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学科和英语教师的命／王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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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科和英语教师的命／王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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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绍振先生在他的《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自序中道：“语文教师的使命，要比数理化和英语教师艰巨得多，也光荣得多。”因为“数理化英语教师的解释，往往是现成的，全世界公认的，而语文教师，却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作独特的领悟、探索和发现。”我是教外文的，读到这里，不禁十分泄气。按照孙先生的这般说法，英语教师，仿佛并不需要用“生命”去领悟去探索，做了这门学科的先生，也仿佛是机器人一般，只去解释现成的东西，当然，他的地位，也远不如“语文教师”那般高尚。
　　看来英语生来命苦，英语教师也生来命苦，这种命，由不得你去反驳和挣扎。
　　但是苦命自有苦命的福。照孙先生的说法，英语和英语教师并不需要脑子，所以这一学科的艰巨性，便很不显然了。
　　这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英语一直被作为工具，教授英语属于体力活。“劳力者劳于人”，所以它的出生就不好。
　　之前毛主席就说过，外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不提阶级斗争了，可是英语在本质上似乎仍然是工具，虽然披上了好看时髦的衣裳，道可以因此“了解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不过这里的科技和文化，与人无关，也不是语言本身。所以英语到底还是“工具”。
　　也有人偏要争口气，说“文化”的教育，其实便是“人文”，因此英语是与语文一样，需要研习语言内部的意蕴。这话说得动听，只是教授者研习语言的“内部”，大概只有其中的结构，以及“功能”。故只要能听懂别人说话，看懂别人的文字，顶多再揣摩出别人的心思，就足够了。懂外语，实质上便是懂翻译。
　　翻译是什么？按理，它也是一门学问，高深点，还是一种文化的传递。不过这样做翻译，叫人心烦。所以大多数的翻译，只需一本字典，将其中的单词意思对牢，工作便算结束。这就叫“对等说”――不是纳达（Nida）的理论，而是一个字能对等多少汉字，能对等多少RMB的问题。
　　如果嫌翻译累人，嫌翻译好歹需要本事，那么大约只有去教书，去当英语老师了。各门学科中，没有比英语课更好教。你只须盯住学生，催促他们背单词，再辅助一些课外的练习，保准他们学好外语，不，考好外语。外语不好的学生，往往后悔自己当初没有用功。不过，即便他们用功了，能过TOEFLE，IELTS，甚至GRE，他们到了国外，仍然是“会说话的文盲”，许多时候，连说话还成问题。
　　所以学英文的人，往往被认为“没有专业”。我读书时，便受了这种歧视，于是不得不反省：到底为何学英文？
　　有人问钱钟书，你的专业是什么？钱答曰：是古典文学。他是学英文出生的，尤对英文这般态度；其他人对英文和英文教师的偏见，更是无可厚非了。
　　有了对学科的工具理解，有了社会对英语的偏见挤兑，英语教师便表现得出奇的Stoic，他们不知道外国还有个莎士比亚，也不知道海明威的小说好在哪里――在那里，唯一可用的，大概是能进行语言操练的材料。英语教师也谈文化，不过这种文化，大致是不好问女人年龄、“不用谢”不能说成Don’t thank me，再有便是“路滑小心”到底是“Wet floor, cautious”还是“Watch your step”的争论。其实这些“文化”，你一出国，便什么都搞定了。可是外语教师偏偏拿这些东西做专家，螺蛳壳里做道场，还在国内掀起教育改革的浪潮。
　　 如果真能作这些争论，他还是个有希望的英语教师，相比只做题目的，只去研究考试的，会更受学生欢迎。至少出不了国的学生，知道洋人喜欢做什么。只不过光了解洋人的生活习俗，远远不够。我们看那些出过国的老师，一个个争说外国的美与好，心里就窝气。其实他们只做了照相机的功能：将洋人的生活，叙述一番；再将国人的生活，鞭鞑一番。据说这是“比较”，“跨文化”。不过，对于洋人，我们更需要了解他们的思维，了解他们的民族性格，了解他们的精神之于中国的比较。这些，是需要读书需要思想的。教授一门语言，无论英语还是中文，都有一个读书思想的背景。我们不指望英语教师能具有一种哲学思辨的本事，也不指望他能用英文写出美妙的句子，但是，他的对语言和语言教学的理解，却断不可偏颇，断不可狭隘，否则，不仅学生从语言中得不出生命的光亮，即便他自己，也最终会被语言教授的形式窒息。
　　 所以说，当英语教师看到外国人便急匆匆地逃掉，生怕泄露了他不会说话的本色；当他教了十年的书，最后对英语的理解只在What’s your name?上，他恐怕要思考下：作为英语教师，我离英语到底有多元？
　　有一次华师大出版社的吴法源先生说，据他所知，英语老师都是不读书的。其实英语老师不是没书读，只是他已经读不了英文的书，也不屑回头读中文的书。他只在看书――看那些教学、做题的书。其他的事：文化、思想，在他这里，都是多余的。因此他活在“现成的解释”之中，他生来命苦，却在这苦命中寻得了麻木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