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华教授第六课:给早期智力教育一个说法

管季超0712

王东华教授第六课:给早期智力教育一个说法


　　要不要对孩子进行早期智力教育，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统一认识──幼儿早期识字是我国家庭早教中的一项最传统的内容──古时的家庭早教比现在好得多──家庭早期是知识教育还是智力教育──家庭早教应该是纯粹游戏式的，还是要有适当的强制性──抽好人生陀螺的第一鞭

　　在廓清大家庭教育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谈谈狭义的家庭教育，也就是对孩子早期的智

力教育。因为就早期智力教育方面，社会的批评也极多，这种批评首先来自要不要进行早期智力教育！

　　要不要对孩子进行早期智力教育，这个看似不争的问题，其实远没让人们在思想和认识上解决，很多貌似肯定早期智力教育重要的人，血管里流淌的却是反对对孩子进行智力教育的血液。这些人要么就是以品德教育来代替智力教育，要么就是借口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或者借口现在的孩子负担太重，或者借口自己儿时的经验，来行反对早期智力教育之实。就拿幼儿识字教育来说吧，现在居然不仅没有几个幼儿教育专家提倡，相反“幼儿识字有害论”却甚嚣尘上，而实际上幼儿识字是我国家庭早期智力教育的一项最传统的内容。

　　在我国古代，尽管一般都是8 岁入学，但是条件稍好的家庭，孩子读书识字远在其前。清陆世仪的《论小学》说：“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此自是正理。然古者人心质朴，风俗淳厚，孩提自七八岁月，知识尚未开。今则人心风俗，远不如古，人家子弟，至多五六岁，已多知诱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学，即使父教师严，已费一番手脚。况父兄之教，又未必尽如古法乎？故愚谓今之教子弟入小学者，决当自五六岁始。”也就是说古时候就有不少人坚决主张五六岁就入学学习了。

　　“五六岁入学”这还仅仅是对入学年龄的一种主张，其实，古时候很多孩子早在上学之前就已经在家庭里“破蒙”了。

　　清唐彪《父师善诱法》云：“生子至三四岁时，口角清楚，知识稍开，即用大小木板方寸许、四方者千块，漆好，朱书《千字文》，每块一字，盛以木匣，令其子每日识十字，或三五字(识字多者，或乳 温，或仆婢，量予奖赏，则终日引诱认字，胜于引诱戏骂矣)。复令其凑集成句读之，或聚或散，或乱或齐，听其顽耍，则识认是真，如资质聪慧者，百日可识完。再加以《三字经》、《千家诗》等书，一年可识一二千字。然后从师入塾……”

　　这就是说三四岁的孩子，用一年时间不仅过了识字关，认了一两千字，而且读了三、百、千，这一点我们今天有几人敢以想象，相反古人似乎却一点也不以为怪，历朝历代这样的孩子大有人在。

　　白居易六七个月时，乳母就教他认“无”“之”字，他虽然还不能说话，心里却已认得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这为古代的。

　　近代的胡适两岁多就由父亲教他识字，他三岁多由台湾回安徽绩溪老家，由于母亲不能教他，便把他送进了学塾，而那时他连学塾的门槛还翻不过去，“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介如先生的学堂里读书了。我的身体太小，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就是这样一个连路还走不稳的孩子，老师居然也不认为有什么奇怪，而且在学堂里还不算最差的学生，今天即使能有胡适这样的孩子，全中国恐怕也难找到一所能收他的学校。

　　白居易、胡适绝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两例，事实上从汉朝起就设“童子郎”，唐代科举中就专门有了“童子科”，宋代更是专门设了“念书童子科”。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所举的一百多名“念书童子”中，4 ～ 5 岁的有10人，6 岁的有5 人，7 ～ 8岁的有24人，9 ～ 10岁的有28人。四五岁儿童的背书数量，几乎和七八岁儿童差不多，大多能背诵《论语》、《孟子》等九、十种经典，有的甚至能背诵十三经来。现在的条件不知比过去好了多少倍，要求又不知比过去低了多少倍，相反竟还冒出那么多认为幼儿识字有害的谬论来！

　　为什么古时候的早期智力教育比今人做得还好呢？这是因为在今天的母亲看来，有学校专门教学，又何必劳我大驾，此其一；我教了，学校还要教，白教了谁还教。因此自新式小学开办之日起，家庭的这一功能便让学校取代了。

　　但是古人不同，家里请塾师，或将孩子送到学塾，由于学塾规模很小，大多只有几个学生，因此塾师因人因才施教，绝不会出现孩子已过了识字关，塾师还旷日持久地教识字这一现象，胡适虽然是学塾里最小的孩子，“因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学生，故我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学塾的教学类似于现代的复式教学，此为教不是白教。

　　又由于学塾规模小，相较之下学费显得较高，因此凡家境一般而自己又有能力教育的家庭多采取让孩子过识字关再进学塾这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多伟人、文人多由母亲教育出来的缘故，从经济的角度看，教也不是白教。

　　因此，在中国古代，母亲有文化而不教自己孩子识字读书的，这样的例子几乎找不到，而母亲们大多数都教到自己不能再教时，才将孩子送到学塾里去。在“唐宋八大家”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撤都是由母亲亲教的，可惜的是这种良好的传统却在歧视妇女里渐渐衰微，在周时有“周室三母”，在魏晋时有妇女授徒，在唐宋时有母亲课子，但到近代，母亲却多已成了文盲，这一好的传统也失去了，现在女性有文化有知识，却没有了教子的意识了！

　　在解决了要对孩子进行早期智力教育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常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以知识教育代替智力教育。

　　智力同知识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知识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智力是获得知识的能力。比如水，它是无色无味的液体，在老师讲解水的知识时，孩子们接受的程度各不相同，有的认识快，理解快，记得牢，有的则接受慢、理解浅，记得少，明显地表现出智力上的差异，即使都记住了，在实际中运用这些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大不一样，文彦博运用它去树洞取球，司马光运用它去砸缸救人，曹冲运用它去称象重，对水的认识属于知识，而掌握和运用这种知识的能力才是智力。

　　知识和智力虽是不同的范畴，但相互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掌握知识是发展智力的必要条件，而智力的发展又能促进一个人对知识的掌握，孩子小的时候，是知识大量获取的时期，也是智力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时应该让孩子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更着重于发展孩子的智力。智力的核心是思维能力，也就是思考能力，这种能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在青年期便相对固定下来，但知识的掌握却可以越来越多，知识是量的问题，而智力则是质的问题。

　　那么究竟如何搞好孩子的早期智力教育呢？我以为孩子的智力教育就象滚雪球，最关键的是在开始时要捏紧一个球芯；又象打陀螺，最要紧的是抽好第一鞭，让孩子自己转起来。而这球芯这第一鞭便是让孩子建立起他的第一个智力快感单元。

　　举识字为例来说，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识几十、几百个字都无甚意义，因为一旦不加复习，便又忘了。即便是识字一两千，如果不能自由阅读也无任何意义，因为孩子的第一个快感单元是自由阅读。没有建立这一快感单元，只要外部压力减少，所学的都会慢慢忘掉。这就如我们成年人学外语一样，只要没过自由阅读这一关，过去能背多少单词都是说明不了问题的。但是，一旦孩子建立了这种阅读快感，他就会主动认字，他认识的字就再也不会忘记，他就已经进入了文字隧道，以后的第二鞭、第三鞭就非常轻松。

　　当然要让孩子从一字不识到能自由阅读决非易事，这中间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般来说都要经过分散阅读、集中识字、儿歌阅读、短篇童话阅读、长篇童话阅读，直至成人读物阅读，当达到短篇乃至长篇童话阅读时，这时才可以说已基本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快感单元了。母亲在教孩子识字时，心里就要明白其目的是要向阅读过渡，为识字而识字的识字只能是事倍功半，徒添母子的苦恼。

　　再举算术为例。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能十位数以内加法，乃至百位数以内加法，甚至会背乘法口诀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旦不教他便又忘得一干二净，这时侯的孩子就象马戏团里的动物一样，是一种机械记忆。那么到什么时候就算建立快感单元了呢？我以为一个完整的算术快感单元应该达到四则运算，孩子到能四则运算时，这时的算术快感乃至算术敏感便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

　　再举音乐为例。喜欢不喜欢唱歌，唱得好与不好，对于才几岁的孩子来说与习育有极大的关系，但是唱得好并不就能弹得好，而要弹得好，必须识谱，因此视唱是一个快感单元，如果孩子能够识谱，无论是唱是奏都好解决，如果这个单元没有过关，尽管可以学琴，尽管也可以考级通过，但终究是不能维持下来的，更不用说提高了！

　　让孩子建立起他的第一个智力快感单元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需要母亲异常的耐心和认真。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母亲最好的做法是将其划分成一个个更小的智力快感单元，如将识字中的分散识字、集中识字、儿歌阅读、童话阅读，算术中的加法、减法、乘法、除法等变成乐事让孩子乐于学习，但是也不排除在此过程孩子因枯燥乏味而不乐意学习。这个时候正是母亲素质的大考验，遇到这种情况，母亲一则要更加耐心更加注意方法，二则要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过了这道关才是唯一的选择。历史上的断杼教子等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很多世界伟人的父母对他们的严格都表现在这个阶段，一旦过了这个阶段，让孩子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智力快感单元，孩子就会自动寻找和享受这种智力上的乐趣了。

　　因此，我们说让孩子建立智力快感，其实就是让孩子对所学的产生兴趣，智力快感单元就是让孩子对所学科目产生兴趣的智力最低知识组合，而一个完整的智力快感单元则不仅是让孩子对所学产生了兴趣，而且更是让他获得了对整个学科进行自由探索的第一块基石。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让孩子入门了！

　　因此，早期智力教育不在于获取知识的多少，而在于发展孩子的思考力，培养孩子的思考习惯，尽管获取知识也许是一种结果，但却绝非是目的。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母亲以知识的多少来衡量早期智力教育的成败，因此过于看中孩子单纯的认字、阅读、计算、弹琴、绘画的成绩。固然这些方面的能力都很重要，但是在现代，即使是最好的家庭智力教育，也不可能完全包揽孩子的全部教育。正确的作法是通过这些材料去让孩子学会思考，点燃孩子的求知热情，如果孩子的思考能力没有培养出来，尽管他在短期内显得比别的孩子知道得多些，但在学习内容深了之后，就有可能落在别的孩子的身后。这样的孩子一旦停止这种被动的教育，孩子便无所适从，不求上进。

　　重知识不重思考的做法，在我们的大学教育里其弊端近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包分配，由于严进宽出，在大学里一度广泛进行“学习动力”的讨论，现在尽管用学分制、用淘汰制等外在压力逼迫学生学习，但“学习动力”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而这一问题的产生正是单纯知识教育的结果，而如果一个人没有养成思考的习惯，即使大学博士毕业，也最后要败于一个小学毕业但孜孜以求的研究者，因为你最多比别人领先20年，而人家却用30年、40年、50年的时间去奋斗，同你竞争，哪有不超过你的道理！

　　台湾吕腾英教授曾针对中国传统这类教育方式指出：我们的奋斗足迹同发达国家的学生正好颠倒过来，个人的努力集中在前半生，大约20年，像钻木取火，拼命地死记硬背；相反，国外学生在童年、少年时代，在大学阶段以前非常轻松，顺应天性，寻寻觅觅，蜻蜓点水，课程非常轻松，剩下的时间就随意地看看书，涉猎人生的方方面面，但是一旦寻找到了发展自己天赋的最佳点，便全力以赴，疯狂追求，“在大学、研究所，我们的求知、努力，比他们差很远，我们青年唯一的目标就是进大学，进了大学很少不毕业的，所以整辈子的努力，就是往这个方面，这是我们引以为忧的，因为进了大学已精疲力竭，患上‘智慧早衰症’，而不象人家找到目标后，可以花30年、40年，好好地为自我实现去努力。”

　　因此，早期智力教育不是获取知识的刀刃教育，而是以学会思考为主的斧背教育。让孩子们喜欢学习，善于学习，这样他们越学越感到乐趣无穷，而孩子们认识的内驱力愈强大，钻研愈深，探究倾向愈强烈，孩子的智力发展就越好！

　　在进行早期智力教育时，争论得比较多的是游戏式教育，还是要有适当强制性。

　　由于早期智力教育不是知识教育，而是让孩子的大脑开窍，而开窍是一个不断地让孩子思维深入的过程，因此早期智力教育存在着系统化的问题，它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的。知识的系统性和儿童认识发展的阶段性、连续性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孩子的智力教育不能离开知识的学习过程，因此智力教育有它本身的规范性，因此它也决定了这种教育需要有适当的强制性。

　　但是，长期以来对智力教育的强制性批评甚多，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在不少父母不懂教育原理，一味进行蛮干；陀螺明明没有转起来，他们却拚命地用鞭子抽，越是没有转起来抽得越厉害，幻想能够用这种方法让陀螺转起来，而没有想到自己应该蹲下来，将鞭子绕在陀螺上，然后抽好这第一鞭。另一方面则是人们似乎认为对于孩子只有玩中学，随孩子的意志才是对的，对孩子的任何规定性都被误认为剥夺、压制了孩子的天性，其实孩子学习效果的好坏，不完全取决于游戏形式本身，而取决于学习内容和方式是否能引起孩子的兴趣和注意，组织得好的科学识字、阅读或计算等同样可以对孩子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再说就是品德教育、习惯教育也都带有适当的强制性，可以说没有适当的强制性就没有教育，对孩子可能更是如此。

　　其实很多天才小时候都受到家庭严格的训练。莫扎特练琴极为辛苦，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要坚持。傅聪也是如此，对严格要求的父亲甚至望而生畏。爱因斯坦5岁时让母亲逼着学小提琴，他曾极度反抗，但是我们知道他后来却是一位极爱音乐的大科学家。我这里所说的意思决不是纵恿对孩子专制，而是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有要求严格的时候，这时我们的母亲应该因势利导。几乎所有接受早期智力教育的杰出人物，其父母大多都熟悉其要求的领域，从而才能引导孩子不断前进，那种不是行家却爱瞎指挥的“严格”，在家庭教育中应该坚决避免，否则孩子不能取得成绩，相反性格还会遭受扭曲。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庭不应该学校化，对此我并不赞同。所谓学校化的实质就是制度化，孩子实际上是最喜欢制度化的，在早期智力教育中，我们的家庭应该吸收学校教育的长处，定时、定量、定人、定地点，这样孩子会很好适应的。

　　至于早期智力教育的内容，我以为以教孩子识字、阅读为好，其一这是每一个人都要掌握的；其二，这是最符合孩子心理发展的；其三，这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最好控制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以后将有详细论述。

　　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母亲抽好了孩子人生陀螺的第一鞭后，就可以将孩子送进学校去了，智力教育的第二鞭、第三鞭应该由学校接着来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