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观

管季超0712

我的文学观



刘再复

  

    什么是文学？很难定义。正如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美”、什么是“人”，很难定义。但自己是文学理论研究者，又不能不定义。于是，我说，文学是诉诸语言的自由情感的审美存在形式。这一定义强调文学的情感性而不是形象性。散文之所以成为文学，并非形象性而是情感性。一切文学类形均以情感力量打动读者。这一定义又强调文学比任何理性领域更为广阔和灵活的自由性，它可以把自己的发现与发明推向极端。文学情感不是现实情感，而是处于无限时空中的自由情感，这种情感转化为审美形式，便是文学。因此，文学离不开三项基本要素：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心灵是第一要素，一切好作品都必须切入心灵，《封神演义》虽有想象力，但未切入心灵，所以不是好文学。文学批评离不开两大标准：精神内涵与审美形式。精神内涵包括思想内容、情感内容、心理内涵、知觉内容、社会历史内涵等等，杰出的作品必定具有精神内涵的深度、广度与高度。把精神内涵狭窄化为政治内涵，把精神内涵的尺度狭窄化为政治尺度，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是二十世纪我国文学历程中的一大精神教训。文学事业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功利的事业，但它具有广义的功利内涵。换句话说，文学不追求具体的、短暂的功利，但天然地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延续、提升的“功利”，这便是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也是王国维所说的“无用之用”。还需特别强调的是，文学虽涉及功利，但它不追求功利，只审视功利，即审视人类功利活动在何处迷失，它构成怎样的人性困境与生存困境。关于这一思想，我和林岗在《罪与文学》中曾作如下表述：



    诗的立场天然地就是非实践的，是反思的，是审视的。它站在现世的功利活动的另一面，它关注着这个世界，但并不参与这个世界；它要反思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种种事业到底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它要看看人类的种种奋斗、争夺、忙碌到头来离当初的希望到底有多远？它要审视人间的种种苦难、不幸和悲剧是不是源于我们本性深处的贪婪和邪恶？很显然，文学不是站在一个现世的立场看世界的。所谓现世的立场就是理性和计算的立场，理性地设立一个功利性的目标，周密安排必要的计划，并诉诸行动把它实现。文学站在现世立场的另一面，以良知观照人类的现世功利性活动，提示被现实围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文学的立场是超越的，所谓超越就是对现世功利性的超越。

(《罪与文学》第99-100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我一再说，文学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头脑的事业。这不是说，文学创作不必动脑筋，而是说，文学艺术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同，它不是像科学那种靠逻辑靠推理去抵达自己的目标，而是靠想象、靠直觉、靠感悟去抵达目标。文学之法，乃是“无法之法”，即“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天马行空而不失为艺术。严羽说，诗有别趣，非天理也。这一命题强调文学的特征在于情趣，而不在于理念，是对诗的准确界说。但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文学完全与思想(包括与对世界人生的理解无关)。其实经典文学作品中总有大思想也总有对世界、历史、人生的深刻认知，但这些思想与认知又总是像盐或糖化入水中，无痕而有意味。它不诉诸概念，而是诉诸形象、意象和情感。西方的大文学家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都是思想家，只是他们的思想全是心灵化、情感化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化作生命血液的思想，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种逻辑化、体系化的思想不同。我国最伟大的文学经典极品《红楼梦》，也是一部伟大的“心学”，但它不是王阳明那种诉诸概念的心学，而是情感化、意象化了的心学，它与王阳明一样，具有巨大的心学思想深度。

    文学不仅展示现实时空，而且展示无限的自由时空。换言之，文学既是生活在“时代性”的维度上，更是生活在“时间性”(超时代)的维度上。因此，它既可以呈现为历史、政治的《桃花扇》境界，又可以更高也更精彩地呈现为哲学、宇宙的《红楼梦》境界。(王国维语)弗罗依德把文学界定为“梦”，带有很大的真理性。这之前，曹雪芹早已把文学视为梦。《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史湘云、薛宝钗、妙玉、晴雯、鸳鸯、芳官等，个个都是如诗如画如同女神的诗意生命，可惜只是“梦中人”。她们的诗词都出自曹雪芹之笔，那些“闺阁女子”并非真的会写《葬花吟》的诗人。贾府里的那个大观园，恐怕也只是曹雪芹的“梦中园”(理想国)。这个国度“一国两治”(一府两治)，有充分的写作自由、结社自由、诗人们有诗的竞赛而无人的嫉妬和争名夺利等世俗机能。大观园寓意极深，它暗示文学发生的最初原因和文学存在的理由：写作只是生命快乐与心灵诉说的需求，并非“经国之大业”(曹丕语)，更不是谋杀功名、财富、权力的器具。大观园诗人合众国里，林黛玉最为杰出，她所以能成为首席诗人，是因为她最孤独，最纯粹，对于心灵的苦痛体验最深。作家的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经历、感觉、表述能力。主观之诗人经历浅些，但也不能凭空而“诗”。大观园里的作品，均见证了人性和见证了人的生存环境，甚至也见证了历史，其诗情有伤感，有欢乐，有怨恨，有讽喻，但没有一家以批判社会和干预生活为自己的创作出发点，其批判意味全化入诗情中。

    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热烈地拥抱社会是非的作家，但他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者只高度评价《红楼梦》，而对晚清的谴责小说却评价不高。他认为谴责小说最根本的弱点是“溢美”和“溢恶”。鲁迅评说得极有见地。曹雪芹出身贵族豪门，肯定热知当时的宫廷内幕和上层政治斗争状况，但他没有把《红楼梦》写成社会批判小说和政治通俗小说，而是写成一部“人书”(聂绀弩语)，一部呈现人性和人的生存环境的书。文学以人性为基调，自然就穿越时代之维而进入时间之维。曹雪芹家道中落，内心充满孤独，一定也有许多不平不满，但他如果因此而用自己的作品去“干预生活”，在文本中注入“倾向性”，那就没有伟大的《红楼梦》。曹雪芹有关怀，有大慈悲心，但这些关怀不是创作出发点，而是作品派生出来的结果。受曹雪芹的启迪，我又重温萨特存在主义的著名命题(尽管我不喜欢萨特本人的某些政治行为方式)，即“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我借用这一命题对文学作出如下解释：文学首先应当为文学而文学(存在)，为艺术而艺术，然后再考虑文学艺术可能派生的意味。我作此解释当然具有历史针对性。上世纪我国的左翼作家和许多忧国忧民的作家们，往往采取相反的命题(“本质先于存在”)，即先有一个大意义的动机，如为革命而写作，为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而写作，然而，先验动机却带来主题先行和普通的概念化失败现象。从八十年代开始，近三十年来，我的所言所论，都在呼唤“还我本来”，即文学应返回文学的初衷，返回文学最初的基本立足点和文学最初存在的理由。这一理由，不是政治理由，不是道德理由，不是功利理由，而是心灵理由，情感理由，审美理由，生命需求理由，见证人性和生存环境的理由。

    明年农历九月七日，我就年满七十岁了。回想人生，觉得可引为庆幸的是自己总是生活在文学中。生活在文学中，意味着生活在真实的人性中，又意味着生活在梦中。梦中有审美理想，有对美的信仰。从事文学，使我在“现实主体”中又多了一个“艺术主体”。现实没有自由，但梦中有自由。所谓幸福，乃是瞬间对自由的体验。千万年来，人类布满浩劫灾难而神经不会断裂，人类中的生命个体充满艰辛困苦而不想自杀(依然热爱生活)便是因为人生中拥有瞬间的自由体验。作为读者观界是如此，作为作家诗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主张应把“现实工作”与“艺术主体”加以区别。二十五年前我提出“文学主体性”命题，其中的意思正是说：作家的现实主体身份可能是革命者与共产党员，当然要讲政治性、革命性与党性，而作为艺术主体，他则悬搁现实的党派性而讲个性和超越性。能够超越党派性，文学才具有普世价值。主体性是西方的哲学概念，它与客体性对立。近几年我受大乘佛学与禅宗的影响，更喜欢讲自性，自性因缘而生，更具流动性。文学必须从一切他性(包括政治性、市场性、功利性、社会批判性等)中解脱出来，才有自由。为了守持文学的自性，我正在努力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让自己沉浸于其中。对于这一行为，我称之为“重构象牙之塔”。在美国的落基山下，在象牙之塔之中，我已“面壁”多年。我相信，唯有跳出“政治”、“市场”等格局，充当“局外人”、“异乡人”、“槛外人”，唯有进入面壁的沉浸状态，才能进入深邃的精神深渊。唯有在那里，我才能与曹雪芹等伟大灵魂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