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诱惑与文学的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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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诱惑与文学的沉落
                                               陈树义
    不管以何种称谓来命名目下的文坛，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文学的沉落是日甚于一日了。尽管涉及此域的人，无论是作家、批评家、还是一般读者，都不忍看到它日渐颓唐的面目，但是，文学的沉落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所能扭转的。这自然使挚爱着它的一切人伤心落泪。回想起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数以亿万计的普通读者对它的迷醉以及由这迷醉而生发的崇拜，以及新时期文学中期的喧哗与骚动，眼下的文学委实是平淡得多了。
    面对文坛，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大而言之，面对市场经济，文学又能做些什么?这里我突然想到了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许多人从远方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次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
    面对市场经济，首先是作家的流失。当一个社会由政治为主转向以经济为主时，不能说全部但起码有一部分人面临着重新择业的考验。这其中当然主要是国家机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但作为与其分配机制相类似的文学创作部门的文学家，他们同样是被国家“养”着的。当市场经济不仅作为一股自为的潮流，而且成为国家的政策性规定和主导方向时，文学家同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重新选择的困惑。这是从被动方面来看。从主动方面说，文学家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了文学与政治相脱离后，文学的真实面貌，这实际上是指文学在社会上引起的全民轰动效应越来越不可能。这对于大部分追求“走红”的文学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尴尬。因此，对于一些企图以文学来追求社会的“捧”和崇拜的作家来说，他们忍受不了寂寞的煎熬。与其默默无闻地打混“日子”，不如激流勇退地去参与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或许更能潇洒一次人生。这对作家个人来说或许是幸事，但对整个文学事业肯定是一种损失。这从前些年湖南文学界的萧条已见端倪。作家的流失，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弱化，便是文学面对市场经济的第一沉落。
    其次，市场经济的确立，打破了文学生产的单一模式，从而使文学领先社会主导读者的神话不会重演。新时期文学，无论是伤痕、反思、改革阶段，还是知青、寻根阶段，可以说，都是文学生产在前，社会阅读积极响应和参与这种文学的辉煌创造在后。这当然有文学对社会思潮、读者阅读心理的明智把握和深刻透视，但主要还是作家根据文学内部规律进行的一次文学革命。然而，当1984年以后，农村改革的深入呼唤着城市改革的起步发展时，商品经济突然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此，社会心理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表现出惊慌不安。这一阶段“探索小说”的出现虽然也是文学内部运行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脱离了社会阅读消费的需要，只是一厢情愿地向社会抛制，所以，它的命运的可悲，也就势在必然。由此可见，当社会机制发生深刻巨变时，文学如果一味依赖自身的运转，而置社会消费需要于不管不顾，不纳入文学生产的视野，那么，文学若望获得社会与之同步，从而获得积极的社会效益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文学面临的重要的不是社会效益的获得与否，而是经济效益的折磨。在经济社会中，人们的需要愈来愈务实。它的社会特征的最大之处乃在于它的实利精神和消费特点。因此，文学若想在成千上万的商品中站稳脚根，它不仅面临着物质商品无可比拟的实用价值的挑战和打击，而且还要和精神商品中如教育书籍、儿童读物以及生活用书等争夺读者。过去视文学为神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学从天堂圣殿摔到了地上人间，由“皇太子”加入到了“平民”的行列，它不可能不顾及生存状态而一意孤行了。文学的“第三产业”地位使它失去了往日的荣耀，作为时代的“弃儿”它不仅面临着物质商品的盘剥，而且将一同与其它“难兄难弟”去竞争，去争取存在的权利。直言之，它必须有人要，有人掏钱，即是说必须获得经济效益，而后才能获得社会效益，没有人买，没有人看，社会效益无从谈起。
    第四，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流行，意味着文学的失落。大众文化在外部形态上为工业化的文化产品，具有规格化、批量化、快速化的特征。它倚重于传播媒体强大的复制传播功能，不分阶层、性别、学历、职业地将广大社会民众纳入它的影响范畴之内，以貌似深刻而实际上颇多雷同的文化产品充斥我们的视听。在品味和性质上，它具有通俗性和消费性，与具有深度精神内涵的，必须经过长期学习体会才能欣赏的精致文化(包括严肃文学)相反，多呈现不需深刻的思考和美感训练即可享有，为满足感官刺激而设计的肤浅内容。对创作者而言，他们的创作活动已不是为了提供内在创作欲望的满足，其产品与创作者疏离后，成为市场上的商品；对受用者而言，大众文化产品成为他们在休闲领域里为其寻求消遣的不可缺少的消费品。在社会效果上，大众文化与平民的日常生活发生紧密的关系，其产品更直接为广大民众所享有，但又时常因被动、肤浅、偏于感官刺激的方式、品味产生了消磨意志，乃至颓靡风气的负面作用。大众文化的上述特征适应了市场经济社会民众文化消费的需要，这也是严肃文学所无法替代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读者市场将日渐萎缩，其最直接的影响，则是文学刊物遭受巨大的压力，甚至难以为继。同时，商业化倾向对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一些严肃作家已经或正在纷纷投向大众文化的创作，文学创作队伍面临分化、分流和削弱。
    凡此种种，文学将面临市场经济的挑战和威胁，文学的地位将进一步弱化。这应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和重视。                     
                                           ——  原载《太原日报》1993年4月12日


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研究综述
(2010-09-03 15:54:39)
                                                                                         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研究综述                                                      陈树义
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随着女性文学的潮涌而日益活跃起来。总括近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总体态势无疑是令人喜悦的，这其中，既有对女性文学崛起的缘由综合性的考察，又有对女性文学的特色富有理性的思辩；既有对女性意识和女性雄化等问题的论争，也有对女作家追踪式的评述。这些研究虽不能涵盖女性文学研究的全部领域，但却具有承前启后的开拓意义。本文试就批评界对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研究作一综述。
女性意识是女性文学区别于男性文学的根本标志，也是女性文学的同质意识。女性意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受该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生活诸方面的影响与制约，而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内涵。对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研究和了悟，可以清楚地勘探出女性文学的发展水平、文明进程和达到的历史高度，也可窥探到社会的进步程度。
在众多的研究论文中，于青的《苦难的升华》，是一篇专门论述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历史发展轨迹的硕士毕业论文。作者认为，新时期女性文学女性意识向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对外部世界的剖析和观照，一条是对女性自身内部世界的审视和认同，内部自审和外部探索达到一定的程度并交融互渗后便达到了女性意识的成熟。他认为女性意识在向外部世界的探索中，主要表现在爱情与事业的矛盾，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由于整个社会意识尚在变革之中，对女性的社会认同是随着整个社会意识的进化而进化的，而事业女性的女性意识又先于整个社会意识的文明，因此，便衍生出女性意识与整个社会意识的错位，事业与生活的矛盾和痛苦。这在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张抗抗《爱的权利》、《北极光》中有明显的表现。女性为了战胜这些现实、雾障和痼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女性雄化。比如张辛欣的《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女性雄化”出现的雄化女性的强悍与本质女性的温情是女性人格的一体两面，也是一种非女性化倾向。它的出现标志着女性意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的完成，也揭示了女性意识对内部探索的必要。这种内部探索旨在剖析与自审中认识女性内在的尊严和价值，建设一个新的女性的尊严和人格，最终使女性人格的价值全面实现。在张洁《七巧板》、《沉重的翅膀》，王安忆《金灿灿的落叶》，陆星儿《啊，青岛》，黄蓓佳《请与我同行》、《这一瞬间辉煌灿烂》，张蔓菱《唱着来唱着去》中都有着明显的自审意识，它标明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的内审与外视终于孕育出成熟的女性意识——科学客观的女性自我意识。这种成熟的女性自我意识在第五代女作家，比如刘西鸿、刘索拉、赵玫等的作品中得以集中体现。他指出，这三个阶段可以用肖沃特的“女子气的、男女平等的和女性的”三段划分说来概括。①
任一鸣认为，女作家在创作中不可能排除自己是女性的特殊意识，这种自觉的女性意识与非自觉的女性潜意识一起积淀在女作家的心理和生理机制中，由此形成并决定了女作家们群体艺术特性的内在情势，它支配着女作家形象思维的群体审美意识——情感型的审美意识。在这种审美意识的支配下，女性文学女性意识首先表现的主要是传统的爱情主题，即所谓“寻找男子汉”阶段；此时对女性的评价，基本上是以传统的男性世界的价值规范作为衡量标准；其所创造的女性形象，多具有传统女性美；虽也显露出了女性现代意识的端倪，但更多渗透其中的是传统女性文学固有的女性意识，即女性传统意识。其次，女性文学在自身以外的广阔天地里，表现的主要是传统的社会主题，即是寻找女性“自我”的阶段；此时基本上是以女性世界自身的价值规范作为衡量标准；其中所创造的女性形象，多具有现代女性美；虽也显露出女性传统意识，但更多凝聚着的是强烈的女性现代意识。第三，女性文学在走向崭新的世界后，表现的主要是与传统主题迥然不同的哲学主题，即是哲学意义上永恒地寻找自我的阶段；此时基本上则是以男性与女性共同作为哲学范畴中的“人”的价值规范作为衡量标准；其所创造的形象已不再是某一具体的个别化的社会成员，而是相对于客体的主体——人的原型，更多地体现了对美的生命的追求。观念上是在对保守的、封闭的、愚昧的等非现代意识的揭示和否定中，体现出对变革型、开放型、开拓型等现代意识的自觉追求。这种自觉的追求反映在女性文学中，便是传统女性意识的必然淡化和现代女性意识的日益深化。②
陆文采认为：“如果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是‘五四’女作家群女性意识的主旋律，那么新时期的女作家群的女性主体意识已从这一主旋律里，走向‘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境地。她们已从寻找男人的世界中发现了自己的可贵和美学价值，她们已不再感到‘生命的最高目的，男人为名，女人为爱情’”。③
马婀如认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文学视角”不同于“五四”时期女作家群只面向“一个世界”——女性的自身与自我世界；也不同于解放后十七年女作家群的目光全部投向“外在世界”——面向工农兵、面向三大革命斗争实践。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文学视角”已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共收眼底，她们是拥有“两个世界”的作家。“新时期女性文学从历史上女作家的单向视角而进入了双向视角 ”，这是女性意识的拓展。④
吴玉柔认为“支撑着女性意识的女性的自尊和自强，已经不是偏激地外在索取，而是冷静地内在自赋。”她以刘西鸿、刘索拉的小说为例，认为“女性意识”融于“现代意识”之中，从而使女性自我意识趋于客观化，女性意识也就跨越了自身的局限，而达到与“人”的意识的和谐统一。在“二刘”的作品中，“女性意识完成了觉醒——确认——深化——超越的发展轨迹”。⑤魏维认为，以刘西鸿、刘索拉、赵玫、黄蓓佳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已经使“偏执情感臣服于成熟理智之下”，女性文学已不再囿于自我，已不再茫然无措，“她们已经完成了几代妇女为之奋斗过的理性超越”，“找到了炼狱的出口”，“显示了女性意识的成熟”。⑥严平在《略谈近七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中认为，女性意识“真正的成熟应该是强调男女双方既平等独立又彼此谐调，才得获得真正的自由”。⑦
女性意识是随着女性文学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女性文学的昨天可以昭示其明天。只要女性文学不会结束，那么女性意识的探索就不会终止。我们期待着女性文学这座壮观的“森林”氤氲出更新更健的女性意识。


注释：
①于青《苦难的升华——论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历史发展轨迹》，见《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6期。
②任一鸣《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衍进》，见《小说评论》1988年第3期。
③陆文采《沉思在女性文学研究的园地里》，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
④马婀如《对“两个世界”观照中的新时期女性文学》，见《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5期。
⑤吴玉柔《寻找自我——刘西鸿、刘索拉小说的女性意识》，见《文论报》1989年2月5日。
⑥魏维《在炼狱的出口处——论当前女性文学的理性超越》，见《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⑦见《批评家》1989年第4期。

原载：《太原日报`双塔副刊》1990年8月6日




新时期女性诗歌的生命体验
(2010-05-16 17:16:02)

                                  新时期女性诗歌的生命体验
                                           陈树义



      国门的开启为多元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可能。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与艺术潮流越过封锁的栅栏，象潮水似地冲击着东方这块古老的大陆，于是各种艺术潮流与艺术流派风起云涌。在诗坛上，当那些朦胧诗人们还在为自己的诗作争取合法地位的时候，另一股浪潮已经淙淙袭来，这在诗坛上被称为“第三代”的崛起。这一群年轻的精灵，起初都跟在朦胧诗人的后面，故作痛苦地嘤嘤呻吟。慢慢地，他们厌倦了繁琐的意象营造，带着对朦胧诗的反叛，一部分诗人开始由表现个体中的群体意识回复到表现群体中的个体意识，极大地弘扬挖掘个体生命内部的存在状态与构成状态，进行所谓生命体验。女性诗人如翟永明、唐亚平、伊蕾、冯晏、张烨、嘉嘉、华姿、林祁、刘虹、丁惠敏、任惠敏等，属于这一类。她们开始向下、向内作生命的探幽，越过了意识的平面线，体验生命的状态与构成。女性的经验意味构成她们诗作的主要内涵。
      体验是主体的索取，它由先前一统性的主体扩张向多个的主体感受递变，女性诗人渐渐意识到女性内在的生命构成状态完全不同于男性。“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甚至私下反抗的心理。”翟永明称“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①女性外在于男性内心世界及其生命构成状态，乃是一个生命的“黑洞”，也即翟永明所谓的“黑夜意识”，唐亚平所说的“黑色沙漠”，清幽、深奥、神秘，别具洞天。对女性自身的生命的原真状态的揭示，是女性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女性诗歌获得生机的新天地。这种对生命状态的揭示我们从翟永明的组诗《女人》里，最有这种感受。
      作为生命本真状态的揭示，性意识与性本能成了诗人们争相探险的场所。“它复归于诗的领地，标志着中国现代从诗对生命的体验已进入到全息生命的范围，它已经从整体上超越了道德批判和市民意识，流溢着对人类生命原动力的确认和赞美。”②女性诗人一向只言情而回避“性”，但近年略有变化，这有两种形态：A、以翟永明、唐亚平为代表的“性”状态观与性心理体验。徐敬亚这样评论道：“翟永明和唐亚平分别先后写于八四年、八五年的组诗：《女人》和《黑色沙漠》，成为八十年代中期女诗人最饱含性意识的优秀作品。从以上限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大陆诗坛三十年来双峰并峙的突世之作。”③B、以伊蕾为代表的较为直接的性裸式体验。她的《独身女人的卧室》中一声声抱怨“你不来和我同居”，便是最明显的表现。此外的如《情舞》等许多诗都是直接或暗示着性意识的奔流，性心理、性欲望的泛滥，这是诗人的真实生命状态。性作为生命的一翼切入诗美领域，无可厚非。但诗歌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不能仅仅(或专事)呈示自然状态的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翟永明、唐亚平略胜伊蕾一筹。
      生命状态的构成还包含生命潜流即无意识的流动。弗洛伊德称为伊得，即本我。“这种潜意识是源于人的天性的渴望，还未暴露于社会，未经政治的挤压和道德的切削，具有真实的自然形态。”④诗人内在的生命潜流总要寻找各种渠道释放出来，从而透视出个体生命的本质状态。当它与诗相遇，通过诗歌语言的无限可能性，使各种无序的潜流释而为诗。在女性诗中，如翟永明的《女人•沉默》：“夜里总有一只蝴蝶叫着她的名字。/于是她来，带着水银似的笑容/月光很冷，好古典……”诗人就是通过“蝴蝶叫名字”、“笑容”象“水银”、“月光”、“冷”、“古典”这样一些陌生化的语言，描写诗人无意识的流淌。不少女性诗人中都写有这样的诗。
      女性诗人对生存状态的内在关注亦是生命意识的深化体验。女性诗人常常感到自身作为女性这一性别生存的危机与艰难，并逐渐把诗作为自己对抗现实和自身命运的方式。“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远非每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到生命的消失。”⑤翟永明的《人生在世》、《静安庄》，唐亚平的《黑色沙漠》，伊蕾的《被围困者》，张烨的《大女心律》等，都是这样的表现。如果说翟永明的“穿黑裙子的女人自夜而来”（《预感》），唐亚平的“这蒙昧的天平最容易引起的怀疑/我总是疑神疑鬼我总是坐卧不宁”(《黑色沙漠》)还属于“预感”到生存危机的话，那么到了伊蕾则是赤裸裸的一个“被围困者”的呐喊，“我被围困/就要疯狂地死去”。面对生存的困境与危机四伏的现实，诗人们发出了“我要到哪里去”的困惑与绝望的叫声。
      语言的自觉是生命体验得以实现的前提。语言已从第一次浪潮的觉醒走向第二次浪潮的全面自觉。传统诗中语言是载体，是“形式”，而在现代诗中，已成为艺术本体，成为审美的主要内容。诗的语言已走向多个体的不定型象征。诗人们追求语言的自然生长形式，忽视语言的逻辑意义，而强调语言的语势与语感、意象淡化、冷抒情与叙事性是她们的共同趋向。女性诗人所竭力追求的是内心的语言与诗的语言的同一。语言的模糊性与女性内心的神秘性、复杂性达成契合。“诗作为一种暗示贯注我全身。”(翟永明)女性诗人常常感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存在方式，女性诗正是在服从自己内心召唤的同时，在与语言的不懈搏斗中方才得以生存和繁荣。
      翟永明作为这种类型的诗人的代表，其成就和影响不仅远在一般女性诗人之上，而且也不逊于最优秀的男性诗人。她诗中女性意识的旗帜高高飘扬，是女性所独具的经验的结晶，她至少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为男性文化所长期遮掩的女性世界的一角，宣告女性诗全面觉醒并趋向成熟，刷新了女性诗的许多理论问题。如今，她逐渐成为年轻女性诗人的旗帜。
      唐亚平，这位自称蛮荒月亮和高原的女儿的女性诗人，她相当长时间内所写的诗是属于贵州高原的。她的《蛮荒月亮》里已有一些生命体验型的诗，如《我因为爱你而成为女人》。她的不少诗作里也饱含女性意识，如《高原的女人》、《甚至连贫穷也不懂的女人》、《高原女人的粗野是羞涩的》等等。特别是她写于1985年的组诗《黑色沙漠》，表明诗人的触角已全面伸入生命的底层。
      伊蕾最初带着浪漫主义的奔流直下、一泻千里的诗篇，曾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心灵震颤，但毕竟属于单一的情感渲泄，没能沉淀些什么。当新的浪潮涌来，她加入了“实验”的行列，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她创造了由叙事引起话题，随后转入议论和抒情的“伊蕾”式方式，与新时期不少女诗人以营造某种意象而构筑一个繁复的情绪世界相区别。她从个人的隐私与经验出发，探讨了当代女性所面临的诸多危机与困惑。这在她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的集子里有着大量的呈现。诗人由于追求在“直向”、“质朴的语言后面”“让深层意识自然流露”，因而形成了她情感抒发与生命体验的“真”，自白成为她直透灵魂的表现方式，铸成伊蕾在诗坛的独树一帜。
      严格地说，张烨并不属于生命体验型诗人，而是一个情绪表现型诗人。但由于她向内的探寻与深度的情绪体验连同她独特的个人世界，我们才这样称。张烨因由个人情感的不幸，她的诗多是在这个领域的忠实体验与记录。她的组诗《大女心律》、《悼歌》，连同近年的《没有回声的山谷》，把一个女子独特的内心世界托现出来，让人感觉到一阵酸楚。她在《没有回声的山谷》里这样写道：“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回声响起/我该怎样阻止我的马儿/不狠狠踢你呢?”张烨为诗坛揭示了被忽略了的一角。
      


文学要切实面向底层
(2009-12-01 07:13:06)


            
                         文学要切实面向底层（文艺点评）

                       陈树义 《 人民日报 》（ 2009年12月1日   20 版）
　　近年来，现实主义的回归成为主流文学思潮，底层写作更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界和学界热议的主要话题。文学把眼光放在底层，拓宽了文学的社会文化视野，是对古典现实主义的扬弃，是中国文学艰难走出象牙塔的精神跋涉与文化苦旅，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不过，当今的底层写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认知错觉与精神悖论。
　　某些底层写作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将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或生活厄境照相式地誊写﹑影印下来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但他们却疏忽了底层人民的精神需求。这种肤浅的认识导致底层写作一味地渲染贫穷﹑剥削﹑残酷﹑绝望，使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视觉的惊悚与感情的宣泄，却忽视了对底层人民除经济的窘迫与社会地位的边缘外的精神和心理世界的探求与解析。作者在西餐厅遥想着底层人民的饥饿，在别墅里书写矿井中黑暗里的不幸。某些作家可能认为底层人民缺房少车，于是人生一片黑暗，但却忘了，贫嘴张大民有忧愁亦有自己的幸福生活。菲力普•劳顿说：“生存价值问题是当代哲学家们关心的中心”，其实这也应该成为文学的核心命题。由苦难逻辑编织的形而上学的底层写作，其实只能是“伪底层写作”。底层写作关键必须在于对底层人民“认识自己”的引导与召唤。就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家的职责是“存在的勘探者”，“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是怎么回事，其诗意何在？”因此底层写作必须对底层人民的存在命题与价值命题作出进一步的追问。
　　底层写作原本拓宽了文学题材，而现在很多作家却一味地对其趋之若鹜。此外某些作家为追求“获奖”，扭曲甚至夸大对苦难的渲染，痛苦现象符号性地叠加与拼凑反而导致文学性的缩水与干瘪。这同时成为底层写作的一个误区，使得底层写作泡沫化。
　　精神悖论也是底层文学亟待解决的文化命题。首先是作为非底层者（作家）的外视角观察与叙述和底层群体的内在体验与外在接受的悖论。底层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失语”状态，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只能任作家用一种想象式的精神俯视和自认为的“现实主义”来书写。他们作为被叙述的中心人物，却是作品接受的非主流。其结果必然是作家与底层人民的精神隔阂，作品只能在非底层群体交流，成为一道道“奇观”，以资谈论。而底层人民阅读描写自身境遇的底层文学却如同解读“天书”，望而却步。底层大众听不懂知识分子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即使后者使用的是规范的现代汉语。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张承志可能是20世纪末率先复活“穷人”和“富人”概念并且宣称为穷人写作的作家。从《黑骏马》到《心灵史》，底层人物始终是张承志小说的主人公。然而，张承志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估计他的大多数主人公读不懂这些小说。确实，某些作家引以为自豪的小说精致构思与叙述策略，包括“后现代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等与底层人民的阅读存在巨大裂缝，横亘在作者与期许读者之间，难以调和，使得“底层写作”曲高和寡。
　　虽然底层文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通过作家的眼睛和手，去发现和呈现底层的生活、挖掘和表现人物的内心，触摸到底层的脉动，毕竟是可喜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作者不能紧紧满足于展现这些他者的“奇观”，以及展示“奇观”的种种套路和手段，作家的心灵必须穿越喧嚣，真实书写底层“沉默大多数”的心灵，同情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境地和心灵世界，同他们一起感受，一同思考，为他们而写作。

                          
                                  文学困顿的病根在哪里
                                         陈树义
    对于文学近几年来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窘境，理论界和创作界正怀着愈来愈甚的焦灼进行探讨。“轰动是反常的，平静才是正常的”这一理论，已经不能安慰忧心忡忡的作家们了。“平静”两个字，怎能遮盖日甚一日的寂寞呢?
    于是从文学自身找原因，得出一个富有逻辑力量的结论：“文学疏远了人民，人民才疏远了文学”。应该承认，即使我们抛开“主流与支流”这种习惯的分析模式，对于最近10年文学自身的弊病给予最充分的估计，我们仍然无法用“淡化了生活，疏远了人民”来作整体上的概括。即使在“玩文学”的潮流成为一种文坛时髦并且在某些不健康的思想怂恿下愈演愈烈的时候，时代良知和历史使命感也从未在所有作家的笔端一齐泯灭。真诚拥抱现实生活，严肃地思考时代前进中的问题，热情地激发人民理想的作品从来不是凤毛鳞角，但它们又赢得了多少读者?回答只能是令人泄气的。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疏远了人民”的文学只是一部分，而遭受冷落的却几乎是全部(不含通俗文学、网络文学)。
    看来我们探究的目光还必须越过文学，投向与社会审美趣味联系最为密切的因素——变化着的社会价值观。这样也许更能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文学欣赏是一种受具体时代价值观念潜在支配的审美活动。所谓艺术感染力，其实是作品中被艺术化了价值力量。读者的心灵被感动的过程，正是对体现在文学形象上的价值取向的认同和契合的过程。纯粹的、不含任何价值判断和功利性质的文学(如历史上的某些山水诗)也能吸引读者，产生审美愉悦，但不能造成真正的感动。一件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价值观能否为一个时代的读者所接受并引起普遍共鸣，除了它自身的正确性、启发性和表达的艺术化程度外，还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前提：1、接受对象本身是否有明确的、共性色彩强烈的价值观?2、这种价值观是否与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价值观一致或接近?
    被失落感所困扰的当代作家们常常情不自禁地回顾起20世纪80年代初期、50年代乃至延安时期文学的红火光景。不无嫉妒地思索着：为什么那些在今天看来思想上还有种种局限，艺术上也并不特别值得称道的作品(包括一些打油诗)，竟能赢得社会广泛的厚爱?
    ——来自文学本身的原因早已肯定：彼时彼地的文学最大限度地贴近了现实，体现了时代精神。
    ——来自社会的原因却一直被忽略(这是个多么巨大的忽略)。这个原因是：彼时彼地社会的价值取向远比今天单纯和明确。比如延安时期和50年代，对于集体理想的虔诚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在集体历史价值中的自觉融入等，不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和口号而存在，更是作为一团实实在在的圣火燃烧于群体的心中；80年代初期，对于极左思想理论及其社会实践的强烈否定，以及对改革的迫切呼唤，又一次荡人心魄地呈现为社会群体的精神共振。而这一切，作为构成彼时彼地社会价值观的价值基础，又是多么容易在文学的镜头上清晰地聚焦!
    然而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旧的、落后的价值观正在被打碎，新的、进步的价值观尚未稳固建立，历史的空白里涌进来五光十色的东西。膨胀自我；崇拜金钱；强调个人价值、排斥集体理想；重视索取、轻视付出；追求物质享受、漠视精神修养，以及一切看似不可理喻不可思议的现象中，都包藏着一个以利己为核心的价值观。问题的复杂还在于：这一切又往往和解放个性，肯定人性中的合理成份，尊重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正当需求等历史的进步共生，纠缠扭结，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使人难辨真伪、莫分清浊。一切曾经闪烁着价值光芒的东西如今都有可能被当作陈腐、过时的东西受到大胆的嘲弄，而一些最渺小和最自私的目的又都可以巧借进步的含义，用耀眼的形式打扮起来。具体的生活态度一旦找到一种与社会发展总趋势一致或接近的保护色，具体的价值判断就将陷于尴尬。以劳动的价值为例，当通过劳动获得财富和不通过劳动获得财富都受到鼓励时，“劳动创造世界”的意义已被贬低；再譬如道德，在承认“维护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一观点的进步性的同时，很难再用“纯洁”或“卑劣”这样的概念去看待第三者插足的动机；就说生活方式吧，既然肯定“通过消费刺激生产”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必要手段之一，又该从何种立场和何种意义上去指责奢侈挥霍的行为呢?等等，等等。
    而有关的理论研究又是出奇的苍白贫乏，研究的结果也很不统一，令人莫衷一是。
    文学家们越来越感到“时代的脉搏”变得难以把握了。当文学家们从神圣的使命感出发，通过作品强调某种价值的时候，却发现社会心理在肯定着相反的价值。这样，文学家就难免迷惘。比如说“崇高”二字，这曾经是古今中外许多优秀作品的灵魂。当人们不再追求崇高，甚至以轻蔑的眼光看待崇高时，文学又靠什么去征服读者?
    这里实际涉及到文学教育功能的实现问题。即在呼唤理性的回归，渴求文学的精神效益的同时，还应当研究：文学的教育作用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实现的?是通过作品单方面的热情呢?还是通过文学与它的接受对象在价值判断和精神追求上的沟通来实现?显然是后者。这有点像火与风的关系。读者的进步理想是炉火，文学是风。风能吹旺炉火，但不能代替炉火。
    存在决定意识。有关生存目的的意识决定其他方面的意识。根据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必然要引起审美观念的变化。近几年，国人文化水平的提高与审美水准的下降形成了颇为奇特的反照，不仅是文学，在音乐、戏曲、舞蹈等领域里，主题严肃、艺术精湛的东西也遭受冷落，而粗浅轻松的东西备受青睐，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群也似乎难以将自己的文化需求从浅层次的趋势中完全分离出来。消遣——这对现代人是个难以抗拒的诱惑。看浅显的东西毕竟轻松，看深沉的东西未免沉重。沉重，这就意味着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对自身缺陷和责任的正视；对眼前的苟且和平庸的警醒。而轻松只是一种享受。
    在物质生活态度上注重享受的现代人，在精神生活态度上自然地选择了享受。审美需求的浅层次化来自精神追求的低层次化；精神追求的低层次化来自生活动机的利己化。而具体的价值观则是生活动机这把秤杆上的秤星。通过这一链条，不但可以认识文学被冷落的深层原因，还可以认识当代精神生活中的诸多怪现象。
    如此看来，仅靠文学自身的反省和振作去改变它的处境是有困难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全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建设。这又是一个涉及到生产关系的调整等综合内容的系统工程。文学无疑也是这个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它今后的境况如何，不仅取决于它自身的努力，而且取决于整体工程的建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