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推进教育史志工作与开展史志研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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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进教育史志工作与开展史志研究的关系



文  马志鹏

    史海楫舟，浩繁跌宕。撰写历史者，多秉直且常垂思。在从事史志工作的过程中，往往会考虑推进业务与开展研究实践的主次之分，如若不能妥善处之，便会顾此失彼，事倍功半。教育史志的指导与编修也属教育史学范畴，简从理论、发展、创新、实际四个纬度讨论对此问题的思考。
    一、推进教育史志工作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教育大致经历过原始教育、古代学校教育、现代学校教育三个阶段，从夏时出现的“庠”、“序”，商周的“辟雍”、“泮宫”，至唐代学校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在中央机构设立“六学二馆”，宋时出现闻名全国的六大书院，元、明的私学、官学兴起，清末光绪年间（1904 年）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学校体系的学制《癸卯学制》，北洋军阀时期面向中小学实行“六三三”新学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有数次重大的变革，包括1951 年颁布的《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1985 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了我国的基本教育制度，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进入21 世纪后，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基本达成实现“两基”的重大阶段性目标，全国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更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建立以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以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为基础，依托学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网络、境外教育等资源平台，以正规教育系统为主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系统为辅路，借助信息通讯技术和现代电化教学为手段，形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衔接，学历学位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补充的机制。

    社会结构变革的日新月异，教育形式与内涵不断的更新与拓展，教育事业进入全面进步的过程，不仅包括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而且还包括教育制度、教育模式、教育管理和评价等方面因素。伴随着教育行业内部不断增长的需求，教育史志工作便自然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有效补充，是教育系统史料收集、整理、留存、开发、研究的策源地。

    除此，从中观层面来说，各级教育单位事业蓬勃发展使推进史志工作成为客观要求。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级各类教育单位中，有40 个单位编写内部年鉴，29 个单位正在进行第二轮志书整理编纂工作，3 个区县教委编写内部年鉴、6 个区县教委正在进行二轮志的编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育才学校、北京汇文中学、北京潞河中学、通州区运河中学、北京实验二小、北京府学小学、北师大实验中学、北师大实验小学、北京市大兴一中、西城区育民小学、西城区宏庙小学等学校建有校史馆（展）。
    二、开展史志研究是推进教育史志工作的基础

    首先，教育史志工作系统性强、涉及范围广的特点要求推进研究工作。

    单就北京教育志办的工作而言，需要直接面对北京地区18 个区县和燕山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民办学校、职业学校，在京高校，北京市教委各处室、直属直管单位，以及在教育系统内部成立的团体、培训机构，辐射教育人口范围约占北京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这就要求我们从工作组织和编修两个方面来开展教育史志研究工作，为史志工作的开展奠定理论基础。

    北京教育志办公室通过每年编写年鉴为第二轮修志工作积累资料，筹建北京教育史料展、史志丛刊、教育史志网站，为教育同行搭建史志工作交流研究的平台，宣传北京教育史志工作进展的现状，指导各单位、各级各类学校编写大事记、上报年鉴资料、编修校志、建设校史馆，整体提升北京教育系统各单位的史志拓展与研究水平，提高教育系统内部决策者们抑或教育参与者的史志意识，汲古鉴今，承前启后，推进教育事业健康的科学的深化的发展。
    第二，教育史志人文学科的性质要求推进其研究工作。

    人文学科研究经常是直面一事，选取合适角度，利用所掌握详实的史料，前人、同行的论据观点，结合自身的理解，萃取历史的精华，阐述一定的道理、看法。比如在教育史志方面，我们既可以探讨学校的建校时间（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校龄的不同缘起），也可评论学校校址变迁的不同说法（如清克勤郡王府与实验二小），皆归于史料考辨的范畴，此外我们还可以层次再深刻一些，探讨历史对现时的影响，如研究近代教会学校对我国教育的影响、北京八旗官学的出现与沿革，北京清末的民族教育、状元考记，北京第四中学首任校长王道元提出“学无止境，致用亦无止境，有生之年，皆学之日”是否就是学校提倡终身教育之始等等。

    另有涉及修志的框架设计、年鉴条目的编写、教育史志网站的功能、教育文物与教育史志资料的关系、教育史志资料的种类等实践探究性论述，基本都是围绕着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文件法令、历史沿革、工作方法、揭示关系等范畴。研究工作的开展促使我们的教育史志工作思路更加清晰，思维更加缜密，视角高度不断攀升，水平效率不断提高。
    三、开展教育史志研究与推进教育史志工作的关系

    （一）在史志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大力推进与加强研究二者是不矛盾的，并且是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

    片面的强调拓展工作范围，普及宣传史志工作的重要性，就会形成官方的一纸文件、振臂一呼，各级单位就题而论、一哄而上，但结果只会是广泛而无序，史志资料得到简单收集上报。机构、学校经费允许的会随之推出校史展或馆，但其重点也会放在成绩的宣传上。而单纯只强调研究实践的重要性，又会造成急功近利的短视，忽略打牢基础工作的作用。
    没有理论研究的支撑，经验的总结提炼、评价概括，资料就会失去史学教化、资政的功效，没有理论研究的指引就得不到高度的提升，开展工作不科学、不系统，就会延缓事业的发展。

    在二者共同发展中，史志的推进又是工作的基础，是核心内容。广收而博取，在教育系统内部建立一种完善的史志资料的积累与留存制度，将各单位丰富的史料资源加以凝练、升华，多角度多层面的为研究提供原始素材。资料的积累是基石，北京市教育系统1990 年开始启动第一轮修志工作，在纂修期间从各基层单位征集到了大量的史志资料，编辑汇成《北
京成人教育志》、《北京普通教育志》、《北京高等教育志》、《北京志·教育卷》、《北京教育志丛书》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可见材料的积累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成为有源之水，没有资料的研究往往如空中楼阁，只能高谈阔论，却不切实际。
  而研究工作又是史志的精髓，只有促进理论的不断提升，才能使整个教育史志事业的发展与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能，在更高的一个阶段成熟，形成对史料积累新的要求，二者协调发展。
    （二）推进史志工作与加强研究又可看作是发展与创新的关系
    发展指由小到大，从简至繁，低级到高级，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唯物辩证法认为向前的、上升的、进步的运动即是发展。而科学的发展不应是消耗式、粗放型，而是注重科技含量的集约型的发展。这种理念集中体现为要结合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运用具有前景、变化的眼光来看问题，不能因循守旧，要打破常规，追求一种高效的工作模式。

    这种模式就意味着对资源利用的科学与高效。我们的史志资源包括教育系统重大的指导性文件、会议，各所学校的校史、校志，教师、学生参与相关事件的回忆，教育文物等。这些资源按照不同的视角进行重新组合，无疑便可形成多样的、创新的专题，依据北京近几年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活动我们可以整理出首都教育大会、奥林匹克教育、改革开放首都教育三十年、北京教育60 年等鲜活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版块，通过从学校教具、学生考卷的变化，结合实物、专著的资料，又可评述课堂教育的发展、学生德育与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岁月的变迁等。

    对于原始知识的再研究就是事业的创新，而对来自基层的大量史料，更应形成规范的积累、科学的汇编，提高各级单位的史志工作能力，从不断反思中改进和完善编研业务，拓展教育史志资政、教化功能。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教育系统各级单位史志工作蓬勃开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普遍的共性需求，教育史志的推广已成为大势所趋，工作的视野已经扩展到宣传、积累的层面上来。史志工作不仅从政策引导到经费支持都已具备了推广的条件，只是目前各级单位还是缺少统一的指导，各自为战，特点与形式各异。教育史志的指导与研究要齐抓并进。针对北京教育系统的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幼儿教育学校、高中教育学校的史志工作，笔者认为其首要任务是让基层单位做到“会写、会存、会报”。要加强史志参与人员
的史志素养，强化留存信息的意识，强调要按照规范记载大事记，熟悉上报材料的途径，重点是提高学校领导的认识，为教育史料的积累创造条件。在指导的同时，要推进教育史志工作的研究。鼓励各级志鉴编修人员加强理论学习研究，为更好地从事修志事业，推动修志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知兴替。我们的史志工作还要围绕北京市教育系统的难点、热点问题，从战略高度、史学角度，铺陈历史轨迹，查找参照节点，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以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教育史志工作、加强教育史志研究关系全局。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