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学研究与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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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学研究与革命论

──兼论其与国民党改组派之关系

⊙ 翁贺凯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中国知识界因为对于革命之性质与前途的迷茫，进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展开了持续数年的论争。陶希圣是这场论争中的一位要角，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著作行销一时，甚至波及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

　　长期以来，对于陶希圣这一时期思想的研究存在着不小的偏差。海峡两岸尽管对于陶希圣的褒贬不同，但在定位上却相当近似。在大陆，由于陶后来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1，他在社会史论战时期的言行，长期以来并不被研究者真正重视，多是贴上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标签进行简单的「处理」。而在台湾，陶自然还是受人尊重的史学前辈和大理论家，但研究者多偏于强调陶希圣接近国民党的一面，而未能充分注意到这一时期陶的思想与国民党官方立场的背离之处。倒是美籍学者Arif Dirlik首先注意到陶希圣之思想接近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国民党激进左派2。我认为，细致地考量陶希圣在这一时期的经历和理论建树，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思想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对于中国社会与革命问题的立场，其理论锋芒，主要是指向当时国民党当权派官僚化的危机。

一

　　1927年初，陶希圣辞去商务印书馆的编务，应邀来到武汉就任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政治教官，也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用「陶希圣」之名行世3。在武汉，陶希圣目睹了工农运动的高涨。他在随中央独立师西征夏斗寅的过程中，处理了咸宁县农民协会的讼案。这一亲身经历使他意识到共产党在农村发动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对于农村社会经济的破坏性4。

　　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之后，陶希圣曾投稿给中央日报副刊，提出了「分共之后，仍然革命」的口号，得到了刚刚被共产党整肃出来的施存统的率先响应。这一段时期里，陶希圣自言与许德珩、刘侃元、黄克谦、邓初民等人（这些人都任职于陈公博任主任的武汉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接触密切，结识了一批「左派」青年知识份子5。

　　1927年9月中旬，南京的「特别委员会」6成立，武汉政府宣告结束。陶希圣受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萧淑宇、刘侃元之邀由汉口至南昌主办党务学校。不久刘侃元等人被疑为共党左派而去职，陶也于1928年初举家来到上海，之后又受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之邀出任政治总教官，并兼任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指导科主任。在随后的几个月中，陶希圣家住上海、职务在南京，一周七日半在上海、半在南京。他在本兼各职之余，个人之工作则以论文撰稿补贴家用7。这年8月至12月，他在《新生命》月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发展的论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兴趣」。8

　　然而，这种亦政亦学、亦朝亦野、南京上海两头跑的状况只持续了几个月。1928年12月，陶希圣加入了「改组派」，这一件事对于他其后几年的生活道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有必要对于「改组派」这一组织作一简要的交代。

　　「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一个以反对当时的南京政权为主旨的松散的政治派别。「改组派」见端于武汉分共之后。1927年7月25日，汪精卫发表《夹攻中的奋斗》一文，对于国民党脱离民众、新军阀混战争权的现状表示失望，声称「我们不共产化，更不腐化」，汪的言论实际上为以后的改组派奠定了基调。次年，紧紧追随汪精卫的陈公博在《贡献》发表了〈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和〈国民党所代表的是甚么？〉两篇重要文章，公开号召回归总理民国十三年改组时的革命精神，改组国民党。这两篇文章引起了轰动9。随后，陈公博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10，顾孟余创办《前进》，批判南京政府，反省国民党的政策，倡言改组，说出了当时很多知识份子想说而不敢说出的话，社会反响极大。尽管这两个刊物只存在了四个月就因为蒋介石之破坏而停刊，「但是革命青年的情绪是无从遏制的」11，改组派也因此声势大振。1928年冬，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改组派在政治上的代表是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核心的「粤委」，而主力干将就是陈公博。改组派的内部结构相当松散，人员构成也比较复杂，既有受蒋排挤、希望与蒋抗衡的国民党要员；也有很多满怀革命理想的进步知识份子，他们从学术理论的角度对于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进行剖析，既不赞成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更对在国民革命中发迹的蒋介石等新军阀独裁专断、脱离民众、丧失革命精神不满。陶希圣就是这其中的一分子。

　　从时间上看，陶希圣是最早加入「改组派」的人之一。也因为这一层政治关系，他不得不辞去在南京的各项公职，离京返沪12。此后两、三年，陶希圣除了编辑、讲学之外，专力于写作，成果丰硕，也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国理论界的地位。

　　陶希圣之文章，多是先在刊物上发表，再结集成书出版。1929年1月，陶此前在《新生命》月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出版，三年之间销了八版、数万册。1929年陶希圣在《新生命》发表的一些长篇论文结集为《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1930年他的一些长短篇辑为《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也都颇为畅销。此外，他还着有《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辩士与游侠》、《两汉经济史》等一些小册子，翻译出版了的《国家论》〔德人奥本海（Franz Oppenheimer）原著〕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各国经济史》（此两书为陶与萨孟武、樊仲云合译），另外编辑了着重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这段时间里，陶希圣还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写了一本名为《五权宪法》的小册子，却受到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批驳，禁止出版，成为了陶一生中唯一写成并且印成却未曾出版的一本书13。

　　1931年初，陶希圣开始任教中央大学法学院，「同时在新生命书局办《社会与教育》周刊，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并因此受到了上海市党部的检举，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14。同年秋，陶希圣北上任北大法学院政治系教授。恰在这一时期，以上海的《读书杂志》为中心，关于社会史问题的讨论进入了高潮，即所谓「论战」时期。《读书杂志》的主编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其观点提出「挑战」。论战中挑战和批评陶希圣的文章着实不少，而他则显得出言谨慎。在共四辑、百多万言论战专号中，他仅仅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式过程发达的新估定〉和〈汉儒的僵尸出祟〉两篇小短文，对于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同时也对论战中为了唯物史观理论公式而牺牲历史材料的普遍风气提出了批评。

二

　　这一时期，陶希圣在理论上的用力正如其自己所言，是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社会历史方法解释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另一方面是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叫做『中国社会史』。」15从思想发展的线索上看，陶希圣是由前者进入后者；而在理论的表述和建构中，则是由后者进入前者。以下就以这两方面来对陶希圣这一时期的理论思想与方法作一梳理。

　　陶希圣非常注意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开篇即指出：「虽然我们能够把社会形式分做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属于某种社会型的社会，而毫没有驳杂的成分存在于其中。」16他认为，社会现象固然和自然现象一样具有合法则性，但其并不能象公式一样适用于地域不同时代不同的多数社会而毫无不合。所以观察中国社会，要不放过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要不因其不合假定而故意否认它。而如果在观察社会现象之前先怀抱着一种「假定」，依照假定去寻求适合于证明这个假定的材料，这便很容易使观察陷于错误17。

　　陶希圣关于中国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18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大约在东周的战国时期就崩坏了：其时中国已有了商业资本，那么为甚么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得不到进一步得发展呢？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提出最核心的解释即在于士大夫阶级（士大夫身分19）的存在。

　　所谓「士大夫」，陶希圣认为乃是一种「观念生活阶级」，「他上面连缀于统治阶级的军阀，下面抑制着被统治阶级的庶民……他在经济上是剥削者，在政治上是支配者。」20陶希圣认为，在封建国家政治上的治理阶级（陶用英文注为The reigning class）和经济上的统驭阶级（The governing class）同一不分的特征消解之后；虽然新兴的地主在经济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政治权力却落入了官僚手中21。沟通这两种人物的，是广大的士大夫身分：官僚取人材于士大夫，而士大夫则倚存于土地私有权，与庶人地主间又具有很大的流通性。官僚士大夫的利益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尽管也会有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相合的，并彼此互相渗透。「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形成一个连环，深植其基础于劳苦农民的上面。」22

　　陶希圣认为，由于士大夫阶级具有游惰性、倚存性、争讼性，过着寄生的生活，成为中国历史的治乱之原；以这个阶级为背景的官僚政治，也因而具有倚恃军事集团或外国势力、压抑民权、剥削民生等弊害。23他指出：

　　士大夫阶级势力表现于政治则为官僚政治。对战斗团体的依赖性及对生产庶民的抑制性是官僚政治的特征。表现于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则为隶属关系。表现于思想则为等级思想。这种社会实具有封建社会的重要象征。工商业资本主义在这种势力桎梏之下，没有发达的可能。这种势力只有叫做封建势力。」24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这两本书中，陶希圣又对于封建制度崩坏和所谓「商人资本」（他认为商人资本包括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25。问题做了阐发。陶希圣认为：封建要素分解的原因主要是「人口过剩的影响」、「生产技术的发达」、「交换的发达」、「商人资本的发达」、「土地私有的发生」26。而其中「决定封建制度崩坏以后的社会构造者，为商人资本的发达」27。陶希圣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三卷对于「商人资本」的阐述，认为由于商人资本并不直接统制生产（即并不占领劳动过程）所以决不能作为转换一个生产方法为另一个生产方法的媒介。而且「商人资本不独不是资本主义，并且障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发达」28。

　　正因如此，尽管封建制度在中国消灭了，但中国却停滞在了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商人资本周期性地兼并集中土地，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停滞和农民的破产流散，这形成了恶性循环，使得中国的生产长期停滞于单纯再生产的水平，自然经济很难转化为货币经济，「国内市场衰落，国外市场又不能开辟和占领，则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难期发达」29。

　　陶希圣认为，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帝国主义入侵前，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渐开始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首要的就是士大夫这个身分阶级已陷于破坏及紊乱：金钱的崇拜代替了身分的崇拜，商人僭有士大夫从来的信仰；富裕的士大夫（官僚）开始投资于工商业，使士大夫阶级兼地主于资本家30。此外很重要的是产生了「外国商店的代理人，即买办阶级」31和「运用外国资本及以外国资本为后援的中国资本家」32。

　　陶希圣认为，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下，农村经济日益雕敝，从前很普遍的对于土地的投资渐渐减少，地主和官僚渐渐没有必然的连锁，官僚和地主的关系逐渐改移为官僚和买办资本阶级之间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在经济上，地主的地位渐不重要了，而买办资本阶级将居于统驭阶级的地位。但是由于他们并没有自己显著的利益，代表的主要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近代中国的官僚是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治理国家。外国帝国主义才是中国的最高统驭者」33。

　　陶希圣认为，随着外国工业资本在1895年之后的输入，中国的工业资本也开始获得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外国工业的剥削和中国人口过剩的影响，中国的产业资本十分疲弱34。而且，中国产业的起源在国外，而不是国内自动的发生，故其发展是畸形、变态的。他特别举交通业为例：在西方由于产业之发达所促成的交通事业，在中国反而倒置而成为促进产业发达的条件；而且交通线管理权的争夺和把持，成为官僚派系政争的重要原因，反而大大加强地方军阀的割据性，增强了中国离心的趋势，使中国十数年来陷于分崩割据的局面35。

　　陶希圣也注意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他认为，承认社会阶级的存在和主张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两回事，不能因为「本党（指的是国民党──本文作者注）反对狭隘的阶级战争，遂否认中国有社会阶级」。他列举了一系列资料，指出：在都市，资本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已有「见端」；在乡村，全国耕地大半属于地主而为佃田，农民土地问题极其严重36。

　　陶希圣在多篇文章中都特别关注中国农村经济的雕敝和农民的悲苦的处境，他认为由于当代帝国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金融资本主义，在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及中国商人资本之下，中国的农民问题在根本是资本问题之一面37。他以1929-1930年的金价暴涨与银价跌落的风潮对中国农民的影响为例，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农民的命运原来操在纽约和伦敦」38。而「地主阶级在外国资本压迫之下，只有一方面加深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另方面又加紧去争夺官僚地位，更以财政的非法的手段剥削农民」39。「国税地租的担负，商人资本的剥削」，「中国农民的困穷与流亡，已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40

　　陶希圣的革命论是建立在他对中国社会的剖析之上。他认为，中国革命就是变革中国社会构造的运动，其出路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陶希圣反复强调要回归民国十三年总理改组国民党的精神。他认为，中国国民党既不是一阶级党，更不是超阶级党，其基础乃是农夫工人、商人（受帝国主义经济压迫的工商业者）以及革命知识份子等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他强调：数十年中，革命党的官僚化，常常成为革命失败的根源，因此必须将供帝国主义驱策的官僚士大夫严格排除在党外41：

　　本党的基础如移植于官僚士大夫，则「革命军起，革命党销」，党员人人均将以争得政治地位自足，不复计及利害本不切肤的民众的痛苦，而民众的兴起反将不利于己，更将深恶而痛绝之。这便是本党官僚化的危机。本党官僚化以后，则党籍成了士大夫升化的阶梯，而政治便成为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本无革命性可言，狐媚外国，压制民权及剥削民生，一切反三民主义政策，本为士大夫阶级官僚政治的根性。

　　陶希圣基于他对于中国社会史的分析和士大夫特质的认识，认为这种官僚化的危机极易触发。他强烈呼吁，决不能因为借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就包容官僚士大夫腐化国民党：「若承认或容许本党代表超阶级的官僚士大夫，则陷于中国社会史上莫大的错误。」42

　　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书中，陶希圣又从中国社会史出发，详细阐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认为「民族问题」的焦点，一是「国内民族应如何以平民即一般生产民众为基本，以决定统一融合或分离独立的政策」；二是「帝国主义下的民族，应如何依平民即一般生产民众，相与联合，以与帝国主义共同奋斗」43。要实现中华民族之解放，首先要以武力扫除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国内军阀，而关键在于唤起民众，「唤起民众即实现革命民权」44。陶希圣认为，要行民权，就必须对于破坏士大夫官僚系统具有彻底的决心；若植民权于士大夫阶级之上，这种制度必定破灭45。他认为，破坏官僚政治应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讲演为原则，方法是行直接选举权和直接罢免权──即使在训政时期，也必须充分落实这种「革命民权」46。

　　对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的经济问题，陶希圣认为资本主义走不通，必须实行民生主义的路径47：

　　我们希望商人与地主的利害冲突，因此希望中国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斗争，然而实际的材料不是这样的。商人资本与地主制度在中国从来不是对立的。我们希望农民与地主斗争，以消灭地主阶级，却忘却了农民与商人资本的对立。我们希望农民「要土地」，但事实上农民「要土地」之外还需要生产资本。

　　陶希圣认为，农村问题的解决必须与一般资本问题之解决并行，必须将不生产的土地资本和金融高利贷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所以「民生主义对于农业问题，要把农业生产从封建式的地主所有之束缚解放，以国家即社会资本发展农业」。同时要鼓励和保障农民的生产经营权利，真正落实耕者有其田，这才算是彻底的革命48。

　　陶希圣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发达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国革命只有由生产民众组织为强有力的国家，在向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计划有组织的管理生产事业。以国家资本节制私有资本，使之不能操纵国计民生。以国家（是生产民众的国家，而不是买办金融商人资本的国家）组织经营对外，而后生产技术可以提高，生产方法可以转变49。他认为：救中国不是伦理的理想所能为力，社会主义固然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但是自由主义一样是行不通的50：

　　尤其要知道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差别，是生产机关分配上的差别，不是在生产技术上有甚么悬殊。社会主义并且还以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为条件。在中国目前小生产制基础上喊社会主义是不行的。在目前列强帝国主义正作世界规模的争夺之中间，喊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也是笑话。

他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书最后的一小段话也颇为微妙51：

　　所以现在的中国，由伦理的观点上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路，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资本主义抑社会主义之路是一个经济发达的事实问题及社会阶级势力推移的问题，不是爱憎问题，不是喜惧问题。

　　在此陶希圣似乎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伦理上的理想无可厚非；但是它是必须建立在发达的工业经济基础之上，而中国目前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当务之急是以强有力的国家发展民生，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以上对陶希圣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史学与革命理论作了一个大致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陶希圣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是这却不是他在这一时期的理论锋芒的主要指向。陶希圣所要着力反对的，恰恰是国民党当权派因清共而脱离民众、丧失革命精神的官僚化的腐败倾向。也可以说，这才是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一系列著述中真正的「文心」所在。他对于士大夫和官僚产生的根源及其腐朽特质的历史揭示，他对于商人资本及买办制度的剥削性的批判，他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农村惨痛现状的关注，都具有相当强烈的现实意涵和指向。再结合他所提出的回归改组精神、实行革命民权、以强有力的国家资本实现民生富强等主张（这和改组派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调非常一致）和本文第一部分所揭示的他和改组派在人事上的渊源和组织上的关系，我们可以认定：陶希圣这一时期的思想无疑是倾向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派──「改组派」52。

　　如前所述，改组派的组织松散、人员复杂，所以改组派的思想从内部来看也就显得相当不统一。但是大致而言，他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必须以三民主义为不二法门，必须赖于国民党的领导，但是目前的国民党必须改组，必须回归孙中山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的精神，使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使农工民众积极投身国民革命。但是他们又反对中共对群众乱行煽动，认为中共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改组派对于中共和当权的右派是各打五十大板，但从当时的实际言论来看，他们的板子更多的是打向右派，而且打得更重些。他们相当不满戴季陶等人对于「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解释，认为这是玄学的、唯心的、少数人的、妥协的（口头也是「革命」的）主义，而三民主义应该是科学的、唯物的、多数人的、革命的主义53。他们认为，三民主义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同时亦具有一定的具体性和实践性54。但是在实际的著述中，改组派的理论先锋们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多半是「厚今薄古」。而在从历史角度解释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这一方面，做的最深入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带有较深学术背景的陶希圣。陶希圣的文字看上去虽然不像陈公博等人那样锋芒毕露，但却最有历史的纵深度，因而其理论的说服力也最强，影响也最为长远。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可以说陶希圣这一时期的思想言论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改组派」革命知识份子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前途基本认识的理论典型。

　　关于这一时期陶希圣的理论渊源与思想方法，也是一个颇有争议、值得讨论的问题。陶希圣在晚年有一段相当值得注意的自白55：

　　这两年间，我对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文译本上，下了工夫。同时对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选读了不少。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无宁说我欣赏考茨基的著作。例如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就是我用心读过的一本书。然而我的思想方法仍不局限于此。我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方法，简言之即社会史观。如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和奥本海马的《国家论》才真正影响我的思路。

　　这段话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然而这毕竟是在他晚年参杂了后半生的经历后所做的回溯和反省；并不一定能完全客观地反映出他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思想取向，我们还应结合他当时留下的思想文本来作一个更为全面的考察。

　　从当时陶希圣的著述看，确实能看到梅因、考茨基（Karl Kautsky）、奥本海等诸多人影响的痕迹，但是马克思学说对其的影响仍然是最显著的，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这两本较多涉及经济理论的书中尤其明显──他完全是在使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货币、交换、地租、资本等的范畴和图式来建立自己的分析。──如果不客气地套用一句陶希圣自己的话：这已经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爱憎和喜惧所可以回避的问题56。

　　再来看看唯物史观问题。陶希圣晚年说自己当时是接近唯物史观，但不是唯物史观，而是社会史观。我以为他这样说既是也不是。言其是，是从思想的实质来看──如前所述，陶希圣当时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影响其的并不止马克思唯物史观一家；而且他反复重申反对将唯物史观教条化、公式化，反对牺牲历史材料与事实。他在这方面是如此的坚决和彻底，即便是出于和几十年来教条化的唯物史观划清界限的考虑，说它是社会史观也许更接近陶希圣思想的实质。言其不是，是从当时的陶希圣的取向来看──他是完全认同唯物史观的，显然他也认为自己用的方法就是唯物史观。他在《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绪论〉部分最后说：「本书的用意在提出历史的事实，供读者尤其是历史唯物论者的讨论和批评。」57他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书的〈绪论〉中又提出观察中国社会的三个原则──历史的观点、社会的观点、唯物的观点58。而他在1932年作于北平的短文〈中国社会形式过程发达的新估定〉最后提出的「两个希望」中，更是将其认同唯物史观一元论的取向表露无遗59，由于这段话非常全面而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陶希圣史学方法论的特点──也就是我所谓「既对也不对」的双重面向，在此不惜加以全文征引60：

　　我还有两个希望，敢在这儿提出：

　　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

　　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时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我自己决没有丝毫的自负，说自己业有如何的成绩。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研究，把四年来的见地一起清算。我希望大家于「破」中来「立」。只有「立」才可以把战线以外的多元论者或虚无论者打翻。

　　这段话还可以看作陶希圣史学转向的一个先声。两年之后，陶希圣彻底告别了那场激昂而趋时的社会史论战，创办了注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的「食货」学会和《食货》半月刊──他可以作一个革命洪流中的理论弄潮手，也可以审时度势作一个默默沉潜的学派奠基人61。因为有这样的智慧，他成为了一位大师62。



注释
1 1942年以后，陶希圣曾长期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为其起草《中国之命运》一书。1949年去台后，陶又历任国民党中央中常委、中评委等要职。
2 Arif Dirlik涉及陶希圣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以及 "T'ao His-sheng: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但也许是由于研究之侧重点所限，他并未对陶希圣这一时期的思想取向及其与国民党改组派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研究。
3 陶希圣原名「陶汇曾」，陶希圣乃其别号，参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页88。  
4 陶希圣认为：「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实际上破坏了社会经济，而受害者仍是农民。因为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把农村中的地主打倒了，也就把城市中的商业经济破坏了。商店的店东们大抵是地主。他们以土地为其商业信用的保证，可以周转商业资金，使农民的农产品及附产品得以出卖，而农民所需要的东西得以购进。如今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了，他们的商业信用也就失掉了。商店把现存货物卖光之后，没有进货的资力。所有商店只有木架子，没有货物在木架子上。」参见《潮流与点滴》，页94。  
5；8；12；13；15；55　《潮流与点滴》，页100-101；109；111；122；112；111。  
6 当时宁（蒋派）、沪（西山派）、汉（汪派）三方达成妥协，决定由三方各推6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取代国民党二届中执委行使职权，以此结束当时三方分立的局面。
7；14　陶希圣：《八十自序》(台北：食货月刊出版社，1979)，页15-16；16-17。
9 陈公博自己说：「我万想不到，这两篇文章一出，倒轰动一时，虽然说不上洛阳纸贵那套肉麻话，然而自命是革命青年的都必手捧一册。」参见陈公博：《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6 》（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页179。  
10 《革命评论》的班底是许德珩、施存统、刘侃元、萧淑宇（参见《苦笑录》，186页），如前所述，这些人都曾与陶有过不浅的交往，由此我们也可以大致推出陶希圣之所以接近改组派的人事上的一些线索。
11 陈公博：〈改组派的史实〉，载于《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近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内部出版，1983），页128。此外，关于国民党分共清党后青年知识份子的心态，陈公博有一段颇为切实的叙述可供参考：「清党以后，最苦闷的是一般青年。这一般先生决意不肯做共产党，而又苦于中国没有出路。戴季陶先生所着的《青年之路》是不能满足他们的知识荒的，南京中央党部把孙先生抬起来要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他们也是怀疑的。尤其是国民党的青年，分共本来是他们的希望，借分共之后而致开倒车，则为他们所恐怖。」参见陈公博：《苦笑录》，页179。
16；17；18；20；21；22；23；24；30；36；41；42；46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沉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页11；12；16；6；48-55；94；53-54；36-38；25；24；26-29；45-46；47；59-60。
19 这两个词陶希圣经常交替使用，因为他认为分别不大：「地主阶级和士大夫官僚之和，恰与封建贵族阶级相等。若包括地主和官僚的两端，则以士大夫身分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阶级，亦非错误。」参见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页9。
25；27；43；44；45；47；48；49；50；51；58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页301；199；236；237-241；287-288；312；312-315；317-318；317；319；1-4。
26；28；29；32；33；34；35；37；57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南强书局，1929），页21-32；46；48；25；57-58；54-55；57及80；55-56；4。
31 陶希圣认为因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作用仍然是买贱卖贵，所以买办经手的资本仍然有商人资本的性质，而使中国从来的商人资本隶属于其下。参见《中国封建社会史》，页53-54。
38；39；40　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载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102；112；107。
52 反讽的是：不少「论着」无视历史事实和理论材料，竟将这一时期的陶希圣划定为他自己所着力反对和批判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
53 参见施存统，〈如何保障三民主义〉，原载《革命评论》，第11期；转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1927-1937）》（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83。
54 参见同上，页280。另外，陈公博也主张从历史的经济的角度去解释民生主义，反对玄学的形上的解释先行，参见陈公博：〈怎样建设国家资本〉，原载《革命评论》，第7期；转引自《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页277-278。
56 我在此并不是要批评陶希圣在回忆录有意作伪或说假话。在《潮流与点滴》中，陶希圣的态度是非常真诚的，他希望以自己之点滴透视历史之潮流，给后来者以些许启发，书中闪烁着对于历史与人生运会的深刻领悟。我想要强调的是：思想的记录很难完全摆脱时空的局限、情感境遇的局限，这种限制经常是连当事人也都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因而要全面地辨证地来看。
59 陶希圣认同唯物史观在其时并不算一件突出的事，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1927年之后的中国学界是极其盛行的，在此有一段记述可供参考：「1928年1932年短短的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而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介绍。这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大学生书架上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是要被人瞧不起的。」谭辅之：〈最近的中国哲学界〉，《文化建设》月刊（上海：陈立夫主编）第3卷第6期（1935年6月）。另外，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译着大多数也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参看君素：〈1929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和李德谟：〈关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中文译着书目试编〉，以上两篇文章均载于《新思潮》2、3期合刊，1930年1月于上海出版。
60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页8。  
61 相比《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等书的热销，《食货》的销路始终不大，陶希圣每个月还要贴100元，但是它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拓荒和奠基作用不容低估。参见《潮流与点滴》，页130。
62 顾颉刚在40年代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称陶希圣和郭沫若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最早的两位大师」。参见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沉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页91。  




翁贺凯　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