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军庆1981年孝感师专毕业

管季超0712

曹军庆，男，1962年生于湖北省广水市。1978年，即恢复高考第二年考入武师孝感分院（孝感学院前身）中文系。在这里求学三年，有幸读到大量文学作品，从此与文学结缘。在校期间，开始尝试诗歌写作。虽生活贫困，但内心安宁。1981年毕业后，当过教师、记者及公务员。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专事小说创作，并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重点写作短篇小说。迄今已在《上海文学》、《天涯》、《山花》、《青年文学》、《长江文艺》、《清明》、《芳草》、《作品》等国内主流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近百万字。有小说被选载并获奖。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雨水》。2007年11月30日，安陆市委宣传部和湖北省作协联合召开“曹军庆作品研讨会”。现为湖北省作协理事，省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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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军庆中短篇小说

优秀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探险
　　                              

                                《文艺报》2010年9月17日：  刘川鄂

  

    曹军庆最早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诗人，近十年来却专攻小说。他的文体转换是出于寻求最佳表达的需要。长期基层工作经历，装了满肚子的人生故事，这激发了他进一步琢磨这些故事背后的世道人心的兴致，于是，他找到了小说这种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文体。

　　从1986年开始，他陆续刊发了一系列短篇、中篇小说。2007年，短篇小说集《雨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10年，中篇小说集《越狱》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两部小说集的问世，是曹军庆创作风格的集中展示。

　　湖北长期坚持短篇小说创作的不多，曹军庆是其中的一个。许多长期生活在基层的文学爱好者，通常仗着对日常生活的熟悉而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真实地、细致地、别致地展示生活的真相，是他们重要的创作信条。然而，我的质疑是：真有一个平面的生活真相静静地躺在某个地方等着你去展示吗？米兰·昆德拉说：“发现只有小说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对创作主体而言，仅有一大把生活素材，哪怕它们再真实、再新奇，都是不够的。艺术不是展示，而是发现。仅仅靠丰厚的生活积累而写作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优秀的小说家从来不是一个平面生活图像的书记员，而是有独立 “发现”生活的能力和技巧自觉的精神个体，是人类生存状况的解剖者。

　　曹军庆长期在基层从事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有丰厚的底层生活经验，但他并不满足于“真实生活平实感想”的基层作家模式，他所要“发现”的是生活之上的生存，是表相背后的真相，是常态生存中的反常。

　　他曾如此解析自己：“我一直在寻找真实。但是真实到底在哪里？有一个时期，我迷恋于虚构。我试图借助它，建起一条通道，去向那些鲜为人知的领域。这是一种个人探险。因此，我杜撰了一个名叫烟灯村的地方。它是我的故乡。我所有关于乡村的写作，都无一例外地被安置在这里。一些相同的人物，会在不同的小说里出出进进。我喜欢这样一个处于生长状态的地方。因为我的写作，它存在着许多不可预知的变数。即使我停止了乡村写作，进入了另外的领域。但这个地方依然存在。它是我可以栖居的场所。”

　　小到乡村，大也只到县城，是曹军庆小说中人物的基本生活空间，他的乡村系列大都发生在虚拟的烟灯村。上世纪的烟灯村一贫如洗，为了八十块钱、两百斤大米、一床棉被和三件棉袄的政府救济，每家每户都在设法证实自己比别人更贫困，这是他们惟一想要被确认的“清白”。(《救济之夜》)处在世纪转型期的烟灯村，仍然是处于乱象之中的一个中部地区小村落的写照。在潮湿、腐烂的气候里，烟灯村的动物也无精打采、神态恹恹，“狗们总好像有病，打不起精神。它们对陌生人和近在眼前的危险也往往视而不见。要么不吠叫，要么软弱无力地叫上几声，一听就知道是在敷衍”(冬泳的人》)。

　　烟灯村的村民们身份、性格各异，但也像村里的气候和动植物一样，有几分怪异、几分病态。工作疲乏也有点自私的村长，空落的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心态失衡的返村青年男女、妓女，处境尴尬的乡村知识分子等出现在他的小说里。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老婆外出打工，寂寞难耐的刘发松在别人的劝诱下两次到县城“按摩”被捉，丢脸蚀财，还被村长讹诈。(《猪喜剧》)

　　跟烟灯村有紧密联系的是县城。曹军庆没有给县城虚拟一个名称，但这是中国习见的县城场景。“这么一个小县城，到处都是麻将馆。水泥厂、化肥厂、铝厂整天吐着烟雾。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粉尘飞扬。随处可见癌症病人和性病患者”(《什么时候去武汉》)；在这座小城里，有主政者好大喜功、不讲科学、不顾实际，强修新城，因财力不足，只剩下些半拉子工程。有的人利用建新城和重修旧城的机会发了大财，当然永远免不了明争暗斗(《逝去的足迹》)；勉强维持生计的人做着小本生意，有的开着盲人按摩店，有的开着麻将馆(《晃晃馆》)……

　　曹军庆用以解剖这种乡村或县城生存本相的，是“先锋精神”。比如他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什么时候去武汉》，很有些荒诞意味。“我”和刘不宗，“无论在谁眼里，我们都是要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十几年……我没有理由恨他。可是，当我在某一天夜里突然意识到他早就是我的仇人时，我着实吓了一跳。而且，我还发现这一仇恨根深蒂固，与日俱增”。作者对人物关系这种有意的设定直接铺下了一层荒诞的底色。文中不断提示读者细细体味这种充满了可笑、虚无的敌友关系。为了报复刘不宗，“我”去勾引他的老婆，在对其老婆进行言语暗示和挑逗的时候，二人共同回忆了往事。平淡无奇的往事被染上了奇异的暧昧的暗恋色彩。原来他们早就有了那么多充满浓浓情意的小细节。这样一个喜剧性的情节为故事又涂抹上荒诞的一笔。刘不宗和他妻子关于哪一个旅游结婚才是真实的，作者也掩口不说。正是在对虚无细节的强调中，作者构建出一个无意义的世界。

　　《情况》写当下找“情况”(湖北人对情人的鄙俗化称谓)时尚中，一个在单位失意的男人刘科长在清洁女工面前也找不到自我的故事。可见，在一个价值多元而又失范的时代，内心无根的人其精神比身体更容易阳萎。《预谋》同样是写婚外情，当事人双方都期盼对方先离婚，并为对方设计了种种离婚方案。爱变成了折磨，最后却一点情调、一点爱意都剩不下了。写友情如《恐惧》《隐形手术刀》，作者有不同寻常的发现：“粘合他们之间友谊的，难道是彼此的恐惧？”曹军庆的小说，犹如一把“隐形手术刀”，刺向看似正常的生活之下的种种病灶。

　　曹军庆格外专注人的生、死、疏离和交流，传达了一个诗人对人类境遇最内心的和个人的直觉，对存在的自我感受以及对世界的个人臆想，鞭策读者于无意义处寻找出意义，自觉地正视生存窘况，在笑声中领悟根本的荒谬性。但也并非纯粹的心理小说，曹军庆还是以客观叙事为主，但人物言行始终伴随心理动机的揭示，在做什么、怎么做之上是为什么这样做。评论家肯定他略带“迷宫”式的叙事中以刻画人物心理见长。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探险”，他尤好描写那些看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事背后，更隐秘因而更真切、更意外因而更人性、更反常因而更正常的世道人心。

　　超越道德评价，致力于全面的人性揭示，是曹军庆追求人性刻画深度的用心之处。《背面》中的肖雅丽，一个孤身女人，极富同情心。邻家出了什么不幸的事，肖雅丽必定在场，帮着人家痛哭流涕。肖雅丽是悲伤的，但悲伤却使肖雅丽容光焕发，食欲大增。肖雅丽是在别人的痛苦中、在施舍同情中获得了一种满足。他人的痛苦冲淡了自己的不幸，因而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平衡。这当然是一种病态的满足，然而这种病态却是一种更真切的人性。曹军庆也喜好描述男性的复仇故事，他不太注重渲染复仇故事性因素，而是注重挖掘复仇双方的心理状态，表现复仇的快感或者恐惧，以更深入地拷问灵魂、撕裂人性。《地下室》中的复仇者费向南的报复对象刘四五在小说开篇就死去了，“我惟一的目标，就是他。他活着，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在得知刘四五死后，费向南迅速崩溃，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兽皮》的郭顺昌拿到宝物后把同伙丁石轩封死在石穴中，暴发户郭顺昌一直觉得丁石轩没有死，会随时来找他报仇，陷入了良心的石窟、恐惧的石窟，一辈子逃不出来。在一幅幅幽暗的人性画卷中，他解剖了日常道德情感中残酷的真实、温情面纱下的血腥、文明外衣下的兽性和非理性邪恶。

　　曹军庆称自己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一些从正面肯定的评论家把现实主义文学命名为热情的现实主义，从负面否定的评论家则称之为经验现实主义。前者强调的是除了揭示和批判，在描绘现实生存时大都带有温情。后者认为此类现实主义作家基本局限于个体生存经验的层面，复制现实生活，追求外部仿真，停留于道德化评判的价值尺牍，缺乏对生活的穿透和超越。相较而言，曹军庆在借鉴中有警惕，在警惕中有所突破。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是一种精神探险，不在灰暗生存中故意添加亮色，也不以外部逼真为描写境界，而是冷峻地剖析生存本相、揭示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中的反常之处，挖掘人物言行、情绪背后的隐性心理、直逼人性的暗区，展现更本真的存在。曹军庆就是如此在灰暗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人性的隐秘真实，以冷峻之笔法描绘灰色的生存、挖掘幽暗的人性。尽管作者不直接抒情、不直接作价值判断，但冷峻即否定、即轻蔑、即超越。这是一个冷峻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