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华教授第二十八课: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管季超0712

王东华教授第二十八课: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西迪斯现象──是什么让西迪斯落马──比健壮、活泼、礼貌更难培养的是世故──维纳与穆勒的体会──亲子之间只有默契没有世故──少年大学生，是耶，非耶？──老威特是如何培养小威特的──对于神童来说阅历比学历更重要

　　神童泯灭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已经经过了教育这第二阶段，马上就要进入创造的天才阶段了，这是神童常常落马的又一个关键阶段，这里名之为“西迪斯现象”。



　　西迪斯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落马神童了，他的父亲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从他一出生，他的父亲就对他进行了异乎寻常的早期教育。他6 个月时就会认英文字母，2 岁时能看懂中学课本，3 岁他能用本国语流利的读写，5 岁时看到家里骨骼标本，对人体发生了兴趣，从而开始学习生理学，不久居然达到开业医师考试合格的成绩。9 岁他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但是校方叫他等了两年，1909年他11岁刚过就进了哈佛大学。入学不久，他就作了一次关于四维空间这个数学难题的讲演，关于这次讲演，另一位曾听过的比他稍大的神童维纳评论道：“象这样的报告，如果由任何年龄的一、二年级研究生来做，都是值得称赞的”，可惜在哈佛只读了一两年后因精神负担过重而休学，后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赖斯学院工作，后来因为参加一些激进的游行受到拘留后一蹶不振……

　　对于西迪斯的悲剧，应该说仍不是早期教育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是社会对神童教育陌生造成的悲剧。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父亲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也有过份宣传给他带来的巨大压力，除此之外，我以为西迪斯身上还暴露了大多数神童都曾碰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性能力的薄弱。

　　这里所说的社会性能力薄弱，不仅仅是指是否强壮等健康方面，也不仅仅指是否活泼等性格方面，甚至也不是指是否礼貌等态度方面，而是指不谙人际交往的规则，即人情世故。前者仅仅是外在的表面上的，而后者则是实质性的。这些神童可能非常擅长于在头脑中解答题目，但是却不能在社会中把一件极简单的事情做成。

　　维纳曾这样回忆西迪斯刚入哈佛大学时给他的印象：“在社交能力和适应性方面，西迪斯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大多数和他同龄的儿童，这也是很显著的。我当然在社交仪态风度方面不是一个典范；但是我很清楚地看出，没有一个与他同年龄的孩子会象他那样邋里邋遢，粗野地挥动着一只猪皮书包，沿着布拉特尔街奔跑。他是个小孩，可是他的不修边幅的脾气，活象成年的约翰逊博士。”

　　其实，不仅西迪斯如此，其他神童也大多表现出这方面的欠缺，西迪斯不过更严重些而已。这是因为时间是个常数，孩子在较多地接受智力方面训练的同时，他的社会性能力发展的时间便被挤占了，如果不加意弥补，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这方面的缺陷。就是指出西迪斯这一缺点的维纳也一辈子为自己这方面的不足而苦恼。

　　无论是西迪斯，还是维纳，他们的父亲都很早对他们进行早期教育,他们所受知识教育的时间远比经受社会磨练的时间长。西迪斯在11岁上大学前,中小学总共只上了一年多。维纳虽比西迪斯好得多，除一年小学外，从9岁起一直都是在学校上学。经过三年中学，三年大学，15岁再上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可就是这样，由于年龄相差较大，维纳无法同那些比他大得多的同班同学玩，而只能同这些同学的弟弟玩。他说他的生活明显地分成孩子和大学生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在学习方面几乎完全是个成人，而在社交结伴方面还是个十足的孩子。是一个孩子和成人的混合体，维纳尚且如此，西迪斯这方面的不足就更可想而知了！

　　除了单纯的时间因素外，神童们所接受的早期教育方式也是影响孩子社会能力增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神童大多都是亲子两代在一起教育、学习的结果，这种方式决定了孩子不太可能广泛深入地涉及社会生活。维纳说他即使在中学里的学习以及和社会接触仍然只是他实际生活的表面，更本质的一面则是他在家里继续背诵课文给父亲听。进了高中以后的家庭日常课程，同他父亲当他的专职教师时要他做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到学校上学后尚且如此，更何况上学之前在家里呢？因此这些神童大多远离社会生活，更别说进入人情世故的核心了。

　　这种亲子教育方式是如何阻碍孩子社会能力发展的，由于西迪斯留下的资料有限难以具体分析，这里仅以与他相似的另一位神童──穆勒来加以说明。

　　穆勒是一个没有接受学校教育而完全是其父亲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出来的神童。他的父亲是一个忙于用稿酬养家糊口的学者，经济上的压力让他性格变得暴躁，因为声名卓著是他后来的事，在开始时他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就是这样，他对穆勒的学习却极有耐心：“在我学习希腊文功课的整个过程中，他总是与我在同一间房子里同一张桌子上写他的作品，他为我的教育乐意承担的责任，从这件事情中可见一斑。那时候，希英词典尚未问世，当时我还未开始学习拉丁文。因而希拉词典对我没有用处。碰到不认识的字只能一一向父亲讨教。父亲平时最无耐心，但还是忍受此种不断的打扰，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完数卷《印度史》和他当时必须要写的所有其它文章。”

　　但是社会则完全不同了，与他交往的人再也没有义务象他父亲那样耐心了。不仅如此，穆勒走上社会后发现大家慢慢地都对他敬而远之，究其原因，原来是他太好与人辩论了。穆勒被认为是人类迄今为止智商最高的学者，可以想见他在与比他智商低得多的同事交谈时该会发现多少错误了。一遇错误便力加纠正，一加纠正便是一场不欢而散的争论。其效果如何，也可想而知了。关于这一点在其他神童身上也都表现得很突出，如奥本海默平日都很彬彬有礼。可是当他认为别人的谈话太庸俗时，他就会与平时判若两人似的突然打断旁人的发言，因此同学都对他敬而远之。正如他的一位好友所指出的那样，“问题在于他的思想过于敏捷，他老是把对手置于不利地位。而且，该死的是，他往往是站在正确的一方。或者至少是相当地正确。”

　　为此穆勒也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反思道：“他们认为我自满过份令人讨厌，大概是因为我好辨论，听到不同的意见，便毫无顾虑地直接进行反驳。我想原因是由于受到过份的鼓励，谈论不是我这种年龄应该谈的事情，还和大人们一起讨论，同时又未曾受过要对他们尊敬的教诲，所以养成这种坏习惯。父亲未曾纠正我的无理与傲慢，大概他没有发觉，因为我对他十分敬畏，以致在他的面前总是保持极端顺从和沉默。”

　　这就是同父亲与同其他人在一起的不同。这种争论也许是其父所赞赏的，但是在不喜欢争论的人面前这无异于不礼貌了，而这便是世故。什么时候该争论，什么时候不该争论，是一种很高的社会能力，决非一两天就能学到，它需要大量的社会磨练，而亲子之间只有默契没有世故。

　　这种社会性能力薄弱可能还有一种生理上的原因。那就是身体上的协调性差。也许是错过了身体协调的敏感期所致。也许是其他原因，但不管怎样，身体协调性差这一现象在神童身上似乎普遍地存在。

　　西迪斯的协调性如何，我们已无从考察，但维纳的协调性差却是肯定的。维纳的字一直写得很糟糕，他自己也说写得最好的字也达不到班上的一般水平，“我在书写上的笨拙动作，使我省略每一个能削减的笔画，因而造成我的字体的难以辨认”为此他一直没有学会记笔记。不仅字写得差，打球时接不住球，而且连他喜欢的生物学也因无法掌握最基本的实验技能，最后只好放弃！

　　奥本海默五岁时回德国故乡，他的祖父送给他一批矿物标本，他由此产生了一种业余爱好──研究矿物学，并持续了好几年，11岁就被选为纽约矿物学俱乐部的成员，12岁的时候就开始发表地质论文。照说整天同石头打交道，动手能力应该较强，可是不然。他在以实验工作为传统的剑桥大学就表现得很一般，但到了以理论研究为传统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则大不一样，他说：“当我决定到哥廷根去时，我对自己的各方面都感到担心。但我心里明白，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最好从事理论物理工作……，我对于能摆脱实验室工作感到非常高兴。我在实验室里从来就做不好工作；别人对我不满意，我自己也不感兴趣；我感到这些事只是别人强迫我去做的。”

　　对于这种笨拙，维纳开始认为是体格中肌肉的灵活性不够，继之又认为是眼睛视力近视的原因，最后他认为是整体的连锁反应出了问题！这种协调性差在其他神童中也常看到。冯·卡门心算能力超群，但平衡技巧甚差，因此没有学会滑冰，也没学会钢琴；奥本海默除了航海没有一项运动能够拿得出手，尽管学过网球，但打得很糟；胡适从小就给人“小先生”的感觉；梁漱溟到6岁时每天早上还要妹妹给他穿裤子，因为不会系裤带……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神童主要是指知识型的，因此有社会性、协调性方面的缺点，这些缺点对于运动型、艺术型、领导型等其他类型的神童来说也许不存在，但他们不可避免的会有另外的缺点，这应该是我们这些研究者认真加经研究的。

　　但是，这种不谙世故，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在现在的神童中越发突出，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少年大学生”的诱感，以及与此相关事件的推波助澜从而对社会、家长产生的误导。

　　历史上第一个影响较大的少年大学生可能要算德国的卡尔·威特。后来的维纳、西迪斯等著名神童都是按照威特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从这点上说，中国大学里的少年班也应该同威特有着某种关系，因为中国的少年班正是在本世纪世界性的天才教育的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仔细考察一番威特的少年大学生生涯，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颇不一样。

　　首先，老威特并没有把孩子送进大学成为少年大学生的念头，他是在人们的说服下才这样做的，并且这样做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老威特必须陪在孩子身边，因为那时小威特毕竟还不到10岁，最后的结果是老威特一直陪到他18岁出国留学时为止。

　　其次，小威特大学毕业后，照一般的做法是去钻研某一学科以便早日在事业上成名，但老威特认为决定专业方向应该是18岁以后的事，在这之前应该广泛坚实地打好基础，尽管小威特的数学才能非常出众，但老威特还是让他去学法学，并且对劝学数学的教授说，18岁之后，孩子如果真的喜欢数学，他就去从事好了，但18岁之前是应该让孩子广泛涉猎的。

　　最后，老威特针对孩子社会能力薄弱这一问题，坚持18岁以后再让他离开自己，为此他让16岁前就已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小威特，将出国留学时间推迟到18岁之后。后来威特在留学意大利时无意中开始了但丁的研究，并最终成为研究但丁的权威。正是由于老威特的精心培育，威特才非常幸福协调地生活了83年。

　　但是，这件事后来变味了，老威特当时是在各种条件保证下才让小威特上大学的，而现在的父母却把上大学当成一个目标来追求，如西迪斯等，这样使得孩子的世故能力更加消弱，这一点对于我国的少年大学生尤甚。

　　我国的教育竞争也许是世界上最激烈的，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是一个长期的话题。照理说实行早期教育是减轻孩子的学习负担，因为这样可以分担一些学校里的学习负担。但现在却成了教育竞争的手段反而加重了孩子的学习负担，因为受了早期教育就不断地让孩子跳级，结果社会能力不断削弱，因为学校是按生理，心理发育而不是按智力发育来编制进度的。和与自己大了几岁的孩子赛跑，早教“抢跑”的优势就显示不出来了。由于神童的父母大多高度重视学习，跳级后还可能显示出“神”，还可以跳级，可越是跳级，牺牲的社会能力就越大。这一点同老威特的做法是极不相同的。

　　即使这时上了大学，成了少年大学生，父母往往不是不再过问，便是无法过问，孩子从而失去了筝线。这点尚且不说，最不好的是马上就面临着专业的选择，对于这么小的孩子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喜欢什么，他们之所以能进大学，大多是父母的意志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意志。如此早地划分专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这里我绝没有否定少年班的思想，人类的未来一定是缩短学制而不是延长学制，少年大学生是人类教育的发展趋势，我国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正因为是探索，必然要付出代价，我谨希望这种代价越低越好。

　　为此，我常这样想，对于一个智力发育较好的孩子是让他不断地跳级好呢，还是让他按部就班地读书？如果按部就班，他的智力发展会受到限制吗？既然十二、三岁都能考进大学，那么十七、八岁反而不能考进大学了吗？另一种选择是让他不继地跳级，那么他又无法与同学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这的确是令我们不少超常儿童父母头疼的问题。因此，如果只能二者择一的话，我认为宁可牺牲一个智力上的天才，也要拯救一个社会发展协调幸福的人。因为如果不能同他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智力再好也不能发挥出来！

　　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呢？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父母为孩子人工合成一个朋友群，如以一个村庄，一个社区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作为朋友，从中练习将来的社会生活，如果孩子有了这样固定的较大的朋友群，那么他就不需要在学校里多加练习了，因此他就可以不断跳级，因为社会能力方面他课外有弥补的途径，这样他的智力与非智力便能获得良好的协调的发展。

　　因此，我以为对于那些普通的孩子，应该让他们懂得学习，具备学历；对于那些聪明的孩子，应该让他们懂得世故，具备阅历。让普通的孩子具备学历是让他们不做坏事去做好事，让聪明的孩子具备阅历是让他们将好事做成，这样的话神童就不应该仅仅是智力范畴里的，同时还应该是经验范畴里的，那些天才无不是这两种能力的有机结合。

　　西迪斯的父亲在这方面显然忽视了，以致维纳一再谴责是他的父亲造成了他的悲剧：“非常明显，西迪斯后来的一蹶不振，大部分是他父亲造成的。”“西迪斯的父亲是个心理学家并以精神病医生为职业。我曾说过，他希望他儿子在学习上出人头地，但是就我所记得的小西迪斯情况来说，我没有看到他的父亲象我父亲那样不断关心儿子的教育。我毫不怀疑，在西迪斯童年时代的早期，曾接受过父亲的认真的教导。但在我初次遇到他的期间，那时他大约十一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他孤零零一个人寄居在坎布里奇的出租公寓里，没有什么朋友，更没有什么知心人。”

　　可以想见，这样还不能自理的孩子，居然让他单独住在出租公寓里，独自承受来自成人世界的压力，西迪斯怎么可能不出现问题呢？与之相比，维纳则幸运得多，所以他才不止一次地感谢他的父亲：“我父亲毫无保留地给了我他所有的一切：他的诚挚、才智、学识和热情。这些品质并非俯拾皆是的。”

　　因此，即使对于那些已打下如此好基础的神童，要想成才还是如此不易，还要靠他的父母的巨大帮助，而一个父母懂不懂得教育原理则直接影响到孩子们将来的人生道路。很多父母都曾或重或轻地存在这一问题：重教育、轻化育；重智育、轻群育！这些父母以为把孩子送进一所大学就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孰不知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而最好的人师常常就是父母，这是我们为父为母不得不慎之又慎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