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的精神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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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的精神魅力

——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

                                                           程嘉琦

　　非虚构，顾名思义，写的内容不再是作家凭空臆想出的情节和人物，它要求生活以原貌进入文本的同时也允许不对真实构成威胁的艺术勾勒，并要求文本具有一定的批判色彩。当文学以“非虚构”的姿态出现时，它与现实、与人类的距离就会被无限地拉近。《中国，少了一味药》是慕容雪村新近发表的一篇非虚构作品，这篇作品的取材、创造意义以及作者的勇气和责任感都给非虚构文本提起一口气。

　　慕容雪村深入传销窝点，卧底二十余天，亲身经历体验传销者的生活，获得第一手的富有真实性的写作资源，创作了这部《中国，少了一味药》。传销是一个敏感的词汇，它与违法拷在一处，成为一个足够吸引眼球的关键词。当然，如果只是利用了“传销”的敏感性的话，这篇作品只能登在八卦杂志，而慕容雪村不仅用平实的文字记录了二十余天的见闻实感，而且在这种平实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精神冲击。他用比新闻报道更富情感色彩和形象性的讲解，勾画出传销组织的结构框架，清楚地申明这场“黄金梦”中只能有极少数的受益者，却有无法计数的受骗者。

　　非虚构文学有别于新闻报道。出于职业性质考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传销人员只能成为一种非法符号，而不能引起旁观者的精神波动，文学恰恰填补了新闻的这点空白。慕容雪村将传销组织中所遇见的人物都标记上鲜明的特点，非法符号变成了鲜活的生命，这些人给读者的震撼就更强大了，小琳、嫂子、王浩……他们不再是无生命实体的符号，而是真正活生生的人物——如果你生活在上饶，说不定你还曾经与他们擦身而过。真实的生活来源让读者嗅到生活本真的味道，这远比“远离传销”的电视宣传片更能直入人心。

　　非虚构文学的中心词还是“文学”，文学应有的社会责任依然是不容忽视的组织细胞，正如《人民文学》编者所言，“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慕容雪村确实带着一份忠诚、一份责任在行动，不管他只身卧底传销组织的初衷是出于好奇，还是寻求刺激新鲜的写作材料，但当他将这二十多天的经历组织成文字时，他还是不由得地在自己的肩上扛上了社会责任感，这点在他的行文中有很明显的印迹。在最初几天的行程中，“我”只觉得这些传销人员可笑，认为“这是个收集‘笨蛋’的游戏”，漏洞百出的传销手段和策略竟然能被他们毫不怀疑地遵循。但随着卧底时日的增加，慕容雪村已经开始大段大段地议论和抒情了，他已经无法置身事外做一个没有情感倾向的解说者了，传销组织对无知民众的欺瞒和控制，令他想起了为虎作伥，想起但丁幽冥的九层地狱，想起《基督山伯爵》里黑心的腾格拉尔，想起柏拉图的灵魂三要素，想起战国魏将乐羊的故事，想起亚瑟·史密斯对中国人特性的分析……他“把一切制造愚蠢的恶棍都视为平生之敌，永远不会与之同行”。同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面对民众的愚昧无知，慕容雪村大声叫喊，盼望民众从麻木中醒悟，在这方面，慕容雪村无愧于“作家的真诚”，而所谓的“作家的真诚”，在这里则是指非虚构作家“在主观上自觉地努力保持(实现)对生活(所反映的对象)客观全面、公正的报道与评价”。

　　当然，正如编者所说，非虚构最忌讳作家以圣人的姿态，发出救世主般的议论和抒情，“热衷于确立自己的主体形象”，好在慕容雪村始终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适当的身份位置上，他的“无能为力”给这篇作品增添了一份沉重和思考。他的举报并不顺利，他的举报也没能彻底端掉那个传销窝点，他对小琳的精神解救也同样失败，传销组织的人们“还在吃三毛五的菜，睡着一扯就烂的棉絮，却依然抱着那个五百万的绝望之梦”。这就是现实，残酷的现实。慕容雪村不是执法者，不是政府高官，他只是一个作家，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职责不是提出解决方案，不是设法消灭传销窝点，他只能将事实真相码成文字，用事实警醒民众。

　　《中国，少了一味药》在非虚构外，给了我们另外两个思考，首先，是有关底层的思考。近年来，底层写作以各样的方式进入写作者和评论者的关注视域，《中国，少了一味药》以非虚构的方式，给底层写作带来一种生存伦理、价值的悖论，理想与现实的错位给扭曲的底层生存带来的苦痛足以让知识分子发出不平之鸣。其次，是有关文学取材的思考。对于慕容雪村孤胆只身卧底传销组织的行为评价，并不能放在文学视野中评判。在多元化的当今社会，可入文学谱系中的元素也走向多元化，我们欢迎写作者以多样的模式和内容来润色文学本身，但绝对不能以多元化覆盖文学的本质性的精神，因为写什么并非出自外在的压力，而是关系到作家对精神价值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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