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八十年代（陈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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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八十年代（陈祖芬）

陈祖芬

　　心中激荡起
　　改革开放的浪潮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书店里出现了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等以前我从未接触过的书，叫我这个刚刚走出六七十年代的人，心里真正激荡起改革开放的浪潮。
　　激荡起来的中国大陆，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海南有戏言：一片树叶掉下砸死3个经理。改革开放，对于民众，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壮大自己同时就壮大了国家的使然。
　　1986年，我在北京的一套两居室，月租费不到6元。但电话的月租费涨到15元，一部电话的月租费几乎可以租三套两居室。可想而知当时的装电话难，信息交流的难。
　　短缺经济时代，最短缺的是思想，是精神。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管委会进行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答辩。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
　　袁庚提出的许多观念，在21世纪的今天温习一下，心情还是会激荡起来。我采访袁庚与他分手时，按照国人的习惯，谁大谁先行，官员优先。任何文艺活动，经济活动，出现在新闻报道里的，首先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官员的名字。那天，我当然地让袁庚先上他的车，但是袁庚却一定要我先上我的车。我明白了为什么百年中国，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民主（先有平等竞争，后有民主气氛）的阳光，在蛇口尤其灿烂。后来，2008年，我非常喜欢俞可平的话：“民主是个好东西。”
　　有句话叫：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八十年代，我从1981年开始，年年南下去深圳或广州。那时没有互联网，我只能把自己当邮件那样发过去，去吸收最前沿的观念。生怕一年不去就落后了。
　　直至跟着小平同志去南巡。
　　当然我没有直接跟着小平同志去南巡。我只是在小平同志南巡的第六天，紧跟着独自去“南巡”了，而且明白，从此我们就这么走下去了，就记牢小平南巡时说的话：“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距今不过十来年前，1987年4月10日《北京日报》头版，醒目刊出大标题：《如今，北京城里人，平均一天一个鸡蛋》。今天能想象一个鸡蛋能上报纸头版吗？  
　　商品的零库存，是数字时代的先进标记，但是一个社会人，不能零库存。2008年5月，报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呼吁关注我们的“20世纪遗产”。登录遗产，是为了今天的主题：发展。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太多的期盼，面对新一轮的挑战，多少困难，我们也要埋单，只要改革开放的激情再度点燃！

　　这一天
　　必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这是1979年普通的一天。这一天，当然不会写进1979年的年鉴，而且恐怕也无人再会谈及它。但是我敢说，这一天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我就想从这个长队中选两个人物来写一写。
　　这一天，北京百货大楼首次卖香港的砖头式的录音机。排队、发号，队伍正在无限地延伸下去。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只好把门外的人全轰进大楼关上大门：录音机只有这些，外边的人不准进来了。那么，里边的人就这么干站一夜？明天九点开始卖，还不定要站多少时间呢。不过，你看看这些被“软禁”起来的人，他们都觉得很幸运呢！被关起来，那就是准可以买到了。他们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在国内购买录音机的公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录音机公民里，我认识了李晓云和周小刚。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被轰进百货大楼干站一夜后，只过了几个月，他们一行十一人去美国留学了。李晓云那台录音机忠心耿耿地、超负荷地为她运转，终于在她去美国前就“心力衰竭”、“寿终正寝”了。周小刚的录音机命大，跟着他去了洛杉矶。
　　在国内，我们可以讲我们被耽误了十年。在国外，跟谁解释去？人家会理解吗？会因为我们被耽误了十年，所以他们就停下来等我们赶上去吗？
　　惟一的办法是：人家睡的时候我们少睡，人家玩的时候我们不玩。
　　这批留学生熬夜也熬惯了。有一天中午，一个同学困得往教室沙发后的地毯一倒就睡着了。下午上课时女老师突然尖叫了起来：“啊，有什么东西在沙发后边动！”那个躺在地毯上小憩的同学从沙发后爬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叫醒我？”
　　为什么不？大伙儿都累得麻木了。好像都失去了知觉！老师让他们每天晚上听一盘磁带，扩大词汇量。出国前他们虽然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但听觉大都不行。听磁带又没有文字材料，天知道磁带里都讲些什么单词呢？老师为了增加难度，故意在每盘磁带上录进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词。从凡尔纳小说，到人体骨骼上的每一块骨头的名称，以及各种东西的名称。恐龙、木乃伊、太阳黑子、足球术语、古代部落……周小刚每每只好把一个个单词中的一个个字母先分解出来，然后再翻字典查这是个什么单词。每晚啃下一盘磁带，不啻是服苦役。
　　至于录音机，1979年到1984年，前后不过几年，X喇叭的录音机也不会使人大惊小怪了。1984年5月份我去大兴县的一个农民家里，附近一个个农舍都传出录音机的声音。这家的小学生向我说起台湾歌星张帝。“你知道张帝？”我不无惊奇。

　　我怎么能不是
　　改革开放的粉丝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东单一个破落的大院里。长长的咯吱作响的楼上楼下，蜂窝般地住满人家。每家门前堆放着都一样的蜂窝煤炉子、烟囱、白菜。几十户人家，只有楼道口一只水龙头和两个蹲坑，男女各一。只能通过一个人的过道里，成天咯吱咯吱响着，走过提一壶自来水或是端一只尿壶的人们。我从脚步声就能知道是谁走过，甚至从滴水声都能知道谁家撒尿了——夜晚楼上人家往尿盆里撒尿，是每晚我头顶上的立体音响。还有这家那家夫妻的拌嘴、打架。
　　在一个闭塞的年代，想象力全闭塞了。我别无他求地住在环绕立体声的黑屋里。只是偶然想到：家里墙上能突出一个水龙头就好了。当然只是一想而已，自己家里怎么可能有水龙头呢？
　　1982年，我终于有一套两居室，在永定门外。窗外是一大片破棚户，窗前是公厕，臭气缭绕，经久不息。当时能有一套两居室，是不得了的事，立刻成为新闻。我真觉得幸福无极限！  
　　1988年我又搬家，在绿化很好的居民区里，觉得好骄傲——自己能走在这样种着绿树、种着花草的地方。我和梦溪在第一轮一抹红的布置后， 又改成米色化纤地毯，再改成地板革，再再改成地板。我们这栋12层的楼里，各家轮换着来回装修，电锤声音此起彼伏。每过一段时间去一次装修市场，总要禁不住说一句：社会是进步了。想起那盼着家里能伸出一只水龙头的日子，真好像那是上辈子的事了。
　　我在时间隧道里潜泳。我推开沉沉的历史之门，走进上世纪八十年代，然后又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翻回今天，转体三百六十度后空翻落地，回到2008年建有鸟巢加水立方的城市。打开手机、电视和手机电视，网络、报纸和网络报纸。我掉进今天和昨天交替出现的电影蒙太奇。
　　那激情的岁月和粗糙的日子！
　　那时我总是把所有的稿纸、纸片胡乱一塞，又外出采访了。待到把整个八十年代都塞进一个壁柜，我就再也没打开过这个壁柜的门。我从没想过什么时候会打开，或者事实上永远也不会打开。因为我的视野里是铺天盖地的今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把今天的事做完。我顾不上回头看。回顾，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我说等我不能四处奔跑的时候，再打开记忆之门吧。过去的，就过去了；做完的，就做完了。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唤醒我的声音是：今天要做什么事？好像，生活就从今天开始。
　　但是，今年是2008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当年写经济改革，是文学中的硬通货。是经济在人的提高中得以发展，还是人在经济改革中发展了自我？我曾经怎样地几近言必称改革言必称开放。我不知不觉地往回走，拾捡我的过去。我那时一直是用脚写文章的——边走边写。采访的文字写完的同时，又走出了一些新的故事，故事外的故事。我在各地常常望着每一栋楼的很多很多的窗户。每一个窗户里都有一盏灯。每一盏灯都照耀着一段人生。一般的人生或不一般的人生。在一个不一般的年代，一般的人也有了不一般的故事。
　　在21世纪的2008年夏，我终于打开了尘封的老家的那个尘封的壁柜。 　　石门开，石门开，八十年代亮出来。之汹涌之变幻之灿烂之多彩，八十年代，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当年我用外汇券才能买到吸尘器的发票，现在已经闻名世界的摄影家邓伟当年6毛钱一天租相机的发票，催稿的各色电报，1991年的北京市居民购货证，写着需要凭证购买的麻酱、粉丝和粉条。我真不能相信了，1991年还要凭证买粉丝！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
　　我怎么能不是改革开放的粉丝呢？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是9月17日。电视里正在播残奥会闭幕式。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不可能申办奥运。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果，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一次检阅。我再一次时光倒流返回我那壁柜，翻看太多的笔记和信件，觉得好像在给一个年代号脉。八十年代，哇塞！我居然还找到了乔木同志和冰心的信 ，还有那么些使我感慨的信！电视里响着闭幕式的音乐，而我走进了一个开幕式，八十年代的开幕式，从七十年代末，从1980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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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八十年代（陈祖芬）

   解放日报 陈祖芬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 那激情的岁月和粗糙的日子！
　　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在于迫切需要变革的人本身。改革开放对于民众，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壮大自己同时就壮大了国家的使然。
　　八十年代，不是我不明白，那世界变化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代录音机公民

　　这是1979年普通的一天，这一天，北京百货大楼首次卖香港的砖头式的录音机。
　　排队、发号，队伍正在无限地延伸下去。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只好把门外的人全轰进大楼关上大门：录音机只有这些，外边的人不准进来了。那么，里边的人就这么干站一夜？明天九点开始卖，还不定要站多少时间呢。不过，你看看这些被软禁起来的人，他们都觉得很幸运！他们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购买录音机的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录音机公民里，我认识了李晓云和周小刚。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被轰进百货大楼干站一夜后，只过了几个月，他们一行十一人去美国留学了。
　　在国内，我们可以讲我们被耽误了十年。在国外，跟谁解释去？人家会理解吗？会因为我们被耽误了十年，所以他们就停下来等我们赶上去吗？
　　是的，过一分钟就是死掉一分钟，少了一分钟！
　　唯一的办法是：人家睡的时候我们少睡，人家玩的时候我们不玩。
　　这批留学生熬夜也熬惯了。有一天中午，一个同学困得往教室沙发后的地毯一倒就睡着了。下午上课时女老师突然尖叫了起来：“啊，有什么东西在沙发后边动！”那个在地毯上小憩的同学从沙发后爬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叫醒我？”

　　把上海老师傅
　　和淘汰缝纫机抬到爵溪  

　　八十年代初，浙江象山的爵溪，渔民的资源少了。 他们一家家一户户卖掉家具卖掉仅有的东西，凑了钱翻山越岭再坐船到上海，去请国营针织厂退休的老师傅，再买进上海淘汰的缝纫机。十几里山路上海人不会走，他们抬。把退休老师傅和淘汰缝纫机，当宝贝一样一里地一里地山路地抬到爵溪。没有人想过失去资源的渔民加上退了休的老师傅这叫什么企业，后来，股份制的爵溪“巨鹰”集团每年生产耐克和阿迪达斯和华伦天奴和黛安芬和圣罗兰和腾牌等等一百多万打针织名牌到40多个国家。
　　爵溪的今天，是在十几里山路上抬出来的。
　　巨鹰的今天，是在十几里山路上抬出来的。

　　1981年，朱明瑛考上全部
　　用英语教学的语言学院

　　这里是1981年我用录音机录下的一段朱明瑛的讲话：嗳，告诉你，我最近考上语言学院了！这是全部用英语教学的，我上课时紧张得恨不得每根头发都能竖起来！因为只有我是不脱产学习的。想到我吃了多少苦才能坐在这个教室里，唉呀，我当时感到的幸福是不付出代价的人决体会不到的。我上午在团里练舞、练歌，中午坐一小时的车赶到语言学院，晚上有时直接从语言学院坐车赶到市里演出、观摩。车上我都用来复习当天的功课了，我忙得连印一张照片的功夫都没有，所以我的月票和工作证合用一张照片———平时贴在月票上，用工作证时就把照片从月票上撕下来贴到工作证上。这天我从语言学院出来坐车，我得赶到民族宫礼堂去陪埃及艺术团。我埋头复习当天的英语，只听售票员喊：“月票！月票！”我一边读着课文，一边头也不回地举起月票。“你这月票上怎么没有照片？”售票员这一嚷，把我一惊：呀，真的，我忘了贴了！“忘了？跟我上总站！”总站的领导忙着调度车辆，把我撂在一边，我简直是求他们了：“同志，你们谁管我呀！谁处理我呀？该罚多少钱就罚多少吧！快罚我吧！”

　　邓小平和包玉刚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说：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当年的12月19日，在北京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同日还签署了包玉刚捐资2000万美元创办宁波大学洽谈纪要，这是宁波人、宁波帮最知道的。
　　包玉刚深知宁波需要从省里计划单列出来，才能轻装前进。他向中央呼吁，于是1985年底就批准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市。包玉刚说这样免掉了许多层次和拐弯，他这个宁波大使好当些了。
　　包玉刚八十年代设立“包氏奖学金”之后，1986年又征得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的赞同，由中、英和包玉刚三方成立“中英友好奖学金”，每年支持四百来名中国学子赴英深造。
　　邓小平说：“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
　　宁波有今天，因为改革，因为开放，因为宁波人，因为宁波帮，因为种种的因为，因为邓小平，因为包玉刚。  

　　1984年12月21日，
　　中国文化书院成立

　　书院导师季羡林先生，总是一袭中山装。张岱年先生，也是一袭中山装。人是永留中国文化史册的，服装面料是早已过时的。书院的第一任导师中，有梁漱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会场上放映梁、冯两位先生的短而又短的录像。梁漱溟先生的嘴，像一个订书机。他说起话来，一下一下地把学识钉下去。这样一位板上钉钉的学人，好像很平常很正常地就被世界遗忘了。老了老了又被人想了起来，被称为新儒学一代宗师，京城召开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冯友兰先生摸着一把洁白飘拂的胡子，说“五四”时期要注意西方文化中有哪些应该吸收，现在要注意中国文化中有哪些应该继承。我就想起他自书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书院院长汤一介先生慈眉善目，似用几千年中国文化浸泡酿制而成。他一片善心想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终是改革开放多元发展，才有了我国第一所高层次人文学科的教学研究机构，而且是民办的。

　　蘑菇专业户和电话

　　在1984年的春、夏，报纸的标题像叠影似的向你传递着新的信息。不过对于我，或许5月23日的一个信息最具冲击力。这天下午，丰台区的蘑菇专业户赵明才走进电话局营业室，拿出一张两千元的支票要求自费装电话。5月24日下午两点多钟，电话局的师傅们就在赵明才家安上了电话。
　　是的，当我决定进行十分新鲜但却“漫无头绪”的采访的时候，使我感到望而生畏的不是这个题材的广度和难度，而是电话！
　　我要多跑几个单位，多采访一些人，我就不能不打一系列电话。而打公用电话就得等、等、等———占线的、没人接的、别人插进来的……这是北京一个随处可见的公用电话站。“你先打吧。”我对身后一个人说。他刚打完，一个反应灵敏的人一下把话筒抢到手。
　　我真为这个自费装上电话的蘑菇专业户高兴！
　　但是，一个个电话打到了电话局：“你们电话局是不是吃了他的蘑菇了？为什么我们申请装电话拖了这么长时间却装不上？”
　　哪里装得过来呢？到1984年4月底，累计电话待装户已有二万七千。这还只是指申请待装的，只占实际需要量的四分之一。更多的人知道装不上也就不申请了。
　　电话局采取了一个应急措施：长安街、王府井、前门……竖立起一个个洁净的电话亭……

　　1985年 ， 幽州书屋
　　设有老舍的专柜

　　北京，新开张的幽州书屋设有老舍著作专柜。这是我国第一家设有一位作家专柜的书店。清晨五点多钟，人们顶着大雨汇聚在书屋前，北京一位副市长大清早赶来帮助疏通道路。人们以各自的方式进行文化的沟通和续补。
　　退回去19年，1966年8月24日，邓伟的父亲母亲开始烧书。就是这个24 日，在离他们家两站路的青年湖里，沉下了一代文化名人老舍。老舍淹在湖里，书籍扔在火里。没日没夜地烧了三天，邓伟的母亲连眉毛都烧掉了，胳膊烧伤了两处，也没什么知觉。这一带每条胡同都有人给打死。还有那么些字画来不及烧。对，把画轴都抽出来给街坊们当擀面杖。那时好像要把什么都擀平———思想、文化、个性。钱书在河南干校，他的专职是天天到乡村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回到连队分发，还管看守工具。
　　到1980年暑假，电影学院摄影系二年级学生邓伟，自己花了一百多元钱去西安开始了他的行万里路的计划———自费业余为中国一百多位文化名人拍摄照片。我在资料堆里发现一张邓伟当年租照相机的发票。上面清楚地写着：1985年7月27日1时至1985年7月27日18：30，租金陆角。

　　我给深圳挂的电话都两小时了

　　这是1985年。我一向以为电话的存在是对劳动力的一种解放。但是我到广州的第一夜，就深感这里的电话简直是对人的一种折磨。半夜十一点了，市内电话还是占线、占线。或是根本就打不出去———旅店只有一对外线。终于挂通了。是的，是我!我到广州了，我现在住在登峰大旅店……怎么？刚讲几句电话就断了？喂喂！！
　　再拨。占线。再拨。占线。嘟、嘟、嘟、嘟……
　　有一个旅客正在发牢骚：我给深圳挂的电话都两小时了，还挂不上!
　　十一点半以后，我拨的市内电话才又通了。大概对于来之不易的事物分外珍惜，我紧紧地抓住话筒，本能地提高了嗓门，派生了成批的汗珠。这才长出一口气。好了。至少今晚不用再跟电话打交道了。
　　不过我一看表———已经不是今晚，而是明晨了。或者说凌晨。
　　广州是不是没有夜晚？从凌晨开始，服务台那儿的电话铃像起床铃似的响个不停。窗外是没完没了的汽车声，过道里是没完没了的走动声。广州的电话，白天打不通，晚上响不停。只这一个夜晚下来，我已经产生一种心理变态：看见电话就怕。
　　这里有人说，我们广州人多，所以电话不好打。不，这是中国人一种自我开脱的习惯心理。总会找到理由原谅自己。就好比说，因为“文革”，我们今天困难还很多。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无限延长、一个无限大的理由。
　　正因为广州人多、贸易额多、信息量多，不是更应该发展电话吗？

　　关于脸盆实现自身价值及其他

　　1986年，我在东北常常想起四个字：因陋就简。
　　在绥化到讷河的火车上，服务员端着脸盆卖梨、卖瓜子。在吉林的舒兰宾馆，早上两个人吃面，给一个大脸盆的面条。在延边宾馆，两人就餐，也用大脸盆端来米饭。在哈尔滨三棵树车站附近的饭馆，三条鲜嫩的鲫鱼又是盛在一个大脸盆里端上来的。脸盆在东北真是充分实现了它的自身价值。而且也足见东北人的淳厚。但是米和面和鱼汤的浪费呢？生意经呢？比脸盆像样一点的服务设施呢？优雅一点的饭店气氛呢？
　　我不能不想到这句话：“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竞争是商品不教自通的生存本能。那不，两位卖烤鱼干的妇女，一边拔尖了嗓门对骂，一边手不闲地卖鱼。双方的嗓门都已经高得恨不得把人都拎起来了。只听两种尖音的碰撞，听不清到底在骂什么。倒也不构成威胁性。因为谁也不肯停下手中的生意，谁也不肯少做一分生意———本能！
　　商品经济带来的竞争观念，伸进了内蒙古的莫力达瓦旗。繁荣的自由集市上，我看到一家温州时装加工店。走进去问这位温州个体户：来了多久？几个月。这家服装店的对面是一家上海时装店。没想到在这里遇到阿拉上海人。
　　我进去用上海话和这位上海个体户攀谈。对方在我这口真正上海话面前，赶紧用江苏口音坦白自己其实非上海人，乃江苏人也。来了才一个月，和对面的温州人竞争的。
　　这位“上海人”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其实何必呢？这里没有任何别的权威，只有竞争的权威。
　　商品经济带来的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是独立的精神和人格。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前提。
　　商品经济所具有的真正的物质力量，必然打通所有制变革的道路。
　　莫力达瓦旗虽然还落后，但是形成了使商品本能得以发展的气候。一辆摩托车在石块路上摩擦而来，我真担心这样大的摩擦系数会不会导致摩擦生电，然而该摩托好像无论多难都要奔向现代化似的。
　　通往现代化道路的摩擦系数到底有多大？
　　哈尔滨奋斗路口斜对面的楼上竖着一行大字：“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这边是红旗、大钹、紧锣、密鼓。好像又要和什么假想敌奋斗似的。出了什么事？走近一看，人行道口有一条红标：“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貌行车”。
　　一个劲儿敲锣打鼓的人，一言不发，一无表情。
　　我身边一个外地人戏言：“这是干什么？我还以为是文化革命又来了呢！”

　　1986年5月，电话月租费
　　可供我租下3套房子  

　　在1986年的7月，我收到了北京电话局的通知，大意是：从5月1日起，私人付费的住宅电话，月租费为每月十五元（原先是每月九元）。需要补交每月六元的差额。
　　在私人住宅电话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提高月租费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我那套两居室每月的房租才五六元钱。也就是说，一部电话的月租费可供我租下三套房子。
　　我有了一个小单元的房子后，才“得寸进尺”地想到要装电话。
　　没有自己的小单元的百姓们，最需要的不是电话，而是住宅。
　　北京拔地而起的、多层次的新住宅，给人们带来多层次的联想。
　　调整电报费、电话费、书费、报费、吃费、穿费等等的同时，为什么房租始终不调整？
　　一套单元的房租相当于一只烧鸡。 自然大家都想多占住宅。自然住宅再怎么加速度地增长，也分配不均。

　　1986年初发生的一件大事

　　1986年1月6日的前一天，1月5日。熟稔的敲门声。如同阿姨那熟稔的声音。“阿姨!”我喊着打开了门。但是我愣在门框上了———站在我面前的，是我们家的阿姨，可又不是原来那阿姨了。这位四十来岁的江苏阿姨，从来都是裹在一身最不起眼的旧衣服里，像一台干活机器人似的从这家转到那家。我们的农村妇女往往在生活的重担下过早地失去了女性的光泽 。可是这天，阿姨好像特意要形象地改变我的看法似的———她那么漂亮地、笑盈盈地看着我。她不还是那么一头短发么？她不还是那么朴朴素素么？但是她脸颊那么红，眼睛那么亮，头发那么黑，嘴角那么甜。
　　楼梯口又走来一个男人。高达一百来元一件的崭新羽绒服，既给人亲切感又给人距离感的笑容，大概是从遥远的外省来约稿的编辑。
　　“我爱人从乡下来看我了。”阿姨指着那崭新的羽绒服。哦———!快进，快进，坐，坐下。
　　“第一次来北京，去过哪些地方了？颐和园？”我问他。
　　那时没有洗衣机，阿姨边洗衣服边插话：“是颐和园。他听不懂北京话。可怜的那德性样儿!他连南京都没去过!省了一辈子!这次我非要他趁着农闲出来看看。真花了我不少钱!从我们乡下到南京的火车票就得两元九毛五。他给我打一个电报让接车，两元多。我这月买两张五元的月票，想和他在北京多逛逛。我还买了两张去长城的车票，也是五元一张。”
　　“她挣得比我多。”他笑着，舌头卷出来舔了一下上唇的左边。
　　“我给他买了这件羽绒服，他今天一路上都不开心，他不喜欢这种洋服。”
　　“在我们乡下穿不出去的。”
　　“那你到城里串门的时候穿。”
　　“我都不想让她再待城里了，”他对我说，“我们村里，以前好多人家都超支。我们也超支。1977年，村里十好几个人到北京当阿姨。现在村里家家都富起来了，出门当阿姨的前前后后都回家了。就她还在北京当阿姨。村里人都笑我，让自己女人老在外边干。在家就是少挣几元钱，也总是一个家么。”
　　“这里的人都对我这么好，他叫我回去我都不想回去了。”阿姨搓着衣服，逗乐似的朝她爱人一笑，“我们小儿子十五岁，要买电视机。大儿子十八岁，要先盖房。我们已经盖了一层，花了三千多元了。现在钱又不够，第二层盖不起来了，我还不得在北京多干一阵？”
　　“那你还给我买什么羽绒服？这么多钱！等我走之前把这衣服卖了，再便宜也卖了，也好找回一点钱。”
　　“你说什么？你看看你穿羽绒服那可怜样儿！瘦得就像羽绒服的馅儿似的！你还不该吃点，穿点!”
　　“那除非你也买一件。”
　　“好，我豁出去了！”阿姨对我说，“今天你借给我一百元，一会儿我跟他上前门，我也买一件！”
　　两口子消费去了！享受去了！
　　我想，这是1986年初发生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