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大学校训：一部高等教育沿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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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大学校训：一部高等教育沿革史

2011年05月17日 　作者：何雪莲　 　来源：科学时报

　　□何雪莲

　　“重要的是弄清事物本质”：知识自足

　　澳大利亚八校联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莫纳什大学、西澳大学、阿德莱德大学、昆士兰大学，都是仿照19世纪英国大学模式建立，甚至在其章程中指出学位授予条件参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标准。受英国学术自由和学者自治理念影响，澳大利亚各州议会通过大学法案，将大学视为独立法人实体，赋予大学很高的自治权，如拥有资产，享有管理和投资的权力；拥有决定授予终身学者的权力；制定预算、决定课程、开展研究、人事安排、校长遴选、招收学生、学位授予的权力等等。这使大学超然于社会之外，大学研究和教学很少迎合学生、政府、社会等利益主体。

　　这种超然在校训上体现为忠于知识本身：八校校训无一不是对知识的追求，对学习的讴歌，对古典大学的礼赞。莫纳什大学校名取自澳大利亚一战中杰出的军事将领约翰·莫纳什，其校训为“学无止境”，源自佛罗伦萨艺术家米开朗琪罗，在别人夸赞其不朽作品时，他如是作答。据莫纳什大学门户网站的解释，该校训捕捉了约翰·莫纳什之所以杰出的本质，同时也传达了莫纳什大学的精神。

　　也有的校训出处无从考证。如昆士兰大学从1910年开始设计校训和校徽，1911年出现了各种体现神圣学术理想的拉丁隽语，其中却找不到现在的校训。1936年相关记载写道：“很不幸，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此校训的缘起。”20世纪80年代早期，相关文献搜索也徒劳无功，后人猜测，昆士兰大学以牛津、剑桥的理念和实践为摹本，因此采用拉丁隽语的形式，而其含义“学海无涯苦作舟”，反映了要对昆士兰社会和经济发展有所作为的理念。笔者估计，此猜测更多是当代人的想象或强加，因为在20世纪早期，澳大利亚大学的精神气质与服务社会经济是格格不入的。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这一过渡时期的高教理念体现于1965年马丁报告：大学是国家文化和公民社会的缔造者，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公平和提升入学率；大学作为公立机构，办学经费理应完全由国家政府提供。这与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一脉相承，与英国保持了一致。在1960年～1975年间产生的大学，主要是6所以创新为兴学宗旨的学府，它们组成创新研究大学联盟。

　　这6所大学都有特长学科，运作模式相仿，于主要城市与卫星城镇内拥有多座校区，它们既不像八校联盟那么超然世外，也不像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的大学那样务实入世，是澳洲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学，前承古典大学理念，后启大学企业精神。

　　创新研究大学联盟校训沿袭了八校联盟校训的旨趣——忠于知识和学习，但其表达方式不是直接讴歌，而是转换成精练的隐喻形式。如拉筹伯大学以维多利亚州首位统治者的名字命名，校训“Qui cherche trouve”原为法文，是拉筹伯家族的家训。据解释，拉筹伯大学的目标是提供最前沿的知识和研究，校训“只要寻觅，必有所获”最好体现了此目标，拉筹伯大学一直以来孜孜践行此校训精神。

　　詹姆斯库克大学的前身是昆士兰大学的一个学院，其校训由昆士兰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罗宾逊1962年提议，1963年被采纳。1970年詹姆斯库克大学成立，该学院并入新大学，1971年12月13日，大学理事会确认沿用该校训。“光芒日益增长”，该校训可以视为隐喻意义上的求知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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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标新立异”：自我认同

　　新生代大学大多是彻底经过新自由主义洗礼之后的大学，它们深化了入世务实的风格。其校训显示，知识已经彻底从本体论转向工具论：知识本身没有自足价值，知识的目的在于提高生活之品质。

　　西悉尼大学校训是“为生活注入知识”，据该大学校长解释，这意味着在一个急速变动的时代，提供相关课程，使学习学术知识与提高实践能力结合起来。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校训则略去了“知识”字眼，直接就是“生活之品质”。阳光海岸大学的校训“五星级教育，五星级生活”，更是一种不加掩饰的知识工具论，其卖点是教育，但广告词却是生活，类似于某种品牌推广。

　　新生代大学校训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对创新的追求。南昆士兰大学（“通过学习更新思想”）、南十字星大学（“辟思之新径”）、维多利亚大学（“思维新学府”）、堪培拉大学（“新才智”），其校训无一不在强调一个“新”字，巴拉瑞特大学校训“敢于标新立异”更是一语道破其实质。

　　这一大学校训集群意味深长。此前，无论是知识自足式校训，还是入世务实之校训，几乎还是以英国为风向标，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趋“新”校训，则有放开手脚、自立门户之意，不仅是后起大学的自我标榜（新生代大学往往教学方式新颖灵活），也是突破英国大学模式、开启新局面的宣言。

　　大学校训趋“新”暗合了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取向。今日的澳大利亚，不仅是一个地理和国家概念，也是一个愿景和希望。“白澳”政策已于20世纪60年代寿终正寝，70年代以来奉行的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澳大利亚终于承认了自己多元混血的出身，致力于鼓励各少数民族传承自己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到“澳大利亚人”身份中去。

　　近20年来，澳大利亚大学在市场化的道路上一路狂飙，直追英国，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教育出口已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产业，仅次于煤矿与铁矿出口。据经合组织2006年的统计数据，私人经费来源占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支出的比重达52.4%，仅次于智利、韩国、日本和美国，排名全球第5位。2003年的尼尔森报告旨在加速高等教育私有化、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减少政府对大学的控制。该报告明确指出，大学要从以往依赖政府经费投入转为积极寻求资金来源，在自由市场中开展竞争。这意味着把新自由主义贯彻到底，但也许就在此过程中，澳洲大学将获得某种独一无二的特色，正如其独一无二的动植物一样。

　　澳洲也不追随美国。在澳大利亚，影响大学的是联邦政府，州政府的影响力很小。经过1989年合并，澳大利亚形成独具特色的高教格局：大学共不到40所，几乎都是综合性，绝大多数是公立且相对同质化，没有正式的分层。在全球大学都学习美国大学分权和多样化之际，澳大利亚却反其道行之，但这没有妨碍澳大利亚大学在国际上的口碑，同时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在全球都堪称独一无二。

　　就澳大利亚大学的自我认同还可再举两个小例证：于1994年成立的巴拉瑞特大学，校名取自土著语，意为“安息之地”；1994年南十字星大学成立，这是直接以南十字星命名的大学，在20世纪末，南十字星与外省心态关系甚小，更多是彰显个性和民族性，是澳洲人的自信增强，国族认同高涨，人人忙着找寻澳大利亚人身份的脚注。

　　自我认同意味着没有模式，意味着摸索前行。目前澳大利亚所有大学都可以被称为“企业化大学”，所有大学都经历着重新适应或者改变的过程。大学本身的伦理文化正在消解，政府左右大学，而市场力量左右政府行为。西澳大学校长德里克指出：“短期市场压力导致一种狭隘、职业化的教育，如何平衡课程是对我们的一大挑战；我们的校训是寻求智慧，而不是寻求培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在新世纪坚持这一信条。”这显示在新时代找准定位并非易事，其中伴随不断的权衡和抗争。

　　2010年，也就是悉尼大学建校150周年之后，悉尼大学做出惊人之举，把源自英国的拉丁文校训从校徽中撤下，相关调研和设计斥资75万元，另斥资50万元，用于制作横幅和街边标志灯等物品。据悉尼大学外联部主任解释，悉尼大学过于依赖古旧传承，需要一些“更为大胆、充满活力和更具现代气息”的东西。作为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大学，悉尼大学此举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可以将之解读为澳洲大学试图超越英国外省定势，试图寻找自我认同之路的时代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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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真实世界之大学”：入世务实

　　澳洲大学校训气质真正发生转折，出现在科技大学联盟校训上。科技大学联盟成员都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风行的时期。早在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就引“新自由主义”为国策，英国也因此启动了激烈的教育市场化改革，1988年通过《教育改革法》，1992年通过《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法》，更是明确要求英国教育完全转向市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步调基本与英国一致，自1989年起，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88 年道金斯报告开启了这一巨变：高教政策重点从入学率、公平转向效率、问责，强调大学应通过吸引留学生和开设课程班等途径促进国家GDP增长，大学的身份逐渐转变为支持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之促进者。

　　此改革意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大学开始收取学费，留学教育成为澳洲第三大服务贸易产业。大学整体精神气质为之一变。自此，商业化、企业化和管理主义成为高等教育管理的核心词汇。竞争无所不在，以往定期接受政府供养的历史彻底终结，大学必须不断关心自己的入学率、教学质量、科研表现，以获得更多的竞争性资金；大学逐渐蜕变为营利性组织，成为政府经济创收的重要手段。1997年《终身学习》报告问世，再度强化高等教育的企业逻辑，市场化这根弦拉得越来越紧，大学之间就生源、资金、声誉等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改革的另一结果，是机构合并，高级学院全部升格为大学。高级学院的前身是技术学院、职业学院，只负责本科水平的教学工作。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类似学院合并。1989年的合并则是大刀阔斧，全澳70余所大学或学院被整合重组为39所大学，双轨（大学—学院）转为单轨（大学）。

　　合并的结果，是大学与学院杂交，同时升格了一批学院为大学。于1986年以后成立的5所大学体现了这一转变。

　　这5所以实用著称的大学于1995年组成科技大学联盟，学生人数占全澳大学生总数的20%；其中工程系学生占28%，建筑系学生占45%。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发布一系列文件，都提到高科技工业与大学之间缺乏有效联系，反复强调工业与大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到1992年，澳大利亚大学从工业界吸收的研究经费已经达到7740万澳元，而当时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的投资（不包括竞争性研究拨款）只有7000万澳元。

　　科技大学联盟应势而生，其成员大学的共同特点是重视职业和工业技术教育，将研究经费投入商学、资讯学、建筑学、环保学、工程学及护理学方面，重视教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务求毕业生切合产业界及社会发展需求。科技大学联盟的校训开始呈现务实和服务社会倾向，这一倾向可以“面向真实世界之大学”一语蔽之。此语为昆士兰科技大学校训，该校训意味着大学的侧重点在于学生的就业，以及将研究投入使用以增进社会利益。

　　1991年成立的南澳大学，校训为“传授专业，创造并应用知识，服务公众”，可被视为“面向真实世界之大学”之具象化。其他大学，如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技艺之手，知性之脑”）、悉尼科技大学（“思考，改变，行动”）的校训，都有鲜明的入世态度和务实精神。只有科廷科技大学的校训诗意尚存，该大学以战时首相约翰·科廷的名字命名。1932年，约翰·科廷在论述大学之用的文章中写道：“伟大之大学应一往直前，过去不过是更伟大未来之预备。”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廷科技大学发展迅猛，从培养本科生扩展到培养博士生，其战略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科技大学。“一往直前”，这句取自科廷的短语，在20世纪90年代上升为大学校训，体现创一流的雄心。

　　相比八校联盟和创新研究大学联盟，科技大学联盟校训的一大变化是从仅注重知识、学习、头脑到兼重技艺和行动，从超然世外转向入世务实。这是澳洲大学校训的趋向之一，是新自由主义高教政策的必然结果。澳洲大学校训的分类，时间是一个重要标志，大抵是越往后，大学越是倾向于走出象牙塔，越是与真实社会之经济、文化紧密关联。新生代大学10所成员大学多成立于1990年后，其校训在继续沿袭务实入世风格的同时，还大力倡导新思维，高调张扬自我认同，这是澳洲大学校训的趋向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