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中国文化的“大师饥渴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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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中国文化的“大师饥渴症”


·王龙


    年近百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寿终正寝，在“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耀眼的光环映衬下，各界的追思活动显得异常隆重，人们的反应速度超乎寻常，全国媒体毫不吝啬笔墨和版面资源，对他的生平、事迹、图片、轶事等连篇累牍，出版界和影视界同时也发布消息，称《季羡林全集》及相关纪录片出版将发行。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季羡林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具有高山仰止的地位。
    中国固有“死者为大”的传统，在盖棺定论之时饱受溢美也不是稀奇的事，即使把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等等称谓都加在季羡林头上，人们也不会提出异议。只是如“思想家”那样的头衔过于离谱，不但没有产生庄严感，反而徒增了许多滑稽色彩。就像麦克杰逊死后有人将之冠以“世界天王”名号，让其家人觉得极端不爽，因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吹捧似乎不是在对逝者怀念，更像一种嘲笑。
     
    需要树立文化大师的时代
     
    生于辛亥革命期间的季羡林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屈指可数的长寿学者，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战时期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专攻印度学，主修梵文、巴利文。他一生勤奋好学，对英语、斯拉夫语、吐火罗文都有所涉猎，精通12国语言，相关撰述颇丰。然而，丰厚的阅历和学识并未成全季羡林，活到古稀之年仍然默默无闻。直到生命承载着他进入了一个需要树立文化大师的时代，他的名声才如日中天，在“国学”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
    人说“寿则多辱”，季羡林却是“寿则多荣”，年事越高，得到的殊荣越多。不但有不胜枚举的虚名，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每一个职务都有足够的分量。不知道长期卧床的季先生是怎么履行职责的，但他却俨然成了知识分子的代表，并因此被央视列为2006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
    不过，和大部分人对他的“感动中国”不加认同一样，学界对季羡林的“国学大师”称号也存有极大争议。人们不明白，一辈子研究外语的季羡林怎么成了国学大师，更不明白他那么坚决拒绝“大师”桂冠，却遭到许多人的抵制。有人曾说，季羡林在垂暮之年提出了“大国学”概念，把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域外文化也定义在“国学”范畴。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有人为“国学大师”打圆场。季羡林既没有“国学”专著，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如果也被尊为“国学大师”，只能说明当下的国学已没有了大师。
    实事求是地说，在“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中，季羡林可以勉强戴上的也只有“学界泰斗”，因为与他同代的许多学者均已作古，论资排辈也非他莫属。而关键在于，即使拥有了“学界泰斗”头衔也不意味着他就是“国宝”级学者，就知识的原创性和对文化的贡献大小而言，中国可与季羡林比肩的人并不在少数。至于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等等称号，更像是晚辈对老年人的尊称，不管他涉及哪个学术领域都能成“家”，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他的德高望重。
     
    假大师泛滥成灾
     
    记得在书法家启功先生离世之后，有很多人曾怅然于中国进入了“无大师时代”，他们例数戏剧、教育、曲艺、美术、文学、书法等人文学科，对中国文化的创新能力表示出了强烈的质疑。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文化大师”如雨后春笋，余秋雨、于丹等人的“大师”做派不足一论，单说近年走红的导演、作家、书画家、经济学者一概皆作“大师”状，以致使“大师”称谓几乎成了负面流行语，与“专家”、“博导”一样饱受社会舆论诟病。
    当然，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也不全是当事人的过错，更主要的还有些人需要用“大师门徒”包装自己，他们迫切希望利用大师的旗帜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服务。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似乎患上了大师饥渴症，加上有些人也亟需炮制文化权威，借以彰显自己的政治成就，由此导致了假大师的泛滥成灾。不幸的是，与世无争的季羡林在有生之年沦为了这种世俗的牺牲品，他在《生命沉思录》中写道：“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这难说不是他对残酷现实的莫大失望。
    《三国演义》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指蜀军名将相继死亡，无奈选择廖化充当三军统领。季羡林固然不是平庸者，但与“国学大师”、“思想家”相比怕是还有一定距离。当然，值得反思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蜀中无大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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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季老不是我们想的“大师”


·唐师曾



    这两天电话不断，电话烧得烫脸，其中很多都对季老的“大师”专业感兴趣。季老著作等身，和他同天离去的任继愈先生就不见得就比季老少多少。79年我帮文学所的一位前辈送东西，头一次去朗润园13号楼，根本弄不清户主季羡林是干什么。当时北大比季老老、比季老有名的前辈太多啦。今天大家纪念他，绝不是他是“世界上只有几个人才懂的懂吐火罗”大师，而是他有一颗和我们老百姓一模一样的赤子之心。
    在我心里，朗润园13号楼东头一层单元房里的季羡林先生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伽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吧，季先生过生日，我去拍照。当时的北大校长丁石孙站起来祝寿，说：“我是搞数学的，对季先生学问不太懂，为此，我就不胡说了。季先生在北大一辈子，对他的人品，你们各位比我了解，对此，我也不说什么了。”众人皆抚掌大笑。既然连丁校长都不敢说季先生的专业，我敢说什么呢。
    80年代初，《XX文摘》在东单附近开研讨会，一个社科院的先生站起来发言，说我是研究员，是高级知识分子，你们这本杂志好，是我们高级知识分子的刊物，我妻子是护士，就读不了这样高品位的杂志……轮到一个穿蓝中山装的老者站起来，谦逊地说，“我是北大的教员，我叫季羡林”……诺大的会场顿时哑然。我也跟着挺直了腰杆，沾母校“兼容并包”的光。今天，我记不起季老当时讲了什么，只记得他头一句话是“我是北大的教员……”
    我不懂季老的专业，1990年常驻中东，首先领略季老的“桃李”。海湾战争爆发时，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驻巴格达武官曹彭龄、武官夫人卢章宜都是东语系出身，共赴生死的互称兄弟，北大百年我拉着三位学长走向季先生。中东有22个阿拉伯国家，东语系前辈遍布中东每一个角落，而季老是东语系的开山鼻祖。现在网上挂着一张李肇星和季先生的合影，那是我在英才中心拍的。对于恩师母校，我除了拍照无以回报。
    我水平不高，只能读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牛棚杂忆》。1968年季老被打成黑帮后，劳苦致病，睾丸血肿不能行走，在地上爬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医生。事事认真的季老尊从革命指示，主动自报“黑帮身份”。原本满怀阶级感情的军医闻言变脸，春风般的温暖转化作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季老坦率道出北大知识分子,受文革社交运动“派毒"之深,用自己双手造出牛棚这一阿鼻地狱。在伟大口号下，人们分成不同的革命派，互相争斗。在革命的旗号下，夫妻离婚、父子反目、朋友成仇……季老扪心自责，批评自己也有派性。他呼吁，当年斗过人、打过人的人能站出来，写些反省内心的真实文章，说说自己当时的心态。
    《牛棚杂忆》是先生颇为用心的一本书，因“记实”，多次将此书签名送人，透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睿智、冷静和良知。当今像季老这样著作等身的学者肯定不少，但自省人生写《牛棚杂忆》的却不多见。季老教育老鸭：新闻记者是世界的眼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季老认为，我国各种运动很多，已经付出了太多的学费，可我们真的学到教训了吗？他引用圣严法师的话“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衷心希望中国能朝提升人口素质的方向走。去年年底，我亲耳听他把“不折腾”翻译成“no trouble making.”
    1998年11月7日，人民出版社在勺园举办《世界文明史》发行式，我因迟到缩在门口，不想神目如电，还是被季老发现。让助手李玉洁教授两次过来，问我是不是唐老鸭，怎么病得忽胖忽瘦七十二变，都快认不出来了。我埋怨“都是住院住的。”
    季先生肯定也不喜欢住院，再高级的病房，除了上厕所，整天暴露在你出我进视线里，像浴缸里的金鱼，失去老派知识分子的冥思环境。为此季老几次说要回北大的家，我答应用大吉普把他偷出去，可担心他龙体，更怕自己破坏纪律，事到临头打了退堂鼓。
    平时来找季老题字的人很多，写字是件很累人的事。季老好说话，人家让写什么，就写什么，一律童叟无欺，照单全收。除非秘书挺身挡驾，否则成年累月，群雄环伺，病房正中一张大床，老人家足不良于行，想躲也没处可逃。90多岁的风烛残年，抖抖地写，令人心痛。受身体和情绪影响，睿智的大脑只能在用什么笔上动动学问：铅笔、圆珠笔、签字笔、钢笔、马克笔、自来水毛笔……真正蘸墨汁挥毫的传统毛笔。
    有客人来，季老总是正襟危坐，极认真的回答来宾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有个别不懂事的闲人，得寸进尺，拍先生肩，上先生床，提些四六不着的要求，让人摸不着头脑，先生也不以为忤。有一次，一位爷硬逼着季老回答：香港是饶宗颐厉害，还是金庸厉害。我在一边早已面露愠色，按剑而立，老先生还在那里认真恭候。实在累极了，就回话渐少，直至点头不语，最终双目微合，仿佛老僧入定，让自己的灵魂暂时逃离苦海。要是谈话投机，一定侃侃不止，满面春风，对答如流，灵光一现的偈语不断。
    我陪四姐去见季老，季老要送她一本签名的《牛棚杂忆》，四姐不受，说家里买了，下次在买的书上签。四姐军医出身，担心老人体弱，会交叉感染。说话总离季老两米多远，担心季老耳背听不清，问，我给您买个助听器吧？季老说，不用，没到那个程度，你的话听得很清楚。季老要给四姐写字，四姐让岳姐去拿老花镜。季老说用不着，能写！结果写了很漂亮的“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次用的是粗号的油溶签字笔。
    我自己不好意思请先生费神，但心怀鬼胎，总被先生看出来。其中一次，2000年，先生主动给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序，用了极高的赞美。当时我出差南极，无法来取，季老还让李玉洁老师快递到世界知识出版社任幼强处。先生给我写字，每次都是毛笔宣纸，题款有时还写上“敬题”，称我“老弟”……现在想来都是罪过。自己年轻无知，无端浪费先生那么多宝贵生命。
    30年弹指过去，多少人鲤鱼龙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季老还是79年我初见的那身蓝色中山装，还住在朗润园13号楼东头的那个门洞里。30年来，季老的猫或死或丢换了一批又一批，当年他撒在未名湖后湖的莲子已是一片残荷。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伽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