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中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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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中的附录




   王　鹏

    附录作为志书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的志书中就有。中国古代方志的起源很早，如唐代的全国性总志、隋唐和北宋时期的图经等。本文认为，比较成熟的地方志出现在南宋时期，这一时期编纂流传到今天的几部地方志都有附录，只是名称有所不同。马光祖《景定建康志》最后一卷为《拾遗》，范成大《吴郡志》最后一卷为《杂志》，罗愿《新安志》最后一卷为《杂录》，施宿《嘉泰会稽志》中《拾遗》、《杂记》各占一卷。
    收入四库全书中的元代地方志《至大金陵新志》卷14 名称为“摭遗”，就是把志书其他部分中遗落的东西收集起来的意思。
    明清时代的地方志也大都有附录部分。明永乐十六年（1418 年）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中对于附录部分的定义是：“杂记，记其本处古今事迹难入前项目条目”，就是把志书中那些没法归类的纳入附录之中。至于其中收录的内容是：“如人事风俗可为劝戒，草木虫兽之妖祥、水火荒旱、幽怪之类可收录者录之，以备观考。” 明代有名的地方志中，王鳌主
编的《姑苏志》卷60 为“杂事”，他对附录的认识是“: 事有无所附见而不可遗者，爰名之为杂事；又有所谓杂言者，因附书之。”
    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浙江通志》卷347、348 为“杂记”，该志编纂者认为:“史采稗官书征谣俗网罗放失，自昔为然，浙中掌故具载遗文，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上下千百年见，琐事、奇闻芳程懿诫有足以宣理道，而示来兹者，何可任其没没乎？诠次丛言附之，末简亦拾遗补阙之一。”《河南通志》卷80 为“辨疑”，其中提到：“中州自依古以来奇文轶事往往散见于他说，可发耳目之新而资考览之助者，亦不可以无志也。志辨疑附遗。”可见，志书中的附录收入的内容首先是要有重要的价值，又是有地方特色的没法舍弃的东西，另外，还要能发挥拾遗补阙的作用。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主张志书要分为三部分，其中志是主体，掌故和文征主要是为了保存地方文献。章学诚主张除了这三种体裁外，在方志中还要有“丛谈”一种体裁。而“丛谈”到底指哪些内容，章氏在《方志立三书议》中有所阐述：“别有丛谈一书……此征材之所余也。……攔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章氏对“丛谈”
部分在志书中的地位的认识是，“三书皆经要，而丛谈则非必不可阙之书也”。至于清代乾隆朝后期，几部有名省志中都有附录的部分。谢启昆主编的嘉庆《广西通志》体裁中分成了典、表、略、录、传五部分，阮元主编的道光《广东通志》也沿袭了这种分法。光绪《畿辅通志》中也是分成了纪、表、略、录、传五部分。以上几部省志中都是有附录的内容的。
    民国时期，著名方志学家余绍宋在《浙江省通志编纂大纲草案》中对“附录”的认识是：“其杂记一类所载，无关弘旨，故列为附录，以明非正志也。”认为附录主要是杂记一类的内容，不是志书的正文。余绍宋把志书中的附录部分给出了“附录”的名称，这与黎锦熙、傅振伦等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还是有所差别的。

    民国时期另外一位著名方志学家黎锦熙所修的《洛川县志》中附录被称为“丛录”，主要内容有：“前志序目凡例，悉为载入，邑乘沿革，具足考证。”

    方志学家傅振伦在民国时期参与了几部地方志的编纂，其中成书于1928 年的《河北新河县志》最后为“别录”，收入的内容有新河县编纂始末、新志长编凡例和修志丛刊目录三部分。他在1930 年拟定的《北平新志例目》中对于附录部分的认识是“本志于正编之外，立别录一编。凡无可附丽者均入”。他在1944 年拟定的《北碚志》篇目中也有附录， 分成了文征、丛谈、丛录、索引四部分，其中的文征和丛谈，按照傅振伦的说法完全是仿效章学诚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学家金毓黼1956 年发表了《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在他所拟定的新地方志的篇目中也是有附录部分的，被称为“别录”，“卷末可斟酌添别录一门，以载各目所不能具载者。其重要文献不适于入志书正文者，亦可收入别录”。
    20 世纪80 年代，在中华大地上掀起的新编地方志的高潮中，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1985 年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列出的方志体裁，包括附录在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1997 年5 月通过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同样重申了上述规定。新编方志中有“附录”这种体裁，自然与旧方志有所不同。
    至于新编地方志附录的内容，按照中国地方志协会拟定的规定，以县志为例，包括“县志编修始末”、“地方文献要目”、“重要文献辑存”和“优秀诗文选录”。在新编地方志理论与实践指导下编写的重要工具书中， 由黄苇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词典》中没有“附录”条目的解释，而有“附记”，是指：“将需要入志，但又不宜入正文的内容附带记述在有关正文之后。”
    由浙江人民出版社编写的《中国方志大辞典》给出的“附录”的概念是：“附于志后以原原本本地保存地方文献和珍贵资料的附录。为了解决著述和资料的矛盾，章学诚提出了‘三书’之说……新方志的附录当起章氏所设的‘掌故’和‘文征’的作用。‘附录’要附与当地有关且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原文、原件，切忌滥收。”
    上述两种关于附录的定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其中第一种定义与余绍宋的观点比较相似；而第二种主张是关注对于地方文献的保存，就是有地方特色的东西。而后一种观点无疑是沿用了章学诚关于“方志立三书”的主张。可以说，新编地方志的附录多数都是在后一种观点指引下编纂出来的。第一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移植了出版编辑学中关于附录的定义，其实没有体现地方志这种特殊出版物的附录的特殊情况。而按照第二种定义，新编方志的附录没有完全起到保存地方文献的作用。对于已经成书的新编方志中的附录，方志专家陈桥驿指出：“一部方志的优劣，当然要从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但这一部分内容（附录），实在最足以估量修纂者的水平。”
    笔者所见的新编地方志，从附录包含内容的设置看，多数参考了中国地方志协会对于县志附录的概括。下面以各省志为例：《江苏省志》各分志的附录都很一致，主要包括两类：一、大事年表。二、重要文献辑存。其他如《广东省志》、《福建省志》等，附录中都有的一类是“重要文献资料”，其他的就名称各异了。有些志书在章后有附录，如《广西通志·出版志》、《贵州省志·文化志》等都是这种情况。《河南省志》各分志中，据笔者所翻阅的，都没有附录。在新编县志中，其中的附录很少有完全与中国地方志协会所拟定的一致的。四川省《宾川县志》附录包括：1. 文告；2. 碑记；3. 艺文；4. 考释；5. 历代志书简介等。广东《惠阳县志》附录包括：1. 旧志序选；2. 文件；3. 文选。其他的县志中，比较一致都收入“历代志书简介”、“历代志书序言”、“重要文献资料”这三部分内容。
    至于大事年表放入附录是否得当，还是值得商榷的。有些地方志把考证、撰写的东西放入附录之中。从体例上讲，它们与“重要文献资料”完全是两类东西，都放入附录之中，显然很不协调。黎锦熙主编的《洛川县志》本来打算把修志章程、机构及其经过列入附录之中，后来限于篇幅而删去。
    以上一些志书中的附录还算基本上符合体例。至于在各种志书附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附录收入的太多，不但志书最后有附录，有的章节后也有附录。二、附录的内容与正文交叉。三、收入的内容不合适，如某市《档案志》中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四、有些省志全部都没有附录；有些省志的分志中，有的有附录，有的没有，很不统一。另外，方志专家仓修良提到，“新方志的附录还有特殊的用途：如有的方志有意识的把国民党、三青团放在附录里面”。
    笔者翻阅的新编方志中，重要文献收录还是基本注意到了，碑记摩崖收录的就很少了，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最近很多省份都出版了一些当地出土的墓志、石刻资料等等。在一些县志中，对诗词文章的收录还是有一些，不过数量不是很多。新编方志附录包括哪些内容？由山东省史志办公室编写的《方志学基础教程》中列举了附录四个方面的内容：一、重要文献；二、碑记摩崖；三、诗词文章；四、奇闻轶事。这几部分与前面提到的中国地方志协会关于县志附录的内容相比，多出了碑记摩崖和奇闻轶事两部分。
    附录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以县志为例，笔者认为可包含：重要文献、诗词文章、奇闻轶事等部分。附录作为地方志中的一种体裁，重要的是要突出地方志的地方特色与行业特色。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在附录中要侧重于收录包括当地民俗宗教等在内的“冷点”资料。
    有些新编地方志中的附录还充分体现出了行业特色，有很重要的价值。如《广西通志·出版志》后面所收的《解放前广西出版期刊要目》是重要的出版史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湖北通志·新闻出版》在附录中列有“附表”，主要收入了《清末湖北出版刊物一览表》、《清末至五四时期武汉地区书店一览表》、《1925—1937 年武汉地区书店一览表》，这三个表都很有价值。
    附录多是保存原始文件，如文告、档案等，在中国古代文献很容易遗失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在目前的条件下，志书中有必要给附录一定的篇幅。同时，为了保存地方文献， 突出行业特色，可以考虑出版一些专门的文献汇编，作为志书的副产品。这样既利用了编纂志书的原始资料，也是一种读志用志的方式，可以用这些文献汇编来印证志书的真实性，而当前对志书没有注明出处是有很多讨论的。而且，修志部分编写的一些中间成果，由于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肯定会受到广泛好评。我们在地方志中附载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附录部分，没有必要承担过多的内容，如碑记摩崖等，不一定非要由志书来承担，是可以由当地的文物部门收集整理的。一些比较好的考证文章，可以结集出版，与志书相辅而行。


（作者单位：北京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