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报传奇，香港社会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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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报传奇，香港社会透视  

2007-10-17

  
    香港是一个传奇。香港历史、香港文化、香港制度、香港社会……香港的斑驳陆离、惊心动魄、明涛暗流、灿烂辉煌，似乎没有哪篇文章、哪本书、哪幅画，能全面而细致地展现过。唯有那日日印行的报纸，用香港每个角落的琐细、每条小巷的悲喜，记载下一幕幕活生生的历史。诞生于香港社会动荡时期、成长并辉煌于社会变革中的《明报》，由一张武侠小报，成为香港最著名的精英大报，她记下的历史尤其敏锐而独到。

    《明报》的创办，起初可以说是查良镛（金庸）先生写武侠小说的衍生物。他在《新晚报》上出招论剑不过瘾，１９５９年便自己创办了一份小报。有了一张自己的报纸，就有了一份与社会沟通的媒介，金庸以其干预社会的热情、追求成功的动力，使出他的百般武器，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不久就成功创出《明报》招牌。《明报》与香港共成长，也跟大陆的命运息息相通。１９６０年代经历了大陆难民潮、原子弹爆炸、反英抗暴之后，《明报》以其敏锐犀利、视角独到，声名鹊起。特别是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查良镛以渊博的知识、宏阔的视野，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社评，成为封闭时期中国大陆的一扇明窗，树立了《明报》在竞争异常激烈的香港报界的地位。随后，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和香港政制草案的制定中，《明报》和查良镛先生又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可以说，《明报》是历史的记录者，历史也会铭记查良镛与《明报》。

    《明报》与香港社会的变迁有着复杂而深入的联系，其创刊动机、新闻实务、报业理念，都建立在很深的底蕴之上。《明报》及其从业者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报业文化，其组织机制、采编实务、经营操作各个方面，都成为中文报纸的榜样。这部《金庸与明报》，在广泛搜集一手资料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明报》从一张家庭小报发展到现代跨国企业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组织机制、业务转型，其中不少专业经验和理念，至今仍有相当的借鉴价值。书中不仅用客观中立的笔触，严谨剖析了传媒历史和报业文化，而且从“一人”、“一报”入手，透视出香港错综复杂的历史变迁，折射出大中国的发展变革。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书的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对新闻专业理想的追求、对传媒社会责任的忠守。

    香港报纸林林总总，多的时候中文报纸会有几十家、上百家，但港英时期向来是由“少数派”的英文报纸充当政府之喉舌、为官方舆论之主导，中文报纸长期未形成话语优势。可以说，直到《明报》的兴盛，才开始扭转了舆论局势，香港才有了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一份严肃的精英中文大报，一个真正的香港人民的公共论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明报》，起飞与变革时期的香港社会将有多大缺憾，而香港的知识分子会有多么孤寂！也许香港的历史上可以省却许多枝微末节，但在那３０多年里，《明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少的。无怪乎“武林至尊”金庸，放下《明报》多年后，仍自视为报人，谈报人查良镛甚于武侠金庸，并视《明报》为“毕生的事业与声誉”。

    《金庸与明报》立论尽可能公允，而人物、故事生动多趣，栩栩如在眼前。这得益于作者张圭阳博士的特有阅历。张博士是一位资深的、充满专业理想的新闻人，不仅有２０多年从事报纸、广播、电视传媒的阅历，同时还是一位卓有学识的学者，他对中国新闻传播史素有钻研，又长期在数所大学兼教，是罕见的横跨业界和学界的成功人士。因此，他的著作既有传媒人的敏锐、热情，也有学者的冷峻、客观。他曾长期为《明报》工作，职至副总编辑，在金庸身边工作多年，对《明报》和金庸因此能“出神入化”。因了这“出”与“入”，《金庸与明报》就有“身在此山”的生动，又具“识庐山真面目”的客观。书中记载了不少“武侠迷”们未知的金庸的另类风采，尽管金庸本人不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观点，但作者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书中并不讳言《明报》老板金庸的“独断”，也录有金庸的“语录”：“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不是公众的公器”。金庸对于作者搜集、研究的《明报》历史，则多有赞赏，认为其忠于历史。

  

《金庸与明报》张圭阳著／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９月第１版／２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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