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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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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30 00:54:4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

作者:葛红兵 许道军



  关键词:创意写作学 学科建构  自我发掘  文类成规
  作 者:葛红兵,上海大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道军,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上海:200444)

  20世纪20年代末,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创生于美国爱荷华大学,后来作为新兴学科在美国及西方国家的高校确立并推广。目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创意写作已经是有80余年历史、包含近20个子类、设有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层次的大学科。创意写作学学科的诞生和发展,改变了欧美战后文学发展的格局,也彻底改变了欧美文学教育教学思想体系,为欧美文化创意产业的兴盛和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但是,迄今为止,这门学科在中国尚未得到正式承认。尽管各式各样的探索已在展开,然而,从总体上来看,中国高校还没有自己的关于创意写作学的原创理论、训练体系、课程系统,创意写作学学科建设更是空白。那么,什么是创意写作?中国高校要不要创建创意写作学科?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做出尝试性的探讨。
  中文教育改革与创建创意写作学学科
  长期以来,文学创作被看作是一种只有作家才能拥有的天赋,而这种天赋是不能或者不易被学校培养的。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我国的大专院校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不培养作家”的传统,这导致“写作学”在大学学科体制内处于边缘化甚至不被承认的地位,一些大学的中文系一度取消写作学课程、教研室,更谈不上该学科的现代化转型及向“创意写作学”的深度发展。
  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产业化及文学数码化时代,数码文学时代的主流艺术样式是影视而不是文学,文学成为影视艺术的中介,以及其他文化艺术样式的前文本。中国当代文学至此已经不再仅仅是所谓“圣手”作家的天才事业,而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20世纪80年代所谓“纯文学”概念可以概括的范畴,文学写作逐渐成为文学编辑、广告人、编剧、书评人和影评人等的修养基础。此外,文学经过口头时代、纸面时代的发展,其创作规约和技巧已经无比丰富,超越了绝大多数人可以无师自通的能力范围,没有相对专业的训练,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而时代主流艺术形式的新变,更要求我们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创意写作学,使得这种写作技能可以通过有效手段得以培养。
  首先,创意写作学的发展是繁荣当代文学创作的需要。创意写作学在美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科学有效的创意写作学训练可以培养作家、繁荣创作。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及成就,而这个成就与创意写作学科在美国高校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受过创意写作训练的“作家”,美国战后普利策奖获奖人多数出身于创意写作训练班。美国当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创意写作学位,许多作家甚至受聘于大学,任教创意写作专业,我们所熟悉的白先勇、严歌苓、闾丘露薇等都曾系统学习过创意写作,著名作家哈金也在作家工作室教授创意写作。
  其次,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化发展格局呼唤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美苏二战之后的实力的对比消长充满误解。事实上,美国完胜苏联靠的不是军事和政治。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从来没有真正打过胜仗,美国的胜利靠的是文化:冷战开始美苏文化产业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冷战结束,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在美国GDP占比约20%,经过半个世纪的冷战,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已发展成占比第一的支柱产业,同时美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大文化产业出口国,出口占比超过军工和一般制造业,美国的强大奠基于文化及其产业化发展上。与美国相比,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目前占GDP总值约5%,极度落后于美国(但相比美国,我们至少还有4倍的空间)。在未来的中美较量中,我们不能重蹈苏联只重视军事和工业而最终失败的覆辙,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未来的中美较量是文化创意产业的较量。谁在文化上占据了先机,谁就能真正在“观念”上影响世界,就可能在竞争中获胜,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我们文化创意产业的落后最主要是因为高校文学艺术教育落后所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强大的文学艺术教育学科,但我们缺乏这个学科引擎。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首次确认了文化可以产业化发展的思路,此后各地各级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为我国走向文化资源大国、文化创造大国、文化消费大国、文化输出大国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和发展提出了要求。
  最后,提出创建创意写作学学科,乃是根源于大学中文系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中文系学科独立的问题;一是中文系“语言文学”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校文学教育,文学学科在中国从未取得独立的地位。中国的文学教育从来就没有与语言教育分离。中国文学教育同语言教育混融为“语言文学学科”,形成了“谈文学就是谈语言”、“谈语言就是谈文学”的混融观念,进而造成了文学学科属性认识上的偏差,含混地强调其“基础类”、“研究性”的学科属性,忽略其“艺术性”的学科本质,更否认甚至反对其应用性。事实上,文学和语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文学教育不仅仅应该教授语言修养、文体格式,更应该训练个体表达和创造思维(“自我诗化”)。因为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恰恰存在于语言之外,文学的本质是“艺术”,不是“语言+艺术”。文学教育应该独立,应该回归其艺术教育的学科本性。
  目前的文学教育是“把文学当作意识形态”时代教育体制的遗存,是为培养“文学哨兵”服务的。文学教育以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为主,教授语言知识、语言修养,教授文学史知识和文学鉴赏批评能力,却不教授文学创造能力。以前我们“把文学当作意识形态”强调作家身份及其创作的独特控制管道,自然我们也不需要面对大众的、以“独创”为旨归、以个体表达为核心的“创意写作”能力的培养。1980年代兴起的“先锋小说潮”及其后的启蒙主义文论让我们误以为文学的个体性和创作性是不可习得的,文学创作与创作成规的可继承性是对立的,我们不承认文学创作能力可以培养、教育,因而我们的文学教育没有指向“创意写作”为核心的高校文学学科。
另一方面,中国式语言与文学混融的教育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的需要,中国式“语言文学”模式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严重脱钩,当前中国的所谓“文学教育”完全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冗余学科。麦可思(MYCOS)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报告,汉语言文学专业连续数年位列最难就业专业排名前十位之内。[1]新浪网文章将汉语言文学专业排名最难就业专业第七位,因为该专业“看起来什么都能干,其实什么都干不了” [2]。
  目前中国高校文学通识教育主要集中在“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教学上,文学专业教育主要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知识教学,而文学史知识又集中在古代文学部分,现当代文学部分常常是受忽视的。这个体系培养出来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普遍有知识却不能创造,能鉴赏却不会创作;“有文化修养”却没有文化技能,有“知识基础”却没有专业技术。这样的学生怎么会有就业前景?实际上,中文教育教学的状况,也是中国高校文科教育教学的普遍状况的缩影,中国高校文科教育教学改革应该从中文教育教学的创意写作化改革中寻找突破口。
  如今,我们应重新审视并摒弃当前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模式,建立新型的以创意写作为方向的文学,恢复文学教育应有的独立学科地位,确认其作为艺术教育学科的本质品格。中国高校文科教育应该把教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文学教育应该在这其中承担领衔作用,把激发全民创造力、想象力作为自己的教学任务,并把培养学生的写作技能作为直接目标。中国高校应该充当文化创造性创生及产业化发展的发动机,中国高校不仅仅是科学创新的发动机,同时也应该是文化创新的发动机——中国高校要完成这一使命,就必须把创意写作学科当作核心学科来创建,承认其学科地位,开放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本科及专业硕士招生。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新模式、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化发展新需要、国际竞争新格局及中国高校文学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促生新型创意写作学学科的诞生,也规定了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创生的背景,这个背景决定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与海外创意写作学学科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
  认识创意写作及创意写作学必须纠正两个“偏见”
  “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 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为了强调其“创造性”内涵,以突出与传统写作的本质区分,笔者更愿意将创意写作界定为人类以写作为活动样式、以作品为最终成果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它的第一规约是“创造性”,第二规约是“写作”,其本质是“创造性活动”。创意写作首先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涵盖了传统文学创作但又远远超越于传统文学创作,它既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传统文学的“写作的创意”,又适应文化产业化发展新变化,面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开展“有创意的写作”。创意写作学是研究创意写作规律及创意写作教育教学规律的科学。它一方面在本体论上研究什么是创意写作,如何认识创意写作规律,创意写作活动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等,另一方面在活动实施上研究如何组织创意写作;同时它还要研究高校创意写作教育教学体系的建构、发展、课程设置、能力训练方法等问题,给高校创意写作课程体系提供理论支撑,连接创意写作活动和创意写作学学科。
  大学中文系不仅应该教给学生中国文化修养、中国文学知识,更应该培养学生的创意写作能力,这是创意写作学学科的基本理念。但是,迄今为止,中文教育学界对此还是有分歧的,依然存在着创意写作能力不能教授和“写作学没有学问、无需学科”的“中文系偏见”。一些人依旧存持叶圣陶先生的观点,认为大学写作课不过是“补课”性质,将来终究要被“取消”,终究要为“专业写作”取代。[3]另一些人承认创意写作可以教、应该教,但是他们却反对创建“创意写作学学科”,认为创意写作只是技能,没有那么多理论可以研究,创意写作不应该有“学科”。这种学术偏见和学科歧视,导致了创意写作学学科建设的极端困难,也导致了创意写作学研究的极端落后。目前多数高校都没有正规的创意写作学学科研究队伍,创意写作学二级学科的地位也不被承认。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学科地位和可以培养创意写作学学术研究人才,这种现象对于创意写作学的发展来说是很不利的。[4]
  事实上,目前我们的创意写作学学术研究任务甚至比创意写作技能教学本身更为繁重,社会需求也更为迫切。没有系统的创意写作学理论体系,我们就不能真正认识创意写作的根本规律,也不能找到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创意写作技能教学和培养训练,甚至不能说服高校开设类似课程,也不能说服学生来学创意写作,接受创意写作技能培训。创意写作是实践技能,但不能因此就说不存在一个创意写作学,创意写作学需要科学和严谨的学术研究来建构。
  创建创意写作学学科体系需要解决四大问题
  创建新型创意写作学学科首先必须处理好创新与传承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写作学中国古已有之,无需新建一门创意写作学,这显然是一种偏见。创意写作是一门不同于传统写作学的新型学科,它更多致力于研究创意活动规律、创意思维规律及如何以文字体现创造性想象和个人性风格。传统写作学主要内容是文章学,侧重造句遣词、篇章结构和技法训练,并把公文写作、应用文写作作为教学和研究重点。但这种写作学不适应当下社会现实发展需要,也不符合真正的创作学要求,它受到质疑从侧面也说明了它的欠缺。其最大的弊病在于,在观念上,它认为写作活动本身可以做知识性展示、分解说明、静态讲述,但是“作家”或“writer”不可培养;在教学上写作活动与学生个人成长完全脱离,写作仅仅是外在的技术训练;在训练上也缺乏完整、系统和循序渐进的体系,各文体教学分散、割裂和平行。
  但是,毋庸置疑,传统写作学给创意写作学学科的创生也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与经验教训。20世纪20年代,我国就出现了一批从语文学分离出来的初具独立品格的写作学著作,如陈望道《作文法讲义》、叶圣陶《作文论》、夏丏尊、刘薰宇《文章作法》等,几十年以来,传统写作学在写作原理及基础理论建设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写作本质论、写作过程论、写作能力论、写作心理论、写作思维论、写作教学论、写作史及写作理论史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各种写作的分支研究方面,传统写作学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各种文体研究也均有所涉及;在写作训练方法的研究方面,写作训练序列研究、写作题型研究、写作测评研究等也有相当成果。
  其次,创建新型创意写作学学科必须处理好“创意”与“写作”的关系。与传统写作学不同,创意写作学不仅仅围绕“写作”活动本身,“沿着创作规律”展开写作主体学和写作心理学研究,还更多地把重点延伸向“创意”,“沿着创意规律”这条更上游的主线来进行“创意心理”及“创意活动”研究,不把精力重点放在讲授“文章技巧”的文章学上,更着重突出创意活动规律,用创意规律来统领创作规律:“创造力遵循的那些规律往往是非同寻常而且互相矛盾的。假如你违反了它们,你会浪费巨大的精力而最终一事无成。好比你一只脚把汽车的油门踩到底而同时另一只脚却把刹车也踩到底……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写作过程的基本原理,这才是一切烦恼的最终根源。他们想把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的、非创造性的标准强加到写作这个非同寻常的过程上来,于是就造成了这个后果。确实如此,创作活动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现实生活。” [5]在创意心理研究方面,美国的创意写作学在这个方向就发展了一种叫做“作家障碍” 的专门研究方向,研究如何在心理上突破“创造性”障碍,成为一个能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的问题。在创意写作学看来,任何人都能成为作家,关键是你如何越过那些“障碍”,“作家的神奇魔力确实存在。很多作家都幸运地遇到或找到过这种体验,这种体验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传授的。要做好准备学习这种体验过程,你必须走一条迂回的路。首先,考虑一下你将会遇到的主要困难。然后,开始做一些简单的、但是迫切需要的练习进行自我施压,来帮助你克服那些困难。最根本的一点是:你必须有信念或者必须有好奇心,愿意接受一个奇怪的建议。这个建议和你在课堂上或者课本里学到的建议都不相同。” [6]这个方向的研究可以看做是创意写作学对创意写作内部规律的研究。   
  再次,创建新型创意写作学学科必须处理好文学性写作与非文学性写作的关系。这里涉及到“创意写作”培养目标问题,需要研究当下社会文学发展及文化产业化发展的状况,并处理创意写作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传统写作学并没有明确的培养目标意识,没有为创意产业培养核心从业人员的学科研究目标定位,因而传统写作学关注的是文学创作和公文写作两个方面。创意写作则要把研究扩张到整个创意产业链,研究创意产业发展规律,用产业眼光来对待“写作”,甚至也在国际文化领导力、文化产业生产力竞争的格局中来研究“写作”。这样它不仅要重视文学性写作,同时要重视非文学性写作,在非文学性写作中更把“创意文案”、“建议提案”、“商业推广文案”等作为研究重点。
  创意写作学研究的对象当然包括文学创作,研究如何追求个人风格、艺术原创的问题,这类写作我们可以定义为“欣赏类阅读文本创作”,也就是传统纯文学范畴的文学写作,包括故事、对话、小说、随笔、剧本、游记、传记等内容。从现代文化工业角度来看,它们是文化工业和文学消费的终端产品(当然几乎都具有向其它艺术形式转化的可能);但与此同时,它还研究众多非文学或与文学相关但本身又不是文学形式的有创造性的写作,其一是 “生产类创意文本写作”,这类创作文本本身不作为阅读欣赏的终端产品,不是作为艺术欣赏消费的直接对象,而是创意活动的文字体现,对应着创意活动的各个环节,其功能主要是为了生产新的创意文本及创意活动,具有再生产性,如包括出版提案、剧本出售提案、活动策划案等;其二是“工具类功能文本写作”,这类写作文本与中国高校传统应用写作、公文写作的对象基本重合,它们作为信息传达工具而存在,其价值体现于文本信息的沟通、交流、传达,不以欣赏性作为创作目的。创意写作学把“生产类创意文本写作”的研究提到学科研究重点的位置,这与创意写作的培养目标相一致。创意写作不仅培养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从业人员。中国高校文科教育的改革、中文系文学教育的出路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息息相关,敏感的教育问题与严峻的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要求创意写作学学科承担着更多的任务,这也将是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发展的特色。
最后,创建新型的创意写作学学科体系必须处理好分体写作研究的学科深化问题。没有分支学科的学科是不成熟和不发达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科学处理创意写作学学科分支和教育教学方法问题。前文我们把创意写作分成三类:欣赏类阅读文本写作、工具类功能文本写作、生产类创意文本写作,这三类研究都可以形成创意写作学学科的二级分支,而“生产类创意文本写作”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在“欣赏类阅读文本创作”这个分支,我们又可以分出“虚构类创作”和“非虚构类创作”两个三级学科分支。
  目前,在中国,有一种将“创意写作”等同于“文学写作”,又进而等同于“虚构类文学写作”的倾向[7],复旦大学开设的创意写作研究生课程,包括“主题写作”、“小说写作实践”、“散文写作实践”等实践课程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西方文学名著导读”等文学史课程,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学写作”和“文学史教育”方面。这是复旦复旦传统,但是,作为学科的创意写作,其研究范围超越了文学写作,更是远超虚构类文学写作。实际上创意写作所涉及的文体分支研究是非常广泛的:文学虚构类的小说、随笔、剧本、诗歌、散文等,文学非虚构类的历史、游记、回忆录、传记、博客写作等;生产类创意文本类得歌曲词、影视剧本、清口相声(Stand–up Comedy Writing)、商务推介文案、影视节目策划案及串场词撰写等,这些都需要不断深化研究,丰富创意写作学学科体系。
  视野创新与基础理论建构
  传统写作学认为,文学不可教,也不可以习得;公文写作、应用写作没有创意,不可与文学创作相提并论。这些都是带着偏见的认识,那种认为凡是“独创”的东西都没有规律可言,都不能教授和习得的看法是片面的,也不符合现代创作现实和创意写作发展的实践规律。创意大师赖声川说:回顾自己的经验,通过漫长的学习过程,我内在的某种创意能量被激发了,被释放出来了,变得具有创造力。光凭这一点,就表示创意是可能学、可能教的,而且每个人都可能同样具有可能被激发的潜在创意能力。[8] 其实,创意写作学学科视角下无论是欣赏类阅读文本写作,还是生产类创意文本写作和工具类功能文本写作,都具有“创意”特征,需要从“创意”的视角重新加以认识。这是创意写作学学科第一方面的“视野创新”,这个视野创新为“写作研究”指明了新的论域。
  第二个视野创新表现在从读者接受/市场消费的视域来认识写作,把写作当做一种文化产业活动来看待。创意写作认为“写作”本质上是一种交流、沟通、说服活动,以文本为媒介,牵连写作者和接受者两头。创意写作学研究应非常重视读者/市场接受的研究,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识,具备产业头脑。即使是纯文学虚构类作品,都不可能不考虑接受者的需要,其个性和风格是建立在有效的交流、沟通和说服基础之上。生产类创意文本更是如此,一份好的生产类创意文本首先是能否自我推销、求取接受对象认同的文本。强烈的读者意识及市场接受观以及相应的沟通、说服能力,是创意写作取得成功的生命力来源。
  “自我发掘论”是创意写作基础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创意是自我人生的投射,创意写作是发现自我、反思自我、开发自我、形成自我并超越自我的活动。作为交流、沟通,它的前提是对自我心思的体认,利益诉求的明确具体化。作为人生投射,它既要有“我曾经是谁”的反思,也要有“谁曾经是我”的追问,最终确是要回答“我是谁”的终极命题。写作可以记录个人的人生轨迹,创意写作却可以在反思的维度超越自我。“有人问你是谁,你得讲自己的故事。也就是说,你会依照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来讲述自己的现状。你根据自己过去的状况和将来的发展来阐述自己现在的境遇。” [9] 英国相当多的高校创意写作学学科把“自传”、“家族史”写作作为创意写作训练的重要起点和环节的事实,正是基于文学创作自我发掘的考虑。
  创意写作学学科还要重视“文类成规”的研究。创意活动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带着镣铐跳舞,它要遵循种种文类成规,在接受对象可以理解的基础上展开写作。功能性创意写作有十分明确的写作规范、格式要求,即使是欣赏类创意写作,也并非作为规范的违反者和破坏者而存在。文类成规是读者在长期的阅读中所形成的预读期待视野,只有符合这个视野才能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我们相信在创意活动中存在着一种创造性成规。它和社会成规不同,社会成规你遵守它,就意味着与别人雷同,比如红灯停绿灯行,而创造性成规就不一样,你遵守它,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在仿制。文类成规一直在创作与接受活动中存在,只有承认它,学习它,运用它,才能更好地从事创造。什克洛夫斯基认为,“不仅是讽刺性模拟作品,而且任何一般的艺术作品都是作为与某个样板的相似和相反的东西创造出来的。新形式的出现不是为了表达新的内容,而是为了取代已失去自身的艺术性的旧形式。” [10]
  因此,创意写作学应坚持“文类成规”的研究理路,将之作为创意写作学基础理论来建构。创意写作是有限制的,然而限制本身又具有两面性。成规具有创新性,合理利用成规,反而能迅速进入创作状态,有助于提高创意写作水平。成熟的艺术家决不会故意引人注意,明智的艺术家决不会纯粹为了打破常规而行事。文类成规也可以逆向运用,甚至存在一种完全反成规的创作,但是,文学史上大量的“先锋文学”、“探索文学”实践也证明,他们最终也是建立了一个“先锋”和“探索”的文类成规,并产生了自我复制,罗伯特·麦基道出了“先锋”的真相:“先锋派的存在是为了反对大众化和商业化,直到它自己也变成大众化和商业化的东西,然后它便反过来攻击它自己。如果非情节‘艺术电影’有朝一曰火起来,大赚其钱,先锋派将会反叛,谴责好莱坞将自己出卖给呆板刻画式的影片,并将经典形式据为己有。” [11]
  除了我们强调的个人挖掘和文类成规理论以外,美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国家和地方叙事理论、种族叙事理论、性别叙事理论以及我们传统的阶级叙事理论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个人发掘理论和文类成规理论的交叉延伸。“个人”应该有更大的利益单位,比如政治团体、家族、国族、性别等等,文类从内容上可以分出地方文类、阶级文类甚至民族文类来。这些创作规律都应该得到创意写作的重视和研究。
  改革高校文学教育教学体制,开设创意写作专业,搭建创意写作学学科体系,形成中国创意写作教育教学机制,建设以培养创意写作人才为目标的新型中文系势在必行,也任重道远。这一切都在探索之中,刚刚起步,但是让创意写作成为国人创意思维的发动机、文化创意产业的促进器、中国在未来世界竞争格局中占领更广阔产业舞台的支撑点的愿望,已逐渐成为共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创意写作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春天就会到来。
[此文系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编号S301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赵秀红.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发布 中西部成为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硅谷”. 中国教育报, 2009.6.11.
[2]http://edu.sina.com.cn/gaokao/2008-05-20/1744140125.shtml.
[3]叶圣陶.关于师范教育.中国教育报,1984.6.18.
[4]马正平.学者专访.中文自修指导.2005(4).
[5] 克利弗,王著定译.小说写作教程——虚构文学速成全攻略.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
[6][7]多萝西娅·布兰德,刁克利译.成为作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2.
[8]赖声川.赖声川的创意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p12.
[9]理查德·卡尼,王广州译.故事离真实有多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
[10]赖声川.赖声川的创意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42.
[11]什克洛夫斯基,方姗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三联书店,1989:23.
[12]罗伯特·麦基, 周铁东译.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74-75.
                                      本文已发表于《探索与争鸣》杂志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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