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之：《文史知识》编辑部里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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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之：《文史知识》编辑部里的年轻人



时间:2011年8月23日 作者：杨牧之 来源:中华读书报




“管家”华小林

《文史知识》的“管家”是华小林。我第一次认识她是在她分来总编室工作的那天早晨。人事处的同志陪着她来到办公室，介绍过后便走了。当时总编室负责人是俞明岳。俞老先生，原本是公私合营前中华书局股东之一，有点中华书局的股份，文化大革命中没收不算数了，但后来落实政策，政府又发还了，说是有几十万元，有的说20多万、有的说30多万，谁也说不清。在上世纪70年代，二三十万 可是一笔大钱，比今天二三百万威力还大。这俞老先生为人极好，《文史知识》创刊号，他出资买了1000册，送人。那时还没有“赞助”一说，我常想，就凭俞先生这一壮举，《文史知识》要记他一辈子，感谢他一辈子。

我刚到总编室时，因为只有一间办公室，我坐在老先生对面。老先生对我说：“从今以后，打水、扫地、擦桌子归你。”那当然，老先生那时也有60多岁了，这些事当然该我干。岂料人事处同志刚一走，俞老先生便对华小林说：“从今以后，打水、扫地、擦桌子归你了。”我愕然，想笑，难道我出师了？！华小林那时也就20出头，常穿一件半长的粗呢外套，眉目清秀，话却不多。她一早来了就打水、扫地，有时见我来得早已经打扫停当，嘴上没谢过，眼神却瞧着我笑笑。

后来办《文史知识》，我就把她拉过来，让她负责所有编务的事。

她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负责刊物的装帧设计，后来《文史知识》在设计上的庄重、大方、书卷气的风格，就是从那时候奠定的。

她没有学过美术，也没学过装帧设计，但她能借重懂行的专家，比如曹辛之、张慈中、范贻光、王增寅、杨华如等，她都请来出谋划策、帮她设计。渐渐地她也很在行了。她是学历史的，把自己的所学努力应用在版面设计上。有一篇《投壶趣谈》的文章，介绍古代的投壶活动。她遍翻资料，找来河南南阳市卧龙岗汉画馆的投壶石刻画。画面上一只壶，壶两面各有一人正在抱矢投掷，两人之旁，一大汉席地而坐，醉态毕露，一望而知他是投壶场上的败将，多次被罚酒，已不能自持。这幅汉代石刻画配得多么好。看了这幅画，对汉代投壶游戏就很容易理解了。

华小林对刊物版面的细微之处极用心，缘自她对刊物的热爱。《文史知识》上有一些装饰图案，很是古色古香，颇适合刊物风格，最见特色的是版头、尾花。杂志一般都分栏目，栏头有时要加一个图案，叫做版头。文章结尾，剩下一二百字空白，点缀一个小图，称为尾花。版头、尾花都是很细微的地方，华小林在这方面很动脑筋：版头常用篆刻图章，每期变化不同；尾花常用动物肖形印，生动有趣。一图之微，常得读者好评。

编辑部里比她年龄小的、比她年龄大的，都管她叫“小林兄”，透着亲切和对她的尊敬。她父母都已去世。姐姐在美国搞研究，做着联合国的项目。妹妹在美国读书、工作。问她，你一个人，为什么不去美国和姐姐、妹妹在一起呢？她笑笑说，我还是守着家吧。一只鹰（姐姐叫小鹰），一只燕（妹妹叫小燕），最后都还是要回到林（小林）中来的，这是命运的安排。

后来，她升任《文史知识》编辑部副主任。再后来，中华书局成立了一个方志办公室，需要一位踏实、肯干、有经验、懂历史的人负责，她便离开《文史知识》编辑部，到那里去做编辑室主任了。

风华正茂的余喆  

余喆是《文史知识》元老之一。他来《文史知识》工作，颇有些偶然。

《文史知识》创刊之初，需要一个专职校对。中华书局有校对科，兵强马壮，能校中国古书，能校二十四史，那水平还能差吗？但《文史知识》是月刊，给校对留的时间很短，按一般书稿流程，来不及，非专设校对不可。我们就请书局出版部推荐一位能干的校对。一天，我在中午休息时到楼上校对科，想先见见他们推荐的那位校对。敲门而入，室内几位正在打扑克牌，没人理我。他们有的脚蹬在桌子上，有的激动地甩着牌，旁若无人。只有一位个头不算高的小青年过来和我说话，很有礼貌地问我，找谁。问答有致，彬彬有礼，告诉我要找的人没在。他的作派与旁边几位大战扑克的人形成鲜明对照，我十分中意。心里就有了倾向，回去和有关同志商量，就把他调到了《文史知识》编辑部。他就是余喆。那位上面推荐的人没来，认都不认识的余喆来了，这不是偶然吗？但他的素养让我喜欢，这又是必然。缘份让我们一起工作了十来年，共同经历了《文史知识》创业之初荜路蓝缕的艰难岁月，结下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友情。

“青春的岁月是人生最怀念的岁月”，这是余喆在他的一篇随笔《风华正茂的歌声》中的一句话，这句话颇勾动我的心弦。

余喆来《文史知识》后，就什么都干起来了。既是秘书，负责稿件收发、信函往复，又管校对，还负责跑厂，一个人简直就是半个编辑部。

办刊物，尤其是月刊，按时出刊是头等大事。那时的印刷厂可是奇货可居，印厂要是看不上你，可就惨了。印厂那时主要还是铅排，工作量大，工人工作很辛苦，所以要求也多——稿件一定齐清定；版式一定合理、明白；插图一定预先制好版。余喆很快就弄明白了其中的要害，三个环节做得干净利索，深得工厂师傅好评。因为活儿做得好，《文史知识》稿件一到，立马排版，从没有因为编务拖过期。   

余喆十分用功。当时《文史知识》编辑部只有4个人，每个人都得文武全才，余喆十分注意在工作中学习。他为给“怎样欣赏古典诗词”栏目组稿，特意去拜访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事前找来宗先生的著作认真阅读，做足了美学功课。见到宗先生，便向他请教“中国诗的艺术意境”之特点，请他讲“中国山水画与山水诗的关系”。老人在家很寂寞，见到有中华书局的编辑来访，且所问在行，又是他满腹心得的中国美学问题，便上下古今、妙语如珠地侃侃而谈。很快《文史知识》就收到了宗老寄来的稿件。

又有一次，他陪我去古典文学专家蒋和森先生家里拜访。蒋先生很有学问，年轻时写就《红楼梦论稿》，坊间传诵，名满天下。我们拜访的时候，他正伏案创作长篇历史小说《风萧萧》、《黄梅雨》。看到蒋先生的瘦削和苍老，余喆深感作学问之不易，之后，他四处求寻蒋先生的著作，提高自己。

就是这样努力，余喆很快也可以作编辑工作了。他年轻，脑子活，看我和黄克忙于组稿、编稿，便在经营上动脑筋。一次，我们得知周振甫先生在甘家口物资部礼堂讲授古典文学，余喆便约上黄克、胡友鸣，一人一辆自行车，每人车后驮一包《文史知识》，顶着夏日骄阳，去现场售书。没用20分钟，所带之刊物全部售光。那时候，走出去营销在中华书局还是新生事物，很惹人关注。回程时，见路旁一小饭馆正在卸啤酒，三个人跑进去，一人一升，痛快淋漓，边喝边筹划着下一个活动。

至今回忆那段往事，余喆还不忘当日的豪情。他说尽管已经离开《文史知识》17年了，但每当长夜灯下，对着披霜的双鬓悠悠回想，仿佛自己又骑上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一摞刚刚编成的新稿件，耳畔轻拂着故宫旁的淡淡槐花香，驰向印厂……

第三任掌门人胡友鸣

友鸣算是《文史知识》的一个“元老”了。他在《文史知识》只有四个人时就来到编辑部。那时，他还是个来这儿实习的北大中文系学生。

后来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件小事。刊物创刊不久，为扩大影响，我们便带着《文史知识》及中华书局新出的一些书去北大三角地销售。恰值午饭时间，很多学生端着饭碗，边吃边翻着刊物。一个学生问：“饭票要不要啊！”我正惊诧着，旁边一个声音说：“行！”回头一看，正是北大实习生胡友鸣。我心想，这小伙子倒很热心，顿生好感。他对刊物真有一份热情，想尽办法推销。

就这样，他留了下来，一留就是大半生，最终成为《文史知识》第三任“执行主编”。如他自己常说的：“《文史知识》多大，我在《文史知识》的年头就多长。”

我愿为友鸣写上一大笔，因为他的一种坚守——对《文史知识》风格、精神的坚守。这在他“掌门”的13年中体现尤为突出。 《文史知识》的组稿原则：名人写名文。写这个题目的一定是研究这个题目的“名人”，这个专家写出来的文章，够不上“名文”，一定退改。落实这个原则，大概就是《文史知识》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吧？后来我们都走了，友鸣仍然恪守着“大专家写小文章”的作法。

有一次，刊物决定介绍《山海经》。谁能写，友鸣说：当然是四川的袁珂先生，他是中国著名的神话研究专家。于是友鸣便给袁珂先生发了一封组稿信。很快，袁先生便寄来他打算写的文章的提纲，还有一篇已经发过的文章。那意思是说，如果你们急，发过的你们可以再发一次。胡友鸣不肯通融，可如果等着袁先生写就不知哪年哪月了。换其它人又没有袁珂先生有影响，于是，友鸣亲自动手。他找来了一批袁先生发过的文章，参照袁先生的提纲，用袁先生既有的观点，尽力体现袁先生的语言风格，很快就又写了一篇，然后寄给袁先生过目。袁先生很是感动。后来，袁珂先生到北京开会，专门到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答谢，说，没见过这样的刊物，没见过这样的编辑。

穿白衬衫蓝裙子的张荷

《文史知识》还有两位女士。一位是马欣来，一位是张荷。马欣来是北大中文系1984届毕业生，张荷是同届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被一起分配到中华书局，又一起来到《文史知识》工作。两人年龄相差半岁。

第一个来报到的是张荷。那天是7月28日，至今我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本来他们9月1日报到上班就可以，她却早了一个多月。我就说：“还没到日子啊？念了那么多年书，很辛苦，今后可没有寒暑假了。”她说：“我就是想今天报到，今天开始上班。”我听出她话里有话，大感好奇。她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顿时喜欢这孩子了，她要把这个生日作为人生的又一个“开始”，可见她多么看重她走入社会的这一份工作。

我真诚地相信，这一有意义的开始，会给她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前些天，三联书店出版了龙应台的《目送》，很畅销，居然发了50多万册。打开版权页看，责编是张荷。还有一本瑞典人林西莉（即塞西莉亚·林德奎斯特）写的《古琴》。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居然又研究到中国特有的古琴上来，而且此书在中国读者中颇受好评，首印数10000册，数月后又重印。一打听，原来责编也是张荷。这位瑞典作者1989年在三联书店出版过《汉字王国》，很受欢迎。《古琴》一完成，她特地请了中国人把《古琴》译成中文，张荷认真通读书稿，仔细校对史料，改正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理解的许多错误。当作者看到张荷几乎把她的稿子改花时，顿时哭了。

“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错误！”不信。

还有学者的尊严。那是她凭借对中国古琴深深的热爱，写出的一部心爱的著作啊！

作者又去社科院请专家帮她看稿子。专家认真复核了张荷的改正之处，对张荷说：“你改的都对，真下了功夫。”随后，专家又给作者写信，告诉她：“请你放心，编辑帮你修改得很好。”

这时作者的心态平和了，她把改正稿与原稿一一比对之后，对张荷感谢万分。她明白了，自己碰上了一位好编辑。

问张荷，何以如此用心？

她说，这是《文史知识》打下的基础。

张荷的父亲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母亲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她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到中华书局，心里想着进古代史编辑室，看历史书稿，渐渐地熟悉某一领域，成为历史学科某一领域的研究者，然后写文章、著书，走中华书局编辑崇尚的“学者型编辑”的道路。可是中华书局领导分配她到了《文史知识》编辑部。她仍然高高兴兴地报到。

“我感激《文史知识》对我的培养，这个培养是全面的。我如果到了历史编辑室，一二年也不必想选题的事，因为一部书稿几百万字，可以忙活一二年。我不必一字一句去审校原稿，古人的原著还能改吗？但《文史知识》是月刊，一期30多篇文章，逼着我去想选题；一篇文章三五千字，读者一目了然，编辑必须一字字审读加工。就是这份编辑工作，把我培养成为一个职业编辑。”

中学时便著文质疑红学家的马欣来

马欣来报到时，我问她为什么要到《文史知识》工作，她的想法很真诚。可当我了解了她的情况就嘀咕起来了：北大高材生，人长得亭亭玉立，家庭条件又好，《文史知识》这个小刊物恐怕留不住她！便说：“《文史知识》条件不好，人少，工作条件差，你看这办公室又挤又乱，不如到其它编辑室。”然而她说，喜欢这份工作，一定会好好干。不怕条件差。

我说，你再考虑考虑，免得走弯路，浪费了时间。记得这样谈了不止一次，具体话记不清了，总之都是劝她别在这儿干，理由是这里条件不好。

最后，我见她言谈诚恳，明事达礼，就诚心诚意地说：“要说《文史知识》条件不好，也是事实，但那只是一个方面，《文史知识》也有好的地方。比如，这里特别锻炼人。中华书局其它编辑室，一部书稿，从组稿到成书，总得二三年时间。而《文史知识》从组稿到出刊，周期也就两个多月。两个多月就能见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知道你的策划是否受读者欢迎，能够及时总结、及时调整，那种锻炼不是一部校点书稿可以相比的……”

后来，时间长了，我真正明白了马欣来到《文史知识》工作的原因。

早在1980年，马欣来还是北京景山学校高二学生的时候，就写出《〈秦可卿晚死考〉质疑》一文，与当时小有名气、任《红楼梦学刊》编委的戴不凡商榷，令红学界啧啧称奇。这篇文章很得冯其庸的欣赏，冯先生便和她的老师说，马欣来不用考大学，直接作他的研究生吧。马欣来没有同意，坚持参加高考。大学毕业时，一些大报大刊，一些研究单位、大学都有名额，她却执意要到中华书局来。她说，单位名气大小，条件好坏，都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工作有意义，有干事的环境。

没过一年，马欣来就成了《文史知识》的骨干。

她最大的长处就是能组稿。不论什么大专家，她一出马，稿子便组来了。当时著名学者李泽厚，各种刊物都约他写稿，《文史知识》需要请李先生与青年学生谈谈“80年代怎样治学”，起初是要陈仲奇去组稿，李先生摊出一大堆活儿，婉拒了。派马欣来再去时，也不知她都说了什么，李泽厚欣然同意，没过多久，便交来《新春话知识——致青年朋友们》一篇大文。把陈仲奇佩服得五体投地。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金开诚先生曾说：“《文史知识》的马欣来真了不得。她请你写稿，你没办法不写。”  

今天想想，能组稿主要不是靠能说会道，而是靠懂专业，靠能和专家学者对话，交流。专家学者认为你懂行，说到点子上了，信任你，于是愿意给你写稿。当年，马欣来写了《〈秦可卿晚死考〉质疑》，深得“懂行”的冯其庸先生赞赏。后来，马欣来研究王维的诗，写出《试论王维的佛教思想》，指出“王维是盛唐诗人中受佛学影响的代表人物”，他的确对佛教禅宗感兴趣，但王维的信佛有它特殊的原因，“佛教只是他理想破灭后的虔诚，他在无可奈何中把这废墟看作人生不可逃脱的归宿”。（《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2期）这个观点，在学术界总结二十世纪佛禅研究的“述评”中，被给予充分的肯定。她整理辑校的《关汉卿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在《关汉卿研究百年评点与未来展望》一文中，同吴国钦、李汉秋等专家的考订研究成果一起，被称为此时期关汉卿考订研究的重要成果。她和胡友鸣合作编著的《台湾文化》一书，成为台湾文化大学教授江天健先生讲授台湾社会文化史，向学生提供的十余种参考书的第一种。

这些成绩说明了，当编辑，即便是周期短变化又快的月刊编辑，也是可以而且应该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有自己的研究成果的。研究、著述使一个编辑的学识不断提高；不断提高的学识，促使编辑的素养更加成熟。一个学者型的编辑一定会得到作者的尊敬，而且会为读者编出高水平的读物来。

快人黄松

编辑部里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有趣的人。比如黄松，他也是1984年大学毕业，不过他是武汉大学毕业生。他本来在中华书局总编室工作，但他不想在上面，而想到具体业务部门工作，就来到《文史知识》编辑部。他干活快，利索，交给他工作，总是一心一意很快做完。这在后来，他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时，发挥得更加充分。一件工作交给他，他一抓到底。到最后，不是你催他，而是他催你，是他在督促领导尽快落实。

他脑子快，聪明。1985年，他陪我去山东出差。山东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时，我见到一盘扇贝又白又大，心想，这是扇贝吗？我们吃的多半小而黄。便问，这是什么菜？他立马说：“杨先生，您没看清吧，这不就是您家常吃的鲜贝吗？”我听后哈哈大笑。这小子，脑子真快，真会说。他是怕我露怯，是担心别人笑我没见识。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便我见多识广，我那时月工资不到100元，怎么可能“常吃”又白又大的鲜贝呢！

黄松的大发展是在他负责古籍办公室的时候。几年下来，全国古籍出版社没有不熟悉他的，他和古籍出版社没有不友好的，为什么？他能为他们排忧解难，干事又风风火火。他协调古籍规划项目，请专家办培训班，组织古籍社编辑研讨业务问题，探讨古籍整理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是古籍出版社急于解决的问题。我想就是应了那句老话吧——想人家所想，急人家所急！

刘良富爬上了“鬼见愁”

还有“四川佬”刘良富。他是编辑部中年纪最大的，虽然从年龄上看他也许算不上年轻了，但在这年轻的集体中，大家都把他当作年轻人。他身体不好，弱不禁风，头总晕，所以常用风油精。我们一闻到风油精味，就知道良富来了。一次，编辑部去远游，登香山“鬼见愁”，良富下大决心，兴致勃勃跟着去了。刚往上爬，他就不行了，大家一边鼓励他，一边前拉后推，终于登顶。他站在山上，极目远眺，十分愉快地说：“这是我这辈子登的最高的山了。多亏大家保驾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但良富看稿子极为认真，见到拿不准的一定去查书，所以大家对他看过的稿子都很放心。

最近，听说他眼睛不好，视力很弱了，《文史知识》几位“老人”，都很挂念他，说，有机会到四川一定去看看他。

第二组组长陈仲奇

仲奇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当初我把编辑部分成一、二两组，每组编三期。胡友鸣是第一组的组长，陈仲奇是第二组的组长。轮流编，目的是让大家在月刊工作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快速周转中有个喘息的时间，利用轮休策划一下选题，读读书，以利再战。另外，两组的格局，客观上就形成了竞争的局面，各组都想干出特色来。

这种竞争是快乐的，是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记得陈仲奇为了介绍民俗学知识，跑到民俗学大专家钟敬文先生家组稿。那时钟先生年事已高，眼睛不好，写字也困难，亲自写文章已经不行，但先生头脑仍然清晰，思路仍然敏捷，写作欲望仍强烈。陈仲奇为了拿到好稿子，便一次次到钟先生家里去采访，先生口述，仲奇记录，然后重加整理，形成文章。用这种办法，仲奇帮钟先生完成了两篇大作，且深受读者欢迎，给刊物增加了份量。

编辑部里和我一起共事过的还有几位，老大哥黄克，戏剧世家，南开大学华粹琛先生的高足，文章写得生动、幽默、妙趣横生。那时，我很羡慕他举重若轻的文才，佩服他的大家手笔。他虽然在《文史知识》只干了一年，但那是垦荒辟土的第一年，他是开拓、奠基者之一，贡献大矣。还有后来的尹龙元、冯宝志、孔素枫、张文强，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在此一笔带过，真是紙短情长，留待后续了。……

谁怎样说话，谁怎样笑，谁上班来晚了会怎样说，谁组来一篇好稿子表情是什么样，谁喜欢什么小玩意儿，谁跟谁好，谁喝了酒爱吹牛，谁玩棋爱悔棋……往事历历在目，仿佛一切尽在眼前。那真是一个快乐的、追求向上的集体。在纪念《文史知识》30周年的座谈会上，张荷说：“那个时候在《文史知识》的工作状态和工作乐趣是后来无法复制的。”一句话说出了大家对这个集体的怀恋、珍惜和感激之情。

什么是生活？有人曾经说过，生活就是梦想和兴趣的演出。这话说得真好。我们为了明天的梦想，曾放弃了无数的诱惑；我们为了我们的兴趣，曾奋不顾身、夜以继日地工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事沧桑，有多少曾经辉煌、曾经显赫的东西在岁月的脚下已经化作尘土，消散得无影无踪，一切都在变化着。  

但是，《文史知识》的朋友，他们创业中洋溢出的那种精神，作人的品质，对生活的热情，对实现梦想的全身心投入，却永远存在，它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让人感到温暖和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