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序]费孝通之江村/梁漱溟之邹平/陶行知之晓庄/于建嵘之岳村/梁鸿之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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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之江村/梁漱溟之邹平/陶行知之晓庄/于建嵘之岳村/梁鸿之梁庄。。。。。。。。

管季超呢，有他供职的[孝南区教研室]，俗称‘单位’。

这个给你饭碗，给你关照，给你提供人生发展的舞台的地方；这个给你烦恼乃至屈辱的地方。

辛卯年晚春，管季超遭遇一次车祸，险些丧命。

在昏迷两个多小时被抢救过来之后，管季超想到的第一件事是------

应该在活着时写一个[遗嘱]，将重要的话托付给重要的人。

也许，还该将自己个人生活史写一写---这对于别人，或许毫不重要，而对我本人，却是必要的。

费孝通之江村/梁漱溟之邹平/陶行知之晓庄/于建嵘之岳村/梁鸿之梁庄。。。。都是社会学的经典。管季超所写的，岂可与之相提并论。

管季超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向名著致敬，并随时准备尽可能少些遗憾地-告----别-----人-------世。
是为开此子栏之[序言]。
                                                            管季超 2011。4。28。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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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勘验乡村变迁史

王 华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比余华的《活着》更真实；作为一部田野调查，它比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更文学”———

　　《中国在梁庄》一书为原籍邓州张村镇梁庄街的学者梁鸿所著，推出后受到各界好评，为2010年人民文学奖获奖作品，荣登新京报2010年度好书榜首。梁鸿于2008到2009年间，回到梁庄居住了五个多月。其间，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撰成此书，已经引发国内文学、学术界内外广泛而热烈的关注、好评和争议。《中国在梁庄》不是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被视为一部口述史。它将一个社会的变迁浓缩到一个小乡村，从梁庄，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作者以一个思想者的笔法，游走切换于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当下、记忆与现实、表象与意义之间，表达着归乡赤子对故土的挚爱之情与沉重的思考。自始至终，其作者梁鸿都在试图努力克制作为作家的恣肆的激情，用一个学者的冷静与理性，用一个独立的观察者而非参与者的角度客观记录和叙述乡亲们言语描述中的梁庄。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在梁庄》既是一部主观化了的乡村社会变迁史，也是一部客观化的乡村心态史。它有强烈的历史意义存在于其中，当然也呈现着明显的文学特性即主观性，它兼具这两个方面的特点。有读者这样评论本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比余华的《活着》更真实；作为一部田野调查，它比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更文学。”此话虽未必准确，却至少抓住了《梁庄》的文体与内容特点。2010年“人民文学奖”颁予《梁庄》时，弃用“纪实文学”而采纳“非虚构作品”的表述，大概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吧。

　　中国的乡村病了，我们的父母病了，他们需要良医的救治。现在却有太多自封的庸医和伪大夫，用几本医书上胡乱看来的理论建构一个理念，不痛不痒地开成药方治病，却没弄明白自己本是病人的子女，就该老老实实看护着患病的双亲，细细勘验出病状，并以此为据去奔走呼求良医。当病人的病状都还不清楚的时候，就乱开药方，甚至假作医生去开药方，轻了不过是隔靴搔痒，重了就要医死人，会让这个社会陷入混乱甚至倒退。梁鸿只是做了一个为父母之病而椎心的儿女应做的事情，只是仔仔细细地查验清楚了亲人的病状，讲述出来，以便让真正的良医据此下诊断书，开药方。这恰恰是《中国在梁庄》最能打动读者的地方。

　　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在《中国在梁庄》的文本背后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理念作为支撑”？梁鸿这样应答：“我努力呈现的是那些被宏大叙事忽略了的微观叙事：关于个人，关于生命，关于情感。”“‘发现’与‘展示’本身就是意义。我们的问题是，大家不去‘发现’。如果大家看了《中国在梁庄》之后，有所痛，有所思，心里有了那一片广阔而复杂的土地，有对那土地上的生命和那土地上文化式微产生某种温柔的痛感，我想，它的目的和意义就实现了。”是啊，是特定的生活催生出特定的理念，不要用特定的理念去制造生活！梁庄已经很孱弱，它禁不起美款欧造中国组装的理念枷锁轻轻一压。

　　我们应该感谢《中国在梁庄》，它像一根银针，把我们从精神的麻木中刺醒，让我们这些自私、狂妄、自以为是、终日在文字游戏中自得其乐自我陶醉的人开始觉悟。我们会在羞愧的警醒中学会用思想的谦卑亲吻大地。

　　(《中国在梁庄》 梁鸿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管季超0712

管季超将忠实记叙1996-2011年间其个人和他所在[单位]与之相关的故事，以这样的方式，向名著致敬.

        管季超所记的事并不遥远，也必然会提及身边的人。如果都不提及，这一组文字将无法展开叙述，也 失去了意义 ...
教师之友网 发表于 2011-4-29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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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将忠实记叙1996-2011年间其个人和他所在[单位]与之相关的故事，以这样的方式，向名著致敬.

        管季超所记的事并不遥远，也必然会提及身边的人。如果都不提及，这一组文字将无法展开叙述，也 失去了意义。因此，管季超将为他的文字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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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边缘——社会变迁中的灰色青少年群体
作者：章伟

  
【摘要】边缘人是一种文化现象，灰色青少年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在城市社会，他们是弱势群体，受到社会排斥，所以他们发展出一套行为模式和解释机制，对抗主流文化；在村庄，混混影响力巨大，他们运用市场的规则、斗狠的方式，改变了乡村的人伦格局和道德评价，邻里关系出现“大门口的陌生人”现象，乡村社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他们生活的社会空间暧昧、颓废，并对其他社会群体形成重大影响，是社会变迁研究的特殊领域和重大课题。

【关键词】边缘人；街角青年；混混；社会灰色化

  
“边缘人”或者“边际人”的概念是由K.勒温在1937年提出的[1]，费孝通首先将它用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并给出一个“价值中立”的学术分析概念：“受到不同文化波及的人，可以称作‘边际人’（边缘人），是文化接触中出现的现象。[2]”在我的研究和观察中，无论在城市或者乡村，有一个青年群体，他们总是处在与主流文化对立和反抗中。他们大罪不犯，小恶不断，行事怪异，踪迹隐秘，但是这群人有着特殊的文化生产机制，对于主流文化产生深刻影响，我们可以用“灰色”概念来形容他们生活的天地和受到影响的社会。

一、边缘人：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传统

从“社会解体”到“社会重组”：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学流派和社会学系就是芝加哥学派（CHIS）和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正是他们对边缘人的研究，使得芝加哥学派发展出具有美国特征的社会学实证研究风格。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极为广泛，涉及到波兰农民、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吸毒、青少年犯罪以及犹太移民等领域[3]。而芝加哥学派研究的重要概念就是社会解体和社会重组。“社会解体”的概念是W.I.托马斯和F.兹纳涅茨基在对波兰移民进行研究时提出的，用以解释移民的体验：社会准则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的减少，特别是“现有的社会行为准则对团体的个体成员的影响的减少”，内在的取决于现代性的动荡[4]。但是，后来怀特对意大利移民社区研究后指出，这个概念不能使人看到人在各个团体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重组的过程。他的研究表明，意大利的移民社区科纳维尔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等级制组织”，诺顿帮的“每个成员在帮的结构上有自己的位置”，“并通过不断的相互义务维护它”[5]。在怀特看来，社会不是解体了，而是通过不断的相互义务加强了社区的忠诚，新的规则代替了老的规矩。而萨瑟兰（E. H. Sutherland）对职业小偷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犯罪中，学习也显示出重要性，和任何社会团体的成员一样，小偷也需要在群体中得到同伙的认同[6]。在芝加哥学派看来，无序和矛盾内在于现代化之中，社会现象、社会价值和社会个体始终在分化瓦解和重组重构。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对自己和对于他人的态度是两重性的，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崩溃使他们彻底获得了解放，不再受到过去习惯的支配，可以进行冒险，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有始终不可控制的无所适从感，缺乏方向[7]。芝加哥学派对于边缘人的研究是重要的理论渊源，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就受到芝加哥学派的深刻影响[8]。特别在我国各个城镇“街角青年”的研究中，大量的文章都以怀特的《街角青年》作为参考文献，可见一斑。

从“越轨行为”到“亚文化”：芝加哥越轨社会学通过两个分支分别得到了深化，在美国，通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社会学“一致和协调”的模型带到了“角色和地位”的分离；而在英国，由伯明翰学派（CCCS）对标签理论的改造，通向了深入的“亚文化”研究。后来CCCS的学者认为，“越轨就在观察者的眼里，这忽略了被标签为越轨行为的起源，也缺少对那些涉身其中的行动者的越轨意义的关注”[9]。于是，在芝加哥学派“民族志”（ethnography）和“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基础上，CCCS的学者对于英国的青年群体做了深入研究，其中杰斐逊研究了无赖青年，克拉克研究了光头仔和足球流氓，威利斯对飞车党、混小子做了长期跟踪研究[10]，赫伯迪格对摩登派和“朋克”做了研究。他们将青年研究深入到音乐形式、时装风格、休闲活动、摇滚乐队、街头涂鸦、球场闹事、逃学肇事、攻击外来移民和种族暴力等社会场景[11]，他们认为青年的文化建构的基础不是年龄和世代（generation），而是通过发展自己的生活符号体系对抗主流文化从而建立群体归属，但是这些对抗往往是象征性的，既继承父辈文化的内核，又盗用主流文化的符号，所以它是一种“亚文化”，这些人也是文化碰撞中的“边缘人”。

从CHIS到CCCS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探索，建立了一整套研究青年群体和社会“边缘人”的理论传统，至今还影响着全球社会科学研究。欧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冲突和社会问题，我们今天或者明天也会遇到，他们积累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经验，是我们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对话基础。

二、街角青年：隐蔽的城市部落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隐秘的“街角青年”进入了我国学者研究的视野。张园较早研究了苏北小镇的“街角青年”，他指出，“如果你走进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另一个社会，它以非常明澈的方式暴露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张园把这个群体分为三类，犯罪型、冲突型和退却型，他们心理倾向是冲动、焦虑、麻木、残酷、反社会意识十分强烈。他们团伙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分布，当首领的条件是不怕牺牲，有四次以上进宫经历，能够带领大家搞钱，讲义气。据张园观察，群体里面有小圈子，面子大小可以反映地位高低，团伙中做领袖要8-9年时间。他们的“领袖”有发财致富的阶梯：积累一些原始资金，把自己洗白，最后做正当生意。张园认为家庭的影响、父母缺乏责任心、学校教育体制影响了这些青年的社会化进程，他们聚集在体制之外构成一个亚文化群，对于他们的改造需要用再社会化措施[12]。

马德峰、李梅在穆福恩对南非街角青年研究的影响下[13]，首先对于青年和街角青年的研究范畴做了思考，他认为，“街角青年更接近于的街头流浪青年，其基本要素是：长时间呆在街角；街角闲逛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没有从照管的成年人那里得到足够的保护、监督，但保持一定的联系。他还率先使用雪球抽样的研究方法，打入街角青年内部，对团伙的权威树立过程，经费来源和他们的归属做了深入研究，提出改造街角社会现状，要从影响街角权威着手，同时适当注意这个年龄段青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14]。马德峰和李梅的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研究结论上，都是对街角青年研究的一次深化。稍后，付平的研究扩大了街角社会与相关人群的联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15]。

黄海在2004年开始，对长沙的街角青年做了持续的研究，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他提出，主流社会在漠视和歧视他们的同时，也在反作用力方面强化了“街角青年”们的反主流性。他们采用不务正业、惹是生非、暴躁怪僻等亚文化群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就成为“街角青年”对主流社会的正统与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黄海认为，要真正了解和理解街角青年的生活方式必须从价值中立的角度出发。他运用越轨社会学中的概念，提出了主流的生活价值理念与“街角青年”的生活方式概念互为越轨的概念，拓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角。

但是，街角青年作为城市的弱势群体，有着比较隐秘的社会特征，不易被深入研究。对于他们的追踪和调查需要步步深入、持续不断，当年威利斯为了研究工人“小子们”的反学校文化机制，跟踪12个孩子长达3年6个月，才写成名著《学会劳动》[16]，所以，我国的城市“边缘人”研究还需要时间的积累。

三、乡村混混：扩大的江湖力量

在快速现代化的同时，我国广阔的农村也因为城市的拉动，出现了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乡村社会的快速变迁和大量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社区功能缺失。乡村的混混逐渐做大，他们自称“闯江湖”，江湖力量在生产、交易、婚姻、治安甚至政治生活等各领域都有深深的印迹，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独特的“中国问题”。

谭同学较早对乡村混混进行了观察和研究，他指出，混混是一种介于正常社会与黑社会之间的社会力量，它虽然存在着社会失序，欺压百姓，谋取非正当利益等现象，但其组织化程度不高，至少不甚严密，也没有黑社会的“专业”分工；由此，“乡村灰色化”也就是指乡村社会受混混力量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断增强，以至于影响到一般农民群众生产与生活秩序的社会过程[17]。

吴毅对江汉平原腹地某城郊乡镇的研究表明，这些乡村“混混”被当地人称作“道上的伢们”，他们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聚合起来寻求有异于常人的谋生之道：一是聚众赌博，不仅自己赌，而且还为其他赌博者提供场所和安全保护，并从中抽头，获利不菲；二是欺行霸市，垄断赚钱行业，例如，被屠宰牲畜的“下水”有较大利润，他们便强行从屠宰户处买下来，再批发给一般商户，以赚取差价；三是擂肥、吃黑，或通过“仲裁”纠纷以及代人收帐等特殊行业而谋求不法利润，总之，“混混”在乡村社会并不少见，而且已经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8]。

在某些农村地区，“混混”还拥有极大的政治能量，他们甚至能够左右选举，进而达到控制村庄的目的。一项针对浙江齐镇村委会选举过程的研究指出，制度规则与选举程序本身的缺陷、监督机制的缺乏以及选民的消极选举心理等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导致“混混”赢得了村庄选举[19]。

丁卫研究的陕西秦镇的“歪人”或“二道毛”，纠集同伙，独霸一方，习惯于“讲狠”“斗勇”，喜欢打架斗殴，敢于“以命相搏”。当地老百姓都害怕“二道毛”，避之惟恐不及。村里的党员干部乃至乡镇干部都不敢惹“二道毛”，有时候甚至主动和他套近乎，或者让其帮忙开展工作。有一些“混混”胃口更大，他们甚至想攫取村集体财产的控制权，因此觊觎村民自治选举。秦窑村有一个势力颇大的“二道毛”试图竞选村委会主任一职，通过手下一些“歪人”的强力鼓捣，他在2005年底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竟然获得了100多票，占到选票总数的近20%[20]。

黄海对湖南省北部的一个边远乡镇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他指出，那里的乡村“混混”势力极大，连警察都怕他们三分，由于金钱开路、“混混”当家、“刁民”遍地、拳头当道等现象非常普遍，致使当地的社会治安处于一种失序状态[21]。

农村混混研究，比较好地继承了中国乡村研究的传统，又吸收国外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起点较高，问题意识明确，是一个值得期待有重大建树的领域。

四、边缘人和社会灰色化

费孝通认为，“边缘人”的产生主要原因是社会文化差异，喻示了在同一个区域各种边缘人群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文化碰撞机理。但是除了文化之外，政治和经济的作用也十分巨大，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社会变迁的效应[22]。当代中国的社会有着“时空分异”的特征，也就是各种形态的社会在同一历史时空并存，各种人口在一个区域内相聚，于是文化碰撞导致边缘人——街角青年或者混混——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与混混或者其它组织相关，难以用道德语言评价，而又无法直接定性为社会黑暗的社会事实，被有些学者称为“灰社会”[23]。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灰色社会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首先，原来基于乡土的熟人社会被陌生的规则和形式所打扰，是部分社会“灰色化”的基础。传统中国的社会联结方式是通过伦理秩序和共同情感来维护的，市场交换、势力逼迫、关系运用利益化都导致对于传统道德和情感的破坏。乡情不再、乡风庸俗、乡人无助，加上城市化带来乡村生活的私密性增加，都是混混生长的土壤。

其次，城市社会精英群体众多，垄断了话语权。从农村转型过来的居民和城市底层融入和适应城市生活需要漫长的过程。这段时期，他们会生产自己的亚文化对抗城市精英，解释自己的生活方式，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他们的极端者就成了混混群体。但是他们又和农村的精英极难区分，比如以前的混混群体包括光棍、赖皮、痞子等形象，而现在混混还包括身价百万的“大哥”、老板，这也恰好印证了“灰社会”这个概念，有些颓废、有些暧昧。

再次，流动人口的存在是社会灰色化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的城市化容量有限，大量流动人口都是“候鸟型”的往返迁徙者，他们接受城市和市场的规则，但是最终回归乡里。在他们离开农村的时候，村庄由于青壮年群体缺失而功能不全，比如成为“有道德期待、无实质惩罚”的空壳村[24]；在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既无法用传统经验联结人际关系，也无法用现代规则联系乡里乡亲。因此，大量的人在外是机会主义者，赌的是势力；在村是英雄主义者，亮出的是钱财。由是，外来群体在外争勇斗狠，结帮拢伙，和他们的具体处境有重大关系。

总之，只要有社会变迁中的时空分异和文化碰撞，就会有边缘人的存在，也就会有社会灰色化现象。如果这是从崇尚传统的村庄熟人社会走向崇尚法律的城市公民社会必须经过的灰色地带，我们就必须不断关注和研究它。



参考文献：

[1]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M].竺培梁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37）.

[2]费孝通文集[M].群言出版社.1999.

[3]阿兰.库隆.芝加哥学派[M].郑文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译林出版社.2007（324）.

[5]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M].商务印书馆.1994（308、302）.

[6]Sutherland，Edwin H. The Professional Thief.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7

[7]E. V. Stonequist. The marginal man：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conflict. New York：Russell & Russell. [1937] 1961.

[8]参见于长江.从理想到实证：芝加哥学派的心路历程[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9]John Clarke and Tony Jefferson，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Culture and Sub-Culture. working paper in culture studies. Stenciled Papers from CCCS.no.14.1974.

[10]参见Paul Willis，Learning to Labo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W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Paul Willis，Profane Culture，London & Rutledge，1978.

[11]Stuart Hall et al. Culture，Media，Language. London：Hutchinson，1980.

[12]张园.走近街角社会[J].社会，1997（7）.

[13]彭佩拉尼·穆福恩.南部非洲的街头青年[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2）.

[14]马德峰，李梅．透视街角社会——对苏北小镇一街角青年群体的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02（6）．

[15]符平.新街角青年的浮现——对湖南Ｈ镇一类青年的调查与分析[J].青年研究，2003（11）.

[16]Paul Willis，Learning to Labo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W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17]谭同学.乡村灰化的路径与社会基础——以湘南某县金、银镇为例[J]贺雪峰主编.三农中国.（第8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18]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83-286.  

[19]吴萍、卢福营.“混混”何以当选？——以浙江省齐镇村委会选举为例分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www.chinaelections.org

[20]丁卫，乡村法治的政法逻辑——秦窑人民法庭的司法运作，[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7.

[21]黄海.当代乡村的越轨行为与社会秩序——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6）.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D].2008.

[22]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包括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包括自然环境引起的社会变迁、人口的变迁、经济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变迁、文化的变迁。社会学分析社会变迁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条目改写）.

[23]谢立中.灰社会理论：一个初步的探讨[J].社会学研究.2001（1）.

[24]刘勤.转型村庄的公共生活：陕南卢村，1980-2007 [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8.



章伟：浙江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守建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9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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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方法]篇


解读，灰地——红镇混混研究

文/覃显文、

一口气读完了黄海博士《灰地——红镇混混研究》的20万字小册子。作者以独到的眼光分析了两个几乎可以代表全中国的典型混混。从作者的纪实中，我们看到了这两个混混的生老病死及飞黄腾达。而这些事，正以同样的方式在我们身边发生着；这些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我们的身边折腾着。其中有几件大事作者分析的较为透彻，如分产到户，如分税制。这两件事，其一是民众的人身解放，另一是中央专制通过集钱制而强化。从此文中我们也看出了一个事实，农业税的取消并不是中央的大发慈悲，而是危及到政权的稳定。看上去好象是暴政的息止。而，这种转变对统治者是百利无一害的。因为传统的农业社会已经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种粮的农业已经肉瘦血干。高价的农资工业（农药、化肥、种子。。。）早已把农业的利润抽尽。另一面，强大的个人所得税已经把这些曾经种地纳皇粮农民的后代网捕。


看完这篇文章，不得不佩服黄海博士渊博的学识与毒辣的目光。通过他的点拔，我们几乎可以一眼看穿这个被称着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体制。首先，我们一直难以理解，全国各地为什么那么多的豆腐渣工程。当然，在普通民众或是红头文件那里，这些工程都可以称着利国利民的大事业。一种叫做事业的东西，却被这些大大小小的混混当成了发财的捷径。更要命的是，市场经济唯一的评价标准是金钱，金钱成了最神圣的信仰。在这样一个权力主导资源，金钱标识成就的特殊环境下，混混们无一例外的洗白白了。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骤然成型了。


黄海博士也一直在文章中为中国社会的解困寻求出路。当年的邓小平，也有过同样的心路历程。如果说“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新的国策与信仰的话，那么邓无疑就是最大的混混。邓活着的时候未竟的事业，被他钦选的继任者朱镕基完成了。富有戏剧化的是，无论从个性或脾气及秉性上来看，朱与混混确是神似。那动不动抬棺材与混混们舍命火拼不相上下。历史的进程往往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伙人所能够阻挡的。打开国门的中国，不仅引进了西方的科技（电灯、电话、电脑...)，更是引入了一种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渴望。如果说把酒年只是小试牛刀的话，而今已是大势所趋。要解决积重难返的贪污腐败已非专制机关内的清污机制所能了。因为专制必定是蒙痹，要想蒙痹必然需要遮挡阳光。只有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地方，当权者才会变得无比的神秘，愈是神秘就愈容易扮鬼弄神。扮成救世主来迎合中国几千年的帝王传承。


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是暴发式集中解决还是循序渐进的改良式解决。要想解决红镇的混混们，我们就必然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力量。这支力量在哪里呢？先看一则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虽然还有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中国却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的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这里传达了一个信息，现在中国有1.28亿确实的流民。这群流民是正是各类外来工。他们也是我们，是生产的主力，现代工业的主力。各种各样的弊政制度，我们是最大的承受者。这种高税负低人权的现状在积聚中，一种抵抗与变革的力量在等待中。


另，黄海博士把中国的灰色制度究研的相当透彻，是难能可贵的不被专制驯服的学者之一。引用中国混混常用语来做为书评的结尾：“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目录
　　主要出场人物一览表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混混”群体
　　——网络、结构与基本特征 　
　第三章 悸动与变迁 　　
——后集体、记忆与社会变迁(1981-1991) 　　
第四章 松动与嘈杂 　
　——市场、“混混”与成长逻辑(1992-1995)
　　第五章 冲突与对抗 　
　——税费、越轨与农民日常反抗形式(1996-2000)
　　第六章 扶植与消解 　　
——支配、权力与乡村秩序重构(1999-2003) 　
　第七章 崩溃与重构 　
　——赌场、暴力与乡村社会转型(2003-2007) 　
　第八章 结论 　
　附录中共P县县委关于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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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人类学学者萧楼和《夏村社会》

转载


1939年费孝通写成《江村经济》，成为享誉全球的名著。70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在解释自己社会变迁的时候，总显得有些无力。我们介绍了很多西方理论进来，试图解释中国，但是总是削足适履，有些难堪。萧楼认为，马林诺夫斯基是社会人类学的鼻祖，而费先生是人类学汉人研究的创建者，不去继承和发展费先生的理论，无异于舍近求远、缘木求鱼。所以，把新鲜经验以和大师巨匠对话的方式，开展学术研究，是最合适的方式。费先生的弟子满天下，他们一直这样做着，萧不是弟子，但信念上更甚。

萧楼和费先生是隔代的，萧楼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是时年87岁的费先生提出“用场的概念来改造差序格局”后的第3年，作者完成论文初稿的时候，费先生已经去世3年。但是学术继承并没有年龄间隔。这10年之间，萧楼完全是在著作和田野中和费先生对话，终于在费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写成《夏村社会》。取名《夏村社会》，很直观的就是有师承之宜，也是表示最费先生的敬意。

萧楼认为费先生是一个有传奇性质的学者，他的学术生命分为两个阶段，可以用解放前和80年代以后两个部分来划分。前一个阶段，他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成为人类学结构功能学派的传人，并发展成为人类学汉学研究的典范，代表著作是《江村经济》；师从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深化现代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代表著作是《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后一个阶段，以重建中国社会学和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为主线，以《行行重行行》和《小城镇大问题》为代表；以反思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程和今后发展思路的文章为线索，对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提出设想，代表作是《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和《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在对费先生的学术著作进行分析以后，萧楼觉得应该把费先生自己对《江村经济》反思和遗憾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那就是民族志作品的“理论准备”：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和汉民族研究的“文化自觉”；社会学的社会事实关注和理论抽象能力。萧楼对费先生的理论继承是“整体继承”的思路，即全面反思其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思考，全方位的延伸研究，做一部真正的“综合民族志”。因此，《夏村社会》是一部宏大的著作，涉及到村落生活的方方面面：土地制度的变化、政治风云、市场化的大潮、人际关系变革、金钱和人情的变迁、亲密关系和亲属制度、宗教象征仪式等等。这部著作几乎就是“夏村”30年的变迁史，也是中国社会30年的变化史。

“学术上的继承多少不是由名分来决定的，要看作品”，萧楼这位从来没有名分的继承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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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楼和他的《夏村社会》——“潜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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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话语中，把隐身浏览但不发言者称为“潜水员”，萧楼就是学术界的“潜水员”。在90年代末期，萧楼就参与了村民自治研究的“公共学术史”。和他的导师吴毅一样，萧楼知道这段学术史不会久长。农村研究是一个话题，但是不是一个学术脉络。“如果按照格尔兹的说法：我们是在村里做研究，但是你不能看到一个村，就认为自己在研究了”萧楼说，“必须纳入一个学术脉络去对话。”于是，萧楼“潜伏”下来了，除了少量一些作品，10年以来没有对自己研究的“夏村”发表一字一句。

吴毅说：“我和萧楼有师生之实，那是后话。但是萧楼成名和我们几乎是同时的，他2003年来武汉参加我们华中师大乡村研究会议的时候，我们是对话的朋友。他早该成名成家。但是，他看淡这个，沉得住气。”“他说自己手慢，实际上他是要求很高，轻易不写东西。”在华中学派中，有很多活跃于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辈张厚安、徐勇，中坚力量项继权、于建嵘、吴理财，华中科技大学的吴毅、贺雪峰、董磊明、仝志辉、罗兴佐，甚至第二代的谭同学、丁卫、黄海等。“群体在全国各地的调查经验是“他者”意识的主要来源，这种seminar带来的刺激对研究的深化是极其重要的”，萧楼认为：“这种群体经验激荡法，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是解决经验和理论之间磨碾、对接、发展的重要途径，促使学术研究立足个案但是超越个案”。但是萧楼的田野作业总是游离于这个群体之外。“寄生”这个词，是社会人类学评论家马尔库斯对田野作业的要求，“人类学研究是一种寄生性研究”，他始终谨记。长期“寄生”在个案村，参与观察，保持张力，隐藏活力。一切都为了厚积薄发。

萧楼经常和圈内人“玩失踪”。导师和学者群体经常会联系不上他，手机没人接，邮件没人回。对于他来说，研究是一项长时段的工作，田野作业要按照“村民”的节奏来走，信息催促会破坏自己的融入村民生活的状态。萧楼在书中写到一个故事，有一个村民说“你已经把人家在老婆身上抓虱子都了解去了，还在这里混干嘛？”萧楼这是用这种丝缕不漏的调查方法，获得了极其丰富的调查材料。他选取了很多村民的“自述”，和他的阐释一起构成了全书的主体，使得民族志的写作试验获得了新的形式。萧楼说，作者现身，和受访人一起创作民族志文本是“试验民族志”反思的重要方法，是和全球人类学文本对话的一种形式，也是对费先生经典写作方式的一种变革。

10年磨一剑。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历程。萧楼是勤奋的，抵挡住名利诱惑，抵挡住寂寞孤单，《夏村》像所有优秀的作品一样，大浪淘沙后，金子会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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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方法]篇


萧楼和他的《夏村社会》——“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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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夏村这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社区，对于研究者的要求是极高的。早在70年之前，马林诺夫斯基就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说：“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后来，在马的学生辈中间，还有人为本民族研究的学术性大加争论，这种争论几乎持续到80年代。萧楼当然是意识到“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的分量：这是最艰巨的工作，需要最充分的理论反思能力、田野观察能力、经验提升能力和民族志叙述能力。

首先，萧楼采取的是一种开放的理论策略，即把反思费孝通晚年理论遗产为主线的同时，糅合了林耀华、许烺光、梁漱溟、牟宗三、杨庆堃、李亦园等人的思想，吸纳斯特劳斯、福柯、布迪厄、布洛威、格尔兹、马尔库斯等人的理论，将“夏村”作为一个理论对话的“场域”，刺激“差序场”概念的形成。其次，萧楼放弃了人类学家的“权威叙事”，将百万字的访谈记录和结构化论述一起，形成“村民自己讲”和“作者评论说”两条叙述线索，并请求读者一起，构成民族志文本的“复调阅读”。第三，萧楼明确将宗教象征体系和亲属制度放到和家庭职业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把短期调查难以触及的财产关系、情感和亲密关系、性和伦理等领域全盘托出，极大拓展了“微型社区研究”的内涵，再一次证明了费先生创造的研究方法的生命力。但是，萧楼的理论抱负并仅仅只有这些，他明确将“江南”引入社区研究，宣示了当代人类学研究关注文化积淀和注重和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融通，同时也宣示了“中国式”人类学的学术旨趣。

“很多人问我，人类学是不是研究原始人的？”萧楼认为，这不是其他知识群体的少见多怪，而是人类学家对自身的认识悬而未决。人类学在下意识地建构“他者”的时候，不要把自身陌生化。中国人类学需要从狭隘的文化空间走出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直面政治和经济体系，并把它们当作人类学研究的领域。欧美人类学在70年代就提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运作不能仅仅被看做是世界对本土、自在的文化的外部冲击，相反，应该把它看做外部体系已经获得深刻的本土化界定和渗透，并已经成为民族志研究对象最为熟知生活世界的象征和共享意义的要素。中国100年来的曲折历史，特别是30年来的快速发展，几乎是对人类发展历史的一种自然归纳，给了人类学家最好的成长土壤。所以，人类学家给民族志一个直面人生、家庭、社区的品性，书写常见但容易被忽视的、熟知但不被深知的自己民族的文本，是今后中国人类学的使命。

“我只不过是众多在费先生文脉中爬梳者中的一个”，萧楼说“我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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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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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抵达情境的认同是重要的。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类学家都能像马林诺夫斯基这样，一到来，就能够迅速地“撩起一份友善的气氛”。在《林村的故事》里，黄树民就记录了一个艰难的“抵达情景”：

“林先生一边说着，我的眼睛一边慢慢适应着屋里暗淡的光线，这时才发现屋角还有个静静坐着的人影。……这位身形矮小的叶书记强迫我接受所谓的‘合理的’要求，而我的梦想便跟着粉碎了”。

在经过自己的一阵博弈后，黄树民接受了叶书记的提议。这时，

“我觉察到烟幕后的那张脸露出一丝笑意。”

在这样的经历之后，黄树民得出他对叶书记的第一印象：

“就我而言，他是最恶劣的乡间干部的代表：机警过人、居心叵测、消息灵通、好管闲事”。[1]

可以发现，在这里黄树民的书写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首先，在这个屋子里，“我”很难适应“暗淡的光线”；其次，叶书记一直躲在“烟幕后”。这样的描述人为的阻隔了我和叶书记之间的交流。在这些文字里，叙述者的视角是“我”，而施事主体却是叶书记，对我来说，“烟幕后”的叶书记显得如此神秘莫测，以至于他能够熟练、轻松地操纵一切，我却只能被动地受事。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观察下，“他”被表现为建构现实的主宰者。但这个主宰者并没有能长时间地维持他这样的形象，大概在一个月后，“我”和“他”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

“开门一看，原来是我的死对头来了。他像斗败的公鸡般垂头丧气，眼睛满是血丝，颤声问道：‘你休息了吗？我没有打搅你做事吧？’”[2]

在这里，黄树民用了大量的让人感觉到筋疲力尽形容词来表现叶书记在林村的博弈中落败的状况：“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血丝”、“颤声”。这时，叶书记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将他视为“死对头”的“我”，作为倾诉对象。在这次交流中，叶书记改变了他对黄氏的看法，“大概是觉得我人又好又有同情心……从那以后，他好像当我是知交一样……”。[3]

在上面引用关于《林村的故事》的“抵达情景”里，可以看得到黄氏在对叶书记进行描述时都使用了一些具有贬义的词语，或者建立了一些贬义色彩的语境。即便是在用“机警过人”来形容时，也只局限于已经设定好的“最恶劣的乡间干部”这样的大语境。恰恰相反，我却被叶书记认为是好的——尽管在提到“好”的时候，黄氏用了一种不肯定的语气，但后来的叙述有效地将“不肯定”冲淡了。到了这里，叶、黄二人才开始走向认同，而这样的认同却是以叶的失败宣告开始的。

笔者之所以花较大的篇幅来对抵达情景进行认同分析，这是因为抵达情景的认同对于人类学家的整个田野过程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人类学家需要获得田野对象的认同，他们的认同关系到人类学家是否能在随后的时间里较顺利地完成田野；另一方面，我们更注重的是，人类学家如何来描述、建构民族志文本中的认同？在对《夏波诺》的分析中，普拉特揭示了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民族志，都无法避免个人性的叙述，这样的叙述在民族志“话语空间”中产生了混乱和含糊。[4] 对于黄树民叙述，本文也持有这样的疑问：为何叶书记偏偏要选择黄氏作为倾述对象？作为一个精明的地方干部，难道他丝毫没有能够察觉到黄氏对他的反感？而黄氏又如何能克服叶书记“最为恶劣的乡间干部”形象，以至于短时间内，就能够使叶书记将他视为“知交”？显然，对于这些疑问，黄氏都做了回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黄氏一直采用了一种有限度的叙述，“大概”，“好像”。这些词很好地向读者展现了当时黄树民的状态：对于整件事，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只是被影响的对象，而不是动作过程的主动发起者。这使他在整个认同过程中顺利地由被动的一方转为主动的一方，叶书记主动地进入到他的语境中，来认同他，然后在叶书记的帮助下，他又顺利地进入到了林村的语境，完成了身份认同。在民族志的书写中，黄氏并没有主动地去建构认同的语境。相反，是一个近乎戏剧性的事件建立起了认同语境，在这一语境中，黄氏和叶书记二人悄然完成了身份建构，在这个建构过程中达到了认同。对于黄氏来说，认同的重要性是明显的，在今后的田野中，他将得到叶书记的帮助，完成他的田野。

就认同来说，它不是自然而然就形成的，我们应该理解认同的未完成性和过程性、开放性和可塑性的特征。[5] 在霍尔的研究中，他也强调了认同研究的焦点不是“我们是谁”，而是“我们会成为谁”，他说，认同“不是回到根源，而是逐渐接纳我们的‘路径’。认同来自于自我的叙事，但这一过程的必然虚构性绝不会瓦解其话语的、物质的和政治的效果。”[6] 在自我的叙事中，黄氏达到了认同。在这个认同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他建立了主体性，即被认同；另一方面，他也消解了主体性，即他由叶书记的敌人，成为了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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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树民 《林村的故事》，素兰 纳日碧力戈 译，三联书店2002年，9-10页。

[2] 《林村的故事》，10页。

[3] 《林村的故事》，12页。

[4] [美]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A].周歆红译,[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0页。

[5] 周宪《文学与认同》 P83

[6] Stuart Hall and Paul de Ge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6,P4,转自周宪《文学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