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王蒙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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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王蒙 //转载

　王蒙老先生也许是少数几个至今仍活跃在公共视野里的30后作家（王蒙自称），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笔耕不辍，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时会就一些社会话题发表一些引起争论的看法，而王蒙近些年最活跃的舞台莫过于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大家都知道它的主持人是窦文涛，你完全可以想象到，在窦文涛的引领下，王老的话题绝对不会放过性，当然不会放过的还很多，自然都会是当前的热点，包括国学热、全球化、八零后作家、中国人的性情、以及王老本人关于共和国的记忆等。
　　
　　我不得不说，窦文涛这个经常装准傻的主持人有时目光还是很敏锐的，他说王蒙最大的优点是宽容，最大的缺点是太宽容，王老把这理解成一种恭维，但王老不知，有时太宽容了，就是一种逃避和回避。
　　
　　王蒙先生出生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初，他经历了一些什么，大家可以完全想象到，我们完全可以说，王蒙先生是共和国的见证者、亲历者、特殊岁月里的受害者，让人奇怪的是在回忆起“恍如隔世的六十年”里，王蒙先生想起来的好象只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谈及那些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悲惨死去有他的长辈或者同龄人，他不是罔顾左右而言他，就是避重就轻。
　　
　　比如在谈及“杨朔体”时，王老这样说：“我觉得王朔自己这么写文章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应该有更多的风格，更多的思路，更自由的艺术想象和创造，这样才不会只跟着一个路子走。”王老作为“三反五反”和“文革”的受害者，当然知道造成当时创作风格单一的原因在哪里，却能话说得如此滴水不漏，有人曾经批评王蒙圆滑，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冤枉。
　　
　　如果“圆滑”作为一个人的生存策略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受害者”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在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和现实损失的情况下，还说些言不由衷的话，那就是良知问题了。在谈及“右派”时，王老说：
　　
　　“我必须说，从我个人来说，我不接受洗脑的说法，谁能洗我脑子？我把脑子拿过去洗洗，我让他洗！那些老作家，更是一个都不会接受洗脑，他们年龄比我大得多，他们都是在旧中国有了一定地位的，有了一定财产，有了一定职业的人。”，王蒙在这里好象根本不知老舍、曹禺、郭沫若在特殊年代的剧变与不幸结局，至于他们有没有被洗脑，我只须举一下梁思成的例子就行了，“1959年，梁思成在第19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10年！多么幸福的10年。’（17页）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谢泳《逝去的年代》）这样的事，王老知道的肯定比我多，但还说没被洗脑，真有点昧良心啊。
　　
　　在窦文涛引出“文怀沙事件”（2009年初的著名文化事件）的话题后，王老先是罔顾左右而言他，在对当今社会的“执牛耳者”的文化判断力表示怀疑之后说：“我就想，如果毛主席还在，如果胡乔木还在，象文老这样的事根本闹不起来，哪至于成个事儿啊！”，这简直就是在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唱赞歌嘛！王老去个无数个西方国家，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无疑是熟悉的，在如此情形下，还把社会的进步寄希望于王者的贤明，不知是顽固不化，还是知不敢言？
　　
　　王老与现代文明相背、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看法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在窦文涛说建国后的文学受政治要示的影响而造成断裂时，王老说“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论断”，在谈及书籍送审制度时，他又说“我是说我们有送审制度，譬如牵扯到民族问题、高级领导、宗教信仰等敏感话题时，确实需要送审，但每本书都由政府审查，做不到。”，王老好象全然不知即使是中国的互联网还有“过滤词”一说，在谈及文革过后的中国时，王老又说“在深层次上毛（泽东）与我们同在”，在谈及特殊年月的宣传语言是不是美时，王老又赶紧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等等等等。王老曾经批语80后作家的作品没有“历史感”，没有“中国文化元素”，要知道他们出生成长的年代，正是王老“执牛耳”之时，如果他的批评是对的，那他也是多少得负上一点责任的。
　　
　　让人困惑的是，王老关于现代人的性观念、全球化、言论自由、赵本山所代表的俗文化、王朔所代表的反崇高看法上又抱着一种非常宽容和开明的态度与姿态，比如他说同性恋古已有之不足不奇，性与责任有关，爱滋病与道德无关，全球化把中国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面对赵本山的红火所有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都应该感到惭愧，王朔多了可以少几个红卫兵，网论上应该允许“胡说八道”的存在，在谈及言论自由时，他说“群体有一种自然的平衡，多数人的暴政是不好的，但有不同的意见卡在那里，平衡了。”
　　
　　在《王蒙道》里，我们可以处处发现王蒙的圆滑与矛盾，据我的观察基本有这样的规律，在“危险时”王老是圆滑的，在“不危险时”，王老是清醒的，下列对话可以作为我的结论的注脚，此事发生在2009年初王老的一次关于文学的讲座上：
　　
　　读者：王蒙先生您好。据我所知，国家还没有对新闻立法，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王蒙：今天不是一个适合的场合和适合的人选。我今天谈“文学的启迪”，我跑这里来对新闻发表看法，不太适合。下次请人民日报社，或者新闻出版署的人来，你和他们讨论，会有效果。
　　
　　多么外交部的语言啊！我忽然明白了王蒙选择矛盾的渊源，他曾经是体制外的“受害者”，也曾经是体制内的“受益者”，他的达观并没有达到他所称赞的泰戈尔的程度，他的达观是一种世故与圆滑，并不是超然。
　　
　　和菜头说，中国并没有知识分子，只有姿势分子，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