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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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叶圣陶（1894——1988）

        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和语文教育家。名绍钧，字圣陶。江苏苏州人。１９１２年开始在小学任教。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１９２０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１９２３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辑，１９３０年去开明书店任编辑。这期间，他编过《文学旬刊》《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生》等期刊，并发表过多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和指导中学生学习语文的文章；同时他还先后在几所中学、大学兼任教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继续为开明书店主持编务，先后编辑出版了《国文杂志》《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国文月刊》和《开明少年》等刊物。１９４５年后，任开明书店总编辑。１９４９年初，应邀辗转自香港抵达北京，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１９６６年先任人民出版总署副署长，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主持全国大、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出版工作。１９７６年后任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１９８８年因病逝世，终年９４岁。
       叶氏是现代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开拓者和指导者之一，对祖国汉语文教育的贡献是杰出的，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是现代语文教育新课程标准的创制者之一。１９２３年实行新学制，同时要制定新学制的各学科课程纲要，叶氏是新学制初中国语课程纲要的拟制者。１９４９年春，新中国成立 前夕，为了编制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新教材，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责成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对中小学各科的教育问题进行讨论，叶氏作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率先建议把过去“国文”或“国语”的学科名称，一律改为“语文”，之后，又亲自起草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具体规定了中学语文科的教学目标和初中、高中两个学段的教学要求。
      其次是亲自编制了多种语文教材，主要有：初小用《开明国语课本》（８册，１９３２年版）、高小用《开明国语课本》（４册，１９３４年版）、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６册，与顾颉刚合编，１９２４年商务版）、《开明国文讲义》（３册，与夏丏尊、宋云彬、陈望道合编，１９３４年开明函授版）、初中用《国文百八课》（６册，与夏丏尊合编，１９３５年开明版）、《初中国文教本》（６册，１９３７年开明版）、《中学精读文选》（与胡翰先同署名，１９４２年桂林文化版）、《新编国文读本·甲种》（６册，与郭绍虞、周予同、覃必陶合编，１９４６年开明版）、《新编国文读本·乙种》（３册，与徐调孚、郭绍虞、覃必陶合编，１９４７年开明版）、《新编高级国文读本》（６册，与朱自清、吕叔湘、李广田合编，１９４８年开明版）、《文言读本》（３册，与朱自清、吕叔湘合编，１９４８年开明版）等。其中，有全部自撰的小学国语课本；有以写作训练为中心，以单元组合为形式的初中语文课本；也有文、白分编和文、白合编的种种实验课本。
      再次是给中小学生提供了学习语文、学习百科知识、培养良好品质的各种课外读物和各种期刊。其语言，风格淳朴，简明平实，能用极其浅显的语言说出极其深刻的道理，这种“叶氏文风”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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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２０世纪教育的大家　　陶行知（１８９１－１９４６）




陶行知，安徽歙县黄潭源村人，1891年10月18日生，一家躬耕自食，家境清寒。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但因生活贫困无力入私塾读书，6 岁时蒙馆塾师方庶咸秀才视其资质聪颖，为其免费开蒙。8岁到万安镇经馆伴读，11岁又回到黄潭源自学，有时也帮父母参加田间劳动。15岁进入歙县教会学校——崇一堂学校读书。因陶母在本校帮佣，英人校长唐进贤喜欢勤劳聪明的陶行知，准其免费读书。17岁崇一堂毕业后独自远离家乡，考取了杭州广济医学堂，因不满该校歧视非教徒学生，入学三天后便愤而退学。18岁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就读，是该校的首届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担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主编。四年后，陶行知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毕业典礼上，他以优异毕业生的资格，宣读了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论文表露出了他最初的教育救国的思想。　　1914年（23岁）陶行知在大学校长包文先生的鼓励和亲友的赞助下赴美留学，考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市政。第二年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但他没有在伊利诺斯大学读完，便于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原因是，他深信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且他认为第一流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他攻读教育的最好的学校。他决心将来为祖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奉献终身。他认识到“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重要之手续。”1917年 在哥大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毕业回国，他说“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为我们遗留下的宝贵财富有三：一是伟大的学说和理论，二是伟大的实践和经验，三是伟大的人格和精神。我们重点介绍他的学说和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教育理论。他的创造教育思想、科学教育思想、幼儿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终身教育思想，都是植根于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的核心，“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的场所，“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方法。（一）生活即教育． 对生活即教育，陶行知有一句很有概括性的话，就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即教育”的含义有三：一是生活有对人的教育作用，二是教育又促进生活的变化，三是教育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生活教育的效能：一方面“过什么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只要把自己放在社会的生活里，即社会磁力线里转动，便能通过教育的电流，射出光，放出热，发出力。另一方面，“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只有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在生活中进行教育，才能发出力量而成真正教育。教育与生活的关系：1、生活决定教育；2、教育改造生活。教育改造生活，要从培养人开始；教育改造生活是改造自然，实现富国理想；教育界改造生活最重要的是改造社会生活。（二）社会即学校．它是要求“以社会为学校”，用陶行知的话说就是“把整个社会或乡村当作学校。”它的含义：1、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2、学校不得关起门来办学，必须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3、运用社会力量，由群众办自己所需要的学校；4、从培养目标说是培养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的具有“生活力”和“创造力”能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普通劳动者；5、从教育内容说，他要以社会为课堂，使学校的教育内容更丰富。（三）教学做合一． 1、“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也是其教学论，它是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改革。 2、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是一件事的三个方面。” 3、“教学做合一”，中心是个“做”字，什么是“做”呢？它的特征：1、行动，2、思想，3、新价值的产生。陶行知给“做”下过一个广义的定义：“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寻求出路。”他说：“是活人必定做。活一天，做一天，活到老，做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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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陈鹤琴（1892－－1982）



　　现代著名儿童教育家。浙江上虞人。7岁接受启蒙。1914年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攻读心理学博士期间应聘回国任教。1923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我国第一所实验幼儿园，并兼任园长。1929年发起成立中华儿童教育社，当选为主席，以后又在江西、上海创办过幼儿教育学校和机构。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长等职，1949年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他从研究儿童心理入手，并以自己的子女为对象进行过三年的观察实验，记录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归纳出101条教育总结。 　　他曾针对当时教育界“教死书”、“读死书”的状况，提出“活教育”主张，确立三大目标：（1）“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2）“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3）“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还提出“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他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由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部、婴儿园五部分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幼儿师范教育体系，开创了我国儿童教育事业。他认为，幼儿教育是一门教育科学，是基础教育的基础。通过全面系统的切实地科学实验，做好幼儿教育的研究工作，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幼儿教育的客观规律，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后，担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教育论著近400万字，主要有：《儿童研究纲要》、《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活教育理论与实践》、《我的半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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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叶苍岑（1904——1993）　



　著名语文教学法专家。河北任丘县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先后担任洛阳、邢台、桂林等地师范学校和桂林高级中学国文教员。1943年后，先后在桂林师院、保定师专、北京师大、辅仁大学任教。1952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专任“中学语文教材教法”课程的教学。叶氏在40年代初，任教于桂林师院时，曾编写出版过一部《初中精读文选》。同时，在《国文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42）上发表《对中学新生谈国文学习》，针对中学新生的实际，讲述了“中学国文科的目标”、“学习的内容”（精读、略读、作文、文章法则、口语练习等）、“在学习上应该注意的地方”等有关中学国文科的若干重要问题，似乎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学国文学习法指南。1953年，配合前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的学术活动，指导实习生进行“红领巾教学”改革试验，发表《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的专论，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叶氏的主要论著有：《论语文教学改革》、《说明文通论》、《说明文教学问题研究》、《议论文读写基本能力培养》、《实用文》等。主编有：《中学语文教学通论》（一册）、《语文基本知识丛书》（九册）、《语文基本能力培养丛书》（九册）等。 　　叶氏任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期间，主讲中学语文教材教法多年。在改革开放后，语文教育向科学化目标迈进的历程中，叶氏首先关注的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他主张：（1）定向研究。他认为中学语文课是一门具有工具性、思想性、、实践性等多种性质的综合性学科。语文教学客观存在的综合性特点，要求人们多侧面地对它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和研究，以建立语文教学研究的整体观念。（2）定量研究。他认为语文教学的整体，主要是由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语文基础知识教学三大部分组成；而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定量分析问题。把这三大部分的定量问题分析出来，并整理清楚，既划定范围，又确定内容，对学生学习一定十分有利。（3）编序研究。他认为在定向、定量的研究基础上，从教学需要出发，必须科学合理地解决内容的编排序列问题。这种“科学化”的设想，对培养中学语文师资十分重要。在这一点上，叶氏的见解也是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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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胡 适（1891——1962）　　

现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原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１９０６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留美官费生，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文学院，１９１４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１５年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又任北大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１９２８年任中国公学校长。１９３１年春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３５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评议员。１９４６年就任北大校长。１９４９年离沪赴美。其间曾先后于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４年返回台湾讲学，并出席“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１９５８年离美返台，定居于台北，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１９６２年病逝。 　　五四时期，我国中小学的国文科，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到教材教法，都经历着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在这场革新运动中，胡适的影响至巨。胡氏是提倡白话文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１９０６年，一批“清国留学生”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自编《竞业旬报》，全部刊载白话文章。胡氏在读期间，就为该报第１期撰写了纯粹白话的《地理学》，同时还为《安徽白话报》等提供白话文稿。当时，他还不过是个１５岁的少年。１９１０年赴美留学，仍竭力倡导白话创作。自己首先尝试着用白话写诗，后来这些诗稿结集成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胡氏又是第一个尝试着用白话来翻译法国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的人，那是１９１２年前后的事。这两篇杰出的白话译作，后来都被选作国文科的经典性教材。１９１９年，胡氏又把自己用英文写成的独幕剧《终身大事》翻译成中文，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戏剧文学的白话剧本。１９１８年，胡氏又冲破了历来用文言来写学术著作的传统老例，尝试着用白话来写哲学论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白话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国文教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１９１５年６月，胡氏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专论，除了指出传统圈点法的弊害以外，还亲自设计了１０种新式标点符号。推行国语，也是五四运动的又一重大业绩。１９２０年，教育部在京开办了一个国语讲习所，胡氏出席讲演十余次，对教育部命令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教授，表示赞赏，指出“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２０年”。 　　胡氏在１９２０年和１９２２年先后就国文教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过两次讲演。前者是应北京高师附中国文研究部之邀，所作的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讲演；后者是应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之邀，所作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的讲演。这两篇重要论文，对中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全面的论述。所论各点，就胡氏本人而言，是他以往所持一系列卓见的综合反映；就语文学科的发展而言，是后来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制中学国文科课程标准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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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朱自清（1898——1948）

　　现代著名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县，后居扬州，称“我是扬州人”。19岁入北京大学预科，不到一年，又考进本科，并以三年时间修完哲学系全部课程。在校时，就开始文学创作。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先后加入“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1921年起，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历任浙江省杭州、台州、温州、宁波等地的师范学校和上虞、扬州两地中学的国文教员。1925年应聘北上，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教授，1930年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次年赴欧留学，在英国攻读语言学及英国文学。一年后回国，在清华继任原职。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仍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坚持教学，一丝不苟。1945年，抗战胜利，随学校迁回北京。因积劳成疾，于1948年8月12日溘然长逝。在贫病中坚守中国人的气节，不吃美国“救济粮”，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朱氏对于中学、大学的中国语文教学工作，始终热情关注，不遗余力。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性质和任务，早在1925年他就著文指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主要有两条，“（一）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二）发展思想，涵育情感。”“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这“相共的”和“特有的”，说出了双目的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他又用自己优秀的文学创作，显示了纯粹白话文的巨大魅力，为青年提供白话文写作的范例；他甚至应教科书编者朱文叔之邀，专门为中学国文教科书写了白话文短篇《春》作为课文，使它成了后世语文教科书中必选的杰作。他研究中国语文的精辟见解，汇集在《经典常谈》、《语文拾零》、《语文影》、《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等论著当中。抗战期间，与叶圣陶合作编写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和《国文教学》等书，几乎成为当时中学国文教员的必读书。抗战胜利后，与叶圣陶、吕叔湘等，为开明书店编制《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和《开明文言读本》，影响深远。　　朱氏在语文教育上既重视白话文和现代文，也重视文言文和古典文。他认为现代青少年读的、写的主体应是现代白话文，但他们又不可没有最低限度的接触古代典籍的能力，因此二者要合理地结合，相互为用。在语文训练方面，他尤其重视说明文和议论文，认为这两种文体，既切合实用，又有利于训练学生的思想。在表达能力的训练步骤上，他认为“思想、谈话、演说、作文，这四步一步比一步难，一步比一步需要更多的条理”，因此他提出了“从练习演说入手”，来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设想。他重视文章的朗读，为国人所尽知，有《论诵读》、《论诵读教学》、《论朗诵诗》等文，论述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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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舒新城（1893——1960）




　　现代教育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原名玉山，学名维周，字心怡，号循庵，曾用名舒建勋。湖南溆浦人。1907年考入鄜梁书院，次年转入溆浦县高等小学。1912年秋，赴常德考入湖南第二师范附设的“单级教员养成所”，后辗转求学于长沙游学预备科、武昌文华大学中学部暑假英文补习科、湖南高等师范本科英语部。1917年毕业，即受聘任长沙兑泽中学英语科和体育科教师。后转任教会办的“福湘女学”教育科教师、教务主任兼青年会社会服务部主任，同时在省立第一中学兼课。五四运动后，致力于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编成两种讲义：《心理学原理》和《实用教育学》。又与友人合作创办《湖南教育》月刊，以“研究我国教育所应采之宗旨，介绍世界教育之思潮，批判旧教育之弊端，商榷新教育之建设”为目的。1920年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讲授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同年秋，应聘去上海主持中国公学附属中学校务。1923年2月，应聘赴宁任东南大学附属中学研究股主任，同时在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兼课。是年12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参予起草少年中国学会的办学计划书。1924年又应聘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后因故辞去教职，回南京定居，专事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请，主持续编大型工具书《辞海》。1930年兼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图书馆馆长，并创办《新中华》月刊。其间，先后兼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37年《辞海》出版发行，后任中华书局代总经理。抗战期间，困居上海，坚拒伪职。抗战胜利后，继任中华书局编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上海市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因患癌症病逝。 　　舒氏对语文教育的贡献，主要在于：　　一、介绍并实践先进的教育理论。他在多年讲授心理学、教育学的基础上写成《实用教育学》一书（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首次向我国教育界人士介绍了美国教育家、心理学家杜威、詹姆生、桑代克等人的教育学说。1925年，在从成都高师回到南京后，专门研究近代中国教育史，从中发现昔日教育的弊端和未来教育的前景，编成《教育通论》、《现代教育方法》、《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教育概说》等书，为推进当时的教育革新潮流，提供了新观点和新方法。　　二、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验研究。早在1921年，舒氏主持中国公学附中校务时，就在校内推行五年的能力分组制（或称“分团教学法”）和选科制，实行男女同校等革新措施。“道尔顿制”传入中国后，舒氏仿佛看到了改革旧的课堂教学制度的理想之途，大力予以宣传、推广、实验，亲自编译出版了《道尔顿制概观》、《道尔顿制讨论集》、《道尔顿制研究集》等，一时成了国内推行该制的主将。　　三、主持编制大型工具书《辞海》。为人们学习、生活、工作提供了收词最多、释义最详的必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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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陈望道（1890——1977）


       现代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原名陈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浙江义乌人。毕业于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春，赴日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修习文学、哲学，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修习法律，获法学士学位。1919年，五四风暴突起，陈氏毅然回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因“一师风潮”案，愤而离校，返回故里，静心翻译《共产党宣言》，出版了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春，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当年就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23年至1946年，先后任上海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校长。1977年病逝，终年87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陈氏就积极投身于语文和语文教育的革新运动，提倡白话文，推行新式标点符号，主张文字改革，不遗余力。在30年代初，针对国民党一些御用文人提出的“文言复兴运动”，与沈雁冰、胡愈之、陈子展等人发起了“大众语运动”，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抗日战争期间，陈氏是上海战时语文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领导了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探讨和改革试验，组织了有关中国文法革新的大讨论，编制过《拉丁化汉字拼音表》，发表过《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等重要文章，并首先提出用“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的见解。陈氏还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内容涉及到语言学、文章学、逻辑学、修辞学、美学、文艺学等许多领域，为增进语文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深广度做出了贡献。
       早在浙江一师任教时期，陈氏就自编国文讲义，在语文教材的革新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1922年，发表《作文法讲义》，开拓了文章作法的新领域。1934年，与夏丏尊、叶圣陶等人合作，编纂了《开明国文讲义》，创造了语文教材编制的新体例。陈氏一贯认为我国传统的以熟读、背诵、模仿为主要环节的语文教学法不科学、低效率，必须改革。他主张：第一，要确定一些条件作为安排读文层次的标准。第二，教学时必须注意选文内容的背景和选文形式的规律。第三，语文教学要破除“漏斗式”的注入法，要努力唤起学习者的兴味。他还主张要在一般学校以外开辟“第二学校”，如建立公共图书馆，以扩大学习者接受教育、吸取知识、开阔视野的阵地。陈氏有关语文和语文教育的论著，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陈望道文集》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陈望道语文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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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蔡元培（1868——1940）

        我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浙江绍兴人。号孑民。原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因目击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人士“不先培养革新人士”而终遭失败的事实，立志兴教办学。1898年辞官南下，在绍兴府中西学堂、南洋公学、爱国女学等新式学堂任教，并于1902年和1907年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广泛接触和研究西方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辛亥后，从德国归来，由中山先生任命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期间，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等5项革新的教育宗旨为核心，亲自主持制定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新教育制度。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学术自由”“兼收并容”方针指引北大走上革新之路。1926年任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以后众多的政治的、文化的研究会或研究机构聘任他为主席或理事长。他凭着满腔爱国热忱，不负众望，深得国人的崇敬和爱戴。1940年3月，在香港病逝。
       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发展历程看，蔡氏早年有关国文教育问题的言行，确实有开拓、指航的作用。
       首先是他对我国旧式传统教育所作的深刻批判，为建立20世纪初新的语文教育体系开辟了道路。在他任教于绍兴府中西学堂等新式学堂的时候，就力排旧顽的非议，提倡“自由读书”。这种“自由读书”的新观念、新教法，竟然培养出了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一大批学界的精英。1918年，学者夏宇众编写出版了我国现代最早的一部全面论述中学语文教育的专著《中学国文教授之商榷》，书中讨论了中学国文科教授的标准、教材、教法以及当时规定的“文法要略”、“文字源流”、“中国文学史”等学科的内容等等。蔡氏十分赞赏这部新著，欣然为之作序。这篇著名序文的内容，被20世纪新语文教育的改革者奉为圭臬。
        此外，蔡氏还针对旧式国文教育的流弊，提出了一系列卓越见解。如“读书为应用”、国文与国语并重、学校国文科应以教授白话文为要务、教学“处处要使学生自动”、“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要把“美育”注入国文科的教学中去等等。这些精辟见解，加上他在政界、学界的特殊地位，对后世的教育包括语文教育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是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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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穆济波（1895——1978）




早期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四川合江县人。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活跃于中学语文教育界的知名学者。长期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任教。对我国早期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多方面的贡献。 在１９２２年新学制确立后的课程标准起草工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其中，《高中必修科国文科学程纲要》，就是由穆氏拟定的。所谓“必修科国文科”，就是针对高中学生中国文基础相对较好的学生特为设置的，学制１年，每周授课４小时，占８个学分。《纲要》阐明其内容含２项：甲为文字学，乙为文艺概论。文字学又分言语与文字、字音、字形和字义；文艺概论又分文学概说、中国历代文学之变迁、近世西方文学思潮之激变。如此精深的内容，拟订者非有深厚的学养很难胜任此项工作。 在语文教材发展史上，早期文、白分编的革新尝试中，穆氏曾为中华书局编过《初级国语读本》、《初级文言读本》、《高级国语读本》和《高级文言读本》，分别供初中、高中使用。穆氏是主张文言、白话分教的，即初中教白话，高中教文言；另于初中设文言选科，高中设白话选科，以为“调剂”之用，加强教学的针对性。他试编的文、白分编本，就是从教材建设上体现自己主张的实际步骤。 在东南大学附中，主持了道尔顿制的实验研究。东南大学附中主任（相当于校长）廖世承是心理学家、实验教育家，在校力主教育科学实验。因美国实验教育家麦柯尔来华指导，确定的课题是“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的比较研究”。穆氏参与了此课题的研究。实验后初步认定：道尔顿制能适应不同个性学生的学习，工作方便自由，有利于养成自动求学的习惯，尤其能养成学生初步的“治学方法和能力”；但程度难得一致，学生精神容易涣散，练习考订的机会较少。最终的结论是：道尔顿制与非道尔顿制比较，在国文科，前者并不占优势。 穆氏在１９２４年发表的《中学校国文教学问题》一文中，着重探讨了３个重要问题：第一，国文国语在教学上有何价值？第二，语文的本身是不是教育的目的？第三，国文国语教学的目的何在？从理论上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他又专门公布了他在东大附中任教时重新修订的《初高中必修国文课程纲要草案》，作为改革实践的方案。这篇论文，可以认为是代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学语文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