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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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写散文

   熊召政 新民晚报2006-08-23

　　一个人要想改变单调乏味的生活，最好的办法便是旅行，那些异域的风俗、陌生的风景，会给你带来感官的兴奋以及完全不同的精神体验。
　　当然，这旅行也有两种：一是在大地上，二是在历史中。大地上的旅行，既有风物，也有风景；除了风俗，更有风情。耽于其中，你不但可从南方的小桥流水中，体会温婉、静谧与浪漫；更可在北方的坦荡原野上，品味磨剑的黄河与侠士的幽燕。历史中的旅行，情感的世界往往更加复杂。无论是荆轲的匕首还是怀素的羊毫，是项庄的舞剑还是嵇康的古琴，是辋川别业的夜半清风还是东林书院的朗朗书声，是郁孤台的怆吟还是菜市口的鲜血，莫不都在刺激我的神经，检验我心理承受的极限。
　　熟悉我的朋友们都说，近十年来，我好像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年轻时我满肚子的不平之气，好像时刻都会爆裂炸毁我自己。1982年，我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如果人民给我一枚雷管，我的诗歌就会爆炸；如果人民给我一支牧笛，我就有吹奏不尽的柔情。”奇怪的是，那时候，好像满世界都在给我送雷管，而没有什么人给我送来牧笛。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愤怒出诗人”是至理名言。尽管我的老师徐迟在给我的诗集《瘠地上的樱桃》写的序中明确指出：“我们常说诗是战斗的武器，并不是真把诗当作一件砍杀的家伙。”他对我当时的创作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但是我听不进去，每天进入创作，就像战士进入壕沟那样。
　　愤世嫉俗似乎是文人的特质，因为我们总是习惯在第一时间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作感性的发言。并且自认为这就是忧患，这就是对生活负责的态度。等到我四十岁之后，年龄使然，促使我对自己走过的人生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持续了几年时间，因为一个缺乏阅历的人，是没有能力进行反思的。所谓阅历，包括人生的经历和书本知识两个方面。
　　谢天谢地，进入中年以后，一是因为有了一点积蓄，可以满足我到世界各地旅行，二是我喜欢上了历史。我的生活，便在两种旅行中交叉进行。1996年波黑战争期间，我们到了贝尔格莱德，看到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与人民，我忽然感到，此刻，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是何等的幸运。因为写作《张居正》，我研究了大量明史典籍，当我看到晚明的嚣乱以及山河破碎骨肉分离的景象，便对古人“宁作太平犬，勿作乱世人”的呼号有了深刻的理解。由此对当下的生活，我不但产生了感激，更产生了责任。
　　表达我的这种反思，散文比之小说与诗歌，来得更为直接。这就是我近年内，在写作《张居正》之余，还写了这么多散文的原因。可以说，散文帮我完成了人生的反思。所谓脱胎换骨，就是我的写作动力由恨变成了爱，由愤激变成了宽容。这并不是说，我从此漠视社会上丑恶的东西，而是愿意用积极健康的方式，来审判这些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