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微观史的一次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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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微观史的一次成功实践
谭徐锋 《 博览群书 》（ 2010年08月07日）

    王笛教授的新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以下简称《茶馆》）是其“成都三书”的第二部，此前《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推出后广受好评，一时洛阳纸贵。经过十年磨一剑，《茶馆》姗姗来迟，给读者提供了茶馆这一最具成都特色的公共舞台的全景式书写。

    清末以来，茶馆在四川尤其是成都市民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茶馆与成都人的方方面面紧密相关，正是基于此，著者企图透过茶馆这一微观世界来观察中国20世纪前半期地方文化如何竭力抵制国家文化同一模式的推行，以及国家权力对地方的侵蚀与渗透如何遭到地方的“弱者的反抗”。

    在川籍老作家沙汀看来，“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甚至他对此不无微词，以为茶馆是“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泡茶馆“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茶馆本身的包容性与低成本，使之具有极大的辐射力，“有闲阶级”与“有忙阶级”在其中皆能自得其乐，并且不会成为甜蜜的负担。成都有“懒城”之称，可谓其来有自，此间茶馆绝对“功”不可没。

一

    对于某些茶客而言，茶馆不是家却胜于家。他们早出晚归，时常是不在茶馆就在去茶馆的路上，吃喝拉撒皆有茶馆包办。泡茶馆重在“泡”字，即使国难当头，作为一种生活习惯，照“泡”不误！当然，茶馆里是有公共舆论的，“民众真正意识，往往于茶馆中尽情发抒”，举凡街坊琐事与军国大计，都有涉及，由此“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并找出现实的利益来”。喜欢泡茶馆的记者就颇有创意，有时径直将极佳的谈话刊于报章。

    既有茶客，必然有老板与伙计。围绕茶馆的经营、相互竞争与联合，茶馆伙计的分类与演化，著者通过爬梳成都地方档案，结合当时的报刊，进行了细密的梳理。茶馆多为小本经营，但是清末新政以来，国家权力无处不在，茶馆经营者只好以同业公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在与政府的角力中维护自身的利益。书中重建了成都当年茶社业公会的组织结构、领导阶层、成员构成与功能活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围绕茶馆业价格展开博弈。抗日战争之前显得从容，而战时与战后随着物价、资源供应的剧变，茶馆的经营格外艰难，涨与不涨，既有政府对价格的严密掌控（茶馆业以抗税甚至罢市作为回应），又担心涨价后与市民交恶，得罪了衣食父母，后果愈发不可收拾，而这当然不是经营者所愿看见的。

    茶社业公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可谓爱恨交织，前者一方面尽力弥合茶馆经营者与政府之间的裂缝，除了与地方政府就行业利益进行斡旋，还组织同业支援地方政府相关活动。另一方面，出于担心茶馆数量无限增多加剧行业危机，寻求地方政府对控制茶馆数量的支持，毕竟茶社业公会的权力实在有限。在国家独大的局面下，相互呼应是虚，实则相互利用而已。

二

    以往中国城市史和劳工史研究者或许由于缺乏史料，或许是过多关注红色工人运动（往往是绝对人数并不太多的产业工人），对数量巨大的服务业从业者反而关注极少。这本书则对此颇为留心，考察茶馆里的堂倌与女茶房，茶博士利用其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精湛的茶艺，将茶馆里的风波一一化解。书中利用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等资料，大致估算出当时成都茶馆雇工数量、薪资；更将堂倌的动作举止、言语一一点出，还涉及负责烧水的瓮子房，他们早出晚归，经常满面尘灰。而在男人的世界里讨生活的女茶房，给当时的茶馆增添了不少亮色，她们的出现，既是生活所迫，更有社会风气渐开的大背景。吊诡的是，商业利益的驱动造就了女招待，而一旦女招待意识到自身的优势所在，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很快便懂得怎样以姿态、动作、声音取悦茶客。她们在从中获得回报的同时，无形中也打压了堂倌的获利空间，无良茶客的刁难、男同行的仇视，加上多少残存的社会偏见，这些往往出身清苦的女子，无言的辛酸可想而知。这一细致入微的观察，应该是研究近代中国服务业从业者尤其是女招待的先声。

    书中既考察了茶馆雇工的构成与待遇，也从他者的视角解读男女茶房的社会形象以及两者之间的性别冲突，而政府强制雇工们加入的茶社业工会，俨然成为不少雇工们不堪其扰的负担。既然加入工会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还要缴纳会费，难怪一些茶馆雇工对工会避之唯恐不及，而袍哥的凝聚力显然强势得多。当然，工会，即使是政府指导下的工会，也能适度缓和工人与政府的冲突，这种“弱势”的工会突破了以往中国工会研究的模式，更见证了国家权势的无处不在。

    相对于茶馆表面上的喧嚣，本为政府所禁止的袍哥以隐秘的动作、语言给茶馆笼罩上不少神秘色彩，茶馆本身更成为袍哥的接头地点与活动空间。与本不合法的袍哥明目张胆地活跃于茶馆相似，“吃讲茶”，被官方厉行禁止，却在当时大行其道，而主持者往往是袍哥中的头面人物，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极佳手段。顾客之间（顾客中又有本地人和移民之分），顾客与茶馆之间，茶馆与地方政府之间，最重要的是顾客或茶馆伙计和地痞流氓之间，茶馆里的风波虽小，却折射出小民的不易，社会的无序，官府的专横。正是由于茶馆的开放性，发生在其中的种种小事与纠葛通过三教九流的人物得以放大，这并未能掩盖众生在茶馆中徜徉的流光溢彩，茶馆的基调依然是相对稳定与安全的。

    面对堪忧的国势，茶客在交流中流露出关切，然而更多的是仅仅是关切而已。辛亥革命与军阀混战时期，茶客以微弱的捐献以表关注时局之心。在抗日战争期间，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氛围也渗透进茶馆，各社会团体与政府将茶馆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贴标语、海报、告示，并通过艺人表演，呼唤大家的爱国心。救亡运动以多种形式在茶馆中传递，政府甚至以抗日之名，将党化与思想控制一并输入，以权力打压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引起茶馆中人甚至舆论的反弹。抗战结束后，国共之间相煎更急，政府对茶馆的控制日趋严密，党化宣传裹挟战胜日本的威势得以格式化，试图使茶馆成为其战争动员的重要阵地。原来的茶馆清谈风光不再，“茶馆政治家”只好三缄其口，政治聚会变得危险，政治话语沦为奢侈，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困境中，国民政府终于“国”将不“国”。茶馆依违于国家与民众之间，在看似依旧逍遥的世相中，面对以主义为口号的政权更迭，人们不禁怀疑一贯弱势的茶馆是否还能再续旧梦。

三

    著者坦承：最初对茶馆这一话题能否展开为一本专书，并无太大把握，只是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后，获取了丰富的档案文献，为此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提示我们，新史学的思路，如果没有充分的史料支持，则往往会为“新”而“新”，所得可能极有限。新史学并非意味着一味的高空飞行，更可取的或许是在视角的转换之后，以扎实的文献说话，顺利“软着陆”，才能成就真正有说服力的史著。更值得称道的是，著者颇具方法论的自觉，注重考核书中所涉及关键词的中西差异，如对“国家”、“行会”等进行了详细的分疏，提示我们进行中西比较时，应该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语境。

    无论是新文化史，还是微观史，都期待通过历史叙事来重建既往历史充满了细节的过程，尝试着用各种有趣而鲜活的记忆向读者铺陈那些光阴的故事，但仅仅如此所得毕竟有限。著者并未囿于逸闻趣事式的回忆与碎化的史料堆砌，而是将小小的茶馆放入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帷幕之中，以重大事件为观照来展开茶馆的细腻叙事，在中国与日本、中央与地方、茶馆从业者与地方政府、本地人与外地人、平民与袍哥等的互动中，小人物的各色命运与大事件的基层反响交织在一起，使得微观史的研究视角有了更具张力的历史维度，避免了微观史研究容易自说自话甚至有些鸡零狗碎的倾向。

    著者清新的笔调，起首白描式的勾勒，书末穿越时空的想象，似乎与成都茶馆的情趣暗合，使得这本书厚重之余，也显得格外有趣。据悉，著者时下正在忙于其“成都三书”的第三部，相信有更多“能顶半边天”的女人置身其中的社会主义新茶馆，其中的味道一定更加特别。我们关切的是，在这种极力主张与传统决裂，“男”不“男”、“女”不“女”的新时代，成都还会是那个成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