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们,十八年哪!
今天是我和“傻姑娘”领证十八年的日子,我虚心接受朋友们的祝福!
傻姑娘
我很想有个姑娘,可惜未能如愿,只有个儿子,所谓的“傻姑娘”,其实是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小我几岁,有点天真调皮,在我的眼中,总像是个长不大的小姑娘。夏秋时节,每每晴朗的日子,吃罢晚饭,天还没黑,她碗筷都不收拾,便把我推到阳台的躺椅上,孩子坐一个小板凳,她坐一个小板凳,两个人轮番求着我讲故事,讲一个还不行,要一个接着一个讲,讲着讲着,她和孩子都靠在我的身上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有一回,朋友上我家串门,我欣喜极了,吃饭时,拿出珍藏了多年的名酒对饮,妻子和儿子也要端个酒杯,舀点汤来助个热闹。我就笑着对朋友说:“其实,我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一大一小。”朋友一愣,马上明白过来,随即捧腹大笑。这个笑话很快就传开了,朋友们看见我妻子时,常开我的玩笑:“你‘姑娘’来了!”我一惊:“哪来的姑娘?”他们一笑:“那不是!”我一见是妻子,便哈哈大笑,妻子也嗤嗤地笑了。
我的妻子特纯,特善,一点儿也不傻;说她傻呢,是我对她感激的话。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师贬值得很厉害,当时流行过这样的顺口溜:“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教书的不如收旧书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卤鸡蛋的。”那时,我大学一毕业就被分到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好歹也是个“铁饭碗”,相貌也算端正,口齿也算伶俐,可就是没有一个女孩愿意与我处对象。一晃到了二十五六岁,还是光棍一条,我倒不是很着急,朋友们却急了。有位在棉纺厂做团支书的同学自告奋勇,承担起为我物色对象的重任,他滥用职权,动用手下的团干,让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给女工们做思想工作,一个星期居然说动了三位愿意和我见见面!周末见面时只来了一位,不过,我还是很感谢她的赏光,便请她随便点菜吃饭。她点了一份粉蒸肉,一盘红烧田鸡肉,一盘回锅牛肉,一盘青椒炒肉丝,我和朋友们点了几道青菜,没多少工夫就杯盘狼藉了,我们几个还只是象征性地动了下筷子。后来,这位身高据说有一米五二、体重肯定超过七十公斤的异性,再也不愿意让我出现在她的视野中了。(顺便说一句,那时我体重六十五公斤,身高一米八零。)朋友们觉得这事是他们弄砸了,很没面子,便加倍努力地为我找,但此后,打死我我也不愿意相亲了,一颗燃烧起来的色心就这样熄灭了。
当我最后一位告别单身的朋友结婚时,我很荣幸地成为他的伴郎。去娶亲时,朋友叫我做好心理准备——他们那里有打闹新郎的习惯。当然,新郎是自家的姑爷,一般不会真打真闹,伴郎就不同了——他们打闹起来很卖命的。果然,还没进新娘家的们,我就被人灌了一身油汤;进屋后,几位伴娘便疯狂地闹了起来:有往我脖子上抹油灰的,有往我脸上涂口红的,有往我衣服里塞豆渣的……朋友扣住我的手,叫我不要发作,我便任凭她们弄。在她们疯狂的这当儿,我发现坐在新娘旁边的那个伴娘很特别,她一直掩着口笑,没有动手。送亲的炮竹终于响了,伴娘们簇拥着新娘出门,我在喧闹的人群中寻找到了那个女孩。她穿着红衣服,缠着红头绳,眼睛黑亮黑亮的,真美!
过教师节时,这位朋友把我接到他家,说要犒劳我,我不知不觉地说到了那个女孩,朋友的妻子说:“她呀,人年轻漂亮,家庭条件又好,又是个独姑娘,不知有几多人巴望着呢。你想吗?”“不,不,”我连忙辩解,“我只是随便问问。”吃晚饭时,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孩也来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我朋友的杰作。饭后,我们一边嗑瓜子,一边聊着天。她的话很少,我问她才答。这以后,我的脚步变得很勤快,三天两头就往朋友家跑,还合理地解释说:“谁叫你们先结婚的,我来蹭点饭吃。” 和那女孩见过几次面后,她就成了我的女朋友,再过了几个月,就成了我的妻子。(按照现在的话,这算不算闪婚?)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特别是那些踏破她家门槛的媒婆们。每当我们走过她们跟前,她们便用幸灾乐祸的口吻嘲讽说:“我们还以为她要找个当大官的,最后还不是找了个教书的!”妻子侧着头走过去,装作没听见。我很想为她出口气,但妻子生生地拉着我走开。唉,还是俗语说得好:“刀不跟斧斗,人不跟犬斗。”惹不起,我躲得起呢。
可我心中同样有个疑团解不开:为什么她单单选中了我呢?有一次在河边散步,我说到我们的事,就忍不住问道:“那么多条件好的,你为什么不要?”妻子羞羞地笑着不回答,禁不住我的再三发问,她说开了:“我从小就喜欢老师,特别喜欢语文老师,又会说又会写。我想当老师又没那个本事……”我搂着妻子的腰,感慨地说:“你真傻啊,老师有什么好的?又没票子又没位子……”
儿子出生后,妻子没有上班,只能在家带孩子,全家的收入只有我每月12号发的那点可怜的工资,生活常是捉襟见肘。妻子便在我们宿舍旁边的空地上开了点荒,种些丝瓜、葫芦什么的,有时一个夏天几乎可以不用上街买菜,但丝瓜葫芦吃多了,容易吃厌,妻子就用它跟人家换菜吃,别人还喜欢得不得了——我家的菜绝对是绿色食品嘛。如果光是吃的和日常打杂的,我的薪水还可以勉强维持,至于买衣服之类的就很有点力不从心了,尤其是逢年过节,添件新衣是不过分吧,可我家只能望新衣兴叹了。妻子每每说:“我以前的衣服多得穿不了,给你买件吧,你要面对学生呢。”我说:“大人穿不穿无所谓,给儿子买件吧。”这时妻子就用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俗话说服我:“小孩么,‘会穿十七八,不会穿屎屁伢’,长大些再给他买。”我就望着她,长叹一口气:“你呀,真傻!”
尽管我们的日子很苦,妻子却很乐观,整天笑嘻嘻的,从不做脸色,从不向别人诉苦,回娘家时也总说好。我那时脾气似乎不是很好,遇到酒就想喝,甚而有时酗酒买醉。妻子小声劝我时,我常反驳她:“你说,古代哪个文人不喝酒?李清照也喝酒呢。李清照是个女文人,知道么?”于是,妻子就默默不语。每次学校有大事或同事家有红白喜事,回得最晚的总是我和三两个酒友。有一次,竟喝到转钟,要不是当晚停电了,还会喝下去。当我拖着踉跄的脚步回到家时,发现妻子抱着孩子坐在床沿,还没有睡觉,也没点个灯。我燃起一只蜡烛,就着微弱的光低吼道:“为什么还不睡?你不睡,伢儿要睡呢!”妻子没有作声,起身打来热水,帮我洗脚,然后费力地把我搬到床上。“以后少喝点酒,要是你喝出个三长两短,伢儿怎么办?”她低低地哭泣道。妻子的眼泪震撼了我,我便把她拉到怀中,拍着她的肩说:“谁叫你傻啊……好,以后听你的。”其实,我不是什么酒徒,不喝酒我可以过一百生,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候,人欲罢不能而已。
过了几年后,我调到了城里上班,不是有应酬,一般不沾酒。倒是每逢节假日,妻子总会烧些好菜,买瓶好酒,动员我喝。我说不喝,她便生气,非要我喝,我扑哧一笑:“傻姑娘,看来我不喝还不行呢。”她意会过来了,就把酒瓶抢在手中,非要我说句好听的话,才让我喝。我就随便挑些古代赞美女子的诗词敷衍敷衍,她听得入了迷,我便抢过酒瓶自斟自酌起来。
记得前几年的一个除夕,儿子被接回了老家,就我们俩在家看“春晚”。妻子炒了几份下酒菜,开了一瓶茅台,让我边喝边看,当看到郭达和蔡明表演的《浪漫的事》后,妻子不出声,两眼发笑,紧紧地盯着我。
“么样了?哪儿不舒服?”被她盯得不自然,我笑着问道。
“我们来找点初恋的感觉,跟他们一样。”妻子指着电视说。
“瞎扯淡,你吃饱了撑的吧。”我放下酒杯,随口应道。
妻子的脸抽动了一下,一点笑意变得僵硬了。我自觉话重了,连忙作些解释,陪着不是。
“说一句好听的话,就三个字。”妻子用带点命令的口吻说。
我知道这“三个字”的含义,可怎么也说不出口,就发挥语文老师的优势,搜肠刮肚地找些替代的词语,但都难以让她满意。于是,我灵机一动,说:“我们来玩个小孩子的游戏‘拉钩上吊’,行么?”
也许是看出了我的窘态,她主动说:“来,我们拉钩!”
我们伸出手来,齐声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耶!”我把那个“耶”字念得很夸张。
她比较满意地笑了,然后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轻轻地说:“不许差一年。”
“嗯。”我应付着。
“不许差一月。”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当然,当然。”我连忙回答。
“不许差一天!”她转过脸看着我,认真地说。
我的鼻子一酸,眼睛湿润了,赶紧把她拥入怀中,用无声的泪告诉她:“傻姑娘,一百年当然就是一百年,少一天,还叫一百年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