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一宇：关于“孩子的教育”

管季超0712

韩一宇：关于“孩子的教育”  

     《书屋》，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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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意义我们会以为，对于孩子来说，怎么会有什么哲学思维呢？可是美国的加雷斯·皮·马修斯的研究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告诉我们“许多人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在运用哲学了”。他的任务就是要纠正这个偏见，“就是引导学生重新进行他们曾经喜爱过而且是被认为与生俱来的一种活动，不过这种活动后来为适应社会生活需要而放弃了”。马修斯“沉浸在对儿童的哲学思想的深思苦索后，就发现这个主题是多么迷人，而且发现它还吸引了课堂内外的人们”，因此他开始阐述他的观点，“从事一些非正规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且搜集他人的反映和想法，其中有哲学家和非哲学家、家长、教师以及其他喜欢孩子的人” 。



      长期以来，我们漠视了儿童心灵的丰富性，我们以成人世界并不成功的人生经验、终不知是否正确之故的成见、习以为常的心理习惯去迫儿童就范。现代教育的悲剧就在于它的赤裸裸，带着功利的好恶，要像调教狗一样调教人。马修斯认为这是人类的愚昧和偏见。例如他在自己的《哲学与幼童》里首先举隅：一个叫蒂姆的六岁孩子，偶然在吃了一样从未吃过的好东西后，就不可思议去问：“妈妈，请您告诉我，我今天为什么会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这是不是在梦中？”但母亲不仅无论如何说服不了孩子，而且还会固执地认为这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而孩子经过思索说：“妈妈，看来这不是在做梦，因为我会在梦中问我自己是在做梦么？”不管孩子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在马修斯看来，这就是孩子的哲学思维：好奇、冲动、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符合所有哲学思维所具有的程序与品格。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起源于怀疑和好奇。英国哲学家罗素告诉我们，哲学即使不能解答我们所希望解答的许多问题，至少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增加对宇宙的兴趣，甚至在日常生活最平凡事物的表面现象下，看到事物的新奇与值得怀疑之处。维特根斯坦则说：“哲学家的行为经常与小孩的行为差不多。小孩在一张纸上胡写乱涂后问大人：‘这是什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大人曾几次给小孩画图画，然后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幢房子’等等。后来小孩又涂画了一些符号，问道：‘那么这又是什么？’”用我们东方思维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有趣的人生哲学问题，因为这个孩子等于演绎了一个类似于“庄周梦蝶”的故事。庄周不是在梦中问自己，究竟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变成了蝴蝶吗？笛卡尔在他的《沉思》里，也曾经为辨别梦还是生活颇费踌躇。对于这个故事，博尔赫斯同样感到惊异，他在《博尔赫斯谈艺录》里，就曾经质疑，为什么庄周会梦见蝴蝶？为什么梦见的是蝴蝶而不是汽车呢？这显然是个很可笑很无用的问题。是啊，这是多么可笑的幼稚的问题！但是，哲学思维就这样与生俱来地启动了。接着这个孩子又给母亲提出了更加荒唐离奇的问题，“请问妈妈，人长着一张嘴，只能吃一种东西；为什么人长着两个眼睛，却不能看见两个妈妈呢？”——除去生理学的角度，谁能说这不是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列特提出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命题相似呢？



      孩子的哲学思维是心灵的、美学的。孩子的思维具有成人世界难以想象的超常性和诡异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注意理解、尊重儿童的这个思维的特点并和他们去耐心地对话。马修斯指出，儿童的哲学思维主要表现为“阵发性”的、生动的“简短的生活轶事”；但也不排除孩子哲学思维关注的“持久性”和“坚毅性”。在讨论哲学与幼童时，作者便充分注意到了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放过在孩子生活的任何细节处去搜寻有趣的例证。在不足八万字篇幅的著作里，马修斯讨论了“困惑”、“游戏”、“推理”、“故事”、“幻想”、“焦虑”、“纯朴”、“对话”等九个和孩子哲学思维息息相关的问题。



    《世说新语》肯定不是一个讨论儿童与哲学思维的著作，但也无意识地讲到了哲学思维和幼童相关的趣事佚闻。说晋元帝司马睿很喜欢自己的儿子司马绍，即后来的晋明帝，有一天长安来了一位客人，晋元帝为炫耀儿子的聪明，就问儿子，你能告诉客人是太阳远还是长安远吗？儿子说当然是太阳远。元帝问何以故？儿子回答说，因为看到了长安来的客人，却没有看到从太阳来的客人。第二天晋元帝故伎重演，问儿子太阳和长安到底哪个更远，没想到儿子却出尔反尔回答是长安远，晋元帝惊诧问何以故？儿子回答说，因为我们抬头就可以看见太阳，却无论如何看不到长安。正是由于看到了孩子心灵世界的博大，明代的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在宋明理学法网恢恢的时代，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伟大创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一生如果有过慧眼，那就应该是孩提时期。可川端康成固执地认为，是“临终的慧眼”。如果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企图为他的自裁找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

  

    《哲学与幼童》是一本启人心智的著作，作者用大量有趣生动的案例告诉我们，儿童与生俱来拥有运用哲学的能力。他／她们天真纯朴的心灵对于万有的宇宙和人生所萌发的种种匪夷所思的疑问、困惑，“都含有探索真理的意味，符合深奥的哲学原理”。译者陈国容说：“《哲学与幼童》一书，是由钱钟书先生推荐给三联书店的，我荣幸地接受了三联书店给我的翻译工作。”作为智者的钱钟书为什么会推荐这部书呢？这里是否隐含了推荐人育儿经历的经验总结，抑或失败教训的自责与忏悔？我们自然是不得而知的。但在杨绛先生的《我们仨》里，却有这样一段不着痕迹的育儿过失的检讨：“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护着孩子失去了机灵。这点我完全承认。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人类可以登月，可以克隆，可以制造傻瓜相机，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明过傻瓜人生，甚至即使以后也不会有所谓的哲人敢斗胆去撰写《人生指南》一类的教科书。可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人生的探讨。澳大利亚的安德鲁·马修斯是位传染快乐的人，他为孩子们写了《做个快乐少年人》。这是一本把“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幼童哲学思维培养，转化为“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可操作的人生话题演练。这样看来，两个马修斯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一个“道”与“器”互补的例案。天下为人父母者，若无奢望培养孩子成为一个精神贵族，而愿意培养孩子拥有一个平凡、有用的快乐人生的话，那就有必要读读《做个快乐的少年人》。安德鲁·马修斯的尝试是成功的，例如有些事实就摆在你的面前：一个十岁男孩，他的宝贝就是足球，足球就是他全部生活的内容，他抱着它睡觉、吃饭。他对于与足球相关的世界无所不知，但对于婴儿来自哪里却从来没关心过。有一天下午，他丢失了足球，到处寻找却找不着，他疑心肯定是被人偷了。最后他看见一位女士，她好像把他的足球藏在外衣里面，他怒气冲冲上去质问：“你干什么把我的足球藏在你衣服里面？”当然，不是她拿走了他的足球。不过，这天下午这个男孩总算知道了婴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以及十月怀胎的女人的样子。谁说人生不能彩排，马修斯的研究告诉我们，一次性的人生也是可以预演或彩排的，然后再正式粉墨登场。如每个童年所有的游戏，都是对于成人世界的模仿，从游戏程序到游戏规则的设计，无不具有成人社会的仪式，因此孩子的游戏，莫不是对成人社会生活的提前演练。



    在这本为孩子们量身定做的书里，这样讨论孩子的教育，我们不仅找到了轻松，而且也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方式。例如，我们也可以说孩子快乐教育的最基本的训练应该是生活态度。如果生活常常是给予，那也许是另一回事；问题是我们经常生活在逆境中，或者，我们经常是失败者。假如“你申请了一份兼职，他们却聘用了你的朋友；你新买了一辆车，在一星期内却被偷了；或者，你爱上了隔壁的男孩，他却爱上了对面街道女孩”，你很容易产生这个世界和你过不去的感觉。我们该如何改变自己懊恼的感觉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采取所谓“屡败屡战”的方式，但这样处理的方式是不是把生活描绘的太悲壮了？还有一种是“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笑，你对它哭它就哭”的说法，这样的黑色幽默等于把生活比成了哈哈镜，而让自己扮演了一个小丑的角色。而马修斯认为，“关键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你怎么样去处理它”——“案例一：我的朋友约翰·福佩天生没有手臂。他获得了传播学硕士学位，还到世界各地的公司和学校去演讲。他从来都不会问：‘为什么我天生就没有手臂？’他只会问自己：‘我可以怎样去克服它呢？’”对于一个失败者，或对于逆境中的生活实在没有更好的灵丹妙药，惟有你如何积极地面对它。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也曾从反面讲过一则如何面对失败的故事：从前有个臭棋篓子，和人下棋每下必败。为此他向神仙求助下棋必赢之法。神仙告诉他：我没有必赢之法教你，但可以教你必不输之法，那就是你以后别再和人下棋了，这样你肯定就不会输了。我们都知道《阿甘正传》里的阿甘吧，他不光腿不方便，而且只有常人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五的智商，但他有百分之百的情商，有稚拙到几近圆满的良心道德，在他的母亲的呵护下，经历了残酷现实生活的锤炼后，他居然长成了大树。



    人生的形式常常是以这种积极自助的方式来完成的，如马修斯称之为“积极思想”对孩子的帮助：想象你坐着巨型客机飞往欧洲，机翼的一个引擎掉了下去，你希望机长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希望机长说：“保持冷静，扣好安全带！飞机有点摇晃，但我们会安全着陆的？”反者，你还是希望机长在客舱过道上来回气急败坏地尖叫着：“我们全都死定了？”——你想想，哪个家伙有可能让你安全着陆？“现在，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你就是你的机长”，你就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生在森林里，你只有一把斧头，一个指南针，一把坚果和浆果，你就可以出发了，即使生命的罗盘早已指错了方向，你不仅可以披荆斩棘穿过树林，你还可以学会与动物相处。



    两位马修斯的教育思想，与我们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相去甚远。我们的教育不是着重于教人做人，就是实利地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家庭的教育是望子成龙功利心过重，学校教育是要为国家制造出一批批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你拉我扯的争夺中，我们较少想到孩子心灵的正常发展。应试教育是防错教育，难以容纳孩子天真诡异的思维；谁能说我们读着《半夜鸡叫》的课文长大，就能培育出一颗温柔善良的心灵呢？如果我们多发现孩子们的心灵，不再去“教育孩子”，而是理性地开始考虑关于“孩子的教育”，那样，事情是不是会好一些，或者说我们会有一个好的开始？

                          [美]加雷斯·皮·马修斯：《哲学与幼童》，陈国容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澳]安德鲁·马修斯：《做个快乐的少年人》，邓碧霞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