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点一点养出来的——读范鹏总主编《陇上学人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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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点一点养出来的——读范鹏总主编《陇上学人文存》

杨光祖

对大学者而言，根本不是只有论文专著才是学术，他的书信、日记、小文章，都是学术，从那里我们可以体味到一种气象。只有半吊子学者，才只能读他们的“专著”“论文”，其实，这样的“学者”，不读也罢。






一个地区，或者说文化单元区，不仅需要学者，更需要大学者。我认为，学者就是学问搞得好的人，而大学者不仅学问大，更是气量大、视野大、胸怀大。他们既能闭门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更能海纳百川，提携后进，改善本地区的文化生态。我们去江南，比如浙江，就可以感觉到大学者的存在，不说别的，单在西湖周边，就有那么多的名人故居。2007我去杭州，曾沿湖拜访那些古旧的房子，一一拜访下来，感慨万千。俞樾、章太炎、黄宾虹、潘天寿、马一浮等，再到杭州周边走走，鲁迅的绍兴、茅盾的乌镇，都人涌如潮。再想想我陇原大地，竟是何等寂寞。在外地人的印象里，除了黄尘蔽天、万里黄沙，就是愚昧落后，似乎与非洲可有一比。

我曾在《文艺报》撰文说，想我汉唐盛世，丝绸之路直贯中亚，逶迤欧洲，那时候的甘肃文化并不落后，我们有的是人才，从西陲的敦煌，到陇东庆阳，一路是人才。敦煌、武威当时几乎是国际性大都市，敦煌的张芝、索靖，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书法家，我的老家通渭，秦嘉、徐淑夫妻诗人，是中国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庆阳市镇远县的王符《潜夫论》，是中国文化史不可缺少的著作。至于期间星罗棋布的人才，那是一下子数不完的。

明清以后，外来文化从海上来，丝绸之路几近断绝，甘肃遂迁变为边陲地区，似乎成为了化外之民。而甘肃文化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偶尔有那么几个，也是“独善其身”，而难以“兼济天下”。至于在近代中国文化大巨变中，甘肃则几乎没有任何声音。

新中国以来，甘肃接纳了一些东部学者，本土学人也在艰难生长，抗战时北京师范大学西迁，也为甘肃文化的生长播下了种子。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本土学人的疏忽、冷漠，使得甘肃学人处境艰难。我们在宣传自己的优秀学者方面，做得极其不足。甘肃要建设文化大省，首先必须重视本土文化的建设，尊重本土学者的成就，努力争取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一个城市，应该有那么几个大学者，就像参天大树，维护和保持本土的文化土壤，或者像大鱼，引领小鱼，游于大海，儒家文化的传承其实就一直如此。上海的当代文化，繁花似锦，与王元化、贾植芳、钱谷融、施蛰存等前辈的大力扶持，竭力揄扬，关系甚大。

范鹏先生，专力研究儒家文化，尤其于冯友兰颇有独见，他的《冯友兰传》多次再版，闻名遐迩。这几年，他主政甘肃社会科学院，主持编辑几套丛书，对甘肃文化生态有积极作用。最近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陇上学人文存》首批10卷，硬皮精装，装帧典雅，大气堂皇，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按范鹏院长的设想，拟以10年之功，出版10批，共100名学者。他说：“《陇上学人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是编者认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若经努力，这100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年至2009年60年间陇上学人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学术轨迹和思想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果确能完成，这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文化工程。

首批10卷分别是：《赵俪生卷》《支克坚卷》《赵逵夫卷》《刘文英卷》《段文杰卷》《王沂暖卷》《马通卷》《洪毅然卷》《吴文翰卷》和《颜廷亮卷》。这10人也不能说都为大学者，但大多数还是可以称之为大学者的。其中7人已经作古，翻阅他们留下的文字，真是感慨万端。如名闻遐迩的赵俪生，那是绝对的大学者，听说他还留下大量的日记、书信手稿，都没有整理，我一直很期待。想想当年太幼稚，知道赵俪生先生，却没有登门拜访。听他的弟子说，先生是一个怪人，我想这话没有错。傅山说，人奇字自奇，王羲之还“东床快婿”呢。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晓于世故的滑头，会真正成为一个大学者，并被后人不断怀想！翻阅他的书籍，那种气象，真的很动人。其实，只看他的相片，就很有一股大气象的，绝不是一般的一个教授而已。手头有他的几册书，经常翻阅，他的历史巨著，关于农民起义、土地制度史，我看的遍数不多。他的散文、序跋、回忆录、思想文化类文字，都是爱不释手，一遍遍看的。2000年在北大学习时，还见过先生的得意弟子秦晖教授。当时他是做一个报告，穿着一双拖鞋就来了。报告结束后，我还单独与他说了几句话，他听说我是兰州来的，很高兴。此后再没有见过，他的清华的家，他是告诉我的，但未敢造次。印象里，他是属于魏晋间人。

陇上学人文存抱回家，放在桌子上，很有气势。陆陆续续地，用了一周时间，把这10卷翻阅了一遍，只是“翻阅”，细读还需时日，因为这里选的基本都是他们的代表作，不是一下子就能消化掉的，何况很多又是我不熟悉的领域。就我粗翻的感觉，这批书不仅装帧漂亮，大多数选编得也很优秀，虽然也有个别的选编还有一些瑕疵，并没有选入真正的代表作，或偷懒，只把一本书搬进去，没有做任何意义上的“选编”，让读者看不到一个学者的“整体”，还如个别选编者的序言，也还问题多多，诸如评价过高，以“三不朽”来评价时人云云。但话说回来，给这些前辈大学者写序言，佛头着粪也是难免的。

这10位学者里，我真正亲炙教诲的只有支克坚、赵逵夫两位先生。支克坚先生我只见过一面，那时他还在甘肃社会科学院院长任上。我去了他家，家里四壁都是书，而且很多是线装书。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们现在的学人没有这个福分了，到哪里找那么多线装书？即便找见了，也买不起。那次因为是公事，事办完了，也就出来了，没有敢请教学问。2009年，我写一篇文章涉及到他，于是冒昧去了电话，他说在四川，刚从医院出来，听声音气息很弱。并非常谦逊地说，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要不，我给你信箱寄去我的近作吧。我惶恐地唯唯。第二天，他就寄来了他的资料，及几篇近作。过了不长时间，听说他去世了。我很恻然。

因为2000年后，我也开始转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支先生的专著、论文比较关注，读得也多了一些，包括别人的研究文章。私心感觉支先生一直在进步，或者说变化，而且文章越来越老辣。他的《周扬论》我买了，也仔细读了，他的一些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因此，由刘春生选编的《支克坚卷》也就是我最关注的了。用了一个下午读了一遍，春生兄的选编非常精彩，基本包含了支克坚先生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我尤其激赏的是他的编选前言，不仅结构特异，而且确实富有见解，不啻是一篇优秀的支克坚论。毕竟是搞哲学的，文字的绕口、晦涩，都让人有读西方哲学著作的感觉，而他自己喜欢的那种结巴，也极其突出。可能这种文风吻合于支克坚先生的文字吧？尤其他指出支老爷子晚年的自我超越，并不局限于自由主义与左翼之中，而是能够“超越”，以同情之了解，独具只眼地指出了左翼文学的局限，还有他们的艰难挣扎。这在《周扬论》和他晚年的论文里，有着清楚的痕迹。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优秀于当下的很多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他们还处在非常狭隘的二元对立之中。刘春生的这个选编前言，是这10册书里，最有学术水平，也是最有眼界的，文字的精炼老道，也是唯一的。看完这个选本，我再三劝他，高尔泰卷我希望你能争取选编。因为我知道他对高先生的美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我期待阅读。

赵逵夫先生，是我的老师了。我曾说，我不是赵先生的弟子，我只是赵先生的学生。他笑了，说都一样的。其实，大不一样，弟子是要登堂入室的，我只是在大教室里，与30多名学生一起听他的课。听的是大堂课，没有“入室”，所以只能是“学生”。那一年，赵老师讲授《楚辞研究》，是选修课。说实话，其时，我对楚辞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后来赵老师给我的成绩也比较低，好像只有86分，而有好几位是上90分的。毕业后，一直未敢冒昧造访，但先生的书却是一直在拜读的。这次看《赵逵夫卷》我倒很喜欢他谈《红楼梦》《庄子》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赵先生学问的淹博，并不是一个楚辞就能限制了的。记得，去年我曾去拜访先生，那是我毕业之后唯一的一次。在先生的那个装满书的书房兼客厅里，先生与我谈了他对鲁迅的看法，还有对我文章《庄之蝶论》的感想，让我大吃一惊，未料到先生对现当代文学的认识，也是如此的深刻。

赵俪生先生的作品此前也是多次读过的，家里也藏有好几册，可惜一直无缘拜会。赵俪生先生不仅学问好，人品好，他的文笔也是了得，究竟是老辈学者。《篱槿堂自述》是我经常翻阅的书籍之一，清华老学生，确实得了真传的，不服不行。王玉祥选编的《赵俪生卷》，是一册不可多得的选本。首先，书后有赵俪生论著目录，很便于查寻，而且王玉祥先生很懂赵俪生，他不但收录了赵先生的专著、论文目录，还收录了赵先生的创作，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回忆、自传、序跋、书评之类的目录。不要小看这一点，在现在的学术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已经很少了。而如果没有这些，赵俪生无疑是不完整的，更何况对于一个优秀的学者来说，那是片纸可珍的。对大学者而言，根本不是只有论文专著才是学术，他的书信、日记、小文章，都是学术，从那里我们可以体味到一种气象。只有半吊子学者，才只能读他们的“专著”“论文”，其实，这样的“学者”，不读也罢。论著目录只是引子，这册书编选的最好的还是正文，所收文章既有赵俪生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也有他的散文，这更让我对王玉祥先生刮目相看了。比如《私人三记》《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了的人——为童书业逝世二十周年而作》就是非常优秀的散文，尤其后者，对童书业的描写真是惟妙惟肖，活灵活现，而感情又是那么真挚深刻，放到当代散文里，绝对是上上品。从此可以看出赵先生文字的峭拔、恣肆，体现了他不苟且的正直，还有难得的真诚。行文之间不乏幽默和讽刺，隐现鲁迅之风。当代学者能有此骨气者，已经不多了。

赵俪生先生确实颇具民国学人气象，才大，气高，学问精粹。他虽然以史家留名，其实，他是打通文史哲的，早年从事文学创作，中年转向史学，但情之所钟，却在哲学。正是这种全面的修养，凸显了他的风骨、气节，及不凡的才情。最后，要说的是，王玉祥先生的编选前言，写得真是好，字数虽不多，但几乎全面介绍、评价了赵俪生的所有成就，着力在他的史学上，主要讲了三点：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思想文化史，还有赵俪生先生倾力的顾炎武研究、地方史研究、记录当代史，及培养学术人才。文字要言不烦，切中肯綮，不是那种简历式的罗列，也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教条主义，更不是一味吹捧，既指出了赵俪生先生的功绩，也毫不隐晦地说明他的缺陷，比如论著难免还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等，既显示了选编者的水平、涵养，也是读者很好的入门钥匙。

《刘文英卷》仔细读来，他关于梦的哲学思考，确有创见。因为我对精神分析只是业余爱好，也就不好置喙。但他的《庄子蝴蝶梦的新解说》却是我看懂了的，并深为赞同。我们现在的很多搞哲学的，对庄子的“物化”经常做错误的解说。刘文英在文章中说，按庄子的哲学，“物化”有三个意思，最一般的意义，就是万物的自然变化；其次，物化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专指人的死亡，即人在死亡过程中所显示的“物化”；第三，指梦中主体化为外物，“梦蝴蝶”就是一个典型。并明确指出，为什么庄子通过蝴蝶大讲自我“物化”的体验？因为这是道家修道的一种基本功夫。只有获得了这种体验，才能真正感悟到自由快乐的“逍遥”之义和消解物我的“齐物”之义。我觉得谈“物化”到这里才真正“通”了。其实，对于庄子，真的应该具有一种特殊的眼光，否则往往南辕北辙，不得其义。比如，他的“心斋”“坐忘”“天籁、地籁、人籁”，很多学者的阐释是错误的。这里，是需要体悟的，古人说的“体道”。如果我们用科学的眼光，知识的体系进行概念的辨析，逻辑的推理，那就不是庄子了。其结果用王国维的一个字概括，就是“隔”。但这种话给现代的学者说来，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套用尼采的话说，他们现代了，太现代了。

还有《马通卷》《王沂暖卷》《段文杰卷》《洪毅然卷》和《颜廷亮卷》，一一读下来，只有感叹自己的无知。在这些很专门的领域，他们孜孜矻矻一辈子，真的是成就卓著。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呢？我们真的需要大力挖掘、整理、出版我省优秀前辈学者的著作了。也很感谢范鹏院长的独具只眼，否则，要找这些学者的文章，一一读下来，那有多难！优秀的学术著作，不应该被埋没。我们现在一直讲文化产业，似乎能挣钱的书，就是好书，不能挣来钱的书，活该消灭。这种看法非常可怕。我们是需要文化产业，但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可以，或必须产业的。真正的文化是秘传的，永远属于少数人，它需要的是伯乐、知音。如果没有曾国藩，王船山的著作可能也就淹没无闻了。

看来，甘肃不是没有大学者，只是没有宣传出去。西晋诗人左思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左思说的是门阀制，我们现在却是地域限制，还有缺乏眼力。

那么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等靠要”是无能的表现。甘肃的文化人应该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追求，自己的道路。范鹏院长的这种登高一呼，在这个时候出现，正当其时，功不可没。文化是需要滋养的，一点一点的，政绩工程需要，但更需要有心人的蚂蚁搬家。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甘肃的文化需要发扬光大，甘肃的学者需要走出去，除了学者自己的努力之外，社会、政府、有心人的大力扶持，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我们期盼着《陇上学人文存》的不断问世，它对甘肃的文化生态必将起到“春雨润无声”的作用。





2011年4月18日写于兰州

4月29日修改

（兰州市安宁区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