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允：盛世作赋乐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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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允：盛世作赋乐担当

作者：人民日报海外版  

　　山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的人都知道，他们有位酷爱读书、精通文史、善于策划、谙熟《易经》、《道德经》的局长——他就是《大中华赋》的作者刘长允先生。

　　2009年11月4日，《大中华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歌》刊登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引起关注。随后香港《大公报》、《中日商报》等海外华文媒体全文刊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别策划完整朗诵播出，网络转载数百次。2010年3月，一向以严谨著称的中华书局出版《大中华赋》单行本，辅以注释和插图，至今已发行近两万册。

　　究竟是一篇怎样的赋文能引起如此关注呢？《大中华赋》全文不过5000字，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简明中国史，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囊括政治、经济、文化，涉及诗文、阴阳、五行、算术、中医、建筑、工艺、科技等方方面面；不避讳近代百年民族屈辱，直书大跃进、“文革”当代苦难；挖掘民族精神内核，微言大义；体悟古老国度里的人间至情，细致入微；用典不晦涩，童蒙诵读无碍；辞章扬文采，屡见神来之笔。

　　刘长允先生说，恰如书的副标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歌”所示，此篇赋文确是一首奏响“主旋律”的盛世颂歌，而且他要用心把这首旋律谱得“好听”，让人“爱听”。

　　所歌虽是“人人心中有”之事，却写得如此之“正”，令人毫不生倦：“商汤革命，已知民听即天听；周虽旧邦，更感维新事方成”，“火药虽烈不为暴，只向天边生彩霞”，展卷读来口齿生香。恰如一曲雅乐，令人听得入耳，且深受教化，在灿烂的文明长河和民族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激情与向上的力量。对于眼下略显浮躁的转型社会而言，竞争的危机意识让人们愈加理性，却也有些敏感；锱铢于现实，反而健忘了作为常识的历史；在迷茫中病急乱投医，反而忘了到经典中洗耳恭听。适当地听到些悦耳的“雅乐”，以文学的独特形式来唤起民族自信，倍增盛世豪情，何乐而不为呢？

　　古人常说，“言为心声”。雅乐之正，非有“正”心之人不可为之。而最难得的，作赋之人还要兼备深厚的古文功底、专业的历史知识、涉猎广泛、阅历丰富，且对当下的社会思潮与政策大局有准确把握。这些条件，刘长允先生一个也不少。

　　刘长允先生自幼酷爱古书，十多岁背《楚辞》，天长日久，连跟他一起睡的弟弟都能出口成诵了。55年出生的刘长允经历了他们那一代人特有的曲折磨难和人生轨迹：童年跟随父母闯关东、13岁辍学打工、青年从事赤脚医生，当过“三不脱离干部”，1977年恢复高考时凭借多年自学积累考取了山东大学历史系。

　　刘长允先生公务繁忙，读书创作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对他来说，读书、学习、创作是爱好，更是习惯。《大中华赋》是他的第三本书，此前的两本是研究“周易”和“老子”的学术专著，分别为《步入神秘的殿堂》和《天不变道亦不变——老子纵横谈》。刘长允说：“我出书有两个原则：一是书中要有大量独创思想，二是语言一定要美。”有一次他担任主编的一本书都到了出版社做好清样的阶段，硬是被他撤了下来：“浪费纸张的书坚决不出！”

　　“《大中华赋》从酝酿到成文花了将近10个月时间，但实际上是积40年之功”，刘长允颇为感慨，“我们这一辈人，吃了这么多苦，为什么现在还是这么有激情？那就是心中有所坚守，对时代有所担当。我写《大中华赋》，就是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高昂的激情鼓励着我。这个时代来之不易，盛世要有大赋来配。”

　　谈及作品取得的社会影响，刘长允说：“做人一定要走正路，要有所担当，私心杂念写不出《大中华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下工夫磨出精品，是会受到欢迎的，虽然业余时间写作比较辛苦，但也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