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改变选择

管季超0712

知青生活改变选择  
  
  
作者：雷颐

  
  
  
    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曾到农村插队当知青数年；后参军，在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部机务中队任航空电器员；复员后到工厂当车工。1978年参加高考，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7月毕业，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85年7月毕业，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现为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著作有《萨特》、《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被延误的现代化》、《图中日月》等。译著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曾有过一次东西文化大讨论，雷颐“感觉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有点空泛，还不如把国外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翻译出来更有意义”，于是他就翻译了《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这本书。书不厚，但到现在还在不断重印，已成了一些大学科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指定参考书。
向往当科学家的童年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最初的理想都是做一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父亲本身是知识分子，搞工科的，他从小给我灌输的就是：只有学理工科，搞工程技术，当科学家，才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搞文科，好像就次了一等。你也知道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热火朝天，文科总是跟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一不小心便容易因之获罪。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时候起，在我的意识里觉得，我肯定是要学理科的。
    在那个年代，社会上各种书籍是匮乏的。但是由于父亲的知识分子背景，我的家里却有很多书籍，包括文学、科普等方面的，这让我从小就接触到了文学作品，稍大一些，我又偷偷看了一些俄国的小说，甚至看了当时被列为禁书的狄更斯的小说。同时，父亲也给我们定了各种刊物，我记得有《中国少年报》、《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几乎是全的。这些阅读，打开了我头脑中对于文学的兴趣，也开阔了我的视野，这大概是父亲没有想到的。但是在自己的内心里，我向往的好像还是科学家。那时候老师经常让写《我的理想》这一类的作文，我一写，不是想当天文学家，就是地质学家这一类的。
    我小学没毕业，“文革”打断了正常的教育程序。在“文革”中，我被分配进了一所中学，但是在学校里，根本什么都不学，只有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要说什么也没学到也不对，我在那里学到了正负数。现在想起来，正负数的概念是我在那里学到的惟一的东西。
    “农村怎么跟电影里看到的不一样？”
      后来，下乡运动开始了。我也被夹在时代的洪流里到了农村。在农村的那几年，让我对农村、对社会有了深刻的印象，原来农村、社会和我们从前了解的完全不一样。小时候看《丰收之后》等电影，那里面描绘的农村里美妙的田园风光，跟我在农村体验到的迥然不同。上小学的时候，人们讨论说我们这帮小孩子没法参加“文革”，怎么办？就把我们集体赶到郑州郊区的一个农村去劳动，住了十几天，那里离郑州不过三四十里。但是生活条件跟城市比却有天壤之别。
   晚上我们睡在生产队的棉花仓库里面，一帮十二三岁的孩子躺在棉花籽上，纳闷极了：农村怎么跟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不一样？最后大家得出结论：这是郊区的农村，不是真正的农村，真正的农村就是像电影中那么美好。等我到了真正的农村，才发现：原来郊区的农村是好的。
    这种生活状况，给了大多数来自大城市的知青们一种震撼，当然也包括我。最初到农村的时候，在我的内心里，有一种好像是优越感又好像是其他东西的感受，说不清楚。
    我跟当地的农村青年格格不入，没有什么话说。想想过去我们在城市里，跟小朋友们一起打打篮球，或者谈谈看了什么书，《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城里小孩都知道，总能谈得津津有味；那时候没电视，但是能够在广播里听孙敬修讲故事。所有的这些，农村青年都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些城里的知青和农村的青年根本就没话说，很难沟通。但是毕竟在一起生活，时间久了，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我对农村也有了越来越深刻地了解。这种经历，后来在我做社会科学研究时起了重要的影响。
    恢复高考，选择考古学
在农村呆了几年之后开始插队，后来就参军了。在那时候，一个政策下来，要求哪一级青年下乡，那么那一级青年就要全部下乡，而早一年上学的就可以留城，这都是个人无法决定的。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个人的命运是跟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78年是国家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在那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大讨论也已经开始。在那一年的前三个月，我还是一个军人，三月份，我从军队复员到一个工厂去当车工。我之所以选择复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想考大学。1977年，大学开始恢复招生，这件事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震撼。“文革”一开始破除的就是大学招生制度，1977年“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是还没有被完全否定。虽然那时候盛行的还是“两个凡是”，但这似乎是新时期到来的一个讯号。
    就这样，我一边当工人，一边复习准备考大学。学什么专业？数理化这些东西这些年根本就没有学过，一点基础也没有。但是我爱读书的习惯却没有改变，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我还是读了很多的书。公开可以读的毛选、马列全集，我都读了不止一遍；朋友在私下还悄悄交换一些书，像屠格涅夫的，我读完了，还做笔记，做了好几大本。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选择文科，而且确信自己肯定能考上，只是哪个大学的问题。
    父亲对我的选择不能说没有遗憾，但是也没有办法，我们就是那样先天不足的一代。我拿到吉林大学历史系通知书之后，父亲跟我说：“你看你刚复员回来，没有学过数理化就能考上大学，你不如先不去上。利用一年的时间补一下数理化，第二年再考一个理工科的大学。”但是我觉得一边要工作一边补习数理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文革”之后，我的兴趣已经完全转向了文科，就是说，即使我有数理化的知识，我也会选择文科。
    选择历史，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偶然，因为我一度对哲学和文学都特别感兴趣。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产生的影响非常大，那套书给我的影响就是认为搞文学创作就是要有丰富的社会经历，为了搞文学创作去读大学的中文系，没出息。
    就在我选择哲学还是文学之间摇摆不定的时候，过去那种四处闯荡的经历又让我不愿意总是呆在教室里完全地脱离社会。所以我就想到了考古，因为学考古每隔半年就要出去考察，这样不会让我跟社会完全脱离联系，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好处。父亲当然不知道我的想法，他问我：“你对考古毫无了解，也没兴趣，怎么选择了考古？”我说：“我就是想报一个能够到社会上闯荡的，如果我报的是理工科，那么我不会报天文、报物理，我会选择地质。”当时考古专业在文科中分数要求非常高，属于历史系，结果我的分数不够考古专业的要求，就被拨到了历史系。
    伯乐相中，走上近代史研究路
在开始的时候，我对历史的兴趣不是特别浓。只是自己跑到图书馆去看自己感兴趣的书。我记得那时我每天基本上都是在五点半起床，然后就跑到图书馆，很多的课都不去上。包括卢梭、黑格尔的一系列作品，都是我在那时候读的。那时候让我感兴趣的还有英语，一个二十多岁的人才开始接触外语，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记得学了一段时间之后，老师让我背二十六个英语字母，背完之后老师说：“你落了一个，再背一遍。”我又背了一遍，老师说：“你还是落了一个。”我现在还记得老师告诉我：落的是I.
虽然如此，我对于英语的兴趣还是特别大，英语课我是每堂都上的，还在图书馆里自学英语。我自学的进度很快，远远超过了老师讲课的进度。每次上完课，英语老师马上就被我和另外两三个同学包围了，提各种问题。外语老师也是个年轻人，态度特别好。后来我自学的程度比较深，有时问他问题，他说：“唉呀，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抄下来回去问问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下次我来给你回答。”那时候录音机很少，练习口语的机会很少，我们也不太重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的英语还是“哑巴英语”。
学校讲世界史的老师发现我的英语很好，就建议我学美国史，但是有一次我去听近代史老师李时岳的课，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觉得，一个老师讲课讲到李老师那个程度就算是成功了。从那时起，李老师的课我每堂都去，他讲的越来越深入。我对于美国史的兴趣也转到了中国近代史。大三时，李老师的课讲完了，他让我们每人写一篇论文，我写了一篇《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李老师对此大为赞赏，后来就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报考他的研究生。当时研究生的名额很少，都是按计划分配给每个导师。本来李老师在1981年有名额，1982年没有。而我正好是在 1982年考试。李老师对我说：“如果你要考，我今年就不招了，把计划名额推到明年。”我最后接受了李老师的建议。
    1984年，还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篇论文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在那个时候，一个在读的学生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简直是个奇迹。这恐怕对我一年后毕业分配到近代史所起了很大的作用。
下乡经历成为研究的注脚
    在我研究思想文化史的时候，我过去的经历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我写过一篇《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看起来跟法国的年鉴学派的观点很相近，但是影响我的，却是我下乡的那段体验。后来我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研究到1953年时注意到，那时中国做了一个战略性的选择：为了实行计划经济，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就是因为实行统购统销，之后中国才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才有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和吃农业粮的农村人的区别。从那以后，城里人可以当农村人，但是农村人想当城里人，却是难于上青天。
    我注意到，从前的史书谈到这段历史，都是从国家的视角论述，说实行统购统销对于从农村提取资金进而实现国家工业化起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下乡的经历却让我注意：实行统购统销，对于农民世世代代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恰恰是史书上没有的，于是我就特别注重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实行这种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特定时期过去之后，就应该努力消除这种政策带给农民的影响。
我现在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两端，一端就是所谓的“精端”：研究“五四”历程，研究胡适、傅斯年那批最精英的知识分子；另一端就是研究社会最大众的人民生活。这两端在我看来应该有一种互补。现在，和我来往较多的学者是秦晖、徐友渔、刘东他们，在跟这些朋友交流的时候，虽然大家的专业并不相近，但是却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让我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