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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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什么  
读书2000年第1期
  
  
作者：陈嘉映

  
  
  
    “哲学”这个概念不可能有一个放在什么场合都合适的定义，就像“宗教”、“文化”、“品德”这些概念一样。这并不表明大家不懂这些概念，或理解得不清楚，“跳”这个字出现在任何场合我都明白它的意思，但我无法给“跳”下个定义。
    所以，历史上对哲学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并不是很可怪的事儿。而且，这些定义虽不相同，却也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五花八门，它们多半都互相联系着，有点像同一个迷宫的不同入口，让人可以踏进一座迷宫。
若问我哲学是什么？我会回答，哲学是讲道理的科学，讲道理学。这可以看作了解哲学的一个出发点，本文分别讲讲“讲道理”和“科学”这两个概念。
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由于各种各样的诱因说话，命令、请求、感叹、讲故事、开玩笑，其中一项是讲道理。“不许出去”，这是下命令，“别出去，外面冷得很”，这是讲道理。讲道理一般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因为外面冷，所以别出门。
人是一种讲道理的动物，只有超级专制的父母才会只命令孩子这样做那样做而从不说明理由，只有把人民当做奴隶的政府才会只下命令不讲道理。然而，即使我们每次问为什么都徒然而遭到一能训斥，我们依然会忍不住问为什么，为什么给他的多给我的少？为什么今天让我向东明天让我向西？为什么太阳老是圆的而月亮有圆有缺？问为什么，是人的本性，回答为什么、讲道理，也就成为了生活中一件通常而又重要的事情。父母哪怕瞎编，也得编个道理出来：不能撒谎，撒了谎鼻子长疮。同理，很专制的政府也需要一套意识形态，好像它滥捕滥杀还挺有道理，实际上，由于专制政府的许多做法很不自然，所以它需要专门豢养一整批意识形态专家来自己辩护。
有很多种讲道理的方式。一类是为命令和行为提供理由：“别出去”，“为什么”，“外面冷得很”——因为冷得很所以不要出门。我们似乎还可以接着问：“天为什么冷”，“因为起风了”，“为什么起风”等等，这样的追问没个头，但这是另外一种追问了，是对自然因果的追问，不再是为命令和行为提供理由，不属于狭义的讲道理。我们也许不追问一个原因的原因，而疑问某一个理由何以成为理由，就是说，不问为什么天冷，而问“为什么天冷就不出门呀？”——“这么冷的天出门会冻掉鼻子”这不是向外追溯因果，而是把原来提供的理由（天冷）分解为一个因果（天冷会冻掉鼻子）和一个理由（因为会冻掉鼻子所以不要出门）。这种向内的追问通常不过两三道我们就无言以对。因果可以无穷追问，理由却很快有到头的时候。
另一类讲道理，是从某件具体的事情引申出一个大道理来，蚯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却上食埃土下饮黄泉，为什么呢？用心一也。大道理偶一讲之，讲在妙处，可以让人害然开朗，老讲大道理，必定让人不胜其烦，世界上的事物莫不一分二，数分成正数和负数、整数和分数，人分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鸡蛋分成蛋白和蛋黄，诸如此类。
哲学是讲道理的科学，科学研究普遍有效的机制，混在一起，哲学就成了普遍有效的道理，成了大道理。结果人们都把哲学当做讲大道理的，当成一堆大道理。其实，道理之为道理的普遍机制全然不同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不仅如此，掌握道理之为道理的机制，恰恰是为了提防某一条有的放矢的道理膨胀成放之四海中任何一海皆无所谓的大道理。我生性怕听大道理，所以才入了哲学这一道，可人家听说我属哲学专业，寒暄未毕就摆出好多大道理来和我论道，心里常叫苦不迭。不过如前提示，把哲学当成讲大道理，事出有因，既然投了哲学这行，这黑锅该背也得背着。
蚯蚓没有爪牙之利，为什么能在土里钻来钻去？“用心一也”是一类回答。另一类回答则完全是另一套，谈的是环肌、纵肌、刚毛等等。我们可以选取些对照词来标识这是两类回答：“用心一也”回答为什么（why）,“环肌纵肌”回答怎样（how），前者讲的是人生的道理，后者讲的是自然的机制，等等。这样小来小去换些说法固然不无小补，但我们终究要直面“‘为什么’和‘怎样’是什么关系？”“自然在哪里结束人生在哪里开始？”这些疑问。研究这些问题属于哲学的本职工作。
还有一类讲道理，不是从事例到大道理，而是直接从道理到道理。例如从甲在乙左推出乙在甲右，例如一个人说如果A所以B，今非B所以非A，另一个人可以说他推论错误，这些都是在纯道理层面上讲道理。
讲道理是说话的一种形式，取了讲道理的形式，不一定真有道理，谁说谎谁鼻子长疮，所以不能说谎，这说法取了讲道理的形式，但其中的所谓道理可能根本不成道理。反过来，不取讲道理的形式，绝不意味着讲得不合道理。林妹妹进了荣府，“往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房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云云，那是描述，不是在讲道理，但讲得有条有理。不仅描述等等需要合乎道理，甚至不讲道理也得合乎道理地讲，“我是流氓我怕谁”够不讲理的，但这讲法本身合乎道理，要么他怎么不说“我是小学语文老师我怕谁”哪？“道”和“说话”意思差不多，“道理”和“说话之理”差不多，说话要让人听懂，就得在某个层面上讲道理，与此相应，讲道理的科学也就在某个意义上是说话的科学或语言的科学。哲学是广义的逻辑，逻辑或logik，来自希腊话里的logos、logein，就是“说话”的意思，“道理”的意思。
道理该分成几类，讲道理和合乎道理的关系如何，不讲道理和不是在讲道理的关系如何，所有这些都可以研究一番，都是哲学或讲道理的科学该去研究的内容，这里不多说了。
上面解释了一下“讲道理”，下面再说说“讲道理的科学”里的“科学”这个概念。不过，“科学”是个极大的概念，这里只浅近谈谈科学和艺术的区别。
“艺术”这具词最朴素的意思差不多等于办法、方法。做一件事情有人上来就胡做，我们说，你这样胡来不行，做事要有个方法。有方式方法，就是有art，有艺术。方法、艺术、性格、道德，所有这些词，既泛指某一领域，又特指这一领域中正面的、优秀的。道德研究包括研究不道德的行为，而“有道德”则专指道德优秀，同样，“艺术”既泛指方式方法，又特指优秀的方式方法。我制作一个椅子，不会做，胡做，做出来歪七扭八，又难看又不结实。一个小木匠来做，他有一套做椅子的方法，做成个正正经经的椅子。公输班来做，那就是件艺术品了，得收在博物馆里。当然，公输班做椅子不是想送给博物馆，他就是想做把椅子。从前，艺术不是为博物馆服务的，艺术就是把要做的事情做成，做漂亮。这层意思其实我们现在也不陌生，放马有放马的艺术，烹调有烹调的艺术，有的人字写得真艺术，有的人话说得真艺术。
讲道理也有艺术不艺术之分，有时候讲不好乱讲，有时候正正经经讲一番道理来，有的人不止于此，他掌握讲道理的艺术，同样的道理让他一讲就讲得那么娓娓动听。
掌握了一门艺术，是广义上的一种“知”，“会编篮子”差不多等于说“知道怎么编篮子”，而且这种知来得尤为真切。不过，这种亲知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知识，这两种不同的知识，有时称之为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知其然未必知其所以然，所过来，讲得出做一件事情的道道，不一定就做得好这件事情。据说一个曾培养出游泳世界冠军的教练本人是只旱鸭子。
这两种知识的区别，有时称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或理性不及的认知和理性认知，或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没有两个固定的语词来标识这种区别，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术和科学也算一对。不过须注意，虽然我们倾向于用一对对立语词来表示这种差别，但实际上“知”的形态不是明确地分成了两种，而是形成了一连串的等级和过渡。相对于跳高运动员，跳高教练的知识可说是理论知识，但是在体育运动研究所里工作的研究人员，比跳高教练的知识又要理论多了。可以设想背摔式的设计者是个瘫子，根本跳不起来，他研究人体结构和力学发现了背摔式，后来人们用这种姿势打破了世界纪录。
科学是知其所以然的认识。不过说到“科学”，还有系统化的意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用episteme来称谓科学(知识)，episteme和后来的scientia，本来也就是“知道”、“认识”之类，但后来专指成系统的知识，以与doxa（零星的偶发的见解）相对。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科学”理解为知其所以然的系统认识。
我们谈了谈“讲道理”，谈了谈“科学”，这时再来看历史上对“哲学”的各种定义，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这里放过这个课题，只说说关于中国有没有争论。
中国有没有哲学？西学东渐以来，就断断续续有这方面的争论。回答首先得看我们把哲学理解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考抑或理解为讲道理的科学。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考与讲道理的科学是有内在联系的，本文未及讨论，暂时把它们当做两回事来看待。中国人当然一直有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但我愿意把这称作思想或思辨；若坚持把这叫作“哲学”，就没什么要争论的，因为所有民族当然都有哲学。如果这里真有个争点的话，我认为是在争论中国是否发展出了讲道理的科学。
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科学。然而，中国人很早就记录了行星位置的变化，很早就对日蚀月蚀或无数其他现象提出了“科学的解释”，那么，怎能说中国人没有科学呢？说中国没有科学，显然是说没有发展出牛顿、伽利略那样的近代科学体系，而不是说中国人从来只有迷信，没有客观可靠的知识。沿着这样的思路来想，我的大致看法是这样的：从孔子以后到魏晋，中国曾有一段哲学的繁荣。孔子讲了好多重要而深刻的道理，但不认为孔子建立了一门讲道理的科学。孔子讲了一套道理，墨子讲了一套道理，都是事关华夏文明何去何从的要紧道理，于是大家来琢磨哪套道理是真道理，怎样就成道理怎样就不成道理。在这种环境里发展出了哲学，典型的像庄子、老子、孟子、后期默家、荀子，一直到魏晋玄学的辩名析理。魏晋之后，哲学渐渐衰微。后来有道学理学，听起来像是讲道理的科学，实际上不大关心科学。海德格尔多数时候也是这样使用“思想”和“哲学”这两个词的，所以他说希腊思想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手里才成了哲学。只不过他多数时候从消极方面看待这种转变，这一点我不大同意。
我知道中国在魏晋以后没什么哲学这个结论大有商量的余地，但这里不再详述，倒是想提出几点容易引起误解之处。第一点，认识需系统到何种程度才宜称为“科学”，原无先天的标准，对讲道理的艺术进行了一些反省，是不是在进行哲学思考？进行了哲学思考，是不是就有了哲学？心里记着这一类问题有助于避免流入字面之争。第二，说中国没有哲学，不等于说中国人不讲道理，也不意味着中国人讲道理讲得不好，讲得不够艺术。没有哲学，单单是说没有形成讲道理的科学。第三，没有哲学，不见得是个缺陷。最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没有哪个民族没有技术和艺术，但并非每个民族都有科学。人们曾好问中国为什么没发展出近代科学，后来有人指出，问题应当反过来问：西方怎么就发展出了近代科学？之所以换个问法，是想提示，没有科学是常态，没有什么东西命定我们发展出科学来。我们可以没有营养学却吃得挺富营养，而且味道极佳，这类话已成老生常谈。科学不是必然要有的，也不是必要的。同理，对于讲道理来说，讲道理的科学并不是必要的。不懂哲学的人可以很会讲道理，反过来，哲学家不都是道理讲得最好的，就像游泳教练不一定游泳游得最好。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来：哲学有什么用？这有时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也应记得，也不是事事都要先看有用没用的。人们现在通常都认为科学很有用，把科学技术叫作第一生产力，其实，西方开始发展近代科学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科学有用，也很少用科学有用来为发展科学张本。由科学所支持的技术变成第一生产力是后来的事情。不必需的东西未见得不重要。没有近代科学，人类照样种地盖房吃喝玩乐，但出现了近代科学，它就要反过来剧烈改变种地盖房吃喝玩乐的方式。科学，包括讲道理的科学，改变了西方人的自下而上的面貌，进而改变了人类的自下而上的面貌。至于这种改变是福是祸，则笔者不敢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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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用途——致赵汀阳  
陈嘉映自选集《思远道》
  
  
作者：陈嘉映


  
  
  
＊本文发表在1998年6月19日的“书评周刊”上。


从书店里一排排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论正义》，《逻辑和语言》，《时间的本质》，这一类题目，看看作者是中国人，不假思索就把书插回书架。这类书多半是把一两本外文书编成一个拙劣的中国版，要么干脆自己瞎编滥造。系统思考不是咱中国人的强项，有本事的中国人都在写随感，不写理论著作。先秦以后，中国人就忘了有概念辩证这一门，有科学精神这一道。咱们擅长偈子、随感、拈花一笑，虽然后来一百多年，笑得少了，哭得多了。哲学是人家印欧语族的游戏，咱可以喜欢，看个热闹，但不大玩得起来，就像中国也有些人爱看橄榄球，只没见人玩这种游戏。眼下在中国从事哲学的，能一五一十介绍一下西方思想，大家开开眼界，就算好的。也许十年二十年，哲学忽然看中了咱们这里，到断了流的黄河来住上一阵，不过那是后话。
读了《一个或所有问题》 ，才知道有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立刻要教给哲学说中国话。余不幸选上哲学这行当，成天读外国人的文字，心里早有怨气，今天读到中国人自己写的哲学，不说“符码”“逻辑斯蒂”“此在”，直截了当说“语词”“道理”“人”，读着就畅快。不仅文字如此，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原生的，你不在各种学说的夹缝里兜圈子，直赴问题本身，我相信这是真正从事哲学的不二法门。大概也因此，书写得生气勃勃。你的取向，颇能引起我的共鸣。这大概不是很重要，你我都认为哲学不是要表明一种趣向，或者说，单单表明趣向还用不着哲学。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因独到而有启发的概念转换，例如用亲疏性而不用归属性来思考价值（第61页）。尤其是思想空间和思想实形的辨正（书中几处提到，例如第80页），特别值得进一步思考，我觉得在你那里，思想空间无论多广袤，都像是给定的，而我愿意设想思想空间随着思想实形的成形在不断转化生成。不过，这种题目大概非要谈得深入一点才有意思，不宜在这里细说。倒是这本书的主题，形大易辨，适合在这里说说。
这本书处理的是个大题目，你说是给哲学定位，大致的结论，说哲学所重者不是知识，而是创造，不巧，西方哲学一向重的是知识，所以严格说来，那还算不上哲学，只算为哲学作了准备。哲学在西方长了两千多年，如今咱刚刚把人家“哲学”这个词儿翻译过来，你就告诉说人家那东西不是哲学，是不是有点不讲理？人家要是发明出一种和咱们的饺子长得差不多的食物，宣布说那才是真正的饺子，中国人吃了一千多年的，都是假饺子，那我就不爱听。你说，你所设想的东西也可以不叫哲学，叫它个别的名字。可我猜你多半丢不开哲学这个名号。不论你叫它什么，玫瑰还是玫瑰，反过来，只要玫瑰还是玫瑰，人们就叫它玫瑰。
这就牵涉到你的另一个主张了，你说要紧的不在于哲学是什么，而在于哲学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哲学。可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是饺子，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包饺子。你包的可能很不像样，人家说，这叫什么饺子啊，整个一碗片儿汤。当然，你可能知道什么是饺子，而且包出来的饺子空前好吃，人家说，这才叫饺子哪。前所未有的东西，人家怎么知道它是饺子不叫面条呢？依愚见，即使不同凡响的饺子的饺子性也潜藏在普普通通的饺子里，要有无论何种非凡的哲学，都得先有某种东西已经是哲学。
你会说，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哲学，但这还只算为做哲学做了准备工作，底下才是正经的哲学工作，那完全是创造性的。饺子包得没有什么新意，吃着照样香。哲学要做得平平庸庸呢？就像说我写诗，写得不怎么好，但也不算很糟——嗨，那你还写诗干啥？屠格涅夫说诗和牡蛎一样要么是最好的要么不能吃，我看在这一点上，哲学有过之无不及。你反对平平庸庸的哲学，强调哲学的创造性，这我很同意。不过这里有个难题：哲学的创造性和艺术的创造性区别何在？你这本书里，到处谈论哲学和科学的界限，有时也谈到哲学和宗教的区别，但鲜言哲学和艺术的关系。虽说你谈的是“或所有问题”，我们仍不该要求它把世上一切差别都列举清楚，但我怀疑，通过知识性和创造性的对立来阐述问题，既剥不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也剥不清哲学和“诗”的关系，反倒先陷入了科学-艺术两分的圈套。海德格总讲思诗比邻，但从来没把隔开两家邻居的篱笆墙画清楚。我倒是盼着你从自己独特的角度，能把这个问题想得更清楚一点。
你所提倡的新哲学和传统哲学实质上有哪些区别，我没有读得很清楚，所以你对传统哲学的批评，有不少我也不觉得中肯。限于篇幅，只举一个例子。“许多哲学观念是给人想着玩的，一到要做事情或者要做决定，人们其实听从的是平常得多的观念”（第175页）。这是你老兄最爱用的句式之一，而我听着，怎么老觉得这样的句式里有个小圈套似的？种萝卜还是种白菜，他准不会先查查哲学全书，这是肯定的。但因此哲学观念就成了给人想着玩的啦？他种白菜不查土壤学、植物学、昆虫学、农药学，此等科学就都是给人想着玩的啦？你提倡哲学最后要落到做事情上，这我很赞成。但这话没说出很多，因为主要的麻烦在于哲学在什么层次以什么方式做什么事情。我邻居种白菜之前以及之后，我敢打赌，也从不查阅《论可能的生活》 或论现实生活，既不听从无所事事的哲学观念，也不听从做事情的哲学观念。
也必然如此。照你的说法，西方哲学两千年来一直在错误里打转儿，中国人的思路倒是恰当得多，可惜“仅仅是个开头，根本没有展开”（第189页）。你老兄的创造性哲学呢，直到几年前尚未出世。但我猜测你不会否认，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做了些事情，甚至做了些重要的事情。由此可以推知，人们做事的时候，不仅不去听从那些想着玩的哲学，同样也用不着听从你的智慧的哲学。
倘若人们用不着哲学就能做事情，甚至能做很重要的事情，乃至几乎一切事情，那么，哲学还有什么用呢？我们究竟该把哲学定位在哪里？像庄老先生那样，定位在无何有之乡，不患其无用，逍遥乎寝卧其下，我看就很好。
不消说，这是把“用”看得窄而又窄，只承认执鼠（能抓耗子）才叫有用。我觉得你老兄也有点把“做事情”和“有用”看得偏窄了。在我心里，哲学是一门科学，一门关于讲道理的科学，这门科学研究的是讲道理的技术或艺术。讲道理的科学有用没用？当然，人们用不着学习讲道理的艺术，就已经会讲道理，研究这门艺术的，实际上仍然可能不讲道理，或在讲道理的时候笨嘴拙舌，就像研究运动医学的教授可能一下场踢球就伤了膝盖。但我仍然觉得讲道理的科学有用。第一，人们爱讲道理，第二，人们愿意自己的道理讲得通，甚至讲得漂亮。第三，人们经常不知道怎么把道理讲得顺畅，讲得漂亮。四，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和学习提高自己讲道理的水平。
人爱讲道理的程度大大超乎想象。以为专家学者才爱讲道理，那是十足的误解。昨晚上看“实话实说”，题目是怎么对待乡下亲戚。嘉宾和现场观众都不像专家学者，更不像从哲学系毕业的，可是他们讨论起问题来，引用的大道理实在不少：人不可能只为自己活着；我们中国人做事就是讲究个亲情；可你那样帮他，实际是害了他；人须自立，才能证明生存的价值。人都是自私的抑或人具有利他本能？什么是爱什么是害？生存的价值怎么衡量？当然，人们不一定出于观念才接待了或拒绝了乡下亲戚。但他们说这些却也不只是为了合理化，更不只是骗骗我们玩。人生一世，并非一边是做事，一边是玩玩。城里人读书读报，上了正式场合，难免好用大词儿，但十足的乡下人也并非只闷头种地，你到怀柔乡下的小酒馆坐上一个钟头，听听旁边的人，大道理只多不少，凡事都要讲明自己占理。
人们愿意自己的道理讲得通，讲得漂亮，就像人们编篮子，愿把篮子编得更漂亮些，甚至编出一些新花样，哪怕他不为什么。漂亮的篮子会有人喜欢，甚至山前山后的人都喜欢，编得旯里旯塌的篮子他们看不上眼，加以嘲笑、打击、抵制。同样，只要人们讲道理——雅典人特别爱讲道理，但别处的人也都多多少少讲些道理——就会有人愿把道理讲得更清楚些，更顺当些，清楚的道理听多了，再听到讲得七扭八歪的道理，就觉呕哑嘲折难为听。
你自顾自编漂亮篮子，人家偷偷模仿学着编漂亮篮子，这不是科学，是艺术。我一向以为先秦以后中国没多少哲学，不是说中国人不讲道理，或道理讲得不漂亮，但我们的确不大钻研讲道理的技术。研究编篮子，讲解编篮子，不一定是最佳编篮手。即使在讲解的时候需要示范，示范者也不一定比学习者编得更漂亮，就像篮球教练常要作示范动作，他的动作不一定比学员更精彩。他示范时编篮子，目标不在编篮子上，而在教编篮子上。他最擅长的不是编篮子的艺术，而是其中包含的科学。当然，你的动作太走了样，你也不配作个篮球教练。各门艺术的教育中，示范和讲解的比例不同，人们经常看轻了哲学工作中的示范部分。哲学是讲道理的科学，同时它只能通过讲道理来谈论讲道理，道理讲得不漂亮的哲学损害了哲学的工作。道理不通的当然根本就不是哲学了。
最后有一点想要澄清：我说人好讲道理，倒不是说人这种生物格外温文儒雅，——读一点历史还有点记性又活到我这把岁数的人，当然知道人是一种相当蛮横凶残的动物，强者恃强凌弱的时候蛮不讲理，弱者耍赖泼皮的时候也不讲理。“我是流氓我怕谁”，够不讲理的吧？可这话自有道理，他怎么就不说“我是小学老师我怕谁”呀？人讲道理，哪怕是歪道理他也要讲，哪怕是自欺欺人他也要讲。讲道理不是人的诸种活动之一，他实在是非得对别人对自己讲出道理才活得下去。所以，研究讲道理的这门哲学，从一个层面上说固然是对一种技术的研究，但哲学之为科学和烹饪学之为科学总有点不同，因为这门科学的内容深深扎根在我们的本性之中，不是“有用”“没用”说得清的。
搭得上搭不上的，说了一通，恭候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