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不选择的余地。中国的传播业已进入了“营销时代”，任何传播媒介都必须在不进则退的市场竞争中苦心经营，失去受众意味着失去一切。因此，如何有效地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并且将这种注意力稳固地维系下去，便成为现代传媒在市场竞争中殚精竭虑的焦点所在。

    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教育是一个长销的卖点，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曾经、正在或者将要和教师、学校打交道，通过媒体获得对这个领域的全面认识是大众弥补自身认知资源缺失的最佳途径。但是由于对教师或教育现象的正面宣传报道难以找到新鲜的切入点，为争夺受众的注意力，媒体不得不挖空心思寻找新的突破点，甚至进行新闻造假，新闻炒作，从而导致妖魔化教师的倾向出现。

    3、受众对信息回应能力的缺失，使社会对传媒信息传播的制约力十分薄弱。

    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教师明显处于弱势，尤其当他们面对强大的传媒时，更显得无能为力。当然并非所有的媒介都对教育都进行消极报道。但教师总的看法是：媒体对他们不友好，把他们当作一个可以随便打的靶子却不给他们以任何争辩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体显然在滥用自己的权力，他们以自己所理解的“教育良心”“教育道德”为出发点，人为地干预、诱导甚至操纵公众的心理期待，不时引起社会轰动，媒体的经济效益也直线上升。但这种现象实际上掩盖着更大的危险，媒体固然可以选择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但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任何新闻传播活动的策划都应建立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策划者对于规模、形式、结构、手段等的决策和谋划，都应该以全面准确地表现事物原貌为主旨，而不能以剥夺报道者的声音为自己赚取一时的利益。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应该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也经得起任何人拷问的。

四、传媒在报道特殊领域时应遵循的原则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指出，在报刊与公众之间，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们往往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它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他借用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术语说，即时报偿新闻（如丑闻、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部分公众重新陷入愚昧状态而不自知。这实际上说明，一个走向现代化、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如果缺乏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公共与专业伦理，那是不可想象的。

    因而，对于教育这样一个专业领域，对于教师这样一个专业群体，媒体在遵从职业规范和社会通用伦理道德的同时，更应该秉持一种审慎的态度。

    首先，媒体的舆论导向是至关重要的，如今虽然舆论环境相对宽松，但是媒体的基本道德底线决不能降低，这恐怕是最起码的要求。

    其次，媒介的倾向和情感应该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尊重事实——所有的事实和事实的所有细节。这不仅是社会公众对媒介的基本要求，也是媒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我们不能低估社会公众的判断能力，尤其是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信息流通渠道剧增的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通道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利，也越来越善于分辨和思考，他们对媒介的批评意识在不断提高，新闻信息的不全面或不准确可以迅速导致他们对媒介的不信任，而媒介公信度的下降则意味着受众的背离、市场的丢失，以及媒介所有功能伴随这种背离和丢失的削减，包括我们所期望的“舆论引导”作用，也将因此成为泡影。

    最后，负责的传媒应该永远以一种冷峻的理性和社会情绪保持一定的距离：“哭的时候，不要哭出沮丧；笑的时候，不要笑出狂妄。”人类有看热闹的心理本能，传媒不要助长这种本能，这样，才会使人远离动物性。如果媒体总是不负责任地过渡渲染教师中个别害群之马的不良行为，不负责任地导引社会舆论，让教师在这样的舆论包围下，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生存压力日益加剧。那么，既然社会、学生和家长对教师不尊重，教师就会对学生、对社会不尽心尽力，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地演变，并将使所有的恶果都显现在一代又一代学子身上，这其中也必然包括那些制造不良舆论者的后代。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是一种最坏的然而并非最不可能的预计，我们期待理性的、客观的媒体，它要平衡社会情绪，提示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它和受众之间是诤友，益友和挚友，而不是酒友，腻友和狎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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