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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峰

寻“根”之旅
          ——写在《教师之友网》[白沙古镇地域文化志]专栏开出之际







    我曾做过很多梦，但好多梦都被打碎了，这让我感到十分遗憾和伤感。一段时间，我沉溺于故纸堆中，与古人交朋友，想借此逃避现实，于是，我整理出了孟宗、费祎、高燮曾、丽尼等历史名人的有关史料供自己品尝。2004年春，原孝昌县委宣传部长肖红梅来到白沙检查工作，我向她汇报工作时说，“孟宗笋”的商标已被人抢注了，这句话引起了她的高度关注，她让我写出“如何开发和利用孟宗文化”的构想，我迅速写出了《打造孟宗品牌刻不容缓》的文章。就这样，我又从故纸堆里走了出来，开始关注我身边的人文资源。在领导的鼓励下，我成了孝昌县孟宗文化研究会中的一员。寻找地方历史文化的“根”，延续历史的文脉，就这样成了我的文化理想。

     2007年10月，我在孝感学院参加了孝文化国际研讨会，会后，我意外地收到一封信，那是武汉科技大学孙君恒教授寄来的，他在信中对我的入会论文《打造孟宗品牌刻不容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遗憾的是，这次会议，他并没有来孝感开会，只是看了他的研究生带回去的论文集后，才给我来信的。12月份，他邀请我参加了“湖北省儒学文化与新道德建设研讨会”，就这样，我认识了孙教授，而且与他成为了好朋友。

    今年10月，我有幸在孝感学院参加了“孝文化与现代文明国际研讨会”，令人高兴的是，孙教授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期间，孙教授对我说，散会后，他想来我的家乡访问。10月18日，孝昌县委党校副校长邱国安、孝昌县文化馆馆长朱仲先陪同孙教授访问了白沙。这一次访问，让孙教授感到异常兴奋。10月20日，我在他的“文化湖北的博客”上，看到了古镇白沙的照片和文字，他将图文命名为“白沙古镇的诱惑”，并给我来信说，他拟定于12月份与省文化名人一起来白沙访问。我将这一信息迅速向镇党政领导作了专题汇报，他们要我做好白沙历史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我接到这一任务后，就废寝忘食地工作，唯恐有负领导的期望。

     对白沙历史文化的研究，我其实早已为之。几年前，我先后在《孝感日报》上发表了《悲哀与忧伤的歌手与巴金同行》（写的是著名散文家、翻译家丽尼）、《一位倾向于维新变法的官员——高燮曾》和《神奇的三潭风景》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我长期积累的结果，我深尝搜集资料之难之苦。现在，领导要我全面搜集白沙的历史文化资料，说真的，我有些胆怯了，因为我手中的文献明显不足，而且我的精力又有限。尽管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干下去。我一方面整理我从前积累的资料，另一方面又尽力搜集一些文献，还向当地一些老人请教。我向陈华文老人借来了《陈氏家谱》，陈华文老人向我介绍了白沙“进士匾”的有关情况。10月27日，我还到孝感，向孝感市政协文史和学习专委会王腊成老师借阅了《孝感市文史资料第五辑》，王腊成老师给我复印了《解放前白沙铺的花、布庄以及染坊杂记》一文，还赠书给我，他要求我编印了白沙历史文化资料之后，一定不忘给他送一本。这些先辈们的关心和支持给我极大的鼓舞，让我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在短暂的时间里，迅速整理出了几十篇文章，当然，这其中有好多文章是别人写的，我只是转载而已。为了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将文章和作者姓名一并刊载。在此，对那些为白沙镇历史文化传承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生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敬意！我在寻访史料的过程中，得到了白沙镇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党政办同仁的积极配合，得到了村干部陈水堂、余春平、桂银平、湛三清等人的热情帮助。令人感动的是，陈华文、曾少青、余良相、龙俊文、龙金增等先生为我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在此，我一并致以感谢！总之，《白沙古镇地域文化志》这个专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位哲人说过，一个没有自己伟大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而一个拥有，但不珍惜自己的伟大文化却要崇洋媚外的民族，是更可
悲的。我们的乡土文化是有“根”的，而且还带有泥土味。马克思曾说过，只有具有地方特色的东西，才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可是，目前，我们的一些地方特色正在消失，我们的民族记忆正在变得模糊和迟钝，因此，挖掘和保护好地方人文资源，既是我们寻“根”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借《教师之友网》网络平台开出此专栏，其意义就不同寻常。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加之资料有限，搜集范围不广，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很多错漏之处。客观地讲，《白沙古镇地域文化志》这个专栏，只能算是一种资料汇编，看上去十分粗糙，谈不上有多少创新意义，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专栏，还是让人能嗅到一些历史气息，能给人们增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儒家将“慎终追远”作为人生的一种崇高境界，我们开出这个专栏，也算是对先人尽一点“孝道”吧，不然的话，我们的文化传承就会出现“断裂”。

    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之“根”，那么，这个民族就会灭亡。这个文化之“根”究竟在哪里呢？我在寻访白沙古镇的历史足迹中，发现这个“根”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历史的车轮虽然在滚滚向前，可是，我们的民族记忆却在不断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寻“根”之旅就不是池蛙发出的噪声，而是虔诚的呐喊。前不久，有文友赠书与我，并向我索书，可我无书可赠，现在好了，我就将这个介绍我的家乡的专栏奉献于公益网站，以唤起更多的同志者与我同行。

     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白沙古镇的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支持。只有民族文化之“根”深植于人们的心中，我们的民族振兴才有希望。其共勉之，是为序。


                                 刘少峰写于2011年6月20日[专栏]开出之际


                          郑=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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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锋 201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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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铺是孝感有名的古镇。明清以来，在鄂北享有盛誉。它位于孝昌县南部白沙镇，东与孝南区肖港镇隔河相望，南与孝南区陡岗镇相邻，北与本县花西乡接壤。肖张线穿境而过，东连107国道，南接316国道，西通云梦，北与大（悟）安（陆）线重合，交通便利。地形势北高南低，属低丘、平原地区。白沙铺之西是绵延起伏的丘陵，人们称为“岗”，与云梦县交界，河之东则是一马平川，人们称为“畈”。河西岸的白沙铺凭着它特有的地理位置，便成为岗、畈两地不同出产物的交易中心。    由于白沙铺水陆交通便利，使白沙铺成为河西一带（包括应山南端、德安东部）与汉口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河西方圆百余里的农产品，如稻谷、齐米（谷壳未砻尽的）、皮棉、纱线、蚕茧以及豆麦杂粮等，被源源不断地运至白沙铺，然后装船运到汉口等地，汉口的轻工产品和生活日用品则被商人们用船运到白沙铺，然后卖给西部丘陵的各村庄。夏秋两季，是白沙铺最热闹的季节。几条大路上，肩挑的，推车的、赶车的，络绎不绝。在河中撑篙的，扬帆的，来往穿梭。嘎吱嘎吱的车轮声、噼啪噼啪的行船声，嗨唷嗨唷的搬运工人的号子声、讨价还价的叫卖声混成一片，到处呈现出繁忙的景象。 由于白沙铺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生意兴隆，所以，在明清时代，此地就有“鱼米乡”、“小汉口”的美称。白沙铺后来发展为孝感县西部的一处大集店。       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孝感后，对白沙铺一带，实行经济封锁，严禁食盐、食糖、煤油、花布等输入白沙。1940年，日机十余架次对肖港狂轰滥炸，1942年又出动坦克、骑兵，向白沙、沙子岗进行“扫荡”，把一座轰动一时的“小汉口”践踏得破烂不堪了，土布和棉花行庄相继关门停业，至使有“小汉口”之称的白沙铺衰败。      解放后白沙镇又成为人民公社 乡镇政府的所在地，现在还完整保留着五六十年代独特风格，在这里我似乎又回到了那火红的年代！看着这些破旧不堪的老房子，墙上写了个斗大的拆字让我心里非常难受。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栋栋普通房子，它承载的内涵已经远远大于房子的价值本身。史迹、文物由于其不可再生性，且是联系后人的情感纽带，特别还是激发后人爱国主义热情的场所，因此，它在世人中方显得弥足珍贵。我不是建筑砖家，联想不到保护与拆除之间的联系，但作为普通人，只是知道，拆除之后历史遗迹就被破坏了，即使再重建，恢复原貌，那也只能是赝品，那也不能代表历史。孝感地区的文物古建筑并不多，拆了它并不会给孝感市带来多大且长久的经济效益；而保存它则是为孝感市、为中国保留一份历史、文化、艺术的无价之宝，并保存了孝感市城市旅游的一处很有特色的珍贵历史文化景点。      历史文物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如果所有的历史文物都被破坏光了，那么我们还谈什么文化传承。现在很多人，只为眼前利益，肆无忌惮地破坏历史文物，他们都忘记了每代人都有保护历史文物的责任。                                                                                                                                  仁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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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退休老人的文化苦旅
——访孝感市知名学者朱幼勤老师

孝昌县白沙镇政府  刘少峰

2011年12月25日，我在省政协开完“荆楚文化与‘灵秀湖北’论坛”会后，就急勿勿地赶回孝感，去看望多年未见的恩师朱幼勤老师。
2010年，我在省政协开会时，荆州理工大学杜汉华教授告诉我，孝感“请七姐”民俗可能是陨西县牛郎织女传说的变体，他要我好好地研究一下。我在探讨过程中发现，孝感正月十五“请七姐”的民俗与牛郎织女传说没有关系，而与“卜紫姑”的民俗有关。给我启迪的是朱幼勤老师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孝感请七姐是由卜紫姑衍变而来的”，于是，我经过搜集整理，写成了《孝感“请七姐”民俗溯源》，该文已被收入2011年《荆楚文化与“灵秀湖北”》论文集中。
前几年，我在孝感学院参加孝文化国际研讨会时，曾与朱老师见过几次面，后来，就没有再看见他，但我一直牵挂着他。2008年，我在整理《白沙古镇的诱惑》一书时，就引用了朱老师文章中的好多资料。2011年4月，我在《槐荫论坛•槐荫风情》版发了《孝感方言“杨畔”之义探源》的贴子，想引起社会对孝感方言的重视，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贴子引起了朱老师的关注，他多方打听我的消息。2011年12月20日，他通过市文联领导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后，就打电话给我，我们在电话中相谈甚欢，我告诉他，从省政协开会回来后，一定前来登门请教。
我一踏进他的家门，他就感到格外高兴，一方面拿早点给我吃，另一方面给我讲他近几年来的治学情况和人生困惑。我边听边做记录，这次“心灵的对话”让我久久难忘。
1993年，他从原孝感市外贸局退休之后，就一直从事文化研究和传承工作，先后在《文汇报》、《黑龙江日报》等几十家报刊杂志发表了几千篇文章，《河岗日报》、《孝感日报》等报刊特为他开辟了专栏。看到朱老师桌上堆放的40辑文稿，我的心在震颤，因为这些文稿是朱老师一生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朱老师说：“我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感到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正是凭着这股激情，他拿起笔记录着生活的辙印，表达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他先后发表了《为了五角钱的诚信》、《款款书缘》、《物为我用  随缘自适》等随笔，我读着这些随笔，了解他的真性情，感悟到他淡定的人生智慧。他热爱绘画，我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他为文章配的画《陪母亲纳凉》、《家有贤妻》等，这些画作无不透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孝感知名学者朱洪斌先生去世后，他为朱洪斌先生撰写了《墓志铭》，并将文章发表在报上。其待人之诚，由此可见一斑。
朱老师热爱科普创作，善于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为一体。《孝感日报》科教版曾为他开辟了《孝感蔬菜志》专栏，每周刊登他的一篇科普文章。他撰写的《美菜有蒌蒿》对一些媒体将“蒌蒿”写成“藜蒿”进行了矫正，分析得有理有据，让人信服。他针对达尔文关于“鸡起源于印度”一说，提出了“鸡起源于中国”的观点，并将文章发表在《武汉科技报》和《河北科技报》上。
朱老师对地域文化有独特的研究，他为地方文脉的传承呕尽了心血。在他的家里，我看到了他辑成的《孝感的古街幽巷及其文化内涵》、《孝感乡集村名称的人文景观》等几本书，感到一种久远的文化气息扑鼻而来。《 孝感过年风俗志》、《孝感湖乡“封河”、“开河”习俗摭谈 》、《犹记儿时踢毽子》、《大端午 小端午》等文章让人读来耳目一新，难以释手。他研究孝感的字号文化，引起了人们对企业文化的重视，得到了《经济晚报》、《中国财贸报》等媒体编辑的好评。前几年，孝感市政府聘请新加坡专家前来从事孝感三河连通老澴河的景观设计工作，特别邀请了鲁鋆、朱幼勤两位老先生给新加坡专家提供相关历史人文资料。可以说，没有深厚学养的人，是难以担此大任的。他还告诉我，孝感的白布、蓝布曾得到英国贵族的青睐，这让我增加了许多自豪感。
朱老师说：“写作是一种灵魂的安慰，是与高人交谈，是一种独特的情绪体操。”他对写作的独特感悟让人肃然起敬。他最近5年来研究方言，并取得了卓有成效。2009年，他在《武汉群文》杂志上发表了《武汉方言趣谈》一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该文中，他探讨了俗语“来三”的来历。清代吴有光《吴下谚联》载：科举时代，考场用《千家诗》的字句来编号，“来字三号”即十八排的第三间。明代有个主考官，向考生索贿，凡愿出三百两银子的，就被安排在来三号，在这个考房可大做手脚。这件事传开了，当这个主考官再次监考时，众考生讥讽他为“来三”，此事惊动了朝廷，这个贪官后来被抄斩。他认为，孝感俗称苋（xiàn ）菜为苋（hán）菜，这是古音之变。他为人们将方言“吊腰”误写成“调妖”而不安，将“蒌蒿”误写成“藜蒿”而心忧。几年来，他撰写的《方言解颐》已达50多万字，可是，这本书至今藏在深闺，而不为世人所熟识。他说，方言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民俗，而且传承着文化血脉。正是有了这种文化理想，他的“文化苦旅”也充满着无穷的乐趣。
面对堆在房间的300多万字的著作，我对朱老师的博学感到震惊。他告诉我一个治学诀窍，那就是不动笔墨不读书，他的好多资料都是他平时积累起来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喜欢淘旧书。有一次，他在废品堆里捡到了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一书，如获至宝，回家之后就进行了认真的装祯，这本书至今仍保存完好。他退休之后，家境十分贫寒，月薪仅1500元，可他省吃俭用，每年拿出300多元钱订各种报刊杂志。这就是一个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71岁老人的执著情怀。
朱老师辑的文稿或放在床下，或放在阁楼上，这不免引起了我的担心。倘若文稿被虫蛀，或被水渍，或被散佚，那么，后人又如何才能读到朱老师的作品呢？想到这些，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沉重起来。2008年，孝南区一些领导拟将他的《孝感地名文化》书稿付梓出版，无奈当时他的心脏病复发，正在住院，这一动议也就搁置下来了。令人欣喜的是，他的女儿朱丹雅和朱丹辉在工作之余将父亲的部分作品制成电子版，这种抢救工作让我看到了希望，这或许能给身患重病的朱老师带来一些安慰。
朱老师的著作和人品是我们这个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整理出版他的著作是我们对他应有的尊重。曹丕在《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们应有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意识，将朱老师的著作传承下去。离开朱老师的家时，我的心情依然格外沉重。“如何有效地保护和传播朱老师的著作”这一想法不停地撞击着我的心，让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也想为朱老师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在朱老师的有生之年，让更多的人能读到他的著作，这也算是我们对一个“文化老人”的一种精神安慰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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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传统孝道的现代转化路径
                    孝昌县白沙镇政府  刘少峰

     传统孝道是中华传统伦理的核心观念和主要特征，处于诸道之首、百善之先和教化之始的根本地位，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统领性的意识。中国特有的农业经济、宗法制度和宗教信仰构成了孝文化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孝由最初的孝观念发展成国家统治意识的传统孝道，经历了由祭祀祖先的宗教伦理到家庭伦理再到政治伦理的演变过程，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渗透于传统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随着近代经济、政治基础的丧失和历次文化的冲击，传统孝道开始衰落，但其合理的价值内核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今天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仍具有重要作用。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说文解字》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西周灭商以后，周公摄政，制礼作乐，建立宗法制度，孝意识被纳入到宗法制度之中，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宗法制度的本质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统治阶级的各种利益和特权，实质上是把宗法血缘关系与政治上的等级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从此，孝开始从家庭向社会和国家领域转化，孝的内容也由单纯的善事父母扩展到敬奉祖先、祭祀先祖、移孝作忠。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传统孝道随着宗法制度破坏而出现动摇，养亲问题逐渐突出。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始对传统孝文化进行新的改造。孔子在西周孝亲意识的基础上将孝和仁、孝和悌相结合，提出孝亲不仅要做到养亲，更重要的是敬亲和爱亲。曾子、子思、孟子将孝扩大到政治领域。这样，经过儒家的改造，孝文化开始渗透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中华民族的意识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将孝道思想首先伦理化并将其应用于社会实践的是《孝经》。《孝经》对孔、曾、孟等人的孝道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和阐述，并对孝道的内容进行了广泛化，使之政治化。“孝治”不仅将孝道之义推广至社会，以解决国家政治的君臣关系，还一举把孝道推上了以孝治天下的极致地位。汉代开始实行以孝治天下，这一基本精神为以后历代王朝所继承，孝道开始转化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汉朝确立的行孝纲常化的具体规范也被后世人们所遵循。唐宋以后，经过理学家们的宣传改造，孝由此走上极端化和绝对化的道路，最终成为封建统治者欺骗、愚弄人民的工具，成为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复合体。
     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宗法制度，建立了以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中华民国。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自于西方，它与封建宗法思想完全相反，故孝道失去了生存的社会制度基础。新中国的建立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基础，宗法孝道就失去了其固有的土壤，社会主义制度则在宪法中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面对一些人全盘否定传统孝道的倾向，一些思想家在为传统孝道的继承发展及其现代转换进行着理论研究和呼吁，现代新儒学思想家对孝就做了文化学和历史学的阐扬。梁漱溟先生说：“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因为“一、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衍来。二、伦理处处是一种尚情无我的精神，而此精神自然必以孝弟为核心而辐射以出。三、中国社会秩序靠礼俗。”（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307页。）马一浮先生则用经学的方法诠释孝道。他说：“一言而可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注：马一浮：《孝经大义一•略辨今古文疑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孝经》以德摄行，故言人之行莫大于孝，而又言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是孝行即是孝德，孝德即是至德明矣。”（注：马一浮：《孝经大义二•释至德要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冯友兰先生在其《新事论•原忠孝》中指出那些极端地批判传统的思想家们缺乏辩证的历史观，他说：“若讥笑孔子、朱子，问他们为什么讲他们的一套礼教，而不讲民初人所讲者，正如讥笑孔子、朱子……为什么不知坐飞机？”（注：冯友兰：《贞元六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280页。）所以，他提出一种评价标准：“一种社会中底人的行为，只可以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批评之。”（注：冯友兰：《贞元六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281页。）可见，对孝的批判与继承，应以辩证的历史观作指导。　　
      孝道文化中要保全身体，要敬养父母，要承志、立身，要谏诤， 要慎终追远等思想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值得人们去继承和发扬。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孝文化肯定人子孝敬 父母，认为不孝子孙与禽兽无别，甚至连禽兽都不如，这有利于孝亲敬老风气的形成。其二，孝文化强调孝要发自内心，出自真情，表现出敬诚，这有助于培育人的道德真诚性。其三，孝文化肯定孝对治理国家天下的作用，这是古代儒家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化与升华。其四，孝文化主张父母不义时，予以谏诤，将道义置于亲情之上，这有助于克服亲情大于法制的陋习，养成道义、法制高于亲情的习俗，使社会公义不至于被不合于义的亲情所损害。其五，孝文化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固然有其值得商讨之处，但对古代中华民族的延续、人口的繁衍，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一直人口昌盛，许多姓氏延续几千年，孝文化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其六，孝文化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更不能因为过失，给父母带来耻辱。这对于保重身体健康，培养安分守法风气，都功不可没。中国古代养生学的发达，中国人的奉公守法、谦谦礼让的精神，都有孝文化的浸染。其七，孝文化不仅讲理论，而且更注重实践，强调把孝的理论落实到人的生活实践中，这不仅培育了人们践行道德的自觉性，而且直接和睦了家庭，安定了社会。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国的孝文化受历史、时代的局限，也有不少消极成份，如郭巨埋儿、割股疗亲等，这些都是对人性的摧残，是孝道精神的异化。所以，对于孝文化，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为今所用。
     孝经受了本世纪初以来的强烈冲击，但是它并没有堙灭。理论家对孝文化进行争论之时，政治家却认识到它有可资利用之处。孙中山先生就曾对传统之孝大加赞许：“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他认为“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1页。）以后的新中国的历届领导人也并不反对孝亲之情，他们的冷静思考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爱护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回故乡韶山时，曾深有感慨地说:“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神鬼。但生我者父母，这还是要讲的”。 谢觉哉同志在《爱父母》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必须严厉地斥责那些把反封建反资产阶级思想做不养父母借口的人是无良心和无耻。要告诉青年们: 侍奉父母不是封建，不是资产阶级思想， 而是人类的美德。”现实生活中却有人惯于把孝与封建社会联在一起， 把孝与封建混为一谈，视孝为一切愚味落后的根源， 以为倡导孝即是复辟封建专制制度，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固然学术界一度视孝为禁区， 不少人怕被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而不敢涉足，但铸成民族性格的孝道思想并不会因此而窒息。它作为人类的伦理道德， 会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只不过会因历史的发展、变迁而相应地在内容上有所增减，但敬亲尊亲的思想永远不会变。可见，传统孝道是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
    传统孝道的现代转换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北大的魏英敏教授认为，孝在历史上虽有其阶级性，但孝的存在也有其社会性即“全民性”，这种基于人性而产生的孝具有超越时代的特性。魏先生说：孝“不止适用于一个社会、一个阶级或一个时代，它是超阶级的或跨越时代的，在几个时代都适用。”（注：魏英敏：《“孝”与家庭文明》，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这种对孝的认识是恰当的。可以说，孝不会消失，反而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是它特有的合理内核发挥作用的结果。今天，重新审视“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及移孝作忠等思想， 我们固然不可否认其带有功利色彩，但是，它把对父母的爱同对国家的忠相统一，主张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建功立业，为社会做贡献， 这就是我们需要继承的东西。孝敬父母是全球性的永恒主题。邓颖超同志在《尊老敬贤是时代的风尚》一文中说:“古往今来，那些尊老敬贤、爱老养老的贤人君子， 为世人所传颂， 成为道德的楷模。今天我们不仅要继承这些优良传统，而且应该发扬光大， 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全社会的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我们今天提倡的“孝”，是对传统的扬弃和超越， 它是建立在父( 母) 子( 女) 人格平等前提下子女对父母的道德责任，是现代家庭中调节父( 母) 子( 女) 关系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 也是老人们得以安享天伦之乐的伦理保障。可以说，孝道思想与当今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传统孝道的合理内核至今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民族精神。传统孝文化是形成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是调节家庭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良药，是家庭道德建设中最重要的内容，因此，研究和发挥孝的扩展功能，就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人们将爱亲之心推及他人，推及社会，进而爱祖国、爱人民，这就是“孝”的升华。如果将这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推及到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就会转化为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家庭有孝，尊老爱幼，其乐融融；单位有孝，爱岗敬业，竭忠尽智；社会有孝，则人人抱一份尊重情怀，社会便会和谐。中国传统孝文化倡导的尊敬父母、家庭和睦、尊老爱幼、扶危济困、忠于国家等优秀道德品质，已经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支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因此，继承中国传统孝道精华，建立社会主义新孝道，有助于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有助于克服当前日益泛滥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潮，有助于现代和谐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有助于激发人们对生活、工作的热情。可以说，孝文化对于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解决日益扩大的老龄化问题，建设和谐社会，振兴中华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社会转型期，孝德情感的缺失，敬老文化的消失，社会相关规则与规范的淡出，使传统孝德的现代转化陷入困境。探索其现代转化的有效路径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北大教授龙协涛先生在2007年孝感孝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曾提出了“三个转换”：第一、实现古代的传统伦理道德向现代价值体系转换；第二、要实现民间信仰的孝行观向现代主流的意识形态转换；第三、要实现孝文化从理论引导，学术研究，向文化产业转换。孝感学院教授肖波在《以科学发展观焕发孝文化新的生机 》一文中指出，传统孝文化如何与当代社会相适合，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必须选择发展，实现嬗变，予以更新。具体来说：要变单向尽责的孝文化为代际公正、双赢的孝文化；要变仅重齿序的孝文化为注重素质的孝文化；要变只重“前喻”的孝文化为“互喻”的孝文化。他们的话极有见地，给我们进行传统孝道的现代转换以深刻的启迪。孝道是随时代发展的，必须与时代潮流相结合，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当今社会是一个民主而理性的社会，笔者认为，传统孝道的现代转换，就要用民主、平等、自由、创新、开放的现代理念对传统孝道进行改造与提升。其具体路径是：要实现孝从传统道德的核心基础地位向现代家庭道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和社会道德规范转换；要从强调角色义务意识的孝道观念向注重感情互动的转换；要从单向度的义务规定向权利与义务并行互益的转换；要从以他律为主的单一性孝道实践模式向以自律为主、他律为辅的转换。而要实现这些转换，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确立孝德的地位，积极推动孝道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转变，实现传统孝道向新孝道的跨越，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寻传统孝道的现代转换路径，就是一项极为紧迫而重要的任务，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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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中的民俗文化

田 青　
来源：人民日报
  


　　● 古老传统包括我们的民俗，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都是弱势文化，你不保护它，不格外地提倡它，它就会消失，而且这个消失速度跟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一样快。

　　● 一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尤其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时候，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条件。

　　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是什么关系？面对传统文化，任何人的知识都显得浅薄，而任何分类都会带来问题。比如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名录里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成十大类，包括口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以及手工技艺、传统医药、传统曲艺等等，还包括民俗。按照这个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着民俗文化，或者说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大项。民俗文化反过来又包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门类，比如说过年时唱戏，传统戏剧是不是在民俗里面？过年不光演戏，贴窗花、贴对子、传统的食品及传统手工技艺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是民俗活动，有歌唱、演奏，还有赛马、射箭、摔跤，而这些项目都涵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里面，比如，民歌、马头琴划归到传统音乐里，摔跤、赛马放在传统体育里，如果离开这些活动项目，那达慕就不叫那达慕。所以民俗又包含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假如说民俗就是一个民族的所有习俗、风俗和有关的文化形式的话，那么民俗文化的概念就太大了，包括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有些学者会把中国的民俗文化以及包括民俗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看成是一种腐朽、没落的文化，甚至看成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100多年的屈辱史的根源，认为是文化里的“糟粕”影响了民族的进步。不能否认，一些民俗的确包含着封建的成分。

　　对待传统文化，态度要辩证客观。糟粕当然不要保护。但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谁来判定？不但时间会让人们对糟粕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空间也会造成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对美的要求不同，审美观也有很大的差别。当人类经历观念的反复之后，现代人起码应该有一个意识，即文化是多元的，自己不喜欢不一定就是糟粕。

　　传统哲学讲究容忍、包容，要有度量，要有涵养。对这些文化怎么对待？我认为应该先保护起来，但是保护也要分层次，有保存，有传承，当然还有弘扬。有些东西是精华，但是你只能保存，甚至不能传承。比如说很多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文化艺术形式，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消失，它们也会消失。

　　中国正在以人类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向现代化奔跑，在这个奔跑过程中，身为中国人，不能把爷爷奶奶塞在贴身口袋里的东西掉了都还不知道，现代化的代价不能是终结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的民俗文化，是保护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是保护我们民族精神的DNA。美国的华人第二代被称作“香蕉”，意思是只有长相是华人，思想、观念全部美国化了。这个“香蕉”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化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中国人变成和美国人一样。

　　今天经济发展的速度有多么惊人，我们的传统文化消失的速度就有多么惊人。古老传统包括我们的民俗，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都是弱势文化，你不保护它，你不格外地提倡它，它就会消失。有个哲学命题叫“不破不立”，这个命题在哲学领域可以讨论，但在城镇建设上却是个大问题！为什么非得破才能立？破与立有没有可能共存？一定要把北京的四合院拆了盖高楼大厦？人类所有的有着古老文明的城市几乎都是两个部分，包括罗马、开罗、德里。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触目惊心的文章题目：“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没有五千年的房子”。这是教训。除了春节、清明、端午，你愿意过情人节也可以过，为什么非把中国的传统节日去掉呢？再加一个新的不行吗？现在觉悟还不算太晚，一个民族，尤其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必须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重新寻找文化定位，找到遗失的自我。

　　时代的确在变，农民歌手“旭日阳刚”唱歌带着城市少有的力度，甚至有点粗糙，但是很豪放。可是，这个“豪放”不是秦腔、老腔的豪放，不是河北梆子的苍凉。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板胡，而是吉他。这个现象背后所透露出的现实是：不但城市青年对传统文化隔阂了，随着大量农民工的进城，随着农村的空巢化，我们产生在农业文明时期的所有传统文化，都面临被遗忘的命运。

　　很多民俗是精彩的，是我们祖先天才的创造，里面不但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他们的心率呼吸，有民族代代相传的血脉，充满着美感和合理性。因此，我国包括民俗在内的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认为都应该先保存下来。

　　昆曲只有老年人喜欢，青年人不喜欢，怎么办？大多数戏剧院团团长的思维方式是：我们要创新，尽量让年轻人喜欢，我们要引进新的东西，用吉他来弹，加电子琴，用摇滚节奏来代替水墨腔。你们不是嫌昆曲慢吗？我们就快些。光唱你听不懂，我们加舞蹈，加街舞。

　　对此，我的回答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你也会老的”，第二句话是“昆曲已经等了你600年，不在乎再等你30年”。我的意思是，等你有了文化，等你有了心境，你再来找昆曲的时候，昆曲还在这里等着你；假如我现在改了，把水墨腔变成摇滚了，把曲笛变成吉他了，现在是迎合你了，但等你老了想找婉约之美，想找清幽之美，想找淡雅之美的时候，你往哪去找呢？中国人一定要有这份文化自信，同时，还要有远见，有眼光，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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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谁来坚守 谁来传承？

作者：科技日报 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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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谁来坚守 谁来传承？

　　不刻意追求大而多，也无必要对被列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某种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进行推广。但至少在那些地理偏僻、生态脆弱、耕作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可以适当保留传统的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并通过多功能价值的挖掘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譬如在农业机械难以施展“才华”和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的山区，就可以让某些传统的耕作方式当家，像红河的稻作梯田、青田的稻田养鱼、从江的稻鱼鸭、万年的贡米生产基地等。这样的生产方式，既适合那里的自然条件，也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 将新闻进行到底

　　“很多人一谈到传统农业就认为它是落后的，总希望用现代农业取代传统农业。其实传统农业中有许多至今我们依然没有完全认识的功能，比如农业的文化功能，农业的生态功能等等。我们要尽快抢救那些濒临灭绝的农业文化遗产。”日前，在云南红河州举行的“哈尼梯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问题凸显——

　　农业“现代化”可能“淹没” 传统农业文化

　　闵庆文从2005年开始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问题。“那一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在全球挑选出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5个传统农业系统作为第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中国浙江省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稻田养鱼)成为首批被选中的5个试点之一。”

　　为了农业文化遗产，仅去年一年，闵庆文就11次下江南，专门往偏远的农村山区跑。他两次到浙江青田检查项目进展和组织论坛与培训，两次到贵州省从江县了解稻鱼鸭复合农业系统，三次去江西省万年县和东乡县研究稻作文化系统，四次前往云南省红河考察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如今，这几个地方的领导正在积极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试点。

　　尽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影响在扩大，申报在增多，但闵庆文的忧虑并未减轻。“中国是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的农业传统正在被‘现代农业技术’所取代，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和品种单一等带来的生态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出现。在农耕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祖先创造并世代发展和保留下来的丰富而灿烂的农业文化可能也要被现代化的洪流所淹没。更严重的是，大批有知识的青年人离开了农田，这使农业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问题。”

　　在如何看待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关系上，闵庆文有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北京没有了四合院，那是全世界的悲哀；可如果北京全是四合院，那则是中国的悲哀。

　　——案例分析——

　　稻田养鱼：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的典型代表

　　浙江省青田县的农民喜欢在稻田里养鱼。闵庆文说，稻田养鱼在青田县至少有1200年的历史，这种耕作方式，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稻鱼双收。在田里，水稻可为鱼类提供遮阴和有机物质，而鱼类又通过搅动增氧、吞食害虫、排泄肥田而有益于水稻生长。“事实证明，这一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的典型代表，对于可持续农业发展提供了一条可借鉴之路。”

　　哈尼梯田：自成一体 天人合一

　　在云南红河州，闵庆文考察了有1300多年历史的哈尼梯田：哈尼人的村寨都建在半山腰，村寨的上方，有茂密的森林作为水源地，村寨的下方是梯田。森林中渗出水流，通过自成一体的灌溉网络通向村庄，再流入梯田，最后再以田为渠流向河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梯田成了哈尼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地。哈尼梯田的壮观、美丽和梯田建造与维护中的巧夺天工令世人瞩目，而哈尼人的宗教习俗、乡规民约、民居建筑、节日庆典、服饰歌舞、饮食文化等，也无不以梯田为核心，处处渗透出天人合一的梯田生态文化理念。”闵庆文十分感慨。

　　——发展探索——

　　我们还没有掌握开启农业文化遗产宝藏的钥匙

　　5年来的考察、研究、交流，使闵庆文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现代化农业”的弊端和传统农业中蕴涵的瑰宝。类似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已经给生物多样性带来巨大威胁：农田开垦和连

　　片种植后，自然植被减少，造成自然物种和天敌减少；农药的使用又影响了物种多样性；化肥的使用造成环境污染，也引起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某一农作物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及对其他品种产生的排斥，不仅使选育过程的遗传背景单一化，造成农业物种减少，而且因为遗传基因相同，使病虫害更易形成……相反，传统农业中这些弊端难以出现。据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教授等研究，哈尼梯田的一些传统水稻品种种植100多年遗传特性不变，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将不同水稻品种间种，可以通过生物间的相互作用达到抑制病虫害的目的。而这些具有不同遗传特性的优良品种多藏于未被“现代化农业”熏染的山山寨寨。“祖先留给我们的农业物种、农业技术、农业景观、农业民俗等传统农业文化遗产，是一座座宝藏，只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开启这些宝藏的钥匙。”闵庆文说。

　　谁来担负延续古老耕作方式的重任？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的农业是最先受到冲击的，而农业中一直没有被认识和重视的农业文化更是处在快速消亡中。

　　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和农业生产的多功能性特点，联合国粮农组织倡导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定要实行就地保护和动态保护。农业生态系统是有人参与的活态系统，农业文化遗产是自然遗产、物质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性遗产的集成，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人依赖和使用它。

　　那么，让谁来担负专门延续一种古老耕作方式的重任？谁又能远离文化变迁、技术进步、生态变化来独守传统？闵庆文的看法是：不刻意追求大而多，也无必要对被列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某种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进行推广。但至少在那些地理偏僻、生态脆弱、耕作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可以适当保留传统的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并通过多功能价值的挖掘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譬如在农业机械难以施展“才华”和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的山区，就可以让某些传统的耕作方式当家，像红河的稻作梯田、青田的稻田养鱼、从江的稻鱼鸭、万年的贡米生产基地等。这样的生产方式，既适合那里的自然条件，也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专家看来，农业文化的推广，更应关注那些我们的先人历经千百年所总结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这是农业文化遗产中的精华。

　　延伸阅读

　　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将达到10个

　　保护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世界没有经验可循。

　　5年来，闵庆文团队在李文华院士的指导下，逐渐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由浅入深地全方位发展。他们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界定它的概念，提出了它的分类体系，分析了它的价值及保护的现实意义，构建了保护它的多方参与机制框架，估算了传统农业地区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提出了以有机农业、文化旅游、生态补偿为核心的保护途径；他们组织并参加了各种类型的学术交流活动，举办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与培训，组织出版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丛书》，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

　　最近，在农业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支持下，闵庆文争取到了联合国——西班牙千年发展目标基金和农业部国际合作交流基金对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资助。他表示，按计划要在未来5年陆续推荐一批农业文化遗产，使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达到 10个，同时确定20个左右的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希望通过浙江青田的试点，积累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的经验，向其他地方推广。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代表MaryJane dela Cruz女士对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前列。她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传统农业系统得到国际认可，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示范点。并通过积极探索，为世界其他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国际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

　　记者 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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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老建筑

作者：人民日报 余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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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和“新能源”越来越为人们所看重,如何在城市拓展中善待老建筑，同样可以体现出低碳发展的水准？我们既要有CCTV库哈斯的新地标，也要有四合院的老传统。
　　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往往凝聚于建筑，而具有民族特质的建筑可谓越老越有价值。中国人独爱木材所建的房子，而非砖石，这种选择不为省钱或为技术所限，而是代表了一种价值观：石材质地近金，有萧杀之气；而木材是向上生长的树木，亲切近人，触之柔和，代表着生命，生命比永恒更重要。正是因为对木材的偏好，中国传统建筑中能够超越时空而优雅地得以保留者少之又少。

　　如今，无数新建筑的崛起，加速了老建筑的消失。国内众多一线城市的建筑造型单一，折旧率不超过50年，年轻得难有故事，即便是百年名校里也难以看到一栋百年建筑。如此一来，我们的下一代也许只能在书本上见识到“翼角起翘”，至于山石园林的意趣就更无从理解了。

　　而在其他一些国家里，建筑不仅被保留得完好，而且被不同的时代加以再次利用。这些建筑是活着的生命，它们不仅有历史，而且有传说，等你走上一遭，便掌握了这个城市的故事与特色，静态的建筑与流动的时间共同确立了以历史文化为主轴的生活方式。比如在法国巴黎，整个城市里除了政府特赦的七区，看不到八层楼以上的建筑，而作为密特朗总统发展“大巴黎”在凯旋门西延长线上新建的拉德芳斯，虽然集合了现代建筑与国际500强企业，但时至今日仍受到巴黎市民的排挤：拉德芳斯被人们嘲笑是一个除了雕塑没有任何一件老物件的、没什么文化而异常冰冷的地方。这份对历史温度的在意，离不开老建筑无言的熏陶。

　　提倡创新没有错，只是简单的新建远远不够。有那么一天，我们需要享受记忆。可喜的是，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老屋梦想家”的行列里：北京798的自然成长，上海1933的创新空间，北京CBD中心尚8文化社区，它们在发展着创意产业的同时，善待园区里原有的老建筑，它们不是艺术区、更不是旅游景点，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信誉与亲密，人与建筑之间的相濡以沫，才是最可贵的。

　　无论发展哪一种产业，积累的都不仅仅是被数字化的利润，还有人类文明与情感。世世代代的价值观，世世代代对真善美的向往，无不需要老建筑，这一无言的历史参与者，这一沉默的记忆的载体。

　(余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