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从民国到现在

管季超0712

语文教材：从民国到现在

作者：记者 黄修毅 实习生 郜艺 摄影 刘林 文章来源：南都周刊

















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

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17课《请问尊姓》的全文。现在上海市江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的蔡亮，盯着右下方一脸懵懂的永儿肖像咯咯直笑。书页在她手中轻快地翻动，《语文》课本反被抛在了一边。

“如果拿现今的课本与此读本相比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欢的书籍课本。”

“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这更让我们家长明白好书籍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

“目前海外的许多华人家庭和台湾地区，还以此书来教育孩子。”

当当网读者对这套再版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这套颜体字排印，淡墨着画，一课一图的教材，是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编得太用心了，小孩怎会不喜欢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别无他饰。

陈宁宁五年前从旧书堆里刨出它们的时候，还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她198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现在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在地，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

这些当年被当成“新书”搜罗的古旧书籍，还来不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有的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凭着对馆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国丛书编目》，陈宁宁从“旧平装”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

在这个过程中，还勾连出了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陈宁宁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啧啧称奇，“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为了拣选出几部合适的老课本再版，当时，她的案头堆满了各种蒙学读本和新式课堂教材。有《三字经》的民国新排本，做成了识字卡片的样子；也有清末的钦定新式读本，少不得讲经尊孔。

最后选定再版的这三套老课本里，“最先确定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一起编写的开明书局版”。为此陈宁宁还联系上丰子恺的女儿，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的丰一吟，“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她对这套课本的记忆还很鲜活。”

陈宁宁的老同学吴遵民，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这几套老教材的价值：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

不用教，一读就能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以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高老师举出佐证：

《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到。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1932年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

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似乎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

最能够体现当时孩子的神采的，是这样一篇应用文，出现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

《致某校足球会书》“某校足球会诸君公鉴：经启者，会自组织以来，只有两月，素乏练习，无从观感。久仰贵会热心体育，成绩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时，拟约贵会诸君，在公共体育场比赛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联络感情；想诸君亦必乐于赞同也。如荷俯允，请先示复为盼。此上，即颂健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足球会谨启。”

“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的日常应用文，这样的温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气度，让你情不自禁地赞叹。”媒体人潘采夫感慨，读者都是明白人，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Ian是上海中心学校（小学部）的“高材生”，不久前还在全国小学生辩论赛上获奖。才十一岁的他，对学了五年的课本的感觉是“被洗脑了”。

小学语文教材有“毒”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重点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这三种使用较广的版本进行分析找错。这份报告详尽列举出了三套教材的种种“毒素”：

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花脸》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养，如北师大版《三个儿子》。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

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孝”、“报恩”、“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新语文课本有多“痛”

在“二期课改”之后，普遍加长的课文，让老师和学生们疲于应付。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

上个月，20位教育一线的语文教师共同发起和成立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小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发布新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跟课堂教育较劲

二年级学生Sunny的妈妈，曾在一篇《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的课后练习里，和课堂教育暗暗较劲。

课文讲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时候，在客人前提反对意见，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思考题设问：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吗？“难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现你的诚实吗？”Sunny的妈妈针锋相对，默许女儿违逆标准答案，写上，“不会，因为妈妈会骂我！”

在事后与老师的交流中，Sunny妈妈坦陈，“因为感觉课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说教，有意挑战一下。”

绍兴稷山中学的语文老师蔡朝阳，与“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对北师大版、苏教版和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概念加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拔高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样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上海江湾中心小学，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王老师的一对女儿，“尽管语感不错，但文章不太会写。”一道世博会的命题作文，姐妹俩的笔墨泼洒在观礼世博烟花，争辩烟火的形状上。“但会写文章的同学，就能从世博烟花联想到世界和平。”

这道同题作文，在作家叶开的家里，则引发了一场教育伦理的讨论。女儿乔乔因为没去过世博会，为写作文发愁，老师传授，“实在写不出可以编”。专程为写作文去了世博，女儿又为“要不要写厕所”发愁，因为“写作文要写那些漂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即使不好的东西，也要写好的方面。”

徒生出这样的无奈，父女间甚至达成了如此暗号，“语文考过九十分就是一桩丑闻”。三年前，叶开就注意到小学语文教材的严重问题，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应《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之约，写了十二期“语文之痛”专栏。

“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牺牲掉了”，为了让女儿能够多少挣脱这种教育思想，叶开把乔乔送进了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小学部）。这所建有国际部的学校，“至少能同时奉行两套价值观的教育”。

就像绝大多数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孩子一样，乔乔偏爱原版英文课本胜过语文课本，每每看到一个人偷笑。上海中心学校五年级学生Ian比较中英文教材，认为“英文课本突出知识点，而在语文书里总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诉你一个课文背后的什么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课本里的“餐厅”一课，调动起了研究菜谱的兴趣，甚至自己在家里要求配菜、做菜。“而语文课本也可以讲烧菜，只是最后要加一个感悟‘我这才体会到妈妈的辛苦’。”Sunny妈妈的话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还有课外书

Ian一结束考试，向妈妈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课外书了吗？”

乔乔在学习时，会偷偷夹塞一本《波西杰克逊》瞄上几眼。这让爸爸叶开感叹好书的诱惑，但仍难释怀“抄词、归纳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费小孩子的时间，二是让小孩子在语文作业这个问题上学会了阳奉阴违。”

虽然，从2001年语文教材放开以来，领袖的故事有所减少，但是王老师还是对叙述陈毅年少时的《神童》等课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其实这是‘主题先行’观念作怪”，叶开如是说。

而另一方面，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缺失到了贫瘠的地步。蔡朝阳历数三个版本，也就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的《不肯长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学课本里，长年沿用着几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旧文，经典几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垄断”。

但在课外又是另一番景象：乔乔读过全套七本近千万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遗传”着“男读《三国》，女读《红楼》”的传统。Ian唯一一篇可称喜欢的课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编而来，但《一千零一夜》几乎在教材中处于完全空白状态。王老师揣测道：“因为那样考点只能出一个阿凡提的智慧，深度不够。”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记者 黄修毅 实习生 郜艺 摄影 刘林 文章来源：南都周刊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意象优美，对现在的小学生吸引力丝毫不减。




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

20个一线语文教师组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关于现行语文教材批判的新书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学者、媒体以及更多是家长们的广泛讨论。

老教材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儿？

南都周刊记者_黄修毅 实习生 郜艺 摄影 刘林

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

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17课《请问尊姓》的全文。现在上海市江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的蔡亮，盯着右下方一脸懵懂的永儿肖像咯咯直笑。书页在她手中轻快地翻动，《语文》课本反被抛在了一边。

“如果拿现今的课本与此读本相比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欢的书籍课本。”

“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这更让我们家长明白好书籍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

“目前海外的许多华人家庭和台湾地区，还以此书来教育孩子。”

当当网读者对这套再版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这套颜体字排印，淡墨着画，一课一图的教材，是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编得太用心了，小孩怎会不喜欢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别无他饰。

陈宁宁五年前从旧书堆里刨出它们的时候，还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她198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现在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在地，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

这些当年被当成“新书”搜罗的古旧书籍，还来不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有的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凭着对馆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国丛书编目》，陈宁宁从“旧平装”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

在这个过程中，还勾连出了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陈宁宁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啧啧称奇，“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为了拣选出几部合适的老课本再版，当时，她的案头堆满了各种蒙学读本和新式课堂教材。有《三字经》的民国新排本，做成了识字卡片的样子；也有清末的钦定新式读本，少不得讲经尊孔。

最后选定再版的这三套老课本里，“最先确定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一起编写的开明书局版”。为此陈宁宁还联系上丰子恺的女儿，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的丰一吟，“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她对这套课本的记忆还很鲜活。”

陈宁宁的老同学吴遵民，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这几套老教材的价值：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

不用教，一读就能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以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高老师举出佐证：

《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到。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1932年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

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似乎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

最能够体现当时孩子的神采的，是这样一篇应用文，出现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

《致某校足球会书》“某校足球会诸君公鉴：经启者，会自组织以来，只有两月，素乏练习，无从观感。久仰贵会热心体育，成绩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时，拟约贵会诸君，在公共体育场比赛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联络感情；想诸君亦必乐于赞同也。如荷俯允，请先示复为盼。此上，即颂健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足球会谨启。”

“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的日常应用文，这样的温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气度，让你情不自禁地赞叹。”媒体人潘采夫感慨，读者都是明白人，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Ian是上海中心学校（小学部）的“高材生”，不久前还在全国小学生辩论赛上获奖。才十一岁的他，对学了五年的课本的感觉是“被洗脑了”。

小学语文教材有“毒”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重点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这三种使用较广的版本进行分析找错。这份报告详尽列举出了三套教材的种种“毒素”：

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花脸》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养，如北师大版《三个儿子》。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

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孝”、“报恩”、“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新语文课本有多“痛”

在“二期课改”之后，普遍加长的课文，让老师和学生们疲于应付。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

上个月，20位教育一线的语文教师共同发起和成立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小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发布新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跟课堂教育较劲

二年级学生Sunny的妈妈，曾在一篇《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的课后练习里，和课堂教育暗暗较劲。

课文讲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时候，在客人前提反对意见，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思考题设问：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吗？“难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现你的诚实吗？”Sunny的妈妈针锋相对，默许女儿违逆标准答案，写上，“不会，因为妈妈会骂我！”

在事后与老师的交流中，Sunny妈妈坦陈，“因为感觉课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说教，有意挑战一下。”

绍兴稷山中学的语文老师蔡朝阳，与“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对北师大版、苏教版和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概念加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拔高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样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上海江湾中心小学，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王老师的一对女儿，“尽管语感不错，但文章不太会写。”一道世博会的命题作文，姐妹俩的笔墨泼洒在观礼世博烟花，争辩烟火的形状上。“但会写文章的同学，就能从世博烟花联想到世界和平。”

这道同题作文，在作家叶开的家里，则引发了一场教育伦理的讨论。女儿乔乔因为没去过世博会，为写作文发愁，老师传授，“实在写不出可以编”。专程为写作文去了世博，女儿又为“要不要写厕所”发愁，因为“写作文要写那些漂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即使不好的东西，也要写好的方面。”

徒生出这样的无奈，父女间甚至达成了如此暗号，“语文考过九十分就是一桩丑闻”。三年前，叶开就注意到小学语文教材的严重问题，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应《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之约，写了十二期“语文之痛”专栏。

“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牺牲掉了”，为了让女儿能够多少挣脱这种教育思想，叶开把乔乔送进了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小学部）。这所建有国际部的学校，“至少能同时奉行两套价值观的教育”。

就像绝大多数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孩子一样，乔乔偏爱原版英文课本胜过语文课本，每每看到一个人偷笑。上海中心学校五年级学生Ian比较中英文教材，认为“英文课本突出知识点，而在语文书里总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诉你一个课文背后的什么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课本里的“餐厅”一课，调动起了研究菜谱的兴趣，甚至自己在家里要求配菜、做菜。“而语文课本也可以讲烧菜，只是最后要加一个感悟‘我这才体会到妈妈的辛苦’。”Sunny妈妈的话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还有课外书

Ian一结束考试，向妈妈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课外书了吗？”

乔乔在学习时，会偷偷夹塞一本《波西杰克逊》瞄上几眼。这让爸爸叶开感叹好书的诱惑，但仍难释怀“抄词、归纳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费小孩子的时间，二是让小孩子在语文作业这个问题上学会了阳奉阴违。”

虽然，从2001年语文教材放开以来，领袖的故事有所减少，但是王老师还是对叙述陈毅年少时的《神童》等课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其实这是‘主题先行’观念作怪”，叶开如是说。

而另一方面，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缺失到了贫瘠的地步。蔡朝阳历数三个版本，也就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的《不肯长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学课本里，长年沿用着几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旧文，经典几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垄断”。

但在课外又是另一番景象：乔乔读过全套七本近千万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遗传”着“男读《三国》，女读《红楼》”的传统。Ian唯一一篇可称喜欢的课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编而来，但《一千零一夜》几乎在教材中处于完全空白状态。王老师揣测道：“因为那样考点只能出一个阿凡提的智慧，深度不够。”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