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与历史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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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与历史的重建
发布时间 ：2005-12-24　　
                                                                 邬情

【作者简介】作者邬情，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现在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系学习。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重新审视口述历史价值，指出在史学整体化和大众化发展趋势的浪潮中，口述史学的主体性特点并未损伤其价值，而是在新的理论和视角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客体的重新诠释和解读，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实现了对历史的重建，从而肯定了口述史学在深入探索历史真实面貌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关 键 词】口述历史/主体性/历史的重建

　　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口述历史研究室，标志着口述史的诞生。今天，口述历史研究室已经遍布世界各国，口述史学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对口述史学的批判却不绝于耳。本文试从口述历史的特点入手，展现其对历史学的贡献——实现对历史的重建，并以此窥视集褒贬于一身的口述史学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下面就从主体意识的独特性(挖掘)、叙述方式的特殊性(语言)和口述史料的可靠性(记忆)三方面具体分析口述历史对历史的重建。
　　　　　　一、主体意识的独特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发展到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力及范围等一系列与史学实践中主体认识能力紧密相关的问题，都严肃地摆在了历史思想家与历史工作者面前。现在人们已经接受了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的不可避免这一事实。尽管历史学工作者在主观上坚持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还是无法排除主观因素的渗透，无法真正达到完全客观、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但也正是由于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独特的主体意识结构促成他对历史的特殊理解，史学研究从而才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这样，主体意识的存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那么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主体意识到底包括哪些因素呢?一般而言，由于史学工作者的知识基础、独特的生活经历、情感意志、性格气质等特殊素质以及这些特殊因素渗透其中的哲学观、政治立场、价值取向，这就使得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显示了个性特征。这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具有的，无论是文献史学家，还是口述史学家。
　　但是，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对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或口头采访而取得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与文献史料工作者相比，口述史料的获得具有鲜明的特色。正是因为采访者与受访者均是活体，如果文献史学家是在不变的文字史料中“寻找”资料凭证的话，口述史学家就是在具有活体生命的受访者那里“挖掘”资料，而挖掘的结果不仅与受访者有关，更与口述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力息息相关。这里的主体意识更多地表现为口述史学工作者在访谈中为挖掘更多资料而发挥的主动性。
　　在采访过程中，口述史学家具有较大主动性主要体现在：口述史学家可以根据选题与研究项目，在访谈之前制定出极为详尽的调研计划，包括访谈对象的选择、访谈内容的限定、问题的设计等；口述史学家在访谈过程中还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而不断变更计划，诸如扩大访谈对象范围、修改问题以获得更多信息；根据具体研究需要还可以对同一受访者或不同受访者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多次调研，从各个方面取证；口述历史学者有机会向当事者、受访者就他们研究中的存疑之处，进行追踪访谈和反复交叉查证，以此厘清、解决访谈中的前后矛盾以及有争议之处。与以文献为史料来源的历史学家相比，口述史学家在史料收集过程中，可以有目的地选择受访者、提出有的放矢的问题；在必要时主动引导受访者的回忆，使之朝着有利于采访者的方向展开，通过访谈就可以获得关于某一问题的更多、更完整、更系统的史料。由此导出这样一个结果：在某些领域，口述史学家能够在比文献史料、实物史料更广阔的天地中有效地实践战后史学大众化、整体化和新社会史理论，开创“失语者”历史的重建。
　　口述历史对历史的重建突出反映在主动选择访谈对象这一主体性行动上。无论是否有文字记录、是否受人关注，只要与口述史学家同时存在，就可以成为口述史学家的访谈对象。尽管对受访者的选择体现了历史工作者主体的个人选择，但这一主体性个人选择反映的历史主体的主体意识，不仅口述史学家，文献史学家同样具有。因为无论是文献史料的最初记录者或者编订者，他们对材料的筛选与记录都是经过思考做出主观的、目的性的选择，把他们认为的有价值的材料(这类价值往往是建立在不会损毁记录者、编纂者的基础上)进行记录或编纂。所以口述史学家和文献史学家平等地享有出于偏见或个人利益对史事歪曲的可能性。由此对于口述历史这一主体性个人选择，应该看到它背后的社会意识，即口述史学家对受访者的选择是不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这也是史学家的主体性意义所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在过去历史中长期不为人知的群体，在近代以前未被发掘的研究领域以及更多的是伴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而突出的问题、矛盾，使诸如社会的新兴集团，都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历史不再是过去的伟人史、政治史、军事史等一切都围绕着重大事件而展开，普通人成为了历史的主体。史学朝着整体化与大众化趋势发展。而文献史料的局限性就恰恰表现在这些处于权力外围的边缘群体与新兴群体上面。口述史学家具有的主动性却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这样口述历史成为历史学家对其所处社会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口述史学家具有的主动性的社会意义也由此体现。
　　事实上，口述史学工作者能够也确实将目光投向传统史学极少关注、同时文字史料记载相对缺乏甚至根本没有的个体与群体。诸如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妇女以及孩童、劳工阶层等。田纳西州菲斯克大学图书馆的研究项目“美国黑人口碑史料学”，“借助录制各居民阶层代表人士的谈话记录，他们能提供生动的和各种各样美国黑人生活的情报，以补充美国黑人的历史和文化的空白。”(注：侯成德：《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美国黑人口述史协会”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国历史研究的空白。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先生在20世纪末曾以“上海移民史”为主题，以普通民众为对象进行了约4000户家庭的访谈。根据具体需要，访谈内容灵活且非常广泛。主要涉及迁移上海的时间、路线、原因、交通工具，来沪以后的住处及其变化，住处的环境，寻找工作的途径，工资收入和经济来源，家庭人口的变动情况，与家乡组织的联系，与其他籍移民的关系，风俗习惯的变化，闲暇生活，宗教生活，喜欢去的饭店、戏院，所看过印象最深的戏剧、电影的名称，与迁出地的关系等等。通过访谈，不仅留下了他们的声音与历史，丰富了上海移民历史的内涵，而且由于他们的回忆反映了1949年以前普通市民的社会心理，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问题的理解(注：参见熊月之：《口述史的价值》，《史林》2000年第3期。)。
　　除此之外，口述史研究方法还可以用于家庭、地区、城市史研究。因为口述史工作者可以对在家庭、社区与地区的有着某一共同相似之处的群体进行访谈研究。而这方面的信息往往是其他的史料所无法提供的。怀特(Jerry White)所著的《罗思柴尔德大厦》一书，就是通过采访描述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三代的家庭生活、教育和宗教生活、政治观点的变化情况，以及这个家族和周围大城市的联系。怀特认为“这是一大突破，它开创了一门新的城市史。”(注：怀特：《口述史》，《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5期。)
　　访谈对象的扩大与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口述历史实现了历史研究对象不再是充斥以往历史的占人口少数的帝王将相等所谓上层精英，而是普通群众，甚至成功地挖掘一向被排斥在多数文献史学家著作中或被淹没的社会边缘人物的活动，使之成为历史舞台的主体。这里实现了历史记载对象的转移，即将历史关注目光投向中下层社会，关注弱势群体，正如汤普逊所说口述历史“可以用来改变历史本身的重点，开辟新的探索领域”，也能“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注：[英]保罗•汤普逊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一旦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资料来利用，那么历史就会被赋予崭新的维度。”(注：[英]保罗•汤普逊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口述历史就赋予了历史新的维度。口述史学挑战了历史传统的固有的权威判断标准，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历史从传统的“英雄史”转变为“大众史”，深化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并加强历史学的社会性，从而实现对历史的重建。
　　　　　　二、叙述方式的特殊性
　　口述历史打破了人们长期形成的一成不变地遵循“读”历史的传统模式，使大多数人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因为口述史料是在口述史学家与访谈者之间通过问答等交流方式而获得的。语言是受访者叙述个人记忆的方法，也是口述历史学家获得口述史料的手段，与传统史学相比，口述史学一个显著特征就体现在此。
　　语言与文字相比，在口述历史中体现了以下的特征：
　　首先，语言可以传递感情以及文献所无法准确记载、无法明确表现的包括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涉及人们的感情波动以及属于隐私领域等一些感性问题。例如，教育史学家可以通过与学生、儿童之间的交流而关注他们对教师以及学校行政管理的感受和想法；社会史学家可以不去处理令人头痛的贫富之间的矛盾而转向通过访谈去了解穷人如何看待他们的生活、社会福利，甚至从事救急工作的官员，并可以切切实实地了解他们如何在贫困中挣扎。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成了战后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上述例子表明了一个事实：由语言表达的口述历史提供了研究意识形态的材料，而这是其它史料无法比拟的。
　　其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字形式的史料一般是书面语言，而书面语言的特征是用词精确、讲究语法、逻辑严密，它建立在不断思考的基础上。但言谈却无法达到上述标准，在言谈过程中，无论谁如果没有事先的准备，总会出现重复、犹豫不定的情况，而且无法避免感情色彩和主观想法自然和不自然的流露，以及受访者采用何种语言，即使是同种语言但是不同的使用者也会有差别，这些都可以用来直接或间接的获取受访者个人特征的信息。这是因为“每个人所使用的词汇和语法、语调和重音都有明显区别，可以反映出地方上出身和教育、社会阶级和性别等方面的差别。”(注：[英]保罗•汤普逊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298、20、21页。)对于一位经验丰富的口述史学家而言，他可以从上述差别中捕捉到没有明显表达出来的感情倾向与潜在的主体意识。
　　再次，对于言语的这一特性，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到它的另一特色，即受访者的言语的差异性与口头化给历史带来了丰富性与亲切感。这就是汤普逊所说的口述史学“所以依赖的是言语，而不是有更多的要求和限制的书写技巧。而且，录音机不仅允许以口语的形式来记录历史，还允许通过言语来展现历史。……如果各种语词都可以别具一格的表达出来，那么所有过去反而会表现的更有味道。它们使历史具有了生活的气息。”(注：[英]保罗•汤普逊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298、20、21页。)
　　上述语言所体现出来的三个特征，都带有明显的主体性。那么语言表达的主体性是否有其意义?人类的记忆很多时候是原始的，而且在没有经过回忆与整理之前往往处于模糊、无条理状态。当记忆需要用语言表达时，封存的记忆开始回忆与重新整理，由此新的诠释也就开始了，语言的主体性也就体现在此。由语言表达的记忆，即使对同一件事情的回忆，也是不尽相同。这除了个人不同的社会经历与使用的多样性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社会情境。口述历史可以不简单地视为历史事实载体，而是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口述历史学家可以探索这些记忆的特殊社会情境，也就是挖掘隐藏在口述历史之后的另一种“史实”(注：社会情境，主要是指在何种的资源分配与竞争背景，及相应的人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与权力关系下，文献或口述历史被制作出来。参见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这主要表现在：口述历史除了提供适当的具体的事件内容之外，更多的口述访谈者提供的不是偶发性事件的内容，而是日常的个人生活、社交活动等类似的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促使口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受访者的角度，去观察和评判社会制度，而且这一模式对研究社会的变迁以及政治和经济制度如何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而言，是极其有价值的。1999年，阿克萨斯州立大学举行了一个历时两年的口述调查计划，题目是“1920—1980东阿克萨斯的农业和农场的变迁”。主要通过对东阿克萨斯平原地区居民的访谈，展现20世纪这个地区在农业文化和农场上取得的成就，从而透视一个边缘贫困地区发展成为农业现代化地区的原因。“尽管这一计划的目的是收集实质性资料，但访谈者在访谈中还是添加了有关该地区生活的额外内容。当受访者忆起他们目睹了阿克萨斯地区取得的戏剧般进步时，他们充满感情地表露了内心的想法与感受。”(注：Larry D.Ball and C.Calvin Smith:Oral History In The Arkansas Delta.Arkansas Review:A Journal Of Delta Studies,April 2001,Vol32,Issuel,pp62-63.)正是由于通过语言表达的史料往往把主体与客观、个人世界与公共世界相联系，这样口述史学工作者就能够从中挖掘到社会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塑造了个体及群体。
　　又由于口述历史通过普通人群以及边缘群体用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而获得，从而往往成为弱势群体向社会表达心声以及控诉社会不公的强有力武器。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上面提及的语言的第三种特性，可以体会其更深远的意义，即从弱势群体而言，口述历史的民主性表现无疑。
　　口述历史给口述史学家一个把历史恢复成为大众历史的机会，这里的大众历史已不仅仅是记载大众的历史，它更应该是大众凭着他们的丰富各异的记忆，将他们理解的历史及其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历史由此呈现出民主与富有人性的一面。
　　　　　　三、口述史料的可靠性
　　口述史学是建立在通过访谈获得的口头史料基础上，而口述史料来源于受访者的个人记忆。这里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口述史料可以作为凭证吗?即记忆的可靠性与代表性问题。记忆不可避免会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与事后解释的偏见。而且口述史料更由于记忆的不精确性而大打折扣。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常常会出现混乱甚至记忆消失。可靠性无法确保又何来代表性?那么对建立在口述史料基础上的口述史学的意义问题的怀疑是毫无疑问的。
　　对口述史料价值的认识，口述史学家处于不断反省之中，并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20世纪上半叶口述史学家收集口述史料仅仅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历史。而到了70年代，口述史学得到迅速发展，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口述史学家已不单单把口述史料作为一种工具，而是将口述史料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挖掘出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以此拓展历史研究。
　　任何口述者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中，或多或少的主观因素在他们追述历史中不可避免地被加入。而且口述者在追述记忆时，往往是有选择地回忆以及有选择地叙述他们认为有意义且无损他们形象的那部分记忆，由此削弱了口述史料的真实性。的确，他们的口述史料所反映的也许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因为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主要的区别在于口述史料是经过口述史学家与口述者双层主体选择后形成的。这样在口述史中，历史主体已不再只是历史学家，而且还应该包括受访者。而文献史料的特点在于“它是历史认识主体认识范畴内的历史过程”，且文献史料并未因具有主观因素伪造的内容而被否定其全部价值，也就是说文献史料体现的客观性也是“历史认识领域内的客观性”(注：陈启能、于沛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那么口述史料则是口述历史学家主体选择与口述者主体认识、主体阐述范畴内的历史过程，相应的，口述历史的客观性也体现在口述史学家与受访者历史认识领域之内。在认识了这一点后，应该稍稍减少对口述史料抱有的偏见。
　　不仅如此，与文献史料相比，口述史料是直接来源于具体的口述者。这些口述者是不同社会层次而文化修养有着巨大差异的群体与个人，他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视觉角度和感受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从而对同一件事情拥有不同的记忆。他们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生活环境、时代特征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们的口述史料中。口述史学家由此可以在第一手口述史料中剖析形形色色的主观因素以及形态各异的历史观，还可以研究：人们是怎样回顾过去的，他们回想起了什么，又遗忘了什么。当口述历史学家把一系列口述史料连贯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时，重要的已不仅仅是口述史料它本身所表达的史事本身，而且是一种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精神内容的发展过程，以及与产生这种精神历程的特定时代、特殊环境的关系。正如美国历史学家J•托什指出的“口述史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群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注：[英]约翰•托什：《口述的历史》，《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这就是现当代口述史学家对口述史料价值认识的质的突破，口述历史从而也可以成为解读现当代人对现当代的解读。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出传统史学嗤之以鼻的主观因素回到了历史科学，大胆的举措推进了历史的质变，而口述历史正是由于其主体性成为历史这一质变的直接实践者。
　　口述史学工作者荣•格雷尔(Ron Grele)曾从制衣行业的角度对纽约犹太工人阶级进行了两次访谈并作了比较。两次访谈具有相同的背景，但两者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格雷尔联系两位受访者截然不同社会经历，分析、解释了两位受访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形成的缘由。梅尔•杜宾是移民后代、熟练工人、工会组织者。他在描述个人经历、邻居、工会以及服装行业时，表达了同样的荣辱兴衰的模式，即历史是为了谋求进步而进行的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有失败，但总是循序渐进的。而另一位受访者贝拉•平库斯与梅尔•杜宾类似的是她也是移民和激进分子。但是历史在她看来，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一系列的戏剧性的插曲，有富裕的地方，也有贫瘠的地方。在具有相似的背景资料的两位受访者的不同的说法却又是极其接近他们各自的经历。梅尔靠熟练技术在辛酸、激烈的竞争生活中谋生立足；而贝拉在十几岁就从波 兰落后的农村移居到大城市纽约时，这个新兴城市使她大开眼界，不仅促使她不断比较 两地的生活，而且一直影响到以后的生活，始终以两者比较的模式描述世界与历史(注 ：参见[英]保罗•汤普逊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296、297、295页。)。
　　事实上许多非口述史学家的观点也不断证实口述史料的这一价值。牛津大学的卢卡斯教授在接受访问时说：“我认为对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历史研究来说，历史家必须仔细倾听过去的人是怎样讲述的，并根据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和时代做出解释。历史家应当去理解为什么他们那样说，并使用那种语言，他们的行为如何在那种历史环境中具有历史意义。”(注：参见[英]保罗•汤普逊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296、297、295页。)
　　早期的口述史学工作者在他们面对文字史料与口述史料之间出现互相不符的情况时，往往放弃口述史料而以文字史料为准。在对口述史料重新认识之后，口述史学工作者就不会作出轻率的决定。因为两者不符不意味着文字史料一定比口述史料更正确。正如汤普逊所说：“访谈可以揭示出官方记录所掩盖的真实情况。或许，分歧恰恰说明，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两者描述共同为真实的阐释提供了活生生的线索。”(注：何平：《法国大革命与历史研究——访牛津大学卢卡斯教授》，《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正是由于人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而人又是复杂各异的，历史已不单纯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之上的各种社会机构及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民族特性、文化传统等属于主观范畴的精神方面内容，所以如果历史学家希望深入了解某一历史时代或某一历史事件，就不能忽略对历史事件、历史时代产生或大或小影响的上述精神方面内容。随着史学自身不断发展，史学家已愈来愈认识到这一点，精神领域的了解与研究也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探索、实践这一领域的研究。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口述历史与其他史料一样，对历史往事的再现无法做到不受主观影响、完全真实，但口述历史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叙述方式与记忆的主体性在揭示大众的精神领域有着独特的作用，实现了展示史料背后的另一种“史实”。
　　一言以蔽之，口述历史的主体性非但没有偏离历史学家对于真实历史的追求，反而反映了历史生产的真实过程，而这也就是历史学家求真求实的根本。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2003年第6期

来源：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