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期刊的硬通货

管季超0712

传统文学期刊的硬通货

颜妍
来源：文学报  


一
　　2011年4月新面世的《天南》，是继《最小说》、《鲤》、《文艺风赏》、《大方》之后的又一本文学期刊新秀。创刊号装帧设计十分出众，做足了艺术“范儿”，然而当期主题“亚细亚故乡”却非常严肃，意在通过对一系列乡村建设实践和乡土主义运动潮流的介绍，来分享亚洲地区知识分子对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作为文学期刊，《天南》的“文学”无疑是一个更灵活也更宽泛的概念，它的“文学在行动”的刊物宗旨，让人不禁想到与它一字之差的另一本文学期刊《天涯》。
　　从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海南地方级文学期刊，到一跃成为国内思想文化界的知名品牌，《天涯》的声名鹊起无疑要归功于1995年末1996年初由杂志社社长韩少功所主持的全面改版。《天涯》改版领先并且影响了后来世纪末的文学期刊改版潮，它的成功策略正在于跳出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的“纯文学”框架，吸纳文学创作以外的思想界的大文化资源，培养以人文学者为重点的作者阵营，其中尤以创立偏重思想性和言论性的“作家立场”栏目最为突出，——这里的“作家”取英文的“writer”而不是“author”之意，指一切动笔写作、以文言志的人，而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者。
　　《天涯》凸显作家知识分子身份、强调作家文化责任的履行以及对社会价值观的承担的办刊理念，十五年之后在提倡基于理解力之上的文学行动力的《天南》杂志那里，得到呼应。二者走的都是泛文化的路子，由纯到杂，把文学向后退，退进文化里，从而发现或者恢复文学的公共性和有机性，相应地，也为刊物赢取更多的卖点和筹码。当然，改版后《天涯》所遭遇的质问也是今天《天南》需要正视和回答的，除却因过于强调姿态而有可能落入为立场而立场的陷阱问题，对于作者群的过分依赖所带来的同仁腔调问题，以及文学性与思想理性的磨合问题以外，更重要的也更保守的，恐怕就是这种综合性的文学期刊如何在自己的“杂”与“综合”之间安顿“纯文学”类作品，如何承担它鼓励创作、发掘新人、筛选经典的传统文学期刊的功能与责任问题。
　　十余年的文学期刊改版潮，在喧哗与骚动之后，似乎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
　　伴随着改版始终的类似问题还有很多。诸如，“好看”的文学期刊与题材的现实主义导向有无必然联系？以“增刊”、“专号”、“扩版”来谋求发表长篇小说的空间，从而凭借价格优势抢占单行本的市场，是否在有意回避文学期刊中短篇小说发掘的重要意义？以选刊形式、文摘形式来取代原创，是否值得鼓励和效仿？类似《山花》、《中国作家》的上、下半月刊或A、B 版，在缩短周期的同时能否保证质量？这一系列追问其实都根源于对文学期刊的认识与定位。
　　
二
　　毫无疑问，理想状态下的文学期刊并不是文学的博物馆，它起的不是价值的保存与固化作用，相反，它更像是定期举办的文学展览，是供交流、评判、筛选的历史的中间物。选择是展览的关键点：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参展是其一，短篇还是长篇，名家还是新秀，故事好的还是技巧高的，有现实意义的还是有美学价值的；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出是其二，以栏目为主还是以策划为主，陈列性的还是互动性的，月刊或者半月刊，以作家访谈为辅助还是加上作品批评，等等。
　　文学期刊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选择的这个过程，在于选择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感，这种紧张感贯穿于它的主题策划、稿件编排、装帧发行的一系列流程之中，也体现为刊物最后的分量、含金量、标准高度以及与同类刊物的区分度，最后，这份紧张感将落脚于刊物与时代的关系之上。文学期刊是文学现场的一部分，一份好的文学期刊，既有它作为文学的前瞻者的敏感，从而能发掘新人，也有它作为同代人的喜悦，愿意去展现佳作，当然，它也将因自己的力有不逮而间接暴露出某一文学时代的病兆。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文学逐渐从中心退回边缘，文学想象越来越“个人化”，它的社会功用在新的文化类型的冲击之下也愈加弱化。技术革命以及新媒体的介入、出版机制的发展与成熟，都在促进创作更直接地进入市场，而不再需要期刊这一媒介。“80后”青春写作的自立门户、网络写作的规模化、畅销书与影视、网络的联盟，以及文学期刊即将开始的全面企业化转制，都在加速这一解体过程。
　　另一方面，传统文学期刊转型的新成果实在乏善可陈。时至今日，文学期刊对原有体制的依附性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它依然承担着面向市场与背负行政地方文化想象的双重职责。在培养作者方面，文学期刊患“名家饥渴症”由来已久，只有等米下锅的急切，是断不肯对名家之作把一把关的，唯名是重、按资排辈的文坛，难免使得文学期刊成为另一个羸弱的名利场。而在读者方面，它既面临着八十年代“纯文学”读者群的流失，也有更重要的，对新读者群体的培育无力。同时，作为同路人的文学批评的缺席，也让期刊疲沓、松懈而不知改，——名家力作的发表常常有单行本的跟进甚至领先出版，也不乏学院派进行批评和研究，但是文学期刊上所发表的新人新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阅读的少，讨论的更少。相较于《最小说》、《鲤》所采取的读后书友会的反馈式的讨论，在传统文学期刊上的发表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石沉大海。
　　
三
　　文学性与市场化并不是问题的两极。整个期刊语境的复杂化，已经无法简单地让市场的归于市场，文学的归于文学了。文学、市场、传播、读者的概念和内涵都在发生变化，它们的相互缠绕和重新关系化，使得频频论及的文学期刊的“坚守”变得含混起来。若是文学本身在变，怎样去定义文学的“坚守”和传统文学期刊的“坚守”？通常意义上的传统文学期刊，指的正是“纯文学”期刊，“纯”意指面向文学传统内部的美学实践，而不是一个价值情感的判断，“纯文学”并不意味着好文学，一种中规中矩、端正、封闭、圈子化、类型化的文学并不就是“纯文学”，否则的话，它就成了一个自我设限的概念。2009年《人民文学》600期特刊以“新锐专号”的形式面世，它在“纯文学”期刊的自我定位之上，将郭敬明的《小时代2》重磅推出，将主流文学期刊的新人、畅销书偶像、网络作家以群像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个组合也正好暗合了主流文学、商业文学、网络文学的三分文坛的格局），可以看做是传统文学期刊在新的文学环境下的一次努力姿态。
　　然而，对这一期特刊的阅读感受不能不说是失望的。当我们暂且放下对超历史的“不死的纯文学”的“垂直价值”的期许，转而从同时代的商业文学、网络文学中寻找一种可能有的“水平价值”的时候，除了郭敬明的商业成功（因为登载《小时代2》当期《人民文学》脱销的新闻就足以证明）以外，从文学的后继力量身上竟然看不到任何“新锐”之气。期刊新人的作品扑鼻而来一股“期刊腔”，网络作家则熟练操持着上世纪先锋文学作家的“旧把式”，市场化的时代为不同的写作个体提供了写作的资源，然而，经验的匮乏和同质、叙述的沿袭和落套却使得这一时代的文学不仅不能从中增益，相反，最后推倒传统文学期刊的力量也许正来自于它的无法接续、无法更新。
　　《天南》相较于《天涯》胜出的似乎只是更精致化、更泛艺术、更重视觉、更面向市场、更讲求营销，但是在今天的刊物流通市场，精致、艺术、视觉、市场、营销这些形式层面的东西将成为它最大的内容，据此，《天南》就有可能从这纷扰的“小时代”中获取它“因信称义”的忠诚读者，占领它的市场份额，这也是一系列杂志书（Mook）“新贵”摸准了法门的地方。而在另一轨道上艰难行进的传统文学期刊，它用来参与市场流通的是“纯文学”这一“硬通货”，归根结底，文学期刊的生命力在作品，在新人，在于用作品和新人来培育自己的忠实读者群。无论写的方式如何变，读的方式如何变，它所依赖的写与读的关系未变。这就意味着“纯文学”期刊所要坚守的不仅仅是姿态和立场，也不仅仅是小众的象征资本，而是扎扎实实的作品分量、原创能力与水准高度，是它作为活跃因子在文学现场所发挥的能动作用。毕竟，时下对传统文学期刊的唱衰，其实是和唱衰当代文学占据同一个靶位的。也毕竟，这一代人所置身的文学现场，或许就是下一代人最初的文学教养。
20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