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天赋与语词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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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天赋与语词化能力



——王炜炜小说《漂亮不等式》及其他


作者：吴励生





    还没有读王炜炜的小说《漂亮不等式》（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的时候，我先是读到了关于这部小说的一篇评论，称其是一部“职场小说”。老实说，什么叫“职场”？我很有点莫名其妙，就如同“技术官僚”的称谓一样。也如同“中产阶级”的说法一样，是颇让人心存犹疑的：中产阶级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我们的公民社会的根基又在哪里？待我完整拜读了《漂亮不等式》，如我所料，几乎没有丁点的什么“职场”感觉，充其量不过是一部“官场小说”的变种。众所周知，“官场小说”在我国颇有传统，所谓晚清时期的谴责小说们便是，著名的就有《官场现形记》等等。也早有鲁迅先生等人的定论，便是“谴责”多于“审美”，也就是说审美价值不高。好在王炜炜的写作不是出于“谴责”，而是出于审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多少是出于女性视角的审美。这便有点不同凡响。

    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甚至可以认为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对传统而又现代的男权社会的控诉。可惜的是王炜炜并不自觉，而仅仅是出于本能。因为在我看来，控诉不等于就是谴责。因为谴责常常出于孤愤，控诉则应该出于立场：出于女性立场，出于个体立场。精神指归也不同，后者的写作显然带着语言改变现实的愿望，前者则多少不甘处于边缘的嫌疑。

    但王炜炜显然并不完全出于女性立场和个体立场，关心的是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而且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在进入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的特殊遭遇与境遇。而这个“社会”实际上便是具体而微的官场的缩影：单位。我们的科层制度，随着现代化浪潮也许面临转型，而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位”恰恰是转型的最大障碍。因为这个“单位”就同曾经束缚着农民的“土地”一样，而今仍然束缚着中国城市相当大面积的人群，使得他们的选择自由受到了最大威胁。所谓谁能控制你的生存谁就能控制你的意志，一个人的命运常常便操控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的手里。年轻性感的林琳大学毕业后回到穷乡僻壤的家乡小镇，她企图改变命运的最大本钱便是自己的身体，于是她把目光从镇所领导、县局领导盯到市局领导省厅领导乃至省领导，从口才攻关陪酒攻关乃至身体攻关，无所不用其极，目的也一个个地达到，几乎屡试不爽。唯独遇到市局新任局长李方不灵了，却发现原来这个外地来的交流局长是另有所钟，钟情于她的同事也是高中同学的君子。君子与林琳号称市局的一红一白两朵玫瑰。君子洁身自好，始终守着内心的一份美好情感，刀枪不入，现在却成了林琳实现她“抱负”的某种障碍。尤其是小女人的那种心计和阴损，以及莫名其妙的妒嫉，使得林琳不惜与腐败的副局长卢健狼狈为奸，共同设局陷害李方和君子。尽管后二者的所谓“韵事”属于子虚乌有，只不过是在彼此的心底里有那么一点情感波澜罢了，然而带给君子的打击却几乎是毁灭性的：男朋友江枫一怒之下远涉重洋，李方的太太大闹碧水市……等等。作者的爱憎与褒贬，通过我上述简单的复述，便能一目了然。

    王炜炜显然很善于叙述故事，而且两朵“玫瑰”的命运在故事安排之中显得颇为跌宕起伏。更具匠心的是诸多细节安排，以及伏笔、铺垫等等，比如李方夫妇同练“庞中华硬笔书法”，比如不追到君子不剃掉长发的小男孩张磊，比如林琳与个体户大壮以及大壮与他的前女朋友丽娟的关系，和自己大学期间跟校长的儿子的关系，等等，常常能够起到或彼此呼应或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毕竟，作者太过于全知全能了，这样反而影响了小说揭示社会心理的深度。许多原本不是那么容易参透，也不是那么简单能够解释的社会现象，在王炜炜笔下都太过容易解决了。比如副局长卢健的腐败是那么容易地就落入法网，比如君子最后想当那个志愿者参加“扶贫接力计划”，以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最需要的人”等等，即便是社会学课题，也不是能够那么轻松地求解的。而且好人好报、恶人自有恶果的因果报应也是导致问题过于简单解决的重要的一个方面。尽管让林琳最后嫁给的某省领导公子是个性无能，似乎也便是林琳这样虚荣、狭隘、阴暗、毒辣的女人的最好去处。

    然而，你又不能不承认，君子和林琳确实是王炜炜着力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两个人物。

    其奥秘在于，让这么两个年轻女人在那个特殊而又普遍的环境里面，按各自的性格以及行为逻辑生成故事，其细节的真实成为成就这部小说的关键。而作者过于明显的倾向反倒成了这部小说的败笔。因此，假如王炜炜能够更多出自自觉的女性立场，然后随着个人立场的调整对小说视角做出相应的调整，然后在小说技术上再做适当刻意的打磨，那么，这部小说不仅可以跟已经出现的众多有着清晰女性主义诉求的个人化写作拉开距离，而且在人性深度和社会心理深度等等方面，必将得到更加入木三分的揭示和剖析，小说的力度也就会完全不同。

    确实，王炜炜具备有洞察人性与心灵的恶的明显天赋。这种天赋对于小说家来说，极为重要。我国当代小说史上，（鲁迅不用说）张爱玲的这方面天赋极高。但是张爱玲的这种天赋是跟她的语词化能力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在张爱玲笔下的1930年代那种腐烂而又奢靡的生活，跟她的略带颓废慵懒而又涂脂抹粉的湿漉漉的语感，有着相得益彰的效用。王炜炜的语词化能力却在她结构故事的时候多少发生了一些冲突和失效，也就是说，假如能够适当淡化情节，基本忠实于自己的生活感悟并把这种感悟语词化，我想会是另一重艺术景观。因为王炜炜小说中,也一样透露出了一种经过“现代化”了的官场文化的腐败之气，而且王炜炜本人显然对这种生活还颇为熟悉，对这种生活的透视能力也堪称到位。更重要的是，她对具体而微的人性恶心灵丑的洞察与把握，都是活生生地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一些人物以及行为，俯拾即是，我们耳熟能详。她笔下的人物虽然恶毒，也有她恶毒的合理性，如林琳；虽窝囊，却也有他窝囊的理由，而且还有发泄这种窝囊的办法，如老张（《老张同志》，载《刺桐》2004年第2期）；虽卑鄙，但也有出于生活逻辑的荒谬才导致的行径的丑陋，如《短信时期的爱情》（载《福建文学》2004年第7期）中并没有真正出场的那个发短信者；虽风流，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并非不可接受，王炜炜新近写作的《一个女人的舞蹈》，仍然是她拿手的底层小人物如何搭车过桥，混了个人模狗样，然后风流韵事发生了。此篇新作在人性的复杂性的刻画上有着明显的突破，虽然对女主人公林云的那种小市民式势利庸俗的嘴脸的把握跟《漂亮不等式》中的李方局长的太太杨烨差不多一样准确：就有着那么个小处长的父亲或者叔叔，就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得的家庭背景，对农村出身的丈夫颐指气使，动辄打骂，可一旦发现丈夫有了这方面的事情，那种心里落差弥漫出来的滔滔洪水，既淹没了自己，也淹没了别人。但是，这回的风流韵事跟李方的不同，赵铭不是出于寂寞，甚至根本就不是出于风流，而是他重新回到了此前为了赶上林云的“这趟马车”（以便出人头地）被他甩掉了的前女朋友（一个纯朴的乡村女教师）丽娜身边，因为丽娜生下了当年跟他在一起时留下了的种。仅仅是出于重男轻女么？或者是出于赎罪还是感恩么？或者干脆是出于责任和义务？但是他对现任妻子与女儿，难道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吗？那么，究竟该反思的是男主人公赵铭？女主人公林云？究竟该忏悔的又该是男或女主人公？

    这似乎是一道谜。谜底在哪？或者而今的生活本身本来就没有了谜。 或许我们应该问：我们的这个社会和我们的这个时代，究竟怎么啦？

    王炜炜即便不回答，答案本来也是明摆在那里的。实际上，王炜炜根本无须回答的。她只需要把自己已经感觉到的已经体悟到的东西，寻找一种更适合于自己也更适合她所要表达的东西的形式，然后把自己已经可以得心应手的语词化感受，避开对她的叙事多少已有些伤害的旧有框架，更加有效地放大出来，足够了。当然，按我一贯的主张，个体性立场殊关重要。作家跟社会现实本来就应该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尤其是面对当下，还有个体的历史境遇与现实境遇确实需要我们操心，假如我们不能批判什么，至少也应该做出自我拯救。文学应该有文学的精神，起码也应该是我们为了实现各自的文学理想而做出努力罢。

    但愿这些说法对王炜炜来说不是苛求。

   那么，王炜炜在此基础上做出新的突破，就不应该是像惯常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是希望了。


                        
                                                                                        ——2005年6月3日完稿


                                                                                   （此作载[河北]《读书时报》2005年7月1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