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聆：小城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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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聆：小城大师
作者：叶永青　　　 2009-09-02





　　元旦前晓刚给我打电话，说是要为自己的恩师林聆先生举办个画展，嘱我写篇文字。他在那边说：“你随便写呵”。对于林先生的艺术和生平，我实在知之甚少，写什么呢?昆明是我们艺术梦想开始的地方，林先生是一代名师，我就从头说起吧。



　　我在故乡昆明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岁月，在这个偏僻的小城，我开始发现了绘画的乐趣，或许用“发现”不准确，它暗示什么东西有待发现，如同新的大陆。然而，对于绘画的一无所知，使我特别渴望高人和老师指点迷津，壮着胆怀着忐忑之心，我和刘涌结伴，冒昧地造访和闯入一个个前辈的居所、创作组、学习班，在一扇扇洞开的门内聆听教诲，偷师学艺。今天，当我在脑海中以黑白图像重新创造我少年时代的昆明时，那些与前辈和艺术爱好者的交往所组成的云南昆明元素都交织在一起。在萧瑟的岁月中，如果说我内心潜藏着对绘画的热爱和天赋，也是后来才察觉的事。我画画是因为它使人无忧无虑，人变得单纯，成天只知画画，同时，观察和学习别人的画作也是让我快乐的力量，我敢说我们差不多认识和神交所有居住和经过了这个城市的画家们：刘自鸣、吴冠中、范曾、袁运生、刘付辉、丁绍光、蒋铁锋、姚仲华、天永茂 、肖嘉禾、杨安祺、沈急白、李鸿昌、孙景波、张建中、叶公贤、裴文琨、郎森、赵跃鑫、尚丁、孙向阳、蒋高仪、陈崇平、苏新宏……这些名字象一盏盏路灯，照着我在小城暗夜穿街过巷。每当想起他们，我便认为一个城市的特征不仅在其地形或建筑，而是在其居民几十年来住同一条街巷、河塘之后，翻腾在记忆中的每个巧遇，每段记忆、话语、饮食、图画、颜色和影像的总结。此刻我也幻想自己在少年时的某个时刻，也能巧遇林聆先生，如若不是与张晓刚的结识，我肯定便彻底错过这样的机会：认识一个生活在同一城市的水彩大师。



　　与昆明许多美术爱好者一样，我十五岁开始着迷于画本地风光，不是因为特别爱这个城市，静物和肖像画让我犯难，也缺乏名师指点。因此描绘我从自家阳台和湖光山色间看见的昆明风景，是我唯一的选择。与晓刚的交往，是使我意识到并中止了这种“野路子”的部分原因。



　　照例是逃学去画画的一天，昆一中的画友带来个青涩少年：满脸青春痘，穿了件不合身过大的工厂车间服，害羞的脸上戴了幅老气横秋的眼镜，来者叫张晓刚，二十三中的，书生气十足的小伙子眼神却像晴雨表一样敏感，张说他也在学画，只是按照老师的指导，只会画素描静物，很少画风景。问：“谁是你老师?”答“林聆!”我等那时浮浅，只知道追随现实中的文艺潮人，不曾识得林先生。我仍清楚的记得晓刚第一次带我上他自己家的情景，主要就是为了去看林老师送给他的一张水彩画。巴掌大的一张画，恭恭敬敬地装裱了衬纸，贴在饭桌旁的墙上，中午吃饭时分，张家一家人围在饭桌边慢慢吃饭，我和晓刚焦急的等，迫切地想近前分享看画的乐趣……林先生画的是一位逆光下的傣族少女的肖像，背景是阳光照亮的雨林和植物，暗影中的少女被表现得敏锐、轻巧、洗练、优雅、甜密，令我想到在画报中看到的印尼画家李曼峰笔下的南洋少女和俄罗斯大师谢洛夫的《少女和桃子》同样安祥的画面，明亮的光线、透明的色调、饱满的果实，干净、细致、朴素、散发着清香。七十年代末、见惯了工农兵和红光亮模式绘画的我，当时的新鲜和惊异可想而知。我们初习绘画的年代，是文化的饥荒之年，青年人画画，是以青春抵御饥荒，以骚动消解极权、青春和骚动又转化为对绘画的执迷不悟，我周围的一批青少年画友：刘涌、杨一江、曾浩、李季、李志昆包括稍长年一些的曾晓峰，大毛都是属于典型的文革时期的“野路子”，未经学院训练，自始即以所谓“创作”和“外光”入手，画风景、插图、画连环画、宣传画，每当画作完成时，一般欢乐的巨浪席卷而来，使我们迷失方向，而后又被愁闷和迷茫取代……我们不如晓刚幸运，能够在学艺起步的阶段，便遇上林聆这样的师长，在他的指导下，踏踏实实一步一脚步印的走入正途，最终顺利地第一年考取恢复高考的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林聆的素描和色彩的根底大致来自于早年自学木刻和接受民国时期美术的影响，后参加解放军在部队任职，林先生教学及为人作画，规矩周正、不入格式、未经形成艺术院校的教育套路，此为张晓刚日后发挥自己的才华，大留余地，至于先生对于学生生活和人格的关心和影响，更是常让晓刚感念不已。



　　通过晓刚发来的邮件，有机会释读林先生的画作和读物，追随先生的艺术之旅，重访一个人的秘史、发掘旧地往事的脉落，拼贴出云南边疆的昔日风情和另一时空昆明城市生活，激发起我们一代人成长的记忆。同时使我们可以目睹艺术家人生失落的美好时光和哀痛。林聆曾经这样谈及绘画带给他的艰辛和欢乐：“文革爆发以后，因为风景一类作品都属于‘封、资、修’。所以那个时代没有人敢画风景。有时实在想画只敢躲在家里画。”国家原来准备给他出版一本画册，什么都准备好了，可是文革来了，出版社不敢印了。“单位有人叫我把画主动交给组织，还好当时他们并不清楚我到底画过什么，有多少画……也就是那几年间，我画过的不少大型油画都被毁了，我看着那些人拿着大竹竿几下就把我的画打破了，我是恨在心里，却不敢说出来，我费了不少周折才把我自己保管的大部分画藏了下来，这些年不是很熟的朋友我都很少给别人看我的画，我是被这些事情吓怕了。”



　　没有脉迹可寻，在部队宣传干事和“文革”时期的文艺背景下，何以会出现林聆这样的画家，在他的笔下，风景和室内生活场景被表现得如此洗练而斯文，这些水彩和素描与“文革”的流行作风相反，固执而悉心地在没有任何西方氛围的年代，追求着西方绘画的文气与正脉。《门洞一状元楼1950》、《花山风雨》、《织布、寨巷》他的水彩风景全都带着“抒情”和“忧郁”的气质，是工农兵美学的异端。《我的床1956》、《陋室、寂静的角落》、《下班归来1970》这样的静物写生，精准、肯定和真切，留下了今天普遍丧失的内在优雅和反省精神。偶尔读到林先生的一篇短文，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这也是他去晚年最后时日的感叹：“我以前特别喜欢画云南傣族地区的风景画，特别喜欢那些地区的风景，有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地方和广西老家有些像，去到那些地方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那么多年来一直都很想我的老家。”



　　我还想起另一位入土为安落叶归根于昆明的大师李有行先生，这位最早留日并将西洋水粉画引入中国，一代工艺美术的宗师，西南艺专的奠基人，晚年安静地居住在昆明端仕街居民楼的偶落，30年前我站在先生身后，看他画一片滇池边茂密的杨草果林、用小小的一个指甲盖大的水壶盖子调色、洗笔、渲染，画完水干，神空气足，从容淡定、游刃有余，整个作画的过程令人称奇使人折服……还有廖新学，以优异的成绩留法归国，却生不逢时，晚年将毕生画作品捐给家乡的博物馆……还有刘自鸣，桌上翻开的书页、远方的来客、花香和落叶都是她画笔下无言的诗歌……还有……，想起这样的小城遗事和鼓舞，仿佛近在眼前，想到被当代忽略和遗忘的先辈更是感到不安，今天昆明的艺术学子和青年后生，有几个识得这段历史和珍惜这样的财富?



　　历史的评价和艺术批评，不仅只是简单的成功或失败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去探寻和挖掘艺术家与时代的关联性。较之于七八十年代特有的边疆文艺氛围，那时其实是精英汇聚群贤备至的年代，今日的昆明已是一座文化空城，昔时的大师人去楼空，边疆文艺和名燥一时的“画派”“新潮”终于沦为地方文艺，不再幅射影响，不再是一座艺术的重镇。



　　我想看看：对小城大师的追思以及弟子们在异地开花结果的故事，能否促动我们意识到这种历史因缘的起承转合?



　　在一个吃力和费劲地追逐时代潮流和时尚的边陲小城，我们拼命去创造一切与时俱进的东西，因而它短命而速朽。林聆先生的艺术和人生远离我们的时代，同时也与他所生活的年代保持着距离，它不属于任何时代，因而超越时间的藩篱，沉入我故乡的混乱驳杂的印象中，而那些由记忆带出的早年交往的细节，像雨后的青蛙一个个蹦出来，似乎为了展示时光倒错的意义。是的，我们自以为与时俱进，其实在不断后退，一直退到我们出发的地方。林聆先生最后不是这样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