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名著的人文缺陷（ZT）

管季超0712

中国古典名著的人文缺陷（ZT）


   




    中国的古典文学很多，但大多数人无缘阅读全部，能够阅读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钦点的四大古典名著，大部分国人都能了解个大概。《三国演义》讲的是权谋与正统；《西游记》则借鬼怪演绎官场内部的各种冲突和交易；《水浒传》通篇市井之类的快意恩仇；《红楼梦》表现的是堕落与毁灭。因此，中国的古典名著只可能使人沉沦和悲愤，但不能使人震憾，更不能使国人的精神重生和升华。中国的名著中，没有西方文化启蒙所引发的强烈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中，灵魂救赎和道德自我完善是很多西方名著所表达的核心内容，这种将人性恶的一面通过真善美的感化最终转变为悔过、自新、向善，使身处黑暗社会的大众，看到人性闪光的星星之火，而燃起对未来的希望。然而，中国的名著中，我们看到的是英雄的迟暮和沉寂，社会杀戮和毁灭。为了更好的说明，这里特地对比两对东西方名著：《水浒传》、《红楼梦》和《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

    《水浒传》和《悲惨世界》都描写一个王朝末世之际(一个曾经光辉灿烂的王朝)，战乱之中众生的各种遭遇。《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分别描写中俄两国的几个贵族世家的命运。在《水浒传》中，我们看到的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看到的是李逵抡圆两把斧子，挨个地一路砍杀过去。陷入故事情节之中，人们没有感到杀戮的血腥，反倒有莫名的快感。在《水浒传》中，人们只快意于杀人，却很少思考那些被杀的人中，有几个是该死的，至少，当李逵大闹江州法场，一路砍杀而死的人中，有几个是真正该死的。《水浒传》中孙二娘一类人物，本是以杀人为生的黑道人物，这种拿人肉为材料做起叉烧包，做那杀人越货的无本营生，在一般的小说里，不仅是反面人物，且应是反面人物中最可耻、最下流的人物，可在《水浒传》中，却成了英雄人物。《水浒传》的宋江、雷横、朱仝等人，本是国家的执法人员，却和犯罪分子私下勾结，警匪一家，这种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在法治社会里，本该是法律严惩的对象，社会的毒瘤，这里却成了人们崇敬的好汉。《水浒传》的女人中，除了杀人犯，就是被杀者（一丈青扈三娘表面看起来还算不错，细想起来，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相貌秀美，武艺高强，却硬被嫁给又丑又矮又无能且不懂怜香惜玉的王英王矮虎，不知是否生不如死?）。阎婆惜、潘金莲、潘巧儿的横死固然有几分活该，但二潘被剖腹剜心则显得过分残忍和血腥，只能是草寇行径，决非君子所为，更不是法治社会一个优秀公民所能允许的。《水浒传》不是一部好书，它让市井人物和乡村的升斗小民，在解决纠纷时，不是运用法律的手段，更倾向于采取暴力方式，这在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或许有它值得宣传的价值，但在一个承平的社会，《水浒传》所宣扬的价值观和“英雄们”处世方法是绝对有害的。
  
    《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原是个诚实的工人，为了不让自己姐姐的七个孩子饿死而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徒刑；因担心那七个孤儿的命运孤苦四次越狱，刑期加到十九年；出狱之后，因为罪犯的名声使得他穷途末路，在一次偷窃失手之后，　米里哀主教拯救了他（“我的孩子，我不是让你拿走那两个金烛台，你怎么拿了银烛台？”神父这句话给我的震憾至今仍然回响），从此决心去恶从善；改名换姓埋头工作，终于当上了市长，成了大富翁后他乐善好施，兴办福利，救助孤寡。为了替无辜的流浪汉商马弟顶罪，化名马德兰的市长冉阿让公开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被追捕他多年的警官沙威逮捕。再次服役的冉阿让利用一次救人的机会逃走。最终与养女隐居巴黎郊区。不幸的是，沙威先生也在此时调到巴黎。这部小说最招人恨的人物是警官沙威。然而，正是对沙威这个人物的处理，我看到了雨果的伟大之处。沙威是一个十分尽职的警官，对追捕冉阿让可以说是克尽职守。而冉阿让也在尽力地逃避沙威对他的追捕。两人的猫和老鼠游戏随着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来临逐渐变得戏剧化。在一次街垒战斗中，沙威警官作为敌方的侦察员被冉阿让一方抓获，而冉阿让却主动要求亲自处决沙威。他把沙威押到偏僻处，解开绳索，并未扣动板机。他告诉沙威自己就是冉阿让，同时告诉他的住址，然后说了声：“你自由了。”

    冉阿让的所作所为，让沙威最终认识到他是一个好人，然而，他又是一个地道的逃犯。作为警官，逮捕逃犯是本职工作；让一个好人去做牢，特别是一个因一点小小的过失而做了十几年牢的人再去做牢，于情不合，于理也不合。当沙威以执法者身份与冉阿让再次相遇时，在情、理、法之间，沙威无法作出两全的选择。最终他放走了冉阿让（这是所有读者希望的），只能选择自杀（没有尽责尽职的代价），这是他能选择的最好方式。过去，我曾为他的死感到如释重负。现在，我却认为这部巨著处理最好的人物就是沙威。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法律的尊严是最重要的，沙威的死，是他以生命的代价来捍卫法律的尊严。西方社会为什么是一个法治社会，他们对生命的尊重是与生俱来的吗？看过《悲惨世界》的人都了解，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草菅人命是敌对双方共同的嗜好。然而，雨果在渲染暴力的同时，将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提升到空前的高度，超越了时代，也超越国界。西方启蒙文化的主题：道德自我完善，在冉阿让身上体现的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在沙威身上体现的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然而，冉阿让的死，使一心向善的人看到天堂的阶梯；沙威的死，却使人感到法律的威严。沙威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冉阿让的自由，这种人物设计是中国的小说所没有的（我们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里也能找到相似的内容，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历史最伟大的时期）。

    两部名著，《水浒传》告诉我们的是快意恩仇，人们在相互残杀之后，结局却是全部毁灭，我们既看不到他们拼命的价值所在，也没有看到杀戮之后，灵魂是如何安息。而《悲惨世界》则不然，在不断的杀戮之中，在善与恶，美与丑的不断交量之中，人们发现善与美逐渐占据了优势，付出终于有了回报，灵魂终究可以改造。两相对照，谁更有意义和价值，聪明人会有明确的结论。

　　《红楼梦》是我国现代文人最推崇的一部作品，它描述以贾氏为代表的几个贵族世家兴衰荣辱。作者揭示一个家族的无耻和罪恶必然会招致整个家族的衰败和灭亡。然而，曹雪芹要表达的只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而，三春之后，人们再也看不到春天的希望。这不是一部伟大著作基本使命。

    作者倾注心血塑造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不管按古代的评价标准，还是按现代的评价标准，都是花花公子，一个除了吃喝玩乐之外，不懂世故，不知经营，不事稼穑的寄生虫。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承载国家、民族以至于家族的前途和发展。除了先辈的家业维持锦衣玉食之外，一旦失去这些不劳而获的财产之后，他能选择的只有乞讨和出家，无论原著的结局怎样，最后给贾宝玉设计的仍然是寄生的生活方式。《红楼梦》给我们的是堕落和毁灭，在一系列堕落与毁灭过程之中，我们既没有看到生的希望和毁灭中孕育新的生机，也没有看到劫难之中人性的光辉和人道的力量。除了作者梦中的“太墟幻境”之外，人世间似乎没有值得留念的东西，众生只是苟活。

    事实上，一个伟大的著作，作者不仅要告诉主人公如何去做正确的事，更重要的是，作者应当透过主人公，让读者知道什么是最可宝贵的，什么是值得舍弃生命来保护的。他或者要主人公知道未来的希望，或者让读者透过主人公的悲剧，觉悟到未来的希望。然而，以我的能力，我没有发现《红楼梦》里任何这类的东西，我们成千上万专业和非专业的红学家们，穷其一生，也没有发现作者对未来世界任何蛛丝马迹、只言片语的提示和描述。退一步说，作者没有给主人公指明未来，如果他对重塑我国的民族精神上面有所贡献，也可以说利不在当代，但可以功在千秋。《红楼梦》的主要贡献只能是纯文学的成就，当然，它在中国北方民俗研究、饮食文化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作为中国顶级的文学作品，它与世界顶级的文学作品相比，其人文价值要逊色太多。

    《战争与和平》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作品通篇倾注了作者的两项追求：爱国主义和道德自我完善。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沙皇俄国的上层充斥了浅薄、虚伪、贪婪、堕落、无耻和愚蠢。在这群傲慢的贵族之中，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伯爵是两个另类。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彼埃尔对拿破仑皇帝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再在公开场合宣扬这位不可一世的皇帝的伟大，但却常常遭到无知浅薄的其他贵族的无情嘲笑。而安德烈公爵是一个具有完美操守且极为漂亮的年轻军官，是俄军伟大统帅库图佐夫的副官，他同样认为拿破仑是一位军事上的伟人。因此，在贵族的聚会上，安德烈和彼埃尔都显得不合群，虽然两人的政治观点及人生态度都差别极大，但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俄法战争爆发，使那些醉生梦死的贵族们终于清醒，为了祖国俄罗斯，他们都拿起武器冲向战场。狂热崇拜拿破仑的彼埃尔却在经历了漫长的战争灾难之后，目睹祖国在敌人的铁蹄之下，饱受躏蹂，最后毅然从军，奋起杀敌，不幸被俘之后，仍然伺机刺杀拿破仑。

    作为军人，安德烈在战场上优秀表现不仅让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很满意，也让敌方统帅，伟大的拿破仑皇帝刮目相看。他两度身负重伤，第一次重伤之际，他思考人生的真谛；第二次重伤之后，他宽恕了一度背叛他的爱人，并最终死在爱人的怀抱之中。安德烈出身贵族但又憎恨贵族，他的一生一直是思考与探索的一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精神危机，最后他用爱国主义和博爱主义为自己找到了精神归宿。

    娜塔莎是一个健康活泼但幼稚的贵族少女，和安德烈一见钟情，并燃起了安德烈一度沉寂的激情。两人订立婚约之后，安德烈出国休养。然而年幼无知的娜塔莎经不住花花公子阿拉托尔的引诱，竟然背弃与安德烈的约定，自动解除了和安德烈的婚约，决定与阿拉托尔私奔。当法军开进莫斯科之际，善良的娜塔莎将自家30辆大车上的贵重物品全部卸下，让空车运载伤病员，孰料其中就有重伤的安德烈。当娜塔莎得知安德烈的消息后，非常激动，半夜打着赤脚去看望他。她跪在安德烈面前，抑制着自己的哭泣，央求他饶恕自己的过去。惯于思考的安德烈，第一次真正明白了自己和她断绝关系的狠心与无情，明白了他和她分别的残酷，他向她伸出一只手，说：“我比以前更加爱你了。”安德烈的伤势不断恶化，他自觉离死神不远，便不断想到生与死的问题。经过一番复杂的思索，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现在有的，一切存在的，都只是因为我爱。一切都只是由爱结合起来的。而对我来说，死是爱的一部分，是回到普遍的永恒的本源里去。”安德烈死在爱人的祝福之中。

    战争结束，和平来临。彼埃尔与娜塔莎在莫斯科相遇。经历了生与死考验后的两人，对幸福的追求更为强烈。彼埃尔对娜塔莎说：“只要有生命，就会有幸福。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东西。我活着就想活下去。”《战争与和平》虽然描写了不少丑恶和死亡，但最终却给我们希望和美好。即便是阿拉托尔，也倒在抗敌的前线。这种写作风格不仅在《战争与和平》上，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也有类似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