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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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这一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第一次颁给华裔学者。

得奖，稍稍打乱了余英时先生的“隐居生活”。他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跟最亲近的朋友——夫人陈淑平、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纸烟在一起。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本文是作者与余英时先生的书面访谈。

李宗陶：在短短8页《我走过的路》中，看到安徽潜山官庄乡的自然风貌，您在那里度过了整整9年的少年时光。能否讲讲在乡间所受的私塾教育和文化启蒙?这国学根基对您后来选择治思想史和文化史起到怎样的作用?

余英时：1937—1946年我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生活，乡间既没有现代学校，也缺乏具有良好训练的国文师资，所以我在乡9年，无论是私塾或学校教育都是断断续续的。私塾先后不过两年左右，此外在舒城县晓天镇我也读过不足一年的第七临时中学，后来因伤寒病而回乡了。

严格地说，我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古典教育、打下研究国学的基础。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惟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不过是选读，并非从头到尾背诵。《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唐诗、宋词我大概十二三岁便接触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言、七言绝句。

1945—1946年，我在邻县桐城县城里住了一年，住在舅舅家里。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是有才气的人，能诗、善书法。他是清初张廷玉、张英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但此时也相当衰落了。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捡到一些诗文的知识。我在一旁听到改诗经过，很受启发。

在桐城一年，我的国文比较以前进步了。但9年的诗文背景也不过如此。最大的收获是会写文言文和旧体诗，于新文学毫无所知，国文常识仍很欠缺。

今天回顾，乡居9年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史的好处有两方面：第一，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第二，我无机会按部就班地受正规教育，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包括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在内。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进一种封闭系统之中。“成见”自然不能完全避免，但并不根深蒂固，可以随时改变。

李宗陶：在《现代学人与学术》中，您对恩师钱穆、杨联 ，前辈陈寅恪以及胡适先生等都做了大块文章，对另一些学人，如顾颉刚、洪业、严耕望、张光直、费正清等，着墨虽不如前几位那么多，也同样精彩。这里想请教先生对另几位——陈垣、吕思勉、董作宾、黄仁宇的看法。此外，您对翦伯赞和郭沫若二位的学术如何评价?

余英时：董先生是甲骨文学大师，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没有资格讨论他的专门绝业。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写成的，他比我年长，后来是朋友关系，我不便写他。但是我要指出，他中年才读大学，发愤治中国史，用功之勤极为少见；晚年写了不少通论性的书，表现出他的史识，成一家之言。他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位“奇侠”式的学者。

关于陈垣和吕思勉两位大家，我是读他们的著作长大的，受益之多，不在任何前辈(如陈寅恪)之下。援庵（陈垣，字援庵）先生是我父亲(协中公)在燕京大学的导师，先父后来转治西洋史，编写了一部《西洋通史》，没有继续中国史的研究，但对援庵先生始终敬礼。我受先父的启发，曾遍读援庵先生的专著与论文。在我的专著中引用他的论点很多。吕诚之先生是先师钱先生的中学老师，他的几部断代史和《燕石札记》也是我在研究和教学中经常翻阅的参考书。不过我没有适当的机缘写到这两位“太老师”而已。

对翦伯赞、郭沫若两人的学术评价，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两句话。我知道翦先生在“文革”之前是中国史学界的正统代言人，他讲中国史的分期具有代表性，从《历史哲学教程》(早期)、《中国史》(秦汉篇)到论文集(晚期)都是如此。其中心系统不是从中国史的内部整理出来的，而是借自西方的现成模式。他在史学上的地位如何，恐怕要看后人是不是能从他的著作中继续得到启发。我不敢轻下断语，只有让时间来考验。

郭沫若先生则不一样。他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即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几部书而言，其中仍有不少自己的见解。他虽然也遵从“一家之言”。却与套用公式有别。我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然而我并未对他一笔抹杀。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上述二陈（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治学有成的学者可以参考他上述三书，但初学则不宜由此类作品入手。

李宗陶：在《〈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中，我们看到了您对郭沫若先生抄袭嫌疑的揭露，不知您对当今大陆的学术风气作何评价?您关心这方面的情况吗?您认为学术腐败，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余英时：我曾读过一些大陆学术腐败的报道，主要是大量抄袭他人(外国或本国学者)的著作，而且被揭发后仍然毫不在乎。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说明中国学术界还未能建立起最起码的纪律，而一些号称教授、专家的人也无一点自尊心。

这种情形已远远超过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袭用《先秦诸子系年》的前例。郭沫若只不过袭用他人的材料而不肯承认，他论文的中心观点还是自己构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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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我们有更大使命

来源：东方早报

　　我主张人人都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又必须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如果采取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那么中国便必须放弃一切源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在个人层次上，我主张中国人个个都有一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义今天不能泛滥为大规模的、集体的“运动”。



　　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新年到来之前接受了《东方早报》记者的专访，就“中国崛起”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发表了看法。

　　不久前获得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的余先生，如今退休在家，潜心著书立说。经过逾半世纪的“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位被老友称作“逍遥自在、不以天下为己任”、自称对中国前途“冷眼旁观“的人，热情依然溢于纸上。

　　在于美国东部时间凌晨6点半完成的手稿中，余先生说他是“直话直说”。

　　“大国崛起”有误解

　　东方早报：您赞同“大国崛起”的概念吗？您怎样理解这种观点？

　　余英时：“大国崛起”作为一个概念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好像说，整个世界永远是被几个“大国”管制，“大国”此起彼落是世界舞台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一切“小国”都微不足道，只有听“大国”支配的分。这恐怕不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唯一表现方式，更不必说合理的、公平的方式了。

　　如果“大国崛起”的潜台词是“中国崛起”，那么问题更大，使人感觉到中国要取西方大国的“霸权”而代之。中国原有的“大同”观念，重点在“仁道”不在“霸道”。这一点希望有人展开讨论。

　　东方早报：在以前的采访中，您不同意“下个世纪是中国”的看法，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您的这种观点呢？

　　余英时：我不同意“下个世纪是中国”这样的提法，其理由与我不赞成“大国崛起”、“中国崛起”这样的提法基本相同。但并不表示我不希望中国在下个世纪变成一个富足、健康、公平、合理、文明……的国家。事实上许多西方国家，还有日本，似乎不可能忽然都停滞不动，等着中国超过它们。以文化、学术、艺术、内部秩序的安排等等而言，现有的先进各国都有很深厚的基础，不是短期内便能完全赶得上，更不必说超过了。如果因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很快，便作此豪言壮语，则难免“暴发户”之嫌。

　　我们还要深入分析一下目前经济成长的背后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是中国的科技、生产力已超过了西方各国？是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秩序上比西方更先进了？是中国的人文研究、一般文化教育和艺术成就已高于西方？这些问题似乎不能不先认真讨论讨论。

　　中国前途在革新

　　东方早报：有人形容您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学贯古今中西，一直着眼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当代研究和未来发展。结合对历史的认识，您对当代中国的前途感到乐观吗？您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什么？为什么？

　　余英时：从历史角度观察，我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冷眼旁观，看中国究竟要走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首先在于能不能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情形下，在国内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和而不同的整体秩序。

　　中国前途最重要的便寄托在制度更新、文化创造等等动向之上。“内”是本，是体，“外”是末，是用。汉唐之所以成为盛世，成为“大国”，首先因为有了“文景之治”、“贞观、开元之治”。这是先将中国内部事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都先安排好了，然后才有汉武帝的开边、唐太宗成为东亚的“天可汗”。但这已是过去的历史，无法照抄。以西方“大国”言，英美都是在宪政、法治、科学革命、思想创新等等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然后才能向外扩张。美国过去长期顾内不向外，所以有“门罗主义”，威尔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伸向国际事务，很快便遭到国内的反对，因而有“中立法”，不得对外开启战端，也不能插手其他国家的战争纠纷。罗斯福眼看英国可能被希特勒击溃，也无法援助。如果不是珍珠港被袭，第二次大战也无法出现。二战之后，美国是被形势所逼而成为世界两大“霸权”之一的。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民族主义不能泛滥

　　东方早报：在美国居住这么多年，您有没有感受到国外对于中国或者中国人看法的改变？

　　余英时：美国这几十年种族歧视的观念变化很大。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到美国的时候，常常听说白种人不肯租房子或卖房子给有色人种。但今天已听不到这样的故事了。这是因为黑人的民权运动已在法律上取得真实的成就。歧视是违法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处境也在这一大运动下越来越好。个别白人也许偶然仍抱着种族偏见，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

　　东方早报：您在著作中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您怎样看待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何引导这种情绪使其促进中国的发展？

　　余英时：我在著作中并不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仅仅强调中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不能完全抛弃掉，一切唯西方的马首是瞻。我又认为中国传统中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不健康的部分，不能一概论之。

　　中国对外来文化是比较开放的，佛教传入中国，终成中国的“三教”之一，便是明证。十六、十七世纪基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传入了当时西方的天文历算，也很得到不少士大夫的尊敬。我觉得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受侵略时期所必须提的，一旦没有外患，便不宜提倡高昂的民族激情。希特勒便是靠民族主义“崛起”的，其苦难已人人皆知。

　　我主张人人都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又必须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如果采取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那么中国便必须放弃一切源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在个人层次上，我主张中国人个个都有一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义今天不能泛滥为大规模的、集体的“运动”。

　　知识人要做批评者

　　东方早报：您在以前的著作中指出，各个不同的时代，各有其知识人特为关注的问题。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使命感。那么您认为，对于当今中国的发展，知识分子应当肩负怎样的责任，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余英时：知识人在中国是从传统之“士”转变而来的，必然负有更大的使命。过去的“士”有特权，现代的知识人则没有特权，但仍有监督、批评各方面的责任。过去提倡“革命”的人主要来自知识人阶层，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今天不需要暴力革命，但社会必须改进。这个责任首先落在知识人身上。所以知识人不能再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心态面对巨大的权力和财富。扮演批评者的角色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知识人必须各有专业，在学术领域中不断创新，提高中国的学术与文化水平。美国的杭士基（Chompsky）在语言学上是一代大师，但它批评美国政府和政策，不留任何余地。我不一定赞同他的观点，但我很尊重他的批判精神。

　　余英时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于天津，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曾担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少有的几位校级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之一。他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和杨联升，从儒学到现代时局，无所不精，主要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士与中国文化》、《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儒学论》以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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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今古逍遥知识人

来源：东方早报 　

　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不久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颁奖仪式，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分享本年度大奖，余英时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学者。



　　香港学者李欧梵曾称这位30年的同行是个逍遥自在、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但遇不平之事要说话，任何强大的势力在他看来都不觉得有什么重要。余英时昨天在普林斯顿家中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我觉得这几点还是比较说中我的。”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在与余英时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中，感觉就像曾有过相同经历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毕灵顿所形容———“是场享宴”。

　　当记者好奇地向他问起，自他1978年带领美国一个学术团体访问中国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的余英时如何了解、研究中国时，76岁的老先生在电话那头调皮地反问：“那我也没有跑到历史中去过啊，我是怎么了解历史？的”

　　获奖 并非因为我是中国人

　　东方早报：您之前知道自己今年将获得克鲁格奖吗？

　　余英时（以下简称余）：这个奖项的评选保密工作实施得非常严格，得知获奖消息时我很意外。克鲁格奖从2003年创立时，第一届获奖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神学的，第二届的两位得主分别研究基督教史和法国诠释学，今年我和非裔学者约翰·富兰克林的获奖说明该奖项在美国内部已离开了白人主流学术圈，也表示奖项的西方评委已慢慢解除“西方中心”的观念，西方主流学术界已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这在50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其中有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学界将近两代人努力的贡献，也有西方50多年来中国研究者的功劳，这都是我的研究受到重视的前提。我想这次把奖项颁给我是因为我在美国大学教了四十几年书，审查委员会的人对我的背景比较了解，知道我是从世界学术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并作出了一些成绩，而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东方早报：中国研究从一种地域性研究到进入世界学术主流，这之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余：18、19世纪时，世界上讲的“汉学”就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科，没有将哲学、历史、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这50多年来，西方的变化很大，欧洲汉学家受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已经从单纯考据式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追求知识的渊博转向一种现代性、具有普遍学术视角的中国研究，在考据之外还提出解释，使历史真相慢慢还原、复活，而不仅仅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新奇的对象来看待。

　　历史 研究检视人性深层

　　东方早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毕灵顿在颁奖词中称您的学术以一种深远的方式，检视攸关人性深层事实的主要课题，您自己如何理解他所说的“学术”与“人性”的关联？

　　余：西方人认为，要了解人性，历史是关键，心理学则是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当事人种种不同的反应和人性的复杂，从个人早年接受的教育、价值观变迁和当时的处境等因素中，真正了解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古老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连续性传统非常强的文化。人有意志、情感、欲望、向往，这些都找不出一定的规律，所以，机械地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式寻找历史规律是找不到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过去假定人类社会都经过统一的发展阶段只是一个假说。中国与西方相比，历史上没有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这样很明显的里程碑式的时代，朝代更替并不能说明社会的一种必然变化。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产生了资本主义，那就是西欧。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先被概念束缚住了，历史是开放、鲜活的，最没意思的历史就是造一个公式到处套用。

　　东方早报：这是否也是您个人治史方法上的一个特点？您求学过程中有哪些导师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余：我的求学经历比较特殊：小时候在乡下的9年根本没上过什么学，16岁随在沈阳工作的父亲到沈阳上学，已经没有机会再从头学数、理、化了，就只能学文科，而自己则一直对历史感兴趣。

　　从1950年开始，我在新亚书院和钱穆先生有了接触，受他的影响，我对“五四”的认识修正了许多，了解到“五四”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运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那以后，精神领域还没有再经历过比之更大的转折，像1980年代的文化热，也是还没成型就中断了。但反对“五四”的人也有其重要性，这两种立场在当时属于激进和保守两种思想认识的不同。后来我在研究史料中发现，1920年代胡适在北大的入学考试中出了关于“五四”运动的考题，不少学生答不出来，可见“五四”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被后人夸大了。经新亚书院推荐，1955年时我来到哈佛燕京学社，受教于清华经济系毕业的杨联升先生。他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使我受益颇多。我早年的英文著述《汉代的贸易与扩张》就是受杨先生影响。他也影响我后来看任何思想，都不会把它放在真空中，而是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历史的背景下来看，希望尽量用想像力来还原历史，思考一种制度如何诞生，在运用中会发生什么问题，而不光在材料上做文章。

　　但我觉得这项工作目前在整个中国史学界还没有真正开始。很多人现在因为害怕挑战一些宏观的框架，只做小问题的考证、研究，而不触及社会性质、结构变化等大的判断，这就像造了一个螺丝钉、一扇门、一个窗，但没有整幢房子的构图，关于中国历史的形态描述几乎就被放弃了。所以我侧重研究各个时代变化的阶段，希望能从中国历史的大发展中找到一条整体性贯穿的线索、一种内在的变化，而不是让外来概念笼罩它。

　　向往 有人情味的生活

　　东方早报：能否向大家介绍一下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新的治学动向？

　　余：我一般每天都和我太太一起散散步、聊聊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别的朋友现在都离得比较远，只能打打电话。我过去喜欢下围棋，还给《围棋天地》写写文章，现在年纪大了，做学问之外就不想再多伤自己的脑筋，只是看看别人下。每天的工作时间从3到10小时，或长或短，这已成为一个生活习惯。不是我比别人用功，而是因为我的工作和娱乐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需要在人前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没有寂寞感。我的朋友还有古人呢。（笑）

　　11月初到二十几日，我读完了顾颉刚600万字的日记，写了6万字回顾顾颉刚生平的文章，准备给台湾联经出版社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作序言。最近我正在把原来散落于各种杂志、书刊中的论文编辑成两厚本英文的论文集，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下一步我想研究唐代最有创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两种人———诗人与高僧，特别禅宗和尚的关系。

　　东方早报：如果什么时候您打算回中国，最想到什么地方看看？余：我的故乡安徽潜山官庄，那是我7至16岁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是穷乡僻壤，小时候从安庆出发坐人抬的轿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里，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中国农村。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农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没办法，永远也不能赶他走。乡里的人互相都是亲戚、朋友，沾亲带故的，靠家族族规维系，没有现在这样的警察、武力。由于人情关系，大家互不欺骗，互不欺负，很和谐、有人情味。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全靠那几年，比起许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同代学者，这是我的优势。

　　东方早报：能形容一下您心中的理想生活吗？

　　余：我向往的生活和绝大多数现代人大概没什么不同，即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元社会。在这种社会和文化安排下，人与人之间能互相尊重、容忍，过的是有人情味的共同生活。我绝不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但我相信社会必须以个人为本位。只有如此，所有不同的个人才都能发挥他（她）的天赋才能和追求一己的理想。中国古代有一首民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一向往在今天更为迫切。“帝力”代表政治力量，作为维持群体的“秩序”，不能不存在，但它应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使人不觉其存在。政治力量对人生各方面的干涉，越少越好。这样便会出现一种“有自由的秩序”或“有秩序的自由”。一百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这样一种合理的秩序。在这一追求中，知识人的责任最大，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但是这是指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毁一切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和外来的,撕毁一切则最终必将陷入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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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文化的余英时
作者：李宗陶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The Kluge Prize)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

　　得奖，稍稍打乱了余英时先生的“隐居生活”。他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 ；跟最亲近的朋友：夫人陈淑平、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纸烟在一起。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我们的旅馆房间里应该放一部《四书》

　　1937年，因抗战爆发避居祖籍安徽潜山的余英时年方7岁，开始读一本“无字的乡村社会书”；

　　1947-1948年迁居北平后，余英时在琉璃厂、中央市场的旧书店一呆一天，那便是“最高兴的事”；

　　1949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却选择肄业赴香港，投考新亚书院。钱穆先生亲自题试，他被录取为二年级学生。1950年初在香港，跟着父亲(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荷里活道流连于旧书店，买到有缺本的同文本《二十四史》以及《资治通鉴》。20岁的青年效仿明人宋濂，手抄补全……

　　几十年后，他的书多得无处安置：书架是早不够用了，每一格都已堆了两排，楼上楼下地下室全是书，以至某次地下室遭水淹后他说：“淹得好，不淹掉不得了。”2001年6月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前，他犯愁的是如何安置那两大间研究室的书。

　　余英时在普大研究室里放打字机的书桌，是当年爱因斯坦用过的。学校原把爱因斯坦的办公室一起拨给他，他没要，“爱因斯坦的研究室没有书架，我不能因为喜欢爱因斯坦，而搞一个没有书架的地方吧。”结果只要了一张老桌子。

　　他兴致勃勃推荐新书。“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著，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多么伟大。”

　　他曾建议中国旅馆的床头柜上放一部《四书》，如同日本人摆放佛经，而不是学着西方人，放一本《圣经》。“摆一部《四书》总有人会翻两句，得一句有一句的好处。”他希望现代中国学者能花点时间为大众整理古籍，“使一般读者对中国的文化变迁，历史、文学、宗教、艺术，都有大概的了解”。

　　研究学问重在走自己的路

　　1955年春天，经新亚书院推荐，时任助教的余英时获得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一年的机会。因他在香港刊物上写过不少提倡民主、自由的文字，国民党政府一直拒发“中华民国护照”，最后勉强以临时旅行文书(affidavit in lieu of passport)抵达哈佛，此时开学已过两周。

　　余英时研究儒家，却无意跻身“新儒家”。他曾说：“我只是研究儒家喜欢儒家，但是不愿意给自己贴任何标签，我什么家也不是。”

　　在哈佛治中国史，师从杨联陞先生。“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逐渐养成不敢妄语的习惯。”而美国40年，“无形中转益多师，不胜枚举”。

　　“我并不妄想在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2006年夏，记者在上海采访余英时同代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时，许先生尤其提到，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朱熹的思想反而退后了，而朱熹身处的时代和代表的那个集体反而凸显。“他(指余英时)对文化也不是从比较文化角度看的，而是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大脉络来看的，在这条线上掌握得很清楚。”

　　退休前访台湾，他对学界后辈说：“研究学问最重要的是要走自己的路。很多时候我也是自己摸索，自己找路。中国一句老话，先生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代的青年学者要先接受好的学术训练，要能独立思考，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怕孤立，但也不要故作孤立。”

　　早在1973年12月，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的演讲“史学、史家与时代”中就特别提到章学诚当年提倡的“史德”。他说：“今天的史德是什么，我们可以因人而异，不过，做学问应该忠诚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忠诚于他的结论，不要为现实、为个人的私念而改变他研究历史所得到的结论，因为这是很容易的。”

　　陈寅恪曾说，作者知我

　　1950年代末期，余英时在哈佛寓所的那间大客厅，成了张光直等同赴哈佛的中国学生的聚谈、辩论之地。在这些非正式讨论会上，他“不务正业”地发表了对于《红楼梦》的新看法，十几年后他写出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书。

　　他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从史学家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家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到思想家梁漱溟、陈独秀，着墨最多的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3人。

　　1950年代末，他写下《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陈寅恪读后曾说：“作者知我。”10多年后，余英时辗转得知这四字评语，“心中感动，莫可言宣”。

　　对“五四”的梳理、对“文革”的反思、对民族主义的警惕、对大学教育的规劝……偶露峥嵘的犀利贯穿其间，也流露出一种单纯的倔犟，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迂”；而他对师对友的真挚(如回忆、评述钱穆的文集《犹记风吹水上鳞》和《悼张光直：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对后辈的提携，则彰显儒家仁者爱人的风范。

　　1978年10月16日，余英时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汉代研究代表团”回到阔别29年的大陆，从北京出发，一月之内先后参观了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成都等地的汉代遗址和出土文物。余英时写道：“除了北京之外，这些地方都是我一九四九年底离开中国以前所未到过的。我确实开了眼界。……此行我又先后会见了俞平伯、钱钟书、唐兰、唐长孺、缪钺诸先生，他们是我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

　　钱钟书在赠给余英时的《管锥编》扉页上写道：“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曰：‘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

　　在《〈论士衡史〉序》中，余英时写道：“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他的追索叩问，“不但涉及历史的陈迹，也涉及现实的人生；不但是知识的寻求，更是价值的抉择”。

　　余英时曾说：“陈寅恪对中国文化是那样的一往情深，他的生命已完全托付了给它，一切著述也都是为了阐发它的最深刻的涵义。怎样谈陈寅恪呢？我们只需反复不断地说：文化、文化、文化……”这段话，某种意义上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附: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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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弘毅”的余英时

2010年01月21日
东方早报

1987年余英时教授告别耶鲁，应聘到普林斯顿大学。翻开车行健为他老师编写的著作目录看，这一年余先生三本影响深远的重头著作也同时问世：（一）《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二）《士与中国文化》；（三）《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其实英时校长1987年前出版的中文专著，已有十六本之多。我锁定1987年为界入点，因为普大给予先生的名分是地位崇高的University Professor。先生的英文著作不多，1987年前出版的专书只有三本，其中一本是博士论文。这也是说，普大考虑给先生聘书时对他所作的“学术评估”，中文著作应占相当的比重分量。

英时校长以中文著书立说，以身弘毅，舍美国“汉学”英语论述的主流萦然而立，无疑给同行后进树立了一个为学做人应“适才量性”的楷模。他接二连三的就方以智和陈寅恪二人的生平着墨，只为抒发一己幽思。这些文章，不是在publish or perish的压力下写得出来的。

广义地说，普林斯顿大学以University Professor的名义礼聘余教授，一方面固然是对他个人在中国历史研究卓越成就的肯定，更为重要的是：余先生的appointment足以证明用中文书写的学术著作在美国“汉学”的行家中一样受到尊重。

凭常识看，促成余先生“过档”普林斯顿的“幕后推手”中，必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伯乐”。他当然得是一位“大老”级的中国史专家，对余先生的生平和著作了如指掌。那还不够，这位“伯乐”还得有足够的眼光看到余先生的著作对中国文化深远影响的前景。余先生的著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多在台湾出版。八十年代尾开始，大陆版本开始出现，一时风起云涌，各家出版社争相向他要稿。原著供不应求，译文亦转眼变了“奇货”。上海古籍和台北的联经联手编译了《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有助读者认识余教授研究范围的“外一章”。余先生1967年在加州大学出版的专著《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型结构研究》，汉译版本就收在《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

如果余先生思想性的著作如《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和《文史传统和文化重建》全用英文出版，相信大陆不会出现“余英时现象”。中国情怀有赖文字寄托，通过翻译，难免失其本性。余先生著作初在中国大陆登场时引起的轰动，王汎森在《普林斯顿时期所见的余英时老师》有侧面的描述。他说葛兆光告诉过他，余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1986年在上海出版后引起很大的震动。当时葛教授一位“半通不通”的朋友，连封面也没看清楚，就兴高采烈地跟他说“最近刚读了一本精彩的《土与中国文化》”。

如果从文化流散的社会角度看，这个“笑话”其实是一种启示：余先生在神州大陆的读者阶层，早已跨越学者专家的“族群”。他的“粉丝”中，说不定“士”“土”不分的确大有其人。这些“半吊子”粉丝读余先生的著作，能力容或有所不逮，不过即使他们所识只是一知半解，也不会错过余先生“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那就是对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观锲而不舍的追求。

英时先生名满天下，历年所获学术荣誉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等。2006年他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积人文学科终身成就奖”（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s）。这个荣誉的金额“与诺贝尔奖等量齐观”（the award is at the financial level of the Nobel awards），本身已具吸引力，但身为学界中人，得奖人最值得引以为傲的是候选人的提名是经过国会图书馆内一个特别的Scholars'Council会员甄选的。可想而知，会员中一定有独具只眼的“伯乐”，能够在他学术著作中看到一位“弘毅之士”的身影。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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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国人只会赚钱 难堪世纪重任

2006-12-10 TITANS  来源：日月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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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毕灵顿替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挂上圆型的「克鲁奇奖」奖章的那一刻，国会图书馆杰佛逊大礼堂全场来宾起立致敬，掌声久久不辍。
　　曾和余英时在哈佛及普林斯顿大学共事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也到场祝贺。但不是每位到场的来宾，都和史景迁一样熟悉余英时的学术成就。许多宾客大概只知道，余英时是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
　　美国人盼脱离西方思考还好，至少余英时胸前那枚深铜色的克鲁奇奖章，在此起彼落的相机闪光映照中，沉稳地诉说着主人的学术分量。
　　克鲁奇奖有「人文学界诺贝尔奖」之称。这顶重量级的学术桂冠，今年由76岁的余英时，和91岁的黑人学者约翰。富兰克林共同摘下，分享100万美元奖金。
　　余英时在接受台湾驻华府媒体记者访问时说，他此次能得奖，显示西方对中国文化有真正的兴趣，「不能敷衍的」。美国也希望能脱离以西方为中心的思考，把不同的古代文化都平等看待。
　　全世界可看出正在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否则他们只要集中在西方的文学或哲学研究、历史，那人多得很，轮不到我得奖」。」余英时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也可以看出世界正在变化中，「美国人的企图也很大」。
　　余英时的得奖演说内容，其实正是他毕生治史的思考脉络演进，以及学术理论架构的缩影。余英时谦称，克鲁奇奖等于是透过了他，认可了中国文化传统及中国学术历史的训练，而中国文化传统是他一生的知识追寻，中国学术历史则是他所选择的专精领域。
　　各文化比较才不会狭隘余英时说，他数十年来研究中国历史，多循著两个主要的思考方向：其一，除了必须用中国自己的术语理解中国文化外，还要透过诸如西方等不同文化的比较角度，才不致局限狭隘。其二，在研究中国学术、社会及文化史时，经常注意一个历史阶段如何从变局中过渡到另一个阶段。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毕灵顿就称许余英时的学术成就博大精深，对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已跨越许多学门、时段和议题，以一种深远的方式，检视著攸关人性深层事实的主要课题。
　　许倬云最后决选的遗珠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李华伟则透露，本届克鲁奇奖从近千位获推荐者筛选到最后九人进入决选，其中除了余英时还包括另一位中研院院士许倬云，最后由余英时和富兰克林出线。
　　余英时在中国大陆出生，1949年后到香港，成了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然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生活超过半世纪。
　　中国人靠发财只会更糟余英时在演说中，数度提及治史过程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思考，自身的中西生活经验恰可验证。但他特别强调，想了解中国文化是否能与西方的主要价值相容，仍只有透过中国历史的导引，方可得证。
　　记者举中国近来被西方认为「崛起」为例，问余英时是否认为时间果真站在中国那一边？
　　「我从来不这样想问题！我认为许多问题都在发展中，因此民族情绪是应该避免的。」
　　余英时表示，中国可以有很好的发展，但光靠暴发户、发财，缺少其他的文化，恐怕只有更糟糕，「因为外国人看到中国崛起，是想要赚钱，看中便宜的人力市场，如此而已」。
　　下世纪别以为是中国的「不要以为下一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没有那么简单！」余英时举今年诺贝尔奖的科学奖项都由美国人囊括为例，指出中国不仅在学术和基本科学上研究不足，「人文学门就更不用说了，根本就不能比」。
　　他说，这些东西都落后的情况下，「就因为赚了几个钱，就觉得自己可以忽然跑到前面去？我想不能这样讲」！
　　台湾啊！我真的不知道！
　　因中国内战离开中国大陆的余英时，1978年曾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推荐下，率领一个美国学术研究团访问中国大陆。那也是余英时唯一的一次。
　　余英时四日与记者谈到台湾政治时曾提到，台湾的「人病了」，谈政治都太情绪化。五日领奖时他面对同样的问题，似乎就显得有些意兴阑珊。他说：「台湾啊！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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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書中乾坤大

□余英時

　　讀書的經驗因人而異，介紹公認的“必讀書”是很難的。從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到1920年代胡適和梁啟超開列的“國學書目”，都曾熱鬧過一時，但在專門研究國學圈外究竟產生過多少影響卻不容易估計﹔即使在專門圈內，其效果也難說得很。所以1925年魯迅答《京報副刊》關於“青年必讀書”的問卷，便諷刺地說：“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我並不想學魯迅的筆調，不過對他的窘困卻是同情的。

　　現在隻說我個人的經驗。我對於歷史、文化、思想之類的知識發生了追求的興趣，大概是1947至1948年間的事。當時閱讀的范圍很廣，但都是淺嘗輒止。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我在1952年從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畢業還沒有大變化。每一個人都受時代的影響。在我成長的歲月中，中國文化思想正處於最沖突、也最混亂的狀態。所以中國傳統的、西方的書刊我大致都接觸過。《圍城》小說中的方鴻漸，讀書“興趣很廣，心得全無”，大概也是我早年的寫照。現在回想起來，惟一可報告的是我是帶著許多困惑和問題去泛觀群書的。而這些困惑和問題則都起於我必須解答關於自己的價值抉擇和人生取向。我不願意為當時混亂的思潮所淹沒，總想找到一條可以心安理得的道路，使自己可以清醒地走下去。這點想法是我們當時東摸西看的主要動力。但是在閱讀過程中，並沒有某一部或幾部書對我起過“頓悟”的作用，也沒一位或幾位古今中外的大師使我崇拜到五體投地的境界。在讀書世界中，我是一個“多神論者”，我觀賞許多名著，也佩服許多杰出的大師，從不敢存一絲狂妄的念頭。然而我要追尋的畢竟是自己的精神歸宿，這不是任何別人能給我的，無論他是多麼偉大。所以我的經驗可以用杜甫“轉益多師”這半句詩作為總結。不過讀書必須取法乎上，在任何一門學問中都要選取第一流的著作。青年人的興趣各有不同，隻能各就所需，向識途徑者請教。這在今天並不是難事。

　　上面的說明雖是我的早年經歷，其實大體上也通用於中年以后進入專門研究領域的階段，不過有“多惑”與“少惑”之別而已。總之，我一生讀書隻不過是一個多方面摸索的過程，“困知”、“日知”的感受很深，大徹大悟的境界則從未到達過，這也許是學術研究不同於宗教信仰的緣故，始終支持著這個摸索過程的動力則是一種與日俱增的求知樂趣。

　　最后，我也願意介紹一部書，但不是我早年所讀的名著，而是本偶然讀到的新作。公元2000年美國出版了歐洲文化史大師巴森的《從黎明到衰頹：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生活》（中文版貓頭鷹出版社發行，鄭明萱譯），寫的是五百年來西方文化生活的演變史。這不是一部普通的史書，更不是教科書，而是一位93歲高齡的博雅老人一生讀書和反思的最后結晶，他面對著西方文化價值受到全面質疑的今天，提出了他個人的觀察。我不可能在這裡介紹這部800頁的大書，有興趣的讀者必須自己去發掘它豐富的內容。此書深入淺出，大可雅俗共賞。后現代派的讀者也許會覺得其中某些論點不甚相契，但這是不相干的。我推薦它是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窺測西方人文修養深厚的學人究竟是像什麼樣子。此書出版是當年美國文化界一件大事，報章和電視都有評論和訪問。中國人如果真要想重振“人文精神”，這是一塊大可借鑒的他山之石。順便介紹一下巴森，他出生在法國，十三歲移民美國，一直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史學教授和文科領袖，但已退休二十多年了。

　　這部令人百讀不厭的《從黎明到衰頹》，現在有中譯本了，這是使我十分興奮的事。這部中譯本完全對得起原著。我抽閱了譯本的有些篇章，並與原書比勘之后，我發現譯者的巧筆很能盡原文的曲折。這是一部很難譯的書，因為其中充滿著西方文化史上各方面的專門名詞和典故。但譯者都能反復推敲，最后以流暢的文字表達出來。讀了這部譯本，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對五百年來的西方文化演變，獲得一種有深度的認識。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英文著作數十種，包括《漢代生死觀》、《漢代中外經濟交通》、《士與中國文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等。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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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间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迳。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覆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话的基础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份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昕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昕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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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知识人的出路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 　　柴子文　　□媒体从业者，香港

　　潜山个案

　　七岁那年，抗战爆发，余英时被伯父带到安徽潜山县官庄乡，在那里一待就是九年。偏僻的穷乡僻壤，几乎与现代文化完全没有接触，一切都保留着一百年前的习俗、传统，只不过更衰落，更贫困而已。



人生非常重要的受教育年纪，在那里却没有当时已经相当普及的现代学校，余英时只能上私塾，习诵《三字经》、《四书》、《古文观止》，拜孔夫子的像和“天地君亲师”的牌子。

　　故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以为很悲惨，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少年，即是以后跟上了时代潮流，也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可是，多年后，余英时回忆起潜山九年，却认为那是一种特殊的幸运，是“个人生命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因为“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身体认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九年的乡居生活，让余英时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有了最真切的了解。

　　这样说，多少让现代的中国人觉得有怀古遗老的心态。可是，那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即使在余英时成为享誉国际的史学家之后，他仍旧记忆犹新，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价值尝试接隼西方现代化的重要个案。

　　一九三八年的春节，即便是在战乱的年岁，普通百姓家家过年还延续着写春联的旧传统。余英时的伯父写了一堆应景的红纸春联。同时，他还写了“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贴在放祖先牌位的厅堂中间墙上。伯父向余英时解释，这五个字原来是“天地君亲师”，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成了“国”字。一字之改，虽然整个价值系统的结构原封不动，但已经显示出了努力跟现代接壤的痕迹。

　　这段蕴含丰富传统价值的乡村生活，显然让以后留学美国、一生都倾注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余英时能与反传统的潮流拉开距离，深入思考中国传统价值。

　　文化的现代化

　　余英时发现，他的外国同行同样关注到这样的问题：整个二十世纪，包括印度、中国、日本、南非与中非、阿拉伯等几支文化，毫无例外，都没能创造出特别引人注目的新东西，足以与西方媲美，无论就哲学、文学、科学或艺术而言，都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特的状况呢？专家们的解答大体上也是一致的：整个二十世纪，这几支文化在学术和思想上的主要努力都在于怎样适应现代世界，怎样对付西方的行动方式和思想形态。这导致对既有文化的不自信乃至嫌弃，继而慌乱、病急乱投医，不能冷静、笃定地去整理、发现自己文化中的核心价值。

　　在余英时新近出版的最新文集《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一书里，集中回答了以道、维护道统为己任的知识人，是以怎样的方法，努力维护中国文化独立而独特的内涵。因而，就如余英时在序言里所说，这并不是一本随意杂凑的文集，而是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

　　跟他的老师钱穆不同，余英时很少直接宣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更不与海外的新儒家为伍，而是把自己定位为历史学者，志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思想、社会和文化变迁”，从而“尽可能辨识中国历史变迁的独特模式”。这本书可谓是他集中讨论中国文化价值内核的著作。

　　从各大文明的源头上说起，在轴心时代形成的几大文明(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各有自己的鲜明(鲜明博客,鲜明新闻,鲜明说吧)个性，也就是各自的价值系统，这本就无所谓好坏，只有各自发展的高潮、低谷。其实道理简单，就如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一个人的成长，不是说要长成同样的类型，而是能够趋利避害，在经验和智慧上能够进步。我们说有所坚持、不苟且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好的品格，同样的道理，在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身上也合适。

　　余英时认为，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而西化又有各种不同的层次，科技甚至制度层面的西化并不必然会触及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的核心部分。中国传统的自我观念只要稍加调整仍可适用于现代的中国人。正如，敬畏“天”、“地”，尊重“亲”、“师”可以是普世价值、生活方式，而“君”的有无、用何替代，却是可以接受别人的经验或教训的。

　　问题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集合了很多人性的弱点，而群体的躁动更容易病急乱投医，继而扩大偶像崇拜的氛围，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一种整全的方案、寄托于一个人身上。结果，各种弱点集中而爆发，危害可想而知。

　　同时，近百年来知识界在思想上的分歧和混乱，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一直没有机会获得有系统、有意识的现代清理。相反，情绪纠结掩盖了理想思考：不是主张用“西方文化”来打倒“中国传统”，便是主张用“中国传统”来抗拒“西方文化”。这种现象到了今天的国学热，还是没有丝毫改变。被学界公认为民初西学第一人、同时自认庚续乾嘉学统的王国维，说过一句至今犹未过时：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

　　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这样理想清澈而胸襟开阔之士，只是他们的声音本已十分微弱，在上述两种吼声激荡之下更是完全听不见了。所以中国的价值系统未经过自觉的反省与检讨，至今不能与时俱进，获得现代意义并发挥创造的力量。

　　虽然如此，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文化在这样的近代化继而是现代化转型中不知所措的命运，并非孤立的个案，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国家在20世纪面临过同样的危机，只是程度不同，解决之道不同。这有助于我们打开视野，不至于那么坐井观天地过度悲情。

　　“知识分子”与“知识人”

　　知识人是intellectual的日译。余英时将约定俗成的“知识分子”改为“知识人”虽出于偶然，但一字之改，却牵动重要的观念转换。

　　余英时读到一篇谈“分子”的文章，说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这让他恍然大悟，分子是阶级划分，其实无形中剥夺了“人”的尊严，把中国古代的孔、孟、老、庄也称做“分子”更是别扭。相信，明白此中真意的中国知识人，会欣然接受这一新称谓，所谓“必也，正名乎”。

　　而人的尊严，在“文革”曾经荡然无存，子女清算父母，夫妇之间划清政治界限，学生们斗争老师等等，完全取代了孝弟、相敬如宾、尊师之类的传统价值。余英时认为，在那个年代，承担着价值世界的知识人更是古今中外最不幸的人群。因为中国读书人则深受“士可杀，不可辱”的影响，往往把个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吴宓日记》具体写出了自己身上的传统知识人的价值怎样一一被摧毁的具体过程及各种方式。最近台湾整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余英时写序)也真实记录了这一过程。

　　中国知识人，特别是儒家强调“道”，甚至提倡“道统”有一个重大的意义，他们要以超世间的“道”和世间的“势”——主要是君主的政权相抗衡(明代理学家吕坤直接说“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以“道统”来驯服“治统”，是后世儒家知识人最为重视的一件大事。宋明理学的积极意义也在这里。

　　最近秦晖先生撰文指出：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内圣”)，“不能治国的儒便只能‘治心’了”。这样的解读是有所偏颇的。他所举孔鮒也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但并不意味着历史上就只剩下趋炎附势的叔孙通，儒家完全失去了孔子的理想。事实上，正如余英时的思想史研究所指出的，是为了保持“理”的尊严，中国知识人才不能不讲心性修养的，否则“理”有何能不为“势”所夺？更何能使“理”常伸于天下万世？这是“内在超越”(他认为，这是中国文不同于西方文化“外在超越”的重大的气质差别)的知识人，在传统格局下的唯一出路。

　　虽然同是唯一出路，是不得不为之的被迫选择，但内在的理路是完全不同的。在前者的解读里，“内圣”显然是狡猾的生存之术，而后者则把“内圣”看成是儒学自我价值的回归，以及促成使命感、维持道统的有力武器。

　　正是在这个脉络里，余英时在去年获得克鲁格奖的演说词最后强调：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到“道”的主张，中国相对的一系列问题也将随之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