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只手评优劣，李杜曾经不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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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只手评优劣，李杜曾经不入流

——《唐人选唐诗十种》之业余统计学

江晓原 《 博览群书 》（ 2010年12月07日）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唐人选唐诗十种》（初版于1958年），小32开平装本，上下两册，共2.35元——这在当时就算比较贵的书了。曾经有一段时间，这是我相当喜欢把玩的闲书之一。

    所谓十种，其中有两种稍特殊些，即被列为第一种的《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原是敦煌卷子中的残卷，已不完整；被列为第十种的《搜玉小集》，唐文学专家认为传世的版本也已不完整，可能只是原先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两种选集的编者和编成年代都未留下明确信息，今人只能根据集中所收作品的作者，来约略推断其编成年代。

    关于《唐人选唐诗十种》在唐代诗歌文学研究上的价值，专家们早已有过许多论述。其中比较有趣的一个方面，是注意到诗人名望地位的变迁。

    这原是很容易发现的现象——有些在现代人撰写的文学史上仅算二三流甚至不被提到的诗人，在唐代选本中却有大量作品入选；而有些如今被认为是第一流的诗人（比如李白和杜甫），在多种唐代选本中甚至一首作品也未入选。当然，要由此来推论诗人文学地位的变迁，需要有一个简单化的假设：入选作品越多地位就越高。这个假设其实肯定会有例外，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确实也不妨使用它。

    以我业余闲览之所见，有些从《唐人选唐诗十种》来讨论诗人名望地位变迁之作，其推论之法似乎尚未尽善。要是按照所谓“理科方式”来处理，我尝试如下操作：

    第一步：确定人选。李白和杜甫是当然人选。这是因为：李、杜现今名望甚大，被公认为“第一流诗人”，堪为代表或象征；他们的年代（701-762年、712-770年）又使他们可以成为《唐人选唐诗十种》中大部分选本的正常选项——如果年代晚了，那些选本编选时诗人尚未成名或出生（比如772-846年的白居易），就无法成为正常选项。

    第二步：从《唐人选唐诗十种》中统计李白、杜甫诗的入选情形。为此先将这十种唐代选本的年代——包括设法推断的——依次开列如下：

    《国秀集》：天宝三年（744年）

    《河岳英灵集》：天宝十二年（753年）

    《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不晚于天宝末年（755年）

    《搜玉小集》：不晚于天宝末年（755年）

    《箧中集》：乾元三年（760年）

    《中兴间气集》：大历十四年（779年）

    《御览诗》：元和元年～十二年（806～817年）间

    《极玄集》：约唐文宗时（827～840年）

    《又玄集》：光化三年（900年）

    《才调集》：后蜀时（934～965年）

    上列十种选本中，《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和《搜玉小集》不宜使用，因为现有选本已属残缺，即使知道李白诗入选多少（比如《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入选李白诗34首），由于总入选数量已不得而知，就无法判断李白诗在其中的比例。其余八种则各项条件都符合要求，可以使用。

    第三步：选择后来的唐诗选本，统计李白、杜甫诗的入选情形。最简单的就是选择清代的《唐诗别裁集》（1763年重订）和《唐诗三百首》（1763年编成）。

    统计结果归纳为下（见表）：

    从表中看，李白、杜甫地位的变化一目了然：在公元900年之前的6种选本中，杜甫竟全未入选，李白也有5种不得入选。在他们身后过了一个多世纪，到晚唐的选本中，李、杜才开始有了一席之地。而到了清代，他们就已经稳居“第一流诗人”的地位了。杜甫的地位变化更为显著。

    至于李白、杜甫在诗歌文学上的地位，生前为何如此之低，后来又为何逐渐上升直至成为“第一流诗人”？那就要写学术论文去研讨了——早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了，我这篇小文就不承担这种任务了。

    在本文剩下的篇幅中，能够做的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从《唐人选唐诗十种》中看看，当年那些入选作品多多、地位高名望大、而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已经沦为二三流甚至不被提到的诗人，他们当年入选的“热门作品”或“流行作品”，是如何光景。

    比如《御览诗》，原是唐宪宗下令编选的“当代名家诗选”，其中入选最多的两人是卢纶（32首）和李益（36首）。入选此集，看来在当时还是相当荣耀的事情，卢纶的诗入选此集，他的墓碑上特别提到了此事，而且强调了“奏御者居十之一”——入选的诗中他的作品占了十分之一（在现今的文本中事实上还超过了一点，达11.2%）。

    到了清代的《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中，卢纶分别入选15首（百分之一都不到了）和6首，李益分别入选18首和3首。而在今天的文学史上，这两人都已经沦为二三流诗人，有些文学史中连卢纶的名字也找不到了。

    从《御览诗》中两人入选的诗来看，卢纶更用世，李益更伤感。比如卢纶的《皇帝感词》四首之三：

    妙算干戈止，神谋宇宙清。两阶文物盛，七德武功成。校猎长杨赋，屯军细柳营。归来献明主，歌舞满春城。

    一派颂圣之辞，今天看来确实乏善可陈。宪宗为中兴之主，后人评价唐代历朝皇帝，宪宗得与太宗、玄宗并列，相传他儿时有“我是第三天子”之语，很像预言。当时宪宗受用了许多歌功颂德，卢纶只是这些颂歌合唱中的一员而已。当然，他也有更具文学性的作品，比如《长安春望》：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

    也不外文人的老生常谈。前面一首极力颂圣，将现实粉饰得仿佛尧天舜日，这一首中却又说“逢世难”，自伤怀抱起来。不知“奏御”之后，宪宗看了会不会微有不悦？

    李益看来是个风流倜傥之人，从他入选《御览诗》中的作品看，他似乎相当自恋，经常揽镜自照，“生涯在镜中”、“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下面这两首是他比较优美的作品：

    湘江斑竹枝，锦翅鹧鸪飞。处处湘云合，郎从何处归？（鹧鸪词）

    柳花吹入正行舟，卧引菱花信碧流。闻道风光满扬子，天晴共上望乡楼。（舟行）

    在船上躺着，还不忘记照镜子。虽然在这类作品的默认语境中，这个“卧引菱花”的人通常是一个美女，但从下文“天晴共上望乡楼”来看，更像是李益的夫子自道。

    替皇帝选诗“恭呈御览”，照理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事情，入选的那些诗大部分应该是当时公认的佳作。但现在看来，《御览诗》中的入选作品颇多平庸之作——上面录出的四首，是我已经尽力挑选的优美之作，也不过尔尔。对此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认为这个选本就是失败的，选编者或是因为水平不高，或是出于私人好恶，将许多平庸之作选入其中。这种解释听起来比较简单，但真要让它成立，是需要许多证据的。

    第二种，是认识到对诗歌这样的文学作品，优劣的评价不仅因时代而异，而且因人而异，原本就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我们不妨假定《御览诗》选编者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入选的这些作品在当时就是公认的佳作，只是过了一千三百年之后，今人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标准已经变了。我相信这种解释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