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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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百年祭


作者：张云江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停止科举，“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这项沿袭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就此寿终正寝了。青衿黄卷，三更灯火五更鸡，曾经寄托过多少读书人梦想的科举，就在人们轻微的叹息声中变成了历史陈迹。
隋唐科举取代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就是一种绝对的进步。汉代征辟“贤良”、“孝廉”，“乡居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1]社会舆论对国家官吏的任用尚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至魏晋时期，门阀大族兴起，乃有“九品中正”之设立，此种制度固然流弊甚多，但诚如顾炎武所说，“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2]他举了陈寿、阮简、温峤、张率、谢惠连等人因为内行不谨而被废黜的例子，以证明“清议”的作用。可见“中正品第”的鉴定，自有其严格的标准，并不是私情甚至皇帝的意见所能完全干预的。而且“九品中正的用意，依然是使皇帝不敢私人才予夺之权，士大夫不敢放佚恣肆于社会之上。知识分子依然是站在皇帝与老百姓的中间，发生一种贯串平衡的作用。其自身即在此贯串平衡的作用中，对政治保持了相当的尊严，维持住若干的人格。”[1]
科举制度打破阀阅门第对国家官吏更替的决定权，与“九品中正制”相比，在选拔制度的公正性、考试技术的严密性及参与竞争的开放性上，可谓远迈前代，但其设计理念与所能达成的效果却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堕落：品第鉴定与人的品行有关，而科举只与文字有关，这就诱使天下读书人以有限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只在故纸堆中讨生活，除了读书以求“受禄于吾君”之外，别无其他出路；品第鉴定与社会清议有关，科举却只与皇权有关，士子如果得中，那是皇恩浩荡，从此官吏之任命全由皇帝说了算，社会舆论无从干涉，官吏也只对皇帝、官僚阶层负责，社会舆论也就对官员的操守无从监督；品第鉴定可以敦促一个人高尚其志，讲究气节，而举子读书之始即存一干禄之心，自媒自货，少有廉耻可言，“科举的学问腐蚀了人们的头脑，不少学者只是为了抄袭才阅读诗文，他们根本就不理会培养自己的道德水准和自我克制是多么地重要。”[2] 乾隆自己也承认，“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习难返。”科举所预设的成败霄壤云泥的巨大反差，也容易造成士子的人格分裂；
另外，明清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看似对圣贤经典的推崇，实际上这种工具化的做法使得文化的神圣与纯洁性受到严重的玷污，儒家经典也在“教材化”中失掉了真义，可以成就人之道德的文化精神“沉没浮荡无所附丽”，而只能一切惟皇权是尊。
总而言之，科举考试使得官吏选拔制度的技术性增强了，但却是以破坏文化应有的建设作用为代价的。顾炎武将科举比作“焚书坑儒”，颜元称科举“灭儒道，毁人才，阨世运，害殆不可胜言。”科举在客观上使得读书人之灵魂，社会、官场、文化之风气日近于卑污。
播下龙种，收获的都有可能是跳蚤，科举一开始播下的就是跳蚤种，又怎能期望它能有龙的收获呢？科举发扬了中国文化固有的劣根性一面，流毒至今不可收拾。明清出现的种种弊端，不过是科举这个“利维坦”内在毒瘤的必然发作而已。
科举是考试技术的胜利，于是防止作弊成为科举的重要举措。在宋代就有“传义”、“换卷”、“易号”、“卷子出外”、“誊销灭裂”等作弊手段，到后来更是层出不穷，如“夹带”、“雇抢手”、“垫塞”、“传递”等不一而足。于是种种防范措施也日趋严密，“问先察貌，索结登车，巡视搜检，解衣跣足，而名而应，挫辱不可殚言”，“穷微索引，无所不至”，“解发袒衣，索及耳鼻，” 举子被查如盗贼，被驱如牛羊，被拘如囚犯，在寒风刺骨的棘围中席坐听侯点名，在屎尿味弥漫的号房内代圣贤立言，在昏昏暗暗的灯烛下为生民立命，而且还希望他们普遍具有圣贤志向、道德情操，天下还有比这更为滑稽的事情吗？朱熹认为这是“上之人分明以盗贼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满清入主中原，更在八股之外，再加上“读上谕”、“恭默圣训”等，以加强思想教育，这样读书人的“盗贼性”之外真的又多了一层“奴才性”，使得其品德日趋于卑贱，个人廉耻无从保障。”“这一盗贼性格的集团，在社会必奸盗社会，在朝廷必奸盗朝廷。”[3]
举子参加科举，他对考试技术、技巧的重视也超过对经典的理解。背诵四书五经，学写八股文、临摹馆阁体书法是举业必备的训练，清代各级学校都是以此三者为日常教学内容。人们对举业技术性的关注甚至达到某种偏执甚至变态的程度，例如对“字体”的重视，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中说，“我朝开科取士，乡试会试外，大率以字居多。殿试则是取字，朝考亦然。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京师之人相见问曰：近日用功否？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中国文化对书法格外重视，也是有科举技术运用背景的。《纪闻类编》中云，“上以此求，下以此应，聪明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八股之中，岂不可惜？”
科举的“工具性”本质使得它的神圣性日趋黯淡，许多环节开始出现问题，许多人把科举看作一条敛财之道，考官更是监守自盗。薛福成《庸庵笔记》云：

“当咸丰之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广众之下不以为讳。……又有无耻之徒加识三圈五圈于条子上，倘或中式，则三圈者馈三百金，五圈者馈五百金。考官之尤无行者，或歆羡之。”
清朝“科场三大案”中皇帝屡诛大臣，“咸丰戊午科场案”甚至杀掉了大学士柏俊，但考试中的腐败现象依然严重。考试过程中“非程序化、非道德化”的东西越来越多。清朝中晚期，随着考试人数大增，阅卷量加大，竟有判卷“短快明”之发明，《庸庵笔记》中云：

“今之督学使者，按临各郡考试童生，每次须分十余场，往往因公事繁冗，期限迫促，不能从容评阅，悉心搜校。……闻昔学院有以‘短快明’三字衡文者，大抵交卷愈快愈妙，篇幅愈短愈妙，而意义则取明白轩爽，题纸一下。不可构思，振笔疾书，奔往交卷，取额一满，则不待终场而出案，往往考者方据案咿唔，研磨润笔，忽鼓吹聒耳，龙门洞开，始知出红案也，乃皆踉跄不终卷而出。”

那只曾经金光闪闪、炫人眼目的“钓钩”渐渐地就锈迹斑斑了。科举原本是统治者诱人入彀的垂饵，“士大夫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垂饵与入彀的关系，这已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渔猎者与动物的关系。”[4]问题是在非常时期，“渔猎者”动辄拿这支神圣的“钓钩垂饵”换钱，——朝廷在国家财政困难时会出售功名和官职，而且这种风气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愈演愈烈，这些由“捐纳”、“军功”出身的“异途”分子剥夺了许多正途出身者的机会，“富家之子不读书而可列于朝廷，贫窭之士抱学问而终困于朝野。”由此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出现严重堵塞，以致造成种种问题，何德刚在《客座偶谈》中曾总结说：

“有清时代，一科举时代也。二百余年，粉饰太平，祸不作者，不得谓非科举之效，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大抵利禄之途，人人争趋，御世之术，饵之而已。乃疏导无方，壅塞之弊无以宣泄，其尾闾横绝至不可收拾。末季事变纷歧，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

何德刚认为清末很多问题直接间接由科举而起，让人想起明末的一个笑话，崇祯在煤山吊死后，有人用贴红纸榜书于大明门上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文顿首拜。”将明清亡国责任完全推到科举头上未免太过，貌似“神圣”的科举在“渔猎者”心目中始终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

科举的最大弊端在于它使得士大夫阶层道德出现危机。原本按照儒家的理想设计，士大夫阶层有化导乡俗的责任，是整个社会伦理的教化者与道德底线的维持者。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在形式上与精神上控制士人、折磨士人、糟蹋士人”，使得“士农工商”中，“‘士’的人格最为破产”，[5]乃至于“今士人所聚多处风俗便不好”，袁枚竟有“士少则天下治”的说法，因为“担负道统以立人极的儒家的子孙，多成为世界知识分子中最寡廉鲜耻的一部分”[6]。满口满纸的仁义道德，竟培养出如此之多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假圣人”，岂非咄咄怪事？《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等对于读书人的讽刺，并非仅出于虚构，而是有社会现实基础的。黄儒炳《续南雍志》中记载了明朝中期的一桩奇闻：万历年间，监生茅迪吉、沈德谦等人恣行凶暴，对某祭酒的仆人大打出手，“榜掠无数，以绳系持其足，续以水灌之，几于非刑。”祭酒听说后，急忙派皂隶去救，结果也遭到殴打，再派典籍去劝教，也遭到辱骂，“狂呼慢骂，无师生之体。”在国家最高学府中会出现这样的场景，真让人啼笑皆非。当时有大量无赖、学棍通过捐纳进入各级学府，“秀才”二字几乎成为流氓、暴徒的代名词。这些无赖将来进入仕途，不武断乡曲、贪污横暴、鱼肉百姓才怪。顾炎武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明末李闯、张献忠等人对士人、缙绅的疯狂屠戮，可以说是士大夫阶层此种道德破产必然要遭受的报应。中国古代社会由此种士大夫阶层负责道德风气的培养，其结果可想而知，鲁迅《狂人日记》中“吃人”的比喻，绝非仅是一个狂人的臆想。

科举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它严重伤害了文化的权威与神圣。清末西学渗入，中学节节败退，当时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严格分析起来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中学有“体”可言吗？儒家学问及精神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体”，但在列文森充满睿智洞见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却说道，“在这个被综合过的文化中，中学是体，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它又是作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即‘用’来使用的。……事实上，中学之所以被珍视，是由于它具有进入仕途之敲门砖的功用。”[7]科举制使得中国学术、文化“体用”不分，以至于中国千多年来一直缺乏真正严格意义上“体”的学问，——某种具有超越性、绝对性、对一切人普遍具有约束性的真理存在，结果失“体”丧“用”，两者一无所获。于是我们看到，“从19世纪40年代的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到20世纪初引进西方教育制度，这表明越来越多的曾经是中国之“体”的东西，为了维护更深层的内核，而被清除出了中国之体的范围。”“现在它（儒学）的功用被剥夺了，其‘学’也就必然枯萎。”[8]此种由“体”之长久丧失而造成的“教”之亚真空状态，在西学的冲击映照下显现无遗。张之洞等人曾经满怀信心、充满底气地侧身一退，没想到心中最为坚固的屏障竟是虚无，虚无的下面是万丈深渊。儒家学说最终随着科举制的停废而由土偶木像变成游魂野鬼，西学长驱直入，无往不胜，由“用”而谮越为“体”，开始占据中国人生活、思想的方方面面。现在国人精神文化上时常感到处处掣肘、进退无据，不能不说也是拜此所赐。

科举在百年前已经寿终正寝，但今天似乎它的鬼厉之气仍在到处弥漫。今以此文祭之，愿其魂兮归去，早日入土为安！

注释：

[1] [3][4][5][6]徐复观：《徐复观文集》（一）137、142、140、146、11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2][7][8]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完稿于2005年12月9日

附记：写完之后才发现时间不对，已经101年了，只好压在箱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