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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岳阳楼记》中的双声话语

    汲安庆

《岳阳楼记》表面上是为了记述岳阳楼的重新修建，或者像滕子京所说的那样——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实际上却是范仲淹劝勉滕子京超越个人忧愤的性情文章。

藤子京，河南洛阳人，与范仲淹同为大中祥符进士，曾擢天章阁待制。因负才尚气，崇尚改革，屡遭谪徙。庆历三年，因遭诬陷而被降知岳州。虽然在岳州做了不少事情，如迁建文庙、维修南湖紫荆堤，重修岳阳楼，但是始终不能释怀，且还“愤郁颇见辞色”。别人庆贺他岳阳楼即将落成，他却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一个大男人，毫不掩饰地说要跑到楼上大哭几场，心灵受伤之重，可见一斑。

作为朋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抓住了这个排解的契机和灵感。文章中说到“岳阳楼之大观，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看似为了突破前人的创作格局——撇开景，从“情”字入手，实际上却是为自己的劝慰之语蓄势。

作者以生花妙笔渲染了洞庭湖的阴、晴两景，并牵引出迁客骚人的“以物喜，以己悲”之情，这实际上也是滕子京彼时心境的形象写照。迁客骚人们陷在个人得失的漩涡里，无法自拔，滕子京贬谪期间，虽然将岳州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不也依然情郁于中吗？

针对这种人格境界，范仲淹搬出了古仁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更为博大、高远的救世情怀，并谦虚地说自己曾经探求过，也一直与他们同在、同行（微斯人，吾谁与归），正是为了委婉地引导滕子京将忧乐的中心由个人转向苍生，并迅速从感伤、低迷中走出来。全篇行文含蓄而畅达，抒情大气而到位，议论简洁而给力。

此之谓“劝慰的话语”，也是文章的显性话语。

但是仔细品味，我们又会体味到文本中回荡的另一种话语，比较隐蔽，却很强势的话语——“自勉的话语”。

范仲淹和滕子京同是天涯沦落人，滕子京被贬岳州期间，范仲淹是被贬邓州，实际上内心也是悲苦得很，这可以从他镇守西北边疆，与西夏兵对峙时所写的《渔家傲.秋思》、《苏幕遮.碧云天》等词中流露出的浓重的思乡情可以反推出。一个大男人在月明之夜，听到悠悠羌笛便热泪连连，辗转反侧，为什么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就不会悲恸欲绝呢！

有，是人都会有这种常情！

范仲淹像笔下的迁客骚人们一样，薄暮冥冥，虎啸猿啼时也会萌生去国怀乡的悲伤。夕阳西下，鸡栖于埘，牛羊归圈，更何况重感情、知责任的人呢？他不是也发过“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悲情之语么！迁客骚人们忧谗畏讥，满目萧然，范仲淹博通古今，岂能不知道远离权力中心，那些无耻小人三人成虎的杀伤力。面对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的美景，范仲淹也会暂时心旷神怡，宠辱偕忘，快乐得像个孩子，虽然他也许并不知道这也是常情——人内心的小宇宙和外在的大宇宙一般情况下，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

但是范仲淹自有其异于常人的地方，那就是汲取古人的精神能量，强大自我，笃定自我，充实自我，进而跳出自我得失、琐碎忧乐的狭小圈子。这种追求一旦得以持续，便化作一种恒久的习惯，一种高洁的素养，一种宏大的境界。“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一声“嗟夫”，一个“求”字，道尽了自我超越艰辛与执着，孤独与温暖！

联系范仲淹一生的作为，如冒死进谏，请求章献太后还政于宋仁宗；进百官图，揭露当权宰相吕夷简的关系网；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卖掉唯一的坐骑，为赴任他乡的朋友提供行资。直至去世时，竟然“身无以为殓”！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真正用行动，乃至用生命践行心忧天下，利泽生民理想的人，一个纯粹的知行合一的大写的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为什么？宋朝是一个文人待遇极厚，生活品味极高的时代。有人曾做过换算：包拯的年薪折合到当下的薪金，已逾1000万。这样一个天文数字，什么样的生活过不上呢？可是，曾经贵为副宰相的范仲淹竟活到了子女无以为他办丧事的地步，这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最有力的证明么！

据说范仲淹生前被反对派目为“乌鸦”，一说话便是不祥之音，可是范仲淹铁了心：“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不要这么迂腐，可是他斩钉截铁地说：“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轲”指孟子，当时也被各国君王视为迂阔，可是范仲淹却不胜敬仰，他看重的正是孟子浮云富贵的磊落胸襟。事实上，他用一腔热血和整个生命贴近了孟子傲岸而神圣的灵魂。对比后世政客的心理：“政治的激情和情欲的冲动很相似，都是体内的内分泌。它刺激人投身进去：勇敢、坚定、进取、占有，在献身中获得满足和愉快。”范仲淹的生命献祭，真不知要伟大、崇高多少倍！范仲淹没有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做哪怕是一点点的阐述，但是大爱无言，作者笔下“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洞庭湖不就是他阔大胸襟的形象写真么！

所以说，借作文之机，范仲淹热情地谈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为滕子京的心灵疗伤，更是对自己的灵魂发布神圣的命令，这无形中也构成了对后世居庙堂者的严正警示。

范仲淹，一个真正的伟丈夫，死后谥号“文正”。其“忧乐观”在南宋得到高度的评价，有人考察他治民、驭军、执政的施设与当初在《上执政书》阐述的兴王道、致太平之意相符，致君、谋国之略素以定于胸中，并断言他“忧乐”二字乃“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这封给宰相的万言书距《岳阳楼记》的诞生为19年。范仲淹死后一百余年，据说残忍的金人杀到陕西某村庄，本欲杀光所有人，但听说里面有范仲淹的后人，竟然将他们全部放生。

这些事实，算是人们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信念别样的敬重吧！

在《桐庐郡严生先祠堂记》中，范仲淹这样写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讴歌严子陵的，其实何尝不是状心灵中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另一个巍然矗立的高洁的自我形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