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与学识兼具的文章家——《雨的滋味》编后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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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与学识兼具的文章家——《雨的滋味》编后小识
沈建中
　　施蛰存先生的写作具有独思与冷眼的方法，使得其文章越发洒脱通达，表现出婉转含蓄与率性直言相融合贯通的一种可能性，并为文本增添了韵味无穷的阅读魅力……

　　我曾为施蛰存先生编过七本集子，这是第八本，也是有些难产的一本。江苏文艺出版社“大家散文文存”邀我也为先生编一册加入丛书，如是盛意，使我感谢，可我却颇费踌躇。先生往矣，已有七个年头，我理想拟为先生编一本《北山译雨》或是《古诗文串讲》，兴许先生会说：“蛮好”。直到后来重议此事，编辑君晓以大义，其情隆重，恭敬不如从命。

　　有机缘为先生编此散文集，屈指算来，适时先生诞辰105周年，也能以此表达纪念。同时又让我再次浏览先生文章长廊，细细品味，着实感到按丛书规定的体例编此选本实属不易。先生遗下妙篇佳作不胜枚举，都是好文章；选来选去，大大超出页码限制，只得无奈地将篇目删来除去；所选区区五辑凡78篇，实在难以概括先生尤为绵长之写作生命。不过，我还是自认为选文时颇有些自家见解，总想着眼于先生之学识、才情，加上他的趣味，又偏好自我的阅读感觉与体会。他虽不以散文名家，然其文确实耐读耐品自成一格。依我印象，既有絮语随笔，又有精劲杂感；既是文人作品，又是学者文章。先生早年写作始于像《西湖忆语》那样文辞清丽的絮语美文在鸳鸯蝴蝶派报刊频频亮相，后又转入在新文学报刊上发表隽永明净的述怀言志之笔记文章，像《绕室旅行记》，乃至《文学之贫困》《怎样纪念屈原》等议讽精劲的杂文。“反右”前写了如《夏原和知识分子》《才与德》那样才气加勇气的杂感；后来多是学养加情趣的悠然小品，如《云间语小录》《北山集古录》；八九十年代析理机智的《论老年》《古文名句赏析》等随笔，还如超然议事、笔调纵意的《卖糖诗话》《旅晋五记》等寻幽问胜游记，其中巧讽官僚轿车威风、诙谐“造反派”信佛，表现其一贯于复杂世事的深沉思辨。我觉得还应重视的倒是他在“牛棚”写的“改造日记”，他说似乎都是很有意思的散文，由红卫兵收去贴在学生宿舍楼下的大黑板上，惹来学生们“欣赏”。看似自嘲，也无文本留存，毕竟他有“那些只占抄本簿两页的文章，可能有不少很妙的小品文”那样的话。这些阶段都可以视为先生具有精采特点的写作高峰期。

　　再来探究先生之追慕取法。他说过“五十年来古今中外，文章看了不少”，可见其徜徉于古今中西书林之间，启示我认识其文章丰富性之渊源，我以为他确实进入了“很懂得为文之道”那样一种“把玩”境界，按陈平原君的说法，“不是顶礼膜拜，而是知其得，也知其失”。先生青年时期就于西方散文心向往之，饱读十六世纪英国培根、法国蒙田的散文文本，却感到“他们的散文还只是短篇论说文，没有家常味”，可尤为青睐那部十七世纪的英国万人丛书本中的埃札克·华尔顿《钓道大全》，十八世纪英国查尔斯·兰姆的随笔性散文，还有二十世纪卢卡斯、米伦、林特等名家散文，“文章写得真好，一向是我休息时的读物”；又说“我羡慕弗朗思的《文学生活》那样精劲的批评散文，也羡慕兰姆及史蒂芬孙那样从容的絮语散文”。同时他更为熟谙我国历代散文，尤喜笔记类文本，深得两汉辞赋、魏晋玄言、六朝骈俪、唐宋文章、明清小品的滋养，之后唐宋八大家却被他“一一淘汰”，“只有韩愈、王安石二名可以保留。曾南丰文章枯瘁，如尸居余气之老人。欧阳修词胜于诗，诗胜于文。其他如丑女簪花，妖娆作态，而取譬设喻，大有不通，等而下之”。由阅读而产生自觉式的这种“悟”漫语，虽说并非史著专论，但能一窥其散文观发生了何等微妙的变迁，可算跳到了古人绳墨的框架之外了。

　　在现代散文中，先生觉得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为佳作，并以为他的绝大多数杂文“思想性表现得极强，相对地未免有损家常味、亲热感”；周作人“如《自己的园地》之类，也很有味道”；他推崇朱自清《背影》、梁遇春《春醪集》以及冰心《寄小读者》“非常洁净”，还称赞茅盾、俞平伯、废名、王鲁彦、魏金枝诸家的杰出散文。当他言及林语堂提倡“闲适笔调”，似乎有意给散文开辟一个新园地，那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自己同《庄子》《文选》以及晚明小品的关系，都先后引起与鲁迅之争端。

　　他的确有过钻研，曾视《庄子》、《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不久后说过：“自从因为‘劝青年人读《庄子》、《文选》这罪状而被当今文坛上的泰山北斗训斥一番以来，我至今不敢对人再提起这两部书。既然这两部书送不了人，那么留在家里自用罢。不过《文选》这部书我在今年也觉得不很有味道了，它竟变了一部送不了人，也不想自家享用的废物，被我束之高阁了。但是《庄子》，至少在我，是爱读书之一，当作散文看，并不坏啊！”到了晚年干脆自称是“以老庄思想为养生主的人”，他深知自己曾因文章贾祸，据说被下放农村劳动时，甚至悟出了棉花性格妙在富有弹性，当受到挤压变得渺小无力，一旦外部松驰便会弹性十足地恢复原样。所以，其为文常遇论争、批评和误解，始终持有平和达观、超然理解的独立姿态，在生命行程中张驰有道、进退自如；若时机适当，照旧会写些“不合时宜”的杂文，倘有文章引火烧身亦不后悔。

　　再看他说自己选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只是应书坊之请”，“著的书既没那么多，而‘稻梁谋’却是每日的功课，便只好借助于编书了”。其实，他确有很浓厚的兴趣，明末文人的集子收藏不少，“在我书斋中代替了《文选》的地位的，乃是一部翠娱阁评选《明文奇艳》，这是一部明人小品文的选本，‘游记’、‘序跋’两卷中尤其有绝妙的文章，它天天放在枕函边”，那是1934年的事情。如今看来当年《晚明二十家小品》所选篇目还是颇有一些特色的，但他后来仅对张宗子《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击节称赏”，认为“还经得起我五十年读书的考验”，却又“看出了张宗子一点毛病”，“亦无损于陶庵文章之美也”；又以为“公安竟陵，当年奉为小品魁斗，后来愈看愈不入眼，大抵三袁之病，还在做作；钟谭之病，乃在不自知其不通”。因此先生之于晚明小品赏析的转变痕迹，很需要仔细推敲，在他以后的写作生涯中，早已祛除那种轻佻之习，而最终成为自我的审美个性和文章格调。

　　先生在经历苦涩沉寂多年后的老年时期，写作生命力远未衰竭，其散文风格更趋平易厚朴，很大程度根源于学识才情，1980年应约“笔谈散文”如是说：“一种比较轻松、比较随便的文章。它们不是学究式的高议宏论，而是‘摆龙门阵’式的闲谈漫话。偶然高兴，对某一事物议论几句，评赞几句。或者索性把话头搭到别处去，借此发些牢骚，谈些感想。文章内容不一定扣住题目，题目也未必能概括文章。”如此独特见解，无疑与他的阅历是大有关系的。我觉得其写作具有独思与冷眼的方法，使得其文章越发洒脱通达，表现出婉转含蓄与率性直言相融合贯通的一种可能性，并为文本增添了韵味无穷的阅读魅力，值得我们时常鉴赏和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