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靠演讲赚钱的人
许锡良
我的一个朋友专门做经济信息情报生意,每天就是弄些数字,编辑成简报,然后就那样卖给商人。他自己开玩笑说,自己的生意是在卖空气,而且这个空气的时效性很短,常常只有那么几天时间。过时即过时效性,会变成一文不值。我笑笑说,如果你们卖的空气还有点打印纸的话,那么演讲的人,教学为生的人,那个空气的时效性就更短,而且更是空气。但是我感觉在所有的赚钱门道中,靠演讲赚钱是最轻松,同时也是最令人有心理压力的方式。
陶行知一生演讲无数,几乎场场精彩,且分文不取,但是他却把自己的学生外出演讲能够挣到钱,看成是一种成长,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本领,想当年他培养了那么多的小助手,小先生,教农民识字,想来也是要收学费的吧。当然,他对自己是绝对严格的,从来都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种对人宽,对已严的态度,才是陶行知先生的本色。
胡适先生演讲也很不少,但是胡适先生演讲每次都比较随意,事先准备极少,常常只有一个中心意思要讲,然后就信口开河,根据时间多少来考虑讲长讲短。他在给中学生演讲时更是这样,常常一听到铃声,就结束自己的演讲。而且说,不讲了,不讲了,下课了,下课了。他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他的演讲才是特别具有魅力的。因为那些充满思想智慧的话语是一个共同的情境中生成的,充满了挑战性与刺激性。我总是认为,一个演讲如果准备过于充分,就会像一台话剧演出,因为每一句台词都事先编排好了,到现场就没有发挥的空间,会给人一种照本宣科的味道。尽管胡适演讲无数次,而且不乏经典名篇,但是据说胡适也害怕演讲。每次要他讲话发表意见,他总是感觉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事实上,胡适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他就是在1962年2月24日那天,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在一次宴会上发表即兴演讲,在谈到台湾的自由,在谈到被关押起来的自由斗士雷震的处境时,因为情绪过分激动,心脏病发作,而当场猝死。可以说这是一个为演讲献身的人。一个一生温文雅尔,不愠不火的人,竟然在演讲时因为激动而死。人世间的事情常常就是如此地令人难解。
因此说演讲是卖空气其实也不准确,演讲对于一个性情中人来说,其实是在卖生命。像胡适那样,不仅贡献出自己的思想智慧,还有可能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建议有心脏病的人不要演讲,不要去赚那个钱)。闻一多先生也是因为演讲而丧命的。在一些人看来,演讲不花费成本,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其实,演讲人需要耗费极大的时间精力,需要具备相关知识与聪明才智,甚至还要耗费生命能量。真正的演讲人,常常是每言必中,每言必新。鲁迅一生几乎从来没有重复性的演讲,他每次演讲都不一样。胡适也没有过两个相同的演讲。因为每次演讲都有人记录,然后公开发表在报纸杂志或者编辑在书本里,再重复演讲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了。因此,那时人们的演讲,也如同发表文章一样,是不能够多次重复发表的。当然也有个别的人像张天冀的小说《华威先生》中的华威先生那样,到处开会,每次开会必发言,发言必然是那几句陈词烂调,这样的人是当时流行的社会活动家,不是真正学术思想中人。那时不仅仅是演讲,就连一些大牌教授的讲课也是这样的。据说陈寅恪对自己讲课的要求就是: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他自己讲过的也不讲。可见他要讲的东西是什么了。这样的要求,其实就是要求把讲课与写论文和其研究的原创性要求等同起来。在这里一个学者的演讲、授课、论文一样有学术研究价值。那时人们就是根据一个人的这些综合因素来判断他的学术水准与研究深度的。那时要请枪手来写论文也许并不难,但是难的是他仍然无法在学术圈子里取得良好的学术声望与地位。因为,你可请枪手替你写论文,甚至可以请人代为著书立说,但是无法请人代替你去演讲。演讲时,你也无法掩盖你真正的学识水平。
现在靠演讲赚钱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仅仅是学校与学者的专利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讲台上慷慨激昂一翻。有流行话说:现在的教授,四处奔波,到处招商引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而商人著书立说,发表演讲,越来越像教授。一些人做起专职演讲家,甚至在中小学生及教师中做起拓展训练,那些演讲,也都是有套路的,无非是几句鼓动性的话,然后就是拍手叫好,搞点气氛出来。据说,这是最新的心理培训模式。我参加过几次那样的演讲会,简直要晕死。每个人都被搞得神经错乱,连最简单的动作,在他们看来都是出了问题的,需要重新矫正。一个人的说话、走路,甚至连呼吸,都要重新来过。每一次都可以作为赚钱的机会。医生治病最喜欢把你的小病说成是处于生死边缘的重症了。因为这样,才能够顺理成章地向你开高价药,赚高额医药费。那种培训,也一定要把你说成一无是处,然后你就心甘情愿地掏腰包,改过自新。
学术界的演讲,也越来越多的重复,这个就不多说了。基础教育界,那种四处去讲的公开课,也是有演讲性质的表演艺术。一招鲜,吃遍天。重复演讲,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复演讲真是太多太多。当然,从经济效率角度考虑,这是自然的。演讲太多的人,自然难免重复。据说中国的基础教育界,南有什么,北有什么的,也是大江南北地讲,可是,讲来讲去,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些陈词烂调。一块口香糖,开始嚼的时候是香甜的,可是两个小时后再嚼,就味同嚼蜡了。一句话第一次说的时候也许是精彩的,可是,都说了二十年,一年也不下说了数百次,而且还有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当他的喉舌,在替他说,再好的话,也要被说成噪音啊。一个有点良知的人,会对自己反复出现,却毫无新意的演讲感到愧疚,甚至而会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听众,但是,有人利欲熏心,才不管他呢,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来请他演讲,开价也越来越高。人们渐渐地不是觉得他的演讲本身有多么重要,有多么精彩,而是他本身已经是一种神圣的符号,能够把“神”请来坐镇,这已经是莫大的荣幸,哪里还管得了神能否讲出点什么新意呢。
对真正珍视自己的学术形象与社会声誉的人来说,每次演讲都是极大的考验,因为演讲有着太多的未知变数,也不知道自己讲的会不会受人欢迎,能否给人一些启示,让人感觉听有所值。因此,这样人的,常常会在演讲前失眠,即使走上讲台,也是内心忐忑不安。直至完全结束,还在反复检讨自己哪些地方还应该讲得更精彩一些,哪些地方还讲得不够。这样的人虽然也是靠演讲赚点钱,却已经是把自己的学术生命,社会责任及个人的生命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这样的演讲赚钱,其实是拿命换钱。但是,这样的人,在整个中国已经几乎绝迹了。能够有鲁迅胡适式的演讲风格的人,也几乎绝迹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009年6月2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