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陪您读-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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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1909.01.07-2006.2.24），原名张璿，字仲衡。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佛学、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自觉较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吹牛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先生学名张璿，字仲衡，念小学时老师给拟的，语出《尚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怎奈这字难认，直到北大毕业，自己欲放弃学名，又不忍心另起炉灶，便删繁就简，去仲字人旁，衡字游鱼，成为中行。当然，“中行”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之语，仍未离开四书五经。这是先生自己说的，可先生晚年曾刻一枚闲章：“中行无咎”。语出《易经》，是否更符合“中行”本意呢？　

　　中行先生一生低调澹泊、无欲无求，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先生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的书房里书卷气袭人，桌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书橱内列着古玩，以石头居多。张老谦称书房像“仓库”。；而于治学方面，他则一丝不苟，晚年仍拍案而起，痛批台湾某“国学大师”，可谓“后五四时代”学者风范的真实写照。追忆张先生，有人士叹，“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范”，更有后辈赞，“老头有骨气”。
　　张中行先生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字，熟悉西方哲学。他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等人被称为“民末四老”
　　张先生的作品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顺生论》、《文言常识》等行于世。
　　张中行的写人与记事,思维方式很像一个道人。他对文化名人的诸种打量,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臧否,亦不像某些文人散文那么无法节制。对他熟悉的人,他一直带有“史”的眼光,正如同欣赏文物古董,那里的寓义与情趣之间的品位,很令人想起息影于山林间的旧式文人。这里有史家的不偏不倚的静观,又有杂感家的性灵。他写辜鸿铭,笔法淡淡的,像是欣赏,又像反省,人物的神态几笔便勾勒了出来。《胡博士》、《启功》。〈柳如是》、《顾二娘》,我们简直可以当成人物散文的名篇,其笔调之奇,令人赞叹不已。张中行写人,一是注重文化名人,二是小人物。小人物中,又多是女子。写名人,一般并不仰视,敬重之情虽不免流入笔端,但更主要体现的还是“史学”与“哲思”的力量。写普通百姓,他则有一片大悲怜之心,那篇《汪大娘》,可谓写普通百姓的杰作,其味之淳,其情之真,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张中行的精神深处,本能地拒绝世俗功名,一生所亲近者,除了文化与文化人,便是普通百姓。他对中国人淳朴精神的描摹,与沈从文。巴金多有相近之处。他笔下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常常辐射出优雅、动人的光泽。张先生写女性的世界,多带有尊敬和神圣,例如写柳如是,写丁建华等,其中可以看出他的价值态度和审美走向。这些杂多的人物脸谱,均被定位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亲情的人生趣味里。他以平常之心待人,以人道的目光爱人,又以学者式的视角思索人,这便剔去了俗气,剔去了平庸,我读他的人物素描,觉得在不急不躁,不冷不热之中,流出人生的诸多净悟。它让人清醒,让人回味,让人从世俗中猛然转向静褴、超然的境地 。
　　一篇题为《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的文章在世纪中国等学术网站上广为流传。作者张中行在该文中，从三个方面痛批了被称为“学兼儒道释”的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先生的著作《论语别裁》，认为该书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该文的副标题“兼问出版垃圾著作的复旦大学出版社”更明确表示了对出版社的质疑。　
　　张先生的婚姻：张夫人比张老大一个半月。夫人生前，张老称她为姐。他把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他们的婚姻属于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先生曾说：“添衣问老妻。”并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贴身儿，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平生兴趣
　　“左手书”与“半百砚”
　　张中行兴趣广泛，自认主要有两项，一是书法，一是藏砚。他早年曾钻在故纸堆里，看了不少书法及书论，后多有临摹。其作品还曾在中国美术馆与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等一起展出。后来，张中行说自己“学书不成”，是由于自己是“生来的左撇子”。而张中行收集名砚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曾请篆刻名家为自己刻一闲章：“半百砚田老农”，藏品数量可见一斑。
　　■爱妻如是
　　与“姐”厮守半个世纪　　
　　张中行夫人李芝銮乃世家独女，清秀温婉，长他一个半月，两人都属猴，张中行一直叫夫人为“姐”，两人相濡以沫厮守了半个世纪。张中行曾经说过：“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泰然处之。”他还曾吟咏诗句：“添衣问老妻”，对人言：“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夫妻之情溢于言表。
　　张中行女儿们回忆，“母亲去世后，我们一直瞒着他，说母亲在医院里。不久前他自己人在医院里，还跟人说，他出院后还要写散文出书，挣稿费给妻子看病用。”
　　■“酒色”笑谈
　　“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
　　据说张中行平日爱酒，且节俭尤好“二锅头”。曾有人因景仰而送他一瓶“人头马”，可张中行没见过，很不在意地随手置于墙角。后来张中行从报纸得知这样一瓶酒竟要1800元，便端详那酒，“喝一两就等于喝180块”，实在难以下口。
　　据唐师曾回忆，有一次张中行考他，说根据联合国统计，女人的平均寿命比男人多5岁，为什么？唐师曾答不出来，张中行就自曝谜底，“为了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张中行还曾说过“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
　　■生前语录
　　“舍不得的是生命”
　　记者：您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地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记者：那么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张中行：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记者：您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您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您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张中行：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记者：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记者：那您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张中行：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记者：您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张中行：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记者：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张中行：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记者：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张中行：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记者：在您一生中您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张中行：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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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人师在南开——记国学大师张中行早年岁月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6/03/04/001247754.shtml

早春时节，一代国学大师张中行与世长辞，在他身后，留下了等身的著作和许多佳话美谈，除此之外，教育事业在他的生命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建国后，张老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负责中学语文教材的编撰出版工作，之前，他一直在中学和大学里任教，其中在天津南开中学当老师的一段经历很少为人知晓，那流年碎影，让人感怀。

　　1935年，26岁的张中行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教高中一个班和初中两个班，住在学校南院西楼下的一间屋内。来到天津还有一段缘由，当年，张中行面临毕业，同学们都已找到工作，自己却还没着落，为了找碗饭吃，他找到了时任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长胡适。这样，通过胡适的推荐，这位年轻的北大毕业生在天津南开学校开始了自己最初的教师生涯。也正因为此，张老生前对子女说，他对南开很有感情。在南开中学95年校庆之时，他挥毫写道：“甲子回环六几春，朱楼绛帐记前尘，南庠业绩知多少，百年辛勤广育人。”与张中行同在南开学校任教的还有毕奂午、何其芳、韩文佑，他们除却教课之外，还担任南开学校出版社干事会辅导先生，回忆那时候的一些事情，如当时的教师食堂，张老曾诙谐地写道：“菜花样不少，质量不坏，只记得最喜欢吃的是烧茄子，一盘价一角或一角二分。还可以点菜，指定做法。其间也闹过笑话，是其时已有小名后来成为大名人的何其芳，点菜，菜名是‘素炒白菜’，食堂的人得令转身将走之际，他又加了一句，是‘加一点肉丝’。”(《津沽旧事》)

　　北大的国文教育对张中行的影响深刻，“每日于百忙之中，吸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切勿间断”，这影响他一生的座右铭就是北大老师熊十力(著名哲学家)亲笔写给他的。同时，张老也深受北大自由主义学风和五四传统影响。在给高一学生上第一节课时，需要给学生点名，他始觉新鲜，因为在北大上课时，老师大概是从来不点名的。平时他穿着朴朴素素，上课随心所欲，除讲授课本之外，也说些自己的见解。他很严肃，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对于学生的优秀方面时常加以鼓励，这甚至影响了一些学生的人生选择。在他教过的学生中，黄宗江是突出的一个。即便几十年过去，他仍记得这位高足。张老生前对人说，当时黄宗江很能写文章，有才气，同时对他的妹妹黄宗英的才华也有印象。

　　这些事，在如今的著名剧作家，已经85高龄的黄宗江脑海中时隔七十年仍清晰如昨，他称自己的老师是一个“中国式的北大式的人文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很怀念他。黄宗江14岁来到南开中学读高一，他的国文老师就是张中行，因为黄的作文好，一直受张的夸奖，甚至给予极高的评价：“当代文学家不过如此。”经常受到这样不吝惜的鼓励，对黄宗江后来真的进入到文学写作领域起了很大的作用。多少年过去，这段旧时的师生情并未了断，上世纪90年代初，在诗人顾随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这对师生才又见面，其时已经过去了五十余载。

　　“不久前的秋天，我参加顾羡季(顾随)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会，看到一个半老而有朝气的人上台发言。话生动流利，有热情，是非感强烈，九十年代还没忘记焚书坑儒。我问旁座的人那是谁，说是黄宗江。就这样，我们又见面了”。“他没有忘旧，——应该说，很恋旧。其后，照约定，几天后就来看我，接着并请我到他家，结识他的老伴，看他在美国演娄阿鼠录像，喝黄酒，送黄酒，以及同游什刹海荷花市场，等等，总而言之，他走南闯北(包括美国)，台(戏台)上台下，又文又武，混得浮到社会的表面，而没有失其赤子之心。”(《黄宗江及其〈卖艺人家〉》)这就是一个老师对于学生的评价，即便是世事流转，张老对学生的赞赏仍像当初一样毫不吝惜。

　　1936年夏，张中行离开南开中学，后在保定、北京教中学、大学，办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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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私用 http://www.3stonebook.com/older/sx/sx41.htm

[作者：张中行]

题的意义不隐晦，但也要略加解释。“书的用”可免，只说“私”。加 “私”，意在缩小范围。缩还要分作两步走。第一步，是开除那些坚信越读书越穷、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因为想活得舒服，就要躲开穷，想活得安全，就要躲开反动，也就不得不扔掉书，书且不要，“用”自然就更谈不到了。第二步，剩下的都是读书有用论者，但用千差万别，昔日，有不少人说“唯有读书高”，是因为设想“天子重英豪”，这是为作官，又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作官之后，还想住深宅大院，怀抱娇滴滴，今日呢，花样更多，只说巡回书摊的多数，是沿着书名和封面的引力走，花钱买刺激，语云，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分辨是非高下不容易，还会惹人不愉快，所以只能说自己的。此即所谓“私”，或说自己独有的是也。
其实，任何人心目中的书之用，就是设想为公的，也是自己独有的。有而想说，无形中就加了油醋，是自我陶醉成分，即自信有值得旁人听听的。我也能够这样吗？既然要说，也就只好效我的芳邻三河县小老妈之颦，开嗙。我由上小学读“人手足刀尺”起，至今七十年以上，没离开书，实事求是，应该说有所得，而且不很少。多，头绪纷繁，为了小的场地中也能驰骋，只好用买西瓜之法，挑大个的。且说这大个的，经过思路衡量，共得三种，曰益智，曰明道，曰赏心。三种，内容都不简单，只好长话短说，点到为止。
先说益智。也可以划分阶级。初级是增加知识，只举自然和人事各一种为例，如果不读书，我就不知道时间是相对的，可以变慢；如果不读书，我就不知道朱元璋、朱棣父子杀了那么多人。升一级是增加分辨真伪、是非、高下的能力，比如是多读书，我才知道，君王明圣、爱民如子等歌功颂德的话都是骗人；东汉大量的谶纬书，价值远远低于王充《论衡》。读书，书也有高下，专就益智说，我还可以举一种我自认为受益最大的，是十九世纪末英国薛知微教授的《伦理学之方法》，是这部书使我明白，多种人生之道各有短长而没有究竟是非。它教给我的是思辨的方法；我的所得呢，说来也简单，是看到多方面，不轻信。
接着说明道。道是“朝闻道”的“道”，虽然得闻不易，古人又说“不可须臾离也”，所以放宽一些说，是人人有自己的道。道之为用，高要求是心安理得；降为普通，是没理由地干，还没理由地觉得有点意思。道前加“明”，显然，没理由就要变为有理由。这不易，而来源则可以无限。庄子说，道“在屎溺（尿）”，禅师见桃花或闻驴叫可以顿悟，可见如果有心或有缘，道之明也有易的一面。我天机浅或说天资浅，不敢求顿悟，而也想活得安然些，就只好求教于书本。这主要是子部，包括洋子部，语云，万法归一，或只许选一种，最后我还是选了《庄子》。皈依《庄子》，我之所得是什么？竟简单到一个字，曰“舍”。常人之行是不舍，或加码，成为今日之“发”。还不只常人，限于九流，法家、纵横家是大取（借用《墨子》语），儒家是小取（率性加以礼节之）。《庄子》就不然，是知方面，《逍遥游》篇说：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行方面，妻死，“鼓盆而歌”。这都是舍。舍是不求，甚至佛门的常乐我净也不求，“本来无一物”，苦由何处来？所以想到道，我就不能不推重《庄子》。只是可惜，我常苦于知之而未能行，成为望道而未之见。何以这样说？因为还有所取。
所取之一，或大的之一，是想说的最后一种，赏心。古语说赏心乐事，赏心，即以某事为乐。题目是书之用，文不得离题，乐事也要由书来。这样的书也不少，准以上益智、明道之例，只举一种，是《聊斋志异》。这样，由徘徊于九流就降为不入流，亦有说乎？曰有，而且相当重大，是其中之异能为我创造个可以容纳遐想的世界。这世界，街头巷尾、柴米油盐之外，还有公孙九娘那样的鬼，红玉那样的狐；尤其重要的是，一命呜呼之后，还可以生儿育女，饮酒赋诗。有幸，我也曾年幼，其时就相信有这样一个世界。可是好景不常，接着是科学知识纷至沓来，终于赶走了这个世界。其后是丰富变为单调，奇妙变为干巴巴，我当然感到遗憾。还有诗为证，是七十年代后期住地震棚，湖滨，月夜，不能入睡，想到《聊斋志异》。而狐鬼终于不来，于是诌打油诗以述心情，曰：“西风送叶积棚阶，促织清吟亦可哀。仍有嫦娥移影去，更无狐鬼入门来。”这是失望。失望之后呢，是遐想并没有破灭。怎么办？是直到桑榆之年，还乐于寄情于境由心造。比如算作自欺也好，我还设想住的世界是《聊斋志异》式的，于是遐想再升级，竟有狐鬼入门，我最欢迎哪一位呢？想了想，如果是鬼，最好是连琐，如果是狐，最好是长亭，如果是精灵，最好是黄英。有人会说，“你这不是疯了吗？”辩解的话可以是反击式的，是由方外人用慧目看，兢兢业业的人都是疯子。还可以是自满式的，是蒲公留仙早已疯了。举《黄英》篇末尾的“异史氏曰”为证：
青山白云人遂以醉死，世尽惜之，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
植此种于庭中，如见良友，如对丽人，不可不物色之也。对丽人，物色之，何意？记得若干年前曾用打油诗发其微，曰：
晏坐清泉说鬼狐，何妨市隐类臞儒。丹墀紫绶无由见，且觅黄英伴老夫。这打油诗的末句，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夫子自道也”。觅，是白日梦；觅而得，更是白日梦。但有梦总比无梦好，这认识，应该说主要是《聊斋志异》之赐。
至此，头脑中装满逻辑的人会责问，同是说书之用，益智趋向悟，明道近于悟，到赏心变为转迷，是怎么回事？答复可以是辩解式的，曰，人生本来就是远于逻辑的；也可以是坦白式的，曰，亦知讲理为是，但理常常不能胜情，也只好由它去。

中华读书报:1994-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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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分析新北大为何不如老北大

　　　　　　　　　雷　　颐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827/12/27104_5311033.html
张一家三代共有7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当然只有他是老北大，其他人都是新北大。他说：“我是老北大，他们是新北大。老北大和新北大最大的区别是老北大没有受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张中行：决不宽恕”）“他总是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陈洁：“女儿眼中的张中行”，《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22日）

他的“疑”来自北大，认为这是得自母校的恩惠。他承认，是在母校怀疑精神的笼罩下，摸索着走过来的，在母校的培育中生长，学会了怀疑。他毕生感念老北大推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使他一直保持清醒。“新的政局的变化带来排队的变化，因为许多人适应新潮，飞速前进，我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这种形势，我自己也觉察到，无论是为声名还是为实利，都应该也急起直追。”但他做不到，因为“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字’，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流年碎影》，第329页）


所以，当北大约他撰文纪念建校90周年时，他的文章题目就是“怀疑与信仰”。他认为，教育的成功就是教人“疑”，让人不信。因此，他非常推崇早年读过的罗素的《怀疑论集》，他一直记得书中说过，历史课本讲打败拿破仑时，英国的说功劳都是英国的，德国的说功劳都是德国的，而罗素主张课堂上让学生兼念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不知所措，罗素说，能够教得学生不信，就成功了。对罗素此论，他大加赞赏，屡屡提及。认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年轻人不要轻信宣传，多看书，要多看西方的书。”（“张中行：决不宽恕”）他说自己思想是罗素的怀疑主义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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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张中行老人
许宏泉

　　 昨日傍晚，刚一下楼，收到范笑我兄发来“张中行逝世”的短信。抬头望望天空，灰沉沉的。一早起来，我赶忙去信箱取出报纸，想看看有关文字。报上称张先生是“文学家、哲学家、国学家”， 我想，在我印象中张先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进一步说，一位文化老人。
　　 故人逝去，难免惆怅。对于一位97岁老人的离去，可能惆怅大于悲痛。惆怅之余便会思念往昔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我很庆幸在我少年的时代，带着一身泥土气息能见到诸多文化老人，我向往文化，也向往我喜爱的文化名人，这对我是不能脱俗的。遗憾的是昔日见到名人的那种喜悦心情已渐渐远去。
　　我尝戏称自己还“勒到过黄鳝的尾巴”，听老人谈吐，从那些老人的身上会感受到的文化“余香”，仿佛品读那线装旧书。我曾说，要是在旧时，哪怕民国，那么多的文人，那样的氛围，我怎样地愚钝恐怕也会被“熏”成个文化人了。
　　 张先生无疑是一位极有魅力的文化老人。有一张微长的国字脸，棱角分明，加上那双总是微微眯着的眼，单眼皮，可以想像青年“余永泽”的时尚小书生模样。对于“余永泽”问题，张先生极是坦然，他说，那是文学。淡淡的一句，让我们这些外人那么多的神秘、猜疑都化解了。对于老人来说，那就是一片过眼的云烟。
　　张先生平实厚道，内心里却爱憎分明。他不像许多的文化名人被“俗世”污染，变得中庸。他是个明明白白的人——能“明白”而坚守着明白其实并不容易。张先生说他最敬佩的文人是吴祖光。又说：近代文人恐怕谁也不会像胡适之那样得享大名了。胡先生做的学问，开一代风气。
　　 我与张先生通问约在１99３年之初。夏天，我和朋友一同去燕园造访。印象最深的是老夫人养了一屋的猫。那天，张先生取出一瓶红酒，下楼请我们吃饭，说：“现在我的稿费不低，请朋友吃饭没问题。”谈起吃，我又想起张先生关于吃的经典的话来。先生迁到马甸，我去新居造访。先生又要请客，说楼下附近就有一个小餐馆。上回启功先生来就在那请的他。吃饭，要看怎么吃，眼吃，那得上顺峰、大三元；嘴吃，楼下就挺好！
　　 某次，与出版社同事去马甸约稿，张先生那时已不太写作，他说成天想睡。同事是一位清秀机灵的小姑娘，嘴巴特甜，张先生竟热情地把合同签了。小姑娘要和张先生合影，老人拉着小姑娘，轻轻地摩挲着，显得十分安详。张老很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他的晚年突然显名文坛，有人说他“晚年明星”。 我想，他所以“暴得大名”，与他有一批年青的读者分不开。
　　 先生晚年曾有江南之行。他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到江南了。我说，很方便，一飞就过去了。先生笑着说：“哦，飞机可不敢坐，掉下来几乎没生还可能”。当时，我还暗暗发笑，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这么怕死。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老人真是一个极其热爱生命的人。他曾对记者说：“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他曾在《顺生论》中谈到：人类乐生，把可生“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
　　 张先生是个痴情的人，痴于爱情也痴于文化。先生爱收藏名绘书法和旧砚，尤爱闺秀书法。每次造访，先生总会取出几件藏品，一同品赏。说起闺秀翰墨，先生说，康生老婆藏品甚多，哪能跟人家比。现在也难遇到，遇见也无力收藏。过去曾在冷肆几块钱买到一件王铎条幅。王铎是大家，听说他作书，两个人将纸悬空扯着，他提草饱蘸浓墨悬腕疾书，八尺、丈二屏条一气呵成。谈到近代书家，张先生说，曾与叶遐庵论书。叶说：当然沈。沈寐叟真好。由沈而谈起王蘧常，也谈到了吴藕汀。张先生说：“吴藕汀那可是大家！”
　　 张先生说自己不擅书，但却很喜欢写字。我也曾好几次请他写字。多是为朋友代求，惟一的一件《戴本孝诗轴》至今还挂在我的画室。后来，看先生那么小的书房，书案上堆满了书，真不知他是如何作书，所以，再也未敢让先生劳顿挥毫了。
　　 过几天，3月2日，先生的吊唁仪式将在八宝山举行，我与崔自默兄相约同往。灯下，独自写下这些零星的往事，聊寄怀思！
　　 2006年2月25日于北京万科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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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笑我：我的朋友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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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4日下午，我在网上看到张中行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立即打电话到张中行先生家里。接电话是张中行先生的女儿张文，她拿起话筒就说：“你是嘉兴的小范？父亲已于今天凌晨去世了。九十八岁。” 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张文说：“父亲在医院里还念道嘉兴。我们还以为你是老先生呢。父亲说，不是，是小范。你送给父亲的书，后来我们都看了，《笑我贩书》。”我放下电话，对自己说：“张中行先生去世了。”我又点开网上的跟贴，一串“悼念”。我又打电话问张文。张文说：“父亲去年9月8日进的医院。岁数大了，没什么大病。没什么痛苦。”
　　
　　约在1995年底，我写信给张中行先生，把我编的《秀州书局简讯》寄给他看，顺便请他为我们秀州书局写几个字。1996年元旦的后一天，我收到张先生从北京寄来的对联：“嘉兴存旧史氏；秀水筑曝书亭。”同时还在来信中告诉我：“联上半为冯登府，下半为朱彝尊。”那年的十一月，张先生来信说：“九月间曾往晋南游历。明年与友人约，有至沪转绍兴小住之议，如成行，颇愿往嘉兴观光也。”
　　
　　1997年10月底，张先生寄来一封长信，说他藏有一帧嘉兴新篁张廷济画的《梅花》。他说：“昔年阅古人法书，颇喜张廷济所作，以为远离馆阁，富金石气。”还说从我编的《简讯》中知道周闲与沪上名画家任渭长有旧。他说：“对周闲有兴趣是因为四五十年代，买到他画的扇面一件。所画非花卉而为山水，草堂二椽，后有竹，前有树石短篱，笔墨简单，为董其昌一路。右上方有题记：疏篁幽石一庭宽，高缚篱笆短作栏。欲卜几椽殊未易，不如写出草堂看。秋谷二兄大人粲正，同治丙寅三月十八日周闲记。”他在信中说：“由玩古董的人看，晚清之物算不了什么。我不惮烦而絮絮叨叨，除了凑凑嘉兴的热闹以外，还因为同治丙寅，换成公元是1866年，一百年后是1966年，这件小文物遵照红卫兵英雄的勒令本当付之丙丁，可是竟存下来，这就使我‘二’感交集：感之一是俗话说的‘英雄造时势’，以‘后现时’的事迹衡之，造的能力究竟是有限的；感之二是所谓进步，今必胜昔，当作口号可以，当作规律就不成，因为，也是以事实衡之，某些地方的某些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而是后来居上。”
　　收到这封信后，我马上去信想要一张张廷济《梅花》的照片，因为我没有见过张廷济的画。据说，当时正好天津《中国书画报》的朋友去看他。经得张先生的同意，将这封信刊在次年元旦的《中国书画报》上，文章的题目叫《复嘉兴市秀州书局》。
　　
　　1999年6月2日下午，我突然接到一个吴江庙港来的电话，是一个女士的声音。那是张先生的学生。她说：“张中行先生今天在庙港，之后想去杭州，明天想到嘉兴看看。张先生让我试打一下电话，能联系上，表示有缘。联系不上表示没缘。”第二天下午，我们单位派车去庙港，将张先生接来嘉兴。汽车路过盛泽，张先生要求停下来看看。盛泽是柳如是发迹的地方。我陪张先生到目澜洲公园走一圈，我为他拍了不少照片。他后来来电话叫我查找目澜洲公园的历史。他说：“如果目澜洲明朝就有，那么柳如是一定到过那里。”当年，他在《中国旅游报》发表的长篇游记《水乡记历》，用了好几张摄于目澜洲的照片。记得看公园的老头周阿三，一直看着我们。张先生主动要和他拍个合影，录下周阿三的通信地址，然后叫我将照片寄去。接到嘉兴后，我们将他安排在文华园宾馆，住十二楼，那里可以眺望南湖烟雨楼。
　　6月4日，我去接他和他的女学生时。张先生正站在窗前看船，他说：“这是运河里的船？来的都是满的，去的都是空的。有一艘轮船拖了十八艘船，很没见过。”在五芳斋吃完粽子后，他与学生手拉着手，欢快着，穿过塔弄到秀州书局观书。到嘉兴图书馆古籍部看沈曾植手迹，当得知那只戤榻是沈寐叟遗物时，他要坐着拍一张照片。他在《水乡记历》一文中还记述着到南湖烟雨楼和沈曾植故居的情况：“重点是游南湖，实则是只游湖中的岛。岛不很大，辟为园林，中心建筑为烟雨楼。应该说颇具匠心，只是看过苏州的各园，这里的景色就显不出有什么新奇。作为余韵，由南湖出来，我们还看了沈寐叟的故居。印象是有缺点，破旧，但优点则更值得欣赏，是原汁原味。主楼房围成个天井，西南角有个木楼梯，窄而陡，我征得住户成女士同意，也爬上去看看。站在楼道上，凭栏望望，心里想，难道临《爨宝子碑》的名迹就出于这样的房子吗?”那一次，张中行先生送给我一本他新出的散文集《民贵文辑》和一本诗集《说梦草》。我就近在宾馆门口买了一只麦杆做的灯笼送给他。他小心翼翼包好，放进旅行袋。
　　
　　1999年8月，我有一个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在北京我试着打电话给张先生。他叫我立即去他家，说到他家的楼下有家小馆子，味道很好。我手头有工作走不开。他约我8月14日到，湖广会馆去听戏，那一天是季羡林先生米寿生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京戏。第一次感受到，京城青年人追星族们的神态。记得散场后许多人蜂拥着张先生，走廊里猛地跳下一个人，摊开一张扇面请张先生写几个字。张先生接过水笔，写了两个字。具体是那两字，我已经忘记了。张先生约了三四个朋友带我到晋阳饭店吃饭，那饭店曾是纪晓岚的故居。在餐桌上，张先生谈笑风生。记得谈起启功家的墙上有“谢绝拍照”的纸条，那是因为与启功合影的人，几乎没有人会把照片寄来。张先生还说：“有一次，与启功一起下馆子。为了服务员态度好一点。启功告诉服务员说，你们店堂里的匾是我写的。服务员说：吃饭，谈什么匾不匾。”那一天，我还知道张中行先生并不是作家协会会员。分别时，张先生对我说：“钱够不够。不够就跟我讲。”
　　
　　张先生来嘉兴之后，与嘉兴女读者阿秀开始通信。2000年4月7日，张先生在致阿秀的信中说：“前些时曾患病住院，现在家休养。干不了正事，充其量看点闲书。很想找清石成金《传家宝》看看，买不着，如果见此旧本，希望买下寄来。” 2003年2月，我看到石成金的《传家宝》排印出版。我打电话问张先生是否还想看。他说：“要！”我马上挂号寄去。当时，他告诉我，说“文章已经不写。不出门了。有时在家里看看京戏。”阿秀曾就这件事，写过一篇题为《蓝色的缘分》的文章，发表在早些时候嘉兴的报纸上。
　　
　　当我决定写这篇文章时，我告诉阿秀。说：“张中行先生的妻子两年前已经去世。子女生怕老人伤心，一直瞒着他。”阿秀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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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先生二三事 http://www.cyol.net 2008-07-02

http://book.cyol.com/content/2008-07/02/content_2247824.htm
选自《健康携梦人》刘心武著 中国海关出版社

　　头一回见到张中行先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一次婚礼上。他当主婚人。记得他戴一顶法兰西帽，妙语如珠，还伴之以丰富的肢体语言。我颇吃惊。我原来把他想象成一个沉静缄默的人。也许他确有那一面，那甚至是他更经常的一面，但我没机会见到他的沉静，我跟他头一回谋面，他就把其活泼挥洒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天新郎特别把我介绍给他。他跟我很认真地握手。我跟无数人握过手。我往往就握得很不认真，轻轻一碰，就算礼到。人家也多半是触到为止。但那天张中行先生跟我握手，让我现在想起来还仿佛刚刚发生，他也不是那种夸张地用力捏的方式，他是把自己的手温很准确地传递给你，并且似乎也很在乎接受你的手温，握手时双眼蕴含着真诚的笑意，直望住你的眼睛。那天他的眼睛让我觉得格外有神采。
　　张中行先生眼睛细小。他的单眼皮，我很早就听说过。“四人帮”垮台后，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党委书记赵起扬同志，跟我们一些新冒出的业余作者过从甚密，我有次跟他闲聊，说起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借于是之去演余永泽一角，老赵就摇头。我开头很奇怪。我说于是之演得很好呀！老赵就说，那哪是演电影，舞台痕迹太重！我抬杠，说《青春之歌》是直接拍电影，怎么会有舞台痕迹？而根据舞台剧拍的电影《龙须沟》，于是之不是显示出摆脱舞台痕迹，进入电影语言的超常功力吗？电影里的程疯子比舞台上的更显得血肉丰满啊！老赵就跟我说，当年他们真不该非找于是之去演啊，他们首先看上的还不是他的艺术功力，而是他那个细高身条单眼皮儿！我这才知道，余永泽的生活原型，其外形跟于是之相似。老赵的看法是对的，就是你从生活原型出发去塑造一个艺术形象，特别是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一个角色，何必非得去追求形似呢？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的社会氛围下，你这样拍出来电影满世界放，该给那仍需在那样环境里生存的原型，包括他的家人，多大的精神压力啊！老赵说他当时没有办法不同意于是之去演，但电影拍成看的时候，余永泽一露面他就感到别扭。
　　终于在那一天，见到张中行先生了，于是之般的细高身条，细长的眼睛，但是，我们握手，四目相对，他分明是双眼皮啊！
　　我的疑惑很快被解除，新郎再一次过来招呼我时，告诉我：“知道吗？老爷子新拉的双眼皮儿！”
　　那一年张中行先生已经年过八十。他去拉了双眼皮儿。这是一个爱美的人，热爱生活并且善于享受生活的人，那享受绝不是体现在追求奢侈显摆阔气上，而是不放过那些能使自己快乐，更能令别人快乐的，也许是琐屑的，但是特别有趣味的小事情、小细节上。
　　我们相识以后，他陆续给我寄来签名盖章的书：《负暄琐话》《禅外说禅》《顺生论》……慢读细品，真是打心眼里膺服、赞叹。
　　有一回一家报社，请我和张中行先生去北海公园仿膳小聚。只有一桌，客人就我们两个。我真有些受宠若惊。那是盛夏，张中行先生短袖绸衫，满面红光。我那时在报纸副刊开了个《红楼边角》专栏，发表些赏红随笔，其中有一篇专谈大观园的帐幔帘子，因为刚刊登出来，话题就由那展开，张中行先生侃侃而谈，举凡《红楼梦》里的器物饮食，服饰发型，随手拈来，全能解释，并且还生发出一些趣言妙论，可惜当时没能记住，事后也未回忆笔录，咳唾珠玉，竟随风而散，现在想起，真后悔不迭。记得我们还讨论了《红楼梦》里为什么写女性基本上不涉及脚的问题。美国的唐德刚教授探讨过这一问题，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但是他断言《红楼梦》全书完全没有写到女人缠足，是不准确的，书里写尤三姐的时候，直接写到过她为与贾珍贾琏抗争，反过来戏弄他们，一双金莲或翘或并，我议论到这里，张中行先生就鼓励我说，读红应该这样细嚼慢咽，品红更需善察能悟。我那时刚看到某刊物有关于争议甚大的曹雪芹画像的新材料，张中行先生非常重视，要我细细地转述给他。
　　张中行先生研红的心得甚多甚深甚独特，可惜他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专书，如果他能再健康地生活十年，把红学方面的成果写成专著，那该多好啊！
　　我的祖籍，是四川安岳县。安岳县境内有不少精美绝伦的石雕，改革开放以后，县里开发旅游资源，一方面抢救保护这些石雕，一方面改进旅游设施，建造起新式宾馆，这当然是好事。但忽然有一天家乡的几位干部来到北京我家，说他们为了让新建的宾馆锦上添花，想请书法大师启功先生题写“安岳宾馆”四个字，他们认为我既定居北京多年，又已进入了文化界，一定可以帮他们求到启功先生的字，这可让我为难到背上发麻脸上流汗，我与启功先生并无一面之缘，何况老早听说启功先生一字难求，这任务我可完不成啊！我解释、推托，他们不理解，生了气，以为我是忘了本，轻视家乡人。
　　家乡人知道启功先生的墨宝是难以估价的，而且即使人家题了字，也不会收钱，他们就说反正我们为了家乡宾馆门面光辉，这么求定了，人家也未必接待我们面谢，我们就把这一箱五粮液放你这儿了，字写来了，替我们奉上，表达点感激之情吧！他们搁下那一箱酒走了，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情急之中，我猛然想起，或者可冒昧地求求张中行先生，听说他与启功先生交情甚笃，或者能有一线希望？
　　没想到，竟一试就灵。张中行先生说：这字可题。我让启功写，他不能不写！没几天，张中行让他的一位忘年交给我送来了启功先生的题字，我问那箱酒如何送往启功先生家？小伙子转达张中行先生的话：“启功不会喝酒！好酒该给会喝的人，全给我搬来！”
　　要说追星，我追过两颗星，一颗是王小波，一颗就是张中行先生。追，就是因为读了其文字，喜欢得不行，从而想方设法要去认识，想跟人家多聊聊。借一个婚礼认识张中行先生以后，我一直想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他。可惜由于张中行先生身体日渐衰弱，不得不闭门谢客，近些年我再没能一睹风采，聆听其幽默妙语。
　　张中行先生驾鹤西去了，但书架上还有他题赠的书。我要再细细品读。张中行先生一生存疑，边缘生存，提倡顺生，没细读他文字的人，有的就误以为他消极，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存疑就是坚守良知，正是因为对“文革”存疑，当“革命造反派”的“外调人员”找到张中行先生，让他揭发杨沫的时候，他才能那样安详地告诉对方，那时候杨沫是真诚地去参加革命的。边缘生存，并不一定就是对抗中心，社会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和谐共存，中心的人做中心该做的事，边缘的人所做的边缘的事，也是社会所需要，或者至少是应该包容的。顺生，不是苟活，成为“闷人”，而是应该像张中行先生那样，充满情趣地生活。张中行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有著作，还有他的人格遗产。

中青在线专稿（Y-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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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散文的超然思想探析
□ 胡晓文　《名作欣赏(下半月)》 2009年第03期
http://qkzz.net/magazine/1006-0189B/2009/03/3419691.htm
关键词:超然 张中行 散文 禅境
　　摘 要:上个世纪90年代,张中行散文几乎成为学者散文的一个标志,他以朴拙冲淡的文笔,写出的是冷静超脱的学理,曾经在读书界掀起了一阵“张中行热”。本文试图挖掘他这种超然思想的成因及特点,在回视传统、禅境人生、志趣品味等方面作出某些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坛出现了又一次散文热潮,在此期间,大批学者成为散文创作的主体,他们反思散文的沉寂,舍弃六十年代模式化写法,去探寻新的出路,像“燕园三老”(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汪曾祺、余秋雨、史铁生等一大批学者纷纷从艺术人生、爱情婚恋、信仰理想等角度去体现各自文采与哲思、智慧与超然……张中行散文,更多体现出文化人的内涵与精神品格,他反观自我生命体验,认为“人生于世,受天命之谓性的制约,总难免要,或多或少,见世俗的‘可欲’而心不能静……所以不如放松。办法是跳到身外,视‘我’为一般人,一时冷眼看,如叔本华所说,不过都是苦朋友,不如意乃当然,也就可以一笑置之了吧?”笔者认为,这无论从意蕴还是题材,都是一种对我们传统文化中超然思想的回视与演变。
　　
　　一、回视传统
　　
　　季羡林在《负暄絮语•我眼中的张中行(代序)》中说:“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伯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说他是“超人”,此言还是中肯的。这“超人”显然不是无所不能的强者之意,而是“超然”之人,《老子》第二十六章“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即使在一片繁华辉煌的景象之下,都能泰然自若,不随同世俗,固守自我之本分,从而得大自在。在张中行的身上正是或多或少有着这种魏晋遗风,更有着安贫乐道,追求顺生,追求理性的人格境界。
　　中国的传统文人,或密或疏与释道有着某种关联,在思想、行为、言论等方面都有体现。战国庄子宣称要做“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也,崔乎其不得已也, 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广乎其似世也,熬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 乎忘其言也。”庄子认为,只有做神游宇宙、忘我存在、无用无为、鄙夷功名的“至人”“神人”“真人”,才能达到“逍遥”之境;晋陶渊明著名的《五柳先生传》中云“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甚至自喻“栖栖失群鸟”(《饮酒之四》),他在“东篱下”“南山”中,觅得了闲适淡远,并且乐此了余生;唐朝的王维,中年以后,亦官亦隐,“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尽显淡逸闲适、超然物外的心境,俞陛云评之“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而宋苏轼则更是达到了超然之大境界,“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被贬黄州之际,萌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超然于世思想,他在著名的《超然台记》中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糟啜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他背离湖光山色的钱塘,来到盗贼满野的密州,却能感“可观”“可乐”“可醉”“可饱”,这“四可”正是体现了他“无所往而不乐”“游于物之外”的人生境界。这四者虽处时代不同,际遇不同,但都有着某种超然隐逸思想。
　　张中行与他们有似有异。他的一生,既不像陶渊明的“先官后隐”,又不是王维的“亦官亦隐”,也不同于苏轼饱尝宦海沉浮后的“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更是和庄子对世俗社会、政治现实的彻底否定,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一生布衣,心境恬淡,直到85岁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取名为“都市柴门”。他一生信奉: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超然恬淡的生活。正因为只有这点“理想”,所以他人格精神上,从来不想依傍谁,北大留给他“让人疑”的独立思辨的意识,罗素“反现代、尚理性”的精神在他身上折射,让他写自己想写的话,不是为创作而创作,不是为“主义”而创作。对于人生,他执著而又淡泊,信奉“贵生”而又崇尚“顺生”。他的这种超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于现实社会历史的退避和否定,而是自觉地退守社会的边缘,以一个更冷峻的头脑去审视社会人生全景。
　　
　　二、禅境人生
文学,书写的其实是“人生之学”。张中行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抗战、新中国四个时期,他在这个时代,如大多数人一样,人生随着历史的沉浮而起起落落。他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师、教育局教学部主任、北大助教、中学教师、出版总署编辑、基建工人、烧炉工、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等,人世沧桑、尘世百味,他历练而不世故,通透而不圆滑,在其迟暮之年,余韵袅袅,不自觉地将对人生的喟叹反应在他的著作当中。
他在《顺生论•后记》中写道,之所以用“顺生”二字为名,则是源于《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语,名如其人,就连他原来的字“仲衡”,都去繁就简,撇掉“亻”去“鱼”,留下“中行”二字,晚年更是刻一闲章“中行无咎”,暗含他正道中行,顺应自然,不求卓越,但求无咎。这其实正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作张扬,谦虚旷达的表现。
　　他对佛家禅宗颇有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办过佛学研究杂志《世间解》《现代佛学》,90年代又出版了《禅外说禅》,对佛学典籍,他如数家珍,他在《禅外说禅》中写道:“禅是基于‘舍’之。舍,是因为认定人生是苦,想灭苦,就不能不视情欲为蛇蝎,世间为苦海……禅要求的是不动情的心境湛然。”但是人间诸相,要能真正抛开心智的迷障,看透名利的虚妄,达到“湛然”心境谈何容易,有人一辈子都无法领悟到的东西,但是张中行做到了,就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他在处理与杨沫的感情问题上,他都表现出超乎异常的冷静和淡然,一切随风而去,他还把婚姻分成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和不可忍”,在这背后都有着“节制”理性的支撑。无怪乎启功说他:“先生喜玩砚台,也喜收些文人手迹,既不同于争奇斗富,也不同于沉溺搜罗。手里把玩一件东西,总是像可买可不买似的。东西被别人买走了,也不见他后悔,听说远处有件什么,也不见他上赶去看。……逐渐经过许多颠倒众生的‘运动’,而张先生总像一个神经迟钝的呆汉。”
　　他的这种禅意之境,在他的多种作品中多有体现,他对佛学的研究很有造诣,但他却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主义者。他曾经对“涅 ”和“解脱”有这番感悟:“其一,我只承认人生有苦,言外之意也有乐,有苦有乐。人生之道(至少是常人的)就成为,想办法求乐增苦减,而不是解脱。其二,我只承认涅 境界有主观的实在(也很难)而没有客观的实在,主观是一种心态,乍生乍灭,称为实相,可证而得之,就理说是难得圆通的。”可见,张中行承认人生有乐,现实社会并不是一个悲惨世界,而极乐世界则是一个虚幻的颂歌,我们需要的是面对现实走向世俗,走向融合。
　　他的世界观,是他在看似淡漠的日常生活中沉思千里,逐渐体会而来的。他在对人世的超然中获得心灵的解放,远离世俗社会的喧闹与争斗,但他又没有陷于宗教的迷狂,用理性的智慧去阐释宗教,他的《禅外说禅》取名“禅外”意即“门外人”,正是他游于物外,又观照人生的志趣写照。他把深奥的禅理玄道培植于现实的土壤上,又融入了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他对现实人生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或进行自我反观,或联系于社会政治,“科学与宗教之间,政治力量应该尽量接近科学,疏远宗教。这贯彻与实行,就是多讲理,少讲信……一言以蔽之,不图长治久安则已,图,靠科学,讲理,总是比较稳妥的”。
　　　三、志趣品味
　　
　　沉默了50年的张中行,淡泊超脱,80岁高龄时厚积薄发,著作汩汩而出。观其八九十年代的著作:“负暄三话”、《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文言和白话》等,有人说张中行是杂家,他的思想贯穿儒释道,又深谙西方哲学,其创作又涉及哲学、语言学、辞章学等,很多人说他“大器晚成”,但显然这都不是一日之功。
　　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无论自觉与否,无论是否性格使然,他都是一位远离政治大气候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存在着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废名……虽然有人对他的这种超然志趣颇有异议,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葛之争”,以及曾被《青春之歌》“余永泽”角色的一时搅扰。但和周作人最后的尴尬处境相比,他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看来,苦雨斋最后“附逆”是犯了“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之错。然而从感情上周作人是张中行的老师,从审美上,他似乎更倾向于周作人的平实冲淡、废名的清远通脱,可见苦雨斋之流对他的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面对一个世纪的变幻人生,面对曾经发生的林林总总,他往往用相对的眼光去看待,在他的娓娓叙述中,贫富、顺逆种种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人生复杂性,所以由贫到富的途径、富的去处,也是如此复杂种种,“不当简单化,一刀切”人生只要有“道”,能“乐道”,当然这个“道”,不仅是人生之道,还包括“数理”“文艺”等精神文明,“如果能够寝馈其中,贫反而成为通往高层次生活的大道,也就可以见腰缠万贯之徒而不生艳羡之心了”。所以对待人生不同的境遇,他认为“情况各式各样,又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爱恶取舍也会各异,处理办法自然就难得一律”。所谓的“顺境”,一般人会“趋顺境”,但也有特例,如许由拒受尧之天下,因他“不视为顺境”,如谭嗣同变法失败,“遇逆境而不避”等,所以这趋“顺境”的行为要“不是非义的”,对待顺境要“谦逊加节制”,但“欲”无边,“物”有限,所以有人长叹“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对待逆境,消极一些,可以“阿Q精神胜利法”,积极一些,“还可以善自利用,有如使粪便之化为肥料”,“文穷而后工”,并举例如周亮工《书影》和罗素《哲学概论》都是狱中写成。而张中行对于人生目的的追问也耐人寻味:“自然演化中出现生命,何以会如此,目的是什么,难于知道”;“我们由自然接受‘生’,应该顺而受之”;“如果说人生有所谓目的,这目的是‘生’而不是‘乐’。”他肯定的是“生”之过程,活着才是更根本的东西,反对以“乐”作为唯一目标,“乐”只能是“生”的附属物,我们可以追求有生之年“多乐”,以求“心安理得”。
　　
　　可以说,张中行的出现,是上世纪90年代文坛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超然的人生哲学是其风景的底色,他坦诚、率真,而又有节制,他追寻一个安静而没有纷争的世界,在这份超然中,既传承了中国的文化,又有着理性思维的血液在缓缓流淌。他从容地走过,在世纪末的天空,落下一片绚烂的余晖。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胡晓文,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在职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等。
　　
　　参考文献:
　　[1] 张中行.顺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 张中行.负暄絮语[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 [3] 孙雍长注释.庄子[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80-81.
　　[4] 俞陛云.诗境浅说[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11.
　　[5] 张中行.张中行作品集(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 张中行.旧燕[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60.
　　[7] 全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514.
　　[8] 周敦颐.周敦颐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2:35.
　　[9] 张中行.负暄琐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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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谈读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e2def6010009o8.html
作者： 老卞


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先生(1909—2006),出生于河北香河一农家， 1935年毕业北京大学，多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他一生广阅博览，博闻强记，文史、佛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深有造诣，尤其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季羡林赞其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张中行先生一生宁静淡泊，其生活状态最切合刘禹锡的《陋室铭》所写。虽然身居陋室，却逍遥神游。读书是老先生一生的爱好与享受。在其《顺生论》中有一篇谈及读书。

他说读书是人生获取知识最合算的途径，因为一般来说，书籍都是他人人生经验和研究成果之精华。读书的具体作用，先生列出七项：

其一是简单的吸收，变不知为知。譬如读地理知道有遥远的大陆，其二是读书可以明理，破除各类迷信，其三是指导生活，譬如看菜谱学做菜。读书的第四个好处是培养性情。他说人之性情有高下之分。高者为人处世时不强制造作，能合情合理。性情来自于天性加环境的感染。“但天性加感染，也可能并不高甚至很下，这就需要化或培养。很明显，读书会有利于培养。培养之道有直接的，即从昔人的言论中吸取教训。这样的教训，由《尚书》的‘满招损，谦受益’起，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多，虽然并不等于特效，但耳濡目染（不只嘉言，还有懿行），总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还有间接的，是在书香的熏陶之下，心胸狭窄可以变为开扩，偏颇可以变为平和，也就是性情可以由不好变为好，至少是较好。世间的人情也可以作为佐证，是读书人常与文雅为伴，文雅的对面是粗俗，可见读书确是有培养或改变性情的力量。”新教育实验要营造书香校园，也是此意。

其五是欣赏，即获得美的享受。“茶余饭后，或有郁闷，或只是闲情难忍，翻开看看，或念念，都可以暂时忘掉现在，另入一境，其所得又非口腹之欲的满足所能比了。由这个角度看，人生一世，不能读书或不肯读书，等于过宝山空手而回，损失就太大了。”多多读书的人，确实是讨得了大便宜！

其六是可以取得立言的能力。先生这里说的立言，泛指以文字表情达意，小作写个便条写封信，大到论文写作，著书立说。先生说：“学会写，显然只能由读书来，因为不读书，腹内空空，就不会有分量重的内容可写；就说是有些情意，也不知道如何表达，仍是不能写。”新教育实验倡导结合教学实践与阅读实践来写随笔，也有这样的考虑。

其七是因读书而收书。爱读书之人，也人有藏书的爱好，一本好书，得而收藏自得其乐。“虽然只是闲情，以读书人为本位，也很值得珍视”。
　　

谈完读书的好处之后，张先生接着谈如何读书，读书应注意些什么。他说，一是要读好书，二是读能益智明理的书，三是既要多读，又要杂读。多读可多吸收知识，更可开扩眼界。杂读很重要，“有人喜欢文学，多读，也古今中外，而所读限于小说，绝不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就有可能，谈起国事，站在保守派一边，春秋佳日，到寺庙去烧香。这是读书多而不杂，钻了牛角尖，反而不能明理。”先生又说：“有些书性质枯燥，也就较为难读，却必须捏着头皮读。最典型的例是知识论和逻辑”，这些书没有生动情节和人物活动，初读必无兴趣，可是有大用，能提高明辨是非对错的能力。先生强调读与思的结合，“读的中间，还要兼能思”。若“读什么信什么，必致不能明理。思是吸收之后，经过辨析、比较，以判断真伪、是非、高下等的心理活动。所谓有知，明理，或总称为有学问、有见识，都是由能思养成的”。

对读书习惯的培养，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开头要靠“理智”，即知道读书有大用，就强制（或由家长、老师强制）自己读。最好是定时（可以不很长），天天如此，过一段时间会养成“习惯”，这就有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保障。这之后，以习惯为根基，会产生“兴趣”，就是觉得读书有乐趣，显然，到这时候，以前百分之八九十的保障就变为百分之百，简直可以说，想变为不读也办不到了。此之谓功到自然成”。先生的这段话，对于我们如何开展读书活动，培养学生及自己的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十分有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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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读书 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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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不该写而终于决定写的文章。不该写的原因，比喻说，居室内只有几件多年伴随的破桌子、烂板凳之类，而视为奇珍，并拦住过路人，请人家进来欣赏，这说轻些是愚陋，重些是狂妄。而又决定写，如文题所示，是因为先与“读书”，后与《读书》，有些关系。后来居上，且说近一两年来，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的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竟连续占了《读书》的宝贵篇幅。根据时风加市风，印成铅字的名字见三次以上，就有明眼人或不明眼人大注其意。自然，也因为文中总不免有些不三不四，或说野狐禅气，有些认真的人就不淡然置之。于是，据说，有人发问了：“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又据说，这问是完全善意的。何以为报?想来想去，不如索性把不三不四的来路和情况亮一下；看了家底，也就不必再问了吧?这家底，大部分由“读书”来，小部分由“思考”来；思考的材料、方法以及动力也是由读书来，所以也无妨说，一切都是由读书来。这样说，没有推卸责任之意，因为书是我读，思考是我思考，辫子具在，跑不了。语云，言者无罪，说是这样，希望实际也是这样。以下入正文，围绕着读书和思考，依老习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一

　　由呱呱坠地说起。遗憾也罢，不遗憾也罢，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经义述闻》那样的书；还不只我没闻过，就我及见的人说，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都没闻过。家庭是京、津间一个农户，虽然不至缺衣少食，却连《四书》、《五经》也没有。到我该读蒙书的时候，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已经几乎绝迹，只好顺应时势，入镇立的新式学堂。读的不再是三、百、千，而是共和国教科书。国文是重点课，开卷第一回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比下一代的“大狗叫，小狗跳”死板得多。时代不同，据说总是越变越好。是否真值得这样乐观，我不知道；但不同确是不错，大不同是：现在一再呼吁甚至下令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却苦于无事可做。忝为学生，正当的消闲之法是找点书看。学校没有图书馆，镇上也没有；又不像江南，多有藏书之家，可以走宋濂的路，借书看。但那时候的农村有个优越条件，是不入流的“小说家者流”颇为流行，譬如这一家有《济公传》，那一家有《小五义》，就可以交换着看。于是，根据生物，为了活，最能适应或将就的原理，就东家借，西家换，大量地看旧小说。现在回想，除了《红楼梦》《金瓶梅》之外，通行而大家熟知的，历史，侠义，神魔，公案，才子佳人，各类的，不分文白，绝大部分是石印的小本本，几乎都看了。有的，如《聊斋志异》《三国演义》《镜花缘》等，觉得特别有意思，还不只看一遍。

　　这样盲人骑瞎马地乱读，连续几年，现在问，得失如何?失难说，因为“不如怎样怎样”是空想，不可能的事，不管也罢。只说得(当然是用书呆子的眼看出来的)，如果教训也算，可以凑成三种。一种是初步养成读书习惯，后来略发展，成为不以读书为苦，再发展，成为以眼前无书为苦。另一种是学了些笔下的语言，比如自己有点什么情意想表达，用白，用文，都像是不很费力。还有一种是教训。古人说，诗穷(多指不能腾达)而后工。我想可以扩而充之，说书也是穷(多指财货少)而后能读。专说我的幼年，依普通农家的传统，是衣仅可蔽体，食仅可充腹。娱乐呢，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家里一件玩具也没有，冬闲的时候，男顽童聚在一起，只能用碎瓦片、断树枝做投掷、撞击的游戏。这很单调，而精力有余，只好谋消磨之道，于是找到最合用的，书。何以最合用?因为可以供神游，而且长时间。总之，因为穷，就读了不少。现在，也可算作进步之一桩吧，不要说幼儿园，就是小家庭里，如果有小孩，也是玩具满坑满谷，据说其中还有电气发动.会唱会闹的。我老了，步伐慢，跟不上，总有杞人之忧，像这样富而好乐，还会有精力和兴趣读书吗？——不好再说下去，否则就要一反韩文公之道，大做其〈〈迎穷文〉〉了。


二

　　总有七八年吧，小学不好再蹲下去。农，士，商，三条路，受了长兄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影响，走熟路，考入官费的通县师范学校。成文规定，六年毕业；不成文规定，毕业后到肯聘用的小学当孩子王。不知为什么，那时候就且行善事，莫问前程。课程门类不少，但考试及格不难，可以临阵磨枪，所以还是常常感到无事可做。学校多年传统，两种权力或自由下放给学生，一种是操办肉体食粮，即用每人每月四元五角的官饭费办伙食；一种是操办精神食粮，即每月用固定数目的图书费办图书馆。专说所谓图书馆，房间小，书籍少，两者都贫乏得可怜。但毕竟比小学时期好多了，一是化无为有，二是每月有新的本本走进来。其时是20年代后期，五四之后十年左右，新文学作品(包括翻译和少数新才子佳人)大量上市的时期，又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竟得较长时期占据管理图书馆的位置。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选购、编目、上架、借收等事务之余，就翻看。由于好奇加兴趣，几年时光，把这间所谓馆的旧存和新购，绝大部分是新文学作品，小部分是介绍新思想的，中的，由绍兴周氏弟兄到张资平、徐枕亚，外的，帝俄、日本、英、法、德，还有西班牙(因为生产了唐·吉诃德)，凡是能找到的，几乎都看了。

　　与小学时期相比，这是由温故而走向维新。有什么获得呢?现在回想，半瓶醋，有时闭门自喜，不知天高地厚。但究竟是睁开眼，瞥了一下新的中外，当时自信为有所见。就算是狂妄吧，比如，总的说，搜索内心，似乎怀疑和偏见已经萌了芽。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许多传统信为真且正的，上大人的冠冕堂皇的大言，以至自己的美妙遐想，昔日赞而叹之的，变为半信半疑，或干脆疑之了。这是怀疑的一类。还有偏见的一类，专就文学作品说，比如对比之下，总觉得，散文，某某的不很高明，因为造作，费力；小说，某某的，远远比不上某些翻译名著，因为是适应主顾需求，或逗笑，或喊受压，缺少触动灵魂的内容。这类的胡思乱想，对也罢，错也罢，总而言之，都是由读书来的。
　 三

　　30年代初我师范学校毕业，两种机缘，一堵一开，堵是没有小学肯聘用，开是毕业后必须教一年学才许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合起来一挤就挤入北京大学。考入的是文学院，根据当时的自由主义，入哪一系可以自己决定。也许与过去的杂览有关吧，糊里糊涂就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其时正是考证风刮得很厉害的时候，连许多名教授的名也与这股风有关，如钱玄同，把姓也废了，改为疑古；顾颉刚越疑越深，以至推想夏禹王是个虫子；胡适之的博士是吃洋饭换来的，却也钻入故纸堆，考来考去，说儒的本职原来是吹鼓手；等等。人，抗时风是很难的，何况自己还是个嘴上无毛的青年。于是不经过推理，就以为这考证是大学问，有所知就可以得高名，要加紧步伐，追上去。追，要有本钱，这本钱是依样葫芦，也钻故纸堆。在其时的北京大学，这不难，因为：一，该上的课不多，而且可以不到；二，图书馆有两个优越条件，书多加自由主义。书多用不着解释，专说自由主义，包括三项：一是阅览室里占个位子，可以长期不退不换；二是书借多少，数量不限；三是书借多久，时间不限。于是利用这种自由，我的生活就成为这样：早饭、午饭之后，除了间或登红楼进教室听一两个小时课之外，经常是到红楼后面，松公府改装的图书馆，进阅览室入座。座是自己早已占据的，面前宽宽的案上，书堆积得像个小山岭。百分之九十几是古典的，或研究古典的。先看后看，没有计划，引线是兴趣加机遇，当然，尤其早期，还要多凭势利眼，比如正经、正史，重要子书，重要集部，一定要看，就是以势利眼为指导的。机遇呢，无限之多，比如听某教授提到，逛书店碰到，看书，王二提到张三，张三提到李四，等等，就找来看。兴趣管的面更广，比如喜欢看笔记，就由唐、宋人的一直看到俞曲园和林琴南；喜欢书法，就由《笔阵图》一直看到《广艺舟双楫》。量太大，不得不分轻重，有些，尤其大部头自认为可以略过的，如《太平御览》《说文解字诂林》之类，就大致翻翻就还。这样，连续四年，在图书馆里乱翻腾，由正襟危坐的《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之类到谈情说爱的《牡丹亭》《霓裳续谱》之类，以及消闲的《回文类聚》《楹联丛话》之类，杂乱无章，总的说，是在古典的大海里，不敢自夸为漫游，总是曾经“望洋向若而叹”吧。

　　也要说说得失。语云，开卷有益，多读，总会多知道一些，有所知就会有所得。这是总的。但是也有人担心，钻故纸堆，可能越钻越糊涂。明白与糊涂，分别何所在，何自来，是一部大书也难得讲明白的事。姑且不求甚解，也可以从另一面担心，不钻也未必不糊涂。还是少辩论，且说我的主观所得。一方面是积累些中国旧史的知识，这，轻而言之是资料，可备以后的不时之需；重而言之是借此明白一些事，比如常说的人心不古就靠不住，古代，坏人也不少，尤其高高在上的，他们的善政都是帮闲或兼帮忙的文人粉饰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学了点博览的方法，这可以分作先后两步：先是如何找书看，办法是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后是如何赶进度，办法是取重舍轻，舍，包括粗看和不看。这些，我觉得，对我后来的“尽弃其学而学焉”确是有些帮助。失呢，也来于杂览，因为不能专一，以致如室中人多年后所评，样样通，样样稀松。或如《汉书·艺文志》论杂家所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四

　　大概是大学四年的末期，脑海里忽然起了一阵风暴。原来底子薄，基础不巩固，抗不住，以致立刻就东倒西歪，具体说是有了强烈的惶惑之感。还可以具体并重点地说，是心里盘问：偏于破的，如舜得尧之二女，是郗鉴选东床坦腹式的许嫁或卓文君式的私奔，还是曹丕得甄氏式的抢，三代之首位的夏禹王，是治水的圣哲兼开国之君，还是个虫子，等等，就是能考清楚了，远水不解近渴，究竟有什么用?偏于立的，生而为人，生涯只此一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有意义，意义何在？要怎样生活才算不辜负此生？等等问题是切身的，有精力而不先研讨这个，不就真是辜负此生了吗?这是注意力忽然由身外转向身内。何以会有此大变?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但这变的力量是大的，它使我由原来的自以为有所知一霎时就如坠五里雾中。我希望能够尽早拨开云雾而见青天。办法是胸有成竹的，老一套，读书，读另一类的书。起初是乐观的。这乐观来于无知，以为扔开《十三经注疏》之类，找几本讲心理、讲人生的书看看，就会豁然贯通。当然，这乐观的想法不久就破灭了。破灭有浅深二义：浅的是，不要说几本，就是“读书破万卷”也不成；深的是，有些问题，至少我看，借用康德的论证，是在人的理性能力之外的。这些后面还要谈到，这里只说，因为想拨开云雾，我离开大学之后，就如入了另一个不计学分、不发证书的学校，从头学起。

　　这另一个学校，没有教室，没有教师，没有上下课的时间，更糟的是学什么课程也不知道。起初，只能用我们家乡所谓“瞎摸海”(称无知而乱闯的人)的办法，凭推想，找，碰，借，读读试试，渐渐，兼用老家底的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法，结果，专就现象说，就真掉进书或新知的大海。这说来嫌话太长，只好化繁为简，依时间顺序，举一斑以概全豹。先是多靠碰，比如还看过经济学的书，不久就发现，它只讲怎样能富厚，不讲为什么要富厚，文不对题，扔开。另一种情况是百川归海，终于找到冤有头的头，债有主的主。这百川，大致说是关于人以及与了解人有关的各门科学知识。人，或说人心，中国传统也讲，缺点是玄想成分多，比如宋儒的天理与人欲对立，就离实况很远。所以我一时就成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派，几乎都读真洋鬼子写的。由近及远，先是心理学，常态的，变态的，犯罪的，两性的，因而也蔼理斯，特别欣赏弗罗伊德学派的，因为深挖到兽性。向外推，读人类学著作，希望于量中见到质；再推，读生物学著作，因为认为，听了猫叫春之后，更可以了解禅定之不易。直到再向外，读天文学著作，因为那讲的是生的大环境，如果爱丁顿爵士的宇宙膨胀说不错，人生就化为更渺小，意义就更难说了。说到环境，这牵涉到万有的本质问题(科学成分多)，知识的真假、对错问题(哲学成分多)，于是就不能不读偏于理论的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就我个人说，都是为解答一个问题，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百川就归了海，这海是“人生哲学”。这门学问也确实不愧称为海，西方的，由苏格拉底起，东方的，由孔子起，还要加上各种宗教，著作浩如烟海。只好找重要的，一本一本啃。洋鬼子写的，尽量用中译本；没有中译本，英文写的，找原本，非英文写的，找英文译本。与科学方面的著作相比，这人生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主干，所以读的种数，用的时间，都占了首位。还有一种情况，是归拢后的再扩大，也可以说说。那是因为哲学的各部门有血肉联系，读一个部门的，有如设宴请了某夫人，她的良人某某先生，甚至姑姨等系的表姐表妹，也就难免跟了来。人生哲学的戚属很多，比如你总追问有没有究极意义，就不能不摸摸宇宙论；有所知，有所肯定，不知道究竟对不对，就不能不摸摸知识论；而一接近知识，就不免滑入逻辑；等等。总之，找来书读，像是越读问题越多，自己不能解答，就只好再找书，再请教。就这样，读，读，旧问题去了，来了新问题，小问题去了，来了大问题，直到人借以存在的时、空及其本原是怎么回事也成为问题，就问爱因斯坦，及至知道他也不是彻底清楚，就只能抱书兴叹了。说句总结的话，这一阶段，书确是读了不少，所得呢?一言难尽。

　 五

　　严格说，不应该称为“得”，因为情况复杂，复杂到扪心自问，自己也有账算不清。语云，读书明理，难道反而堕入佛家的无明了吗?也不尽然。实事求是地说，是小问题消减了，大问题明显了。明显到自信为不能解决，所以其结果就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人，成为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颇为可怜了。以下具体说这可怜。可怜由零碎的可喜来，先说可喜。这也不好枚举，只说一点点印象深的，影响大的，算作举例。一种，姑且名之为“方法”，曰无成见而平心静气地“分析”。姑嫂打架，母亲兼婆母必说姑直而嫂曲，邻居不然，说针尖对麦芒，母用的是党同伐异法，邻居用的是分析法。显然，治学，定是非，分高下，应该用分析法，事实上许多人也在用分析法。且说我推重这种方法，并想努力用，主要是从薛知微教授(19世纪末在伦敦大学任教)的著作里学来的。他著作不少，只说一本最有名的《伦理学之方法》。书的高明之处，为省力，引他的高足伯洛德先生的意见(非原文)：对某一个问题，他总是分析，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如此如此，从那个角度看，如彼如彼，都说完，仿佛著者并没什么主见，可是仔细想想，人类智力所能辨析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的高深就蕴含在这无余义之中。这可谓知师者莫如徒。这本书我读了两遍，自信为有所得，其最大者是：确知真知很难，许许多多久信的什么以及宣扬为应信的什么，绝大多数是经不住分析的；因而对于还未分析的什么，上德是“不知为不知”。另一种，姑且名之为“精神”，曰无征不信的“怀疑”。就我所知，在这方面，也是进口货占上风。古希腊有怀疑学派，虽然庄子也曾“不知周之梦为胡蝶”，“胡蝶之梦为周”，可是意在破常识，所以没有成为学派。大大的以后，法国笛卡尔也是由怀疑入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些都可以不计，只说我更感兴趣的，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罗素，他推重怀疑，而且写了一本书，名《怀疑论集》。主旨是先要疑，然后才能获真知。他举个有趣的例，是英国课本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之力，德国课本说是德国人之力，他主张让学生对照着念这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无所适从，他说，能够使学生不信，教育就成功了。他的怀疑还有更重大的，是继休谟之后，怀疑归纳法的可靠性。举例说，如果把“一定还有明天”当作可信的知识，这信是从归纳法来的，因为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就推定一定还有三而四。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其后必有三而四?因为我们相信自然是齐一的(有规律，不会有不规律的变)。何以知道自然是齐一的?由归纳法。这样，自然齐一保归纳法，归纳法保自然齐一，连环保，就成为都不绝对可靠了。就举这一点点吧，分析加怀疑，使我有所得也有所失。得是知识方面的，也只能轻轻一点。先说个大的，比如对于生的大环境的底里，我确知我们殆等于毫无所知，举个最突出的例，我们这个宇宙，用康德的时间观念(与爱因斯坦的不同)，问明天还有没有，自然只有天知道。如是，计划也好，努力也好，都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再说个小的，比如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我确知这决定力量是身内(相貌、能力等)身外(地位、财富等)两方面条件相加，再加机遇，而不是西湖月下老人祠中的叩头如捣蒜。总之，辨识真假、是非的能力强了，大大小小的靠不住，虽然未必说，却可一笑置之。失呢?大失或大可怜留到下面说，这里只说小失，是心和身常常不能合时宜，这包括听宣传、看广告都不怎么狂热之类。浮世间，为了争上游，至少是为了活，大概常常不得不狂热或装作狂热吧?每当这种时候，分析方法和怀疑精神等就来捣乱，以致瞻前顾后，捉襟见肘，苦而不能自拔了。
六

　　以下正面说可怜，包括两类：一类是大问题不能解答，以致难得安身立命，这一节谈；另一类是不得已而退一步，应天顺人，自欺式地自求多福，下一节谈。记得英国培根说过(《新工具》?)：“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终于信仰。”不知道这后一半，他做到没有。我的经验，想做到，就要脚踩两只船，一以贯之必不成。这两只船，比如一只是冥思室或实验室，一只是教堂，在室里虽然被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包围，到堂里却可以见到上帝；通晓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可以换取世间的名利，安身立命却要由上帝来。我可怜，是因为不能脚踩两只船，而习惯于由怀疑起，一以贯之。比如喜欢追根问柢就是这种坏习惯的表现。追问，有天高皇帝远的，如历史上的某某佳人，就真能作掌上舞吗?某某的奉天承运，就真是来于救民于水火吗?远会变为近，也追问关于人的，不合时宜，单说关于理的。各时代都有流行的理，或说真理，新牌号的大多不许追问，老牌号的升迁，以至很多人想不到追问。如果起于怀疑而一以贯之，就难免(在心里)追问：所信的什么什么最对，至好，为什么?为什么还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仍以人生哲学为例，厚待人比整人好，为什么?答曰，因为快乐比痛苦好。一般人到此不问了，薛知微教授之流还会问，为什么?比如答复是快乐比痛苦有利于生活，惯于追根问柢的人还会问，为什么利于生活就好?甚至更干脆，问，为什么生就比死好?显然，这公案只能终止于“不知道”。遗憾的是，我也诚心诚意地承认，能信总比不能信好，因为可以安身立命。话扯远了，还是赶紧收回来，谈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确是很可怜，借用禅和子的话形容，是在蒲团上用功多年，张目一看，原来还是眼在眉毛下。直截了当地说，关于人生有没有意义，或说有没有目的，我的认识是，胆量大一些答，是没有；小一些答，是无法证明其为有。这胆小一些的答复是由宇宙论来，因为宇宙何自来，将有何归宿，以及其中的千奇百怪，大到星云的旋转，小到一个蚊子哼哼哼，为什么，有何必要或价值，我们都说不上来。不好，这扩大为谈天，将难于收束。那就下降，专说人。天地间出现生命，生命有强烈的扩展要求，于是而我们就恋爱，凑几大件成婚，生小的，小的长大，再生小的，究竟何所为?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只能说不知道。孔老夫子说“畏天命”，畏而不能抗，又不明其所以然，所以成为可怜。这可怜，说句抱怨的话，也是由读书来的。
七

　　大问题不能解答，或者说，第一原理树立不起来，是知识方面的迷惘。但迷惘也是人生的一个方面，更硬梆的现实是我们还活着。长日愁眉苦脸有什么好处呢?不如，事实也是人人都在这样做，且吃烤鸭，不问养壮了有什么意义。这是退一步，天上如何不管了，且回到人间打算盘，比如住楼房比住窑洞舒服，就想办法搬进楼房，而不问舒服和不舒服间还有什么大道理。这生活态度是《中庸》开头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用现代语注释是：人有了生就必须饮食男女，这是定命，到身上成为性，只能接受，顺着来，顺着就是对；但人人顺着也难免有冲突，比如僧多粥少就不免于争，所以还要靠德、礼、法等来调节。对于这种生活态度，几乎是人人举手赞成，认为当然。我也赞成，却受了读书之累，不是认为当然，而是认为定命难抗，只好得过且过。或说得冠冕些，第一义的信仰既然不能树立，那就抓住第二义的，算作聊以自慰也好，甚至自欺也好。正如写《逻辑系统》的小穆勒先生，长期苦闷之后，终于皈依边沁主义(其主旨为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既已皈依，就死生以之。这当然也得算作信仰，但其中有可怜成分，因为不是来于理论的应然，而是来于实际的不得不然。说句泄气的话，是生而为人，要活，并希望活得如意些，就不能不姑且相信应该分辨是非，有所取舍。取，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还要尽人力，想办法。边沁式的理想，我们很早就有，那是孟子的众乐主义。孔、孟是理想主义者，凡理想主义都不免夹带着乐观主义，他们相信，只要高高在上者英明，肯发善心，人间就会立刻变成盛世。事实是在上者并不发善心，或根本就没有善心，因而人间就始终不能盛。与孔、孟的眼多看天相比，荀子眼多看地，于是就看见性恶以及其本原的“欲”。两千年之后，西方的弗罗伊德不只看见欲，而且经过分析，说欲可以凝聚为“结”，所以不得了。这要想办法，以期不背离边沁主义或众乐主义。他的想法写在名为《一种幻觉的将来》那本不厚的书里，主旨是：因为人生来都具有野性，所以应当以“文”救之。这文，我的体会，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组织、制度等等。具体应该如何?难说，而且不好说，只好不说。
　 八

　　很快就迎来“四十而不惑”。不惑有自足的一面，是“吾道一以贯之”；有影响的一面，是原地踏步，看着别人走出很远，难免感到寂寞。旧习难改，仍然读书。性质有变，以前是有重心，略有计划，而今变为阮步兵的乘车式，走到哪里算哪里，碰见什么是什么。比以前数量少了，因为难得主动。获得呢?天方面，依然故我；人方面，也借助历练，像是所知更多一些。古人说，“察见渊鱼者不祥”，装作不知也罢。一晃又是四十年，也许应该算算总账了吧?不敢用《旧约·创世记》的算法，那会后悔吃智慧果，痛哭流涕。但事实是不能变的，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是事实，既往咎之也没有用，还是不悔恨的好。也无妨从另一面看。现在时兴旅游，读书也是旅游，另一种性质的，地域更广阔，值得看看的更多。缺点是有些地方，比如天，至少我是，看不清楚。但这也未尝不可引孔子的话来解嘲，那是：“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写到此，想到重实际的哪一位也许要说，所有这些不过是文字般若。这我承认，但就算只是文字，既然可以称为般若，它就有可能引来波罗蜜多；纵使不能引来，总比无明而自以为有明好一些吧?这样说，对于“我与读书”，作为终身大事，我的态度显然还是“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一路。蠹鱼行径，是人生的歧途吗?大道本多歧，由它去吧。

　　 张中行

　　 1990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