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汉语句式的倒流现象

管季超0712

近三十年来汉语句式的倒流现象

韩石山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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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一篇名为《从“人间”副刊谈到台湾文艺》里说：“由于‘人间’的勾引，我阅读中文报刊的范围也扩大了，越看越觉得今日台湾文艺界，是把30年代的上海、北平抛入古物陈列所了。”对台湾文艺的嘉许之情溢于言表。此文写于一九八二年，说的是台湾上世纪七十年代文艺的状况。
　　同是唐先生，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化，评价甚低，曾说过：“五〇年代的台湾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经济上也是一穷二白。”据此说，台湾的文艺，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二三十年里发展起来的，大致不会有错。
　　也就在唐先生说台湾文艺多么好的时候，大陆也迎来了文学艺术的一个新春天。此后，两岸文化界多有交流。有交流就会有影响。影响是相互的。大陆对台湾有什么影响，且不论。我要说的是，台湾对大陆的影响。全面论列，非本人学力所能及。仅就有限的阅读经验，谈谈近三十年来，台湾作家在汉语句式方面，对大陆作家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我是将学者也归入作家的，一是这两类人员很难截然分清，再是学者对文辞的讲究更具自觉性，也更具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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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伊始，大陆先后出版过《台湾散文选》和《台湾作家小说选》，稍后还出版过《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发行量分别为：五万、四万、三万。那时大陆的作家与读者，心思还没放在文句的欣赏与研习上，真正在文句上的影响，微乎其微。
　　影响如同借鉴。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句式的影响，实则是文风的影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汉魏之绮丽，唐宋之古朴，彰彰在人耳目。以当代而论，通脱质直，慷慨激昂，可说是大陆文风的一大特征，也是改革开放应具之气象。温润典雅，庄谐相宜，该是台湾及海外华人文风的主调，其源有自，不待龟蓍而可知。既有如此优长，何以鲜见其影响呢？
　　这就要说到其时大陆作家与读者的心态。国门初启，眼花缭乱，彼时大陆作家与读者，最倾慕的，是翻译过来的美国和西欧作家的作品，尤其是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再就是，文风句式，乃是高层次的追求。真正引起关注，细心揣摩，须待繁华过后，心闲气定之际。还有需有人指点，方能憬然而悟。
　　这个指点者是那些在海外享有盛名的华人学者。大陆作家学者，对他们的服膺，每有超乎想象者。这种心态，怕不好以崇什么媚什么而讥刺之，只能说，揆情度理，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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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〇年唐德刚先生的《胡适杂忆》，在大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胡适口述自传》。前者书前有夏志清先生的长序，对唐氏的文风，推崇备至。序中引用了唐著中的一段话：
　　可别小视“跑龙套”……那批华洋混编的“龙套”，有的不推就不“跑”，有的推也不“跑”；有的各“跑”其“跑”，不自由，毋宁死……好不热闹！
　　引文之前，夏先生说，他认为唐先生是“当代中国独具一帜的散文家”，其人“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妙趣横生”。引文之后，对这段话的具体分析是:“
　　德刚在‘各“跑”其“跑”’下面，添了两个三字经——‘不自由，毋宁死……’，真可谓神来之笔。”
　　夏先生何许人也，英文《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著者也。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在大陆引起重视，实赖此公此书之推重。华文出版社的《胡适杂忆》，仅印四千册，另一本《胡适口述自传》稍多些，也不过四千七百册。真正广有影响，是多年之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再版。现在中国文学界与读书界，怕无人不知唐德刚的大名，亦无人不欣赏唐氏的这种通脱跳踉、纵横捭阖的文风与句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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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举一例。旅美华人学者李欧梵先生，也是近年来大陆学者钟爱的一个角色。最早推出的作品有《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一九九九年）和《狐狸洞呓语》（辽宁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若论力度，还要数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十册的《李欧梵作品》。其中一册是《我的哈佛岁月》。在该书《费正清教授》一节中，说到对费的名著《东亚：现代的转化》如何的喜爱：
　　（我们）甚至连费教授的简单有力的文体也背了下来，譬如讲到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的一段，就说（大意如此）“英国领事举枪向……射击，不中，再射一枪，击毙……”，当时我欣赏的就是这“不中”一语，英文只有一个字———“Missed”，传神之至。
　　这个句子所以传神，端在简洁有力，将几个动作的主词均省略，只留下动词。
　　至于实际的影响，最亲切的例证莫过于我自己。去年我写了一部传记，今春修订时，就吸取了李先生大加赞赏的这种笔法，也可说句法。只要能分清动作的实施者，则主词尽可能地省略。比如有一章的开头是：
　　心里惦记着字画的事，休息日刚过又去了。几句闲话说罢，问字画可看了，说上午刚看过。像上面第二句，我过去写，是要写成：“我问字画可看了，张先生说上午刚看过……”动作的实施者，也即主词是一定要标明的。而一旦标明，整个句子也就没有那种简洁有力的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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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来，这两类句式，是海外汉学家的独创了？
　　绝对不是。此类句式，在中国的古典著作中，可说是成例，也可说是“小菜一碟”。唐先生的例子，即以句中插入“不自由，毋宁死”六字，在古汉语文法中，以所处的位置叫“插入”，以用法论，叫“庄语谐用”，只能说唐先生联想力丰富，能在这么不正经的文字中，用了这么正经的一个词儿。至于李先生赞赏的那句话，是古汉语里最常见的一种用法，称为“省略”，可说是“承上省”，也可说是“语急省”。杨树达先生的《汉文文言修辞学》中，举的例子甚多，兹举两例。一为“承上省”：
　　《左传·定公四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
　　树达按：本当云：楚人奔，吴人食而从之，承上省去。
　　一为“语急省”：《史记·冯唐传》：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悦，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将，吾岂匈奴哉！”
　　树达按：本当云：吾若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
　　至于何以数十年后，台湾及海外华人作家学者，还保留着这种古典式的句式表达，而大陆则久已不见，原因多多，一篇短文难以概述。要说的只是，文句是思想沟通的中介，也是感情表达的载体，文句上的互相浸润，进而相谐一致，对增进两岸文化交流，甚或更进一步的作为，该是不无补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