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箩筐装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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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十年
文/丹霞白鹤[孝感]





                                  农 民
    建厂之初，我厂原选址在县城旁边的凤凰山，后被一个实际是制造坦克的煤矿机械厂抢占，我厂就建在了一个上不着村下不落店的偏远山旮旯，离县城和地区均有十多华里。
    我厂土建用的1万多把洋镐和锄头，在数月之内，被当地农民偷盗所剩无几，机器上的马达也时有被盗。我厂行政级别较高，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战争年代都是我厂领导的下属，有的还是勒务兵，情况通报到地方，乡村干部不敢马虎，用封建军阀原始野蛮的手段，将肇事农民吊在屋樑上毒打，不交待不许放过。
    在场的农民幸灾乐祸，挨打的嗷嗷叫，看热闹的哈哈笑，他们像看猴把戏一样在一旁拍手称快，这使我想起鲁迅笔下痛心疾首的一幕，阿Q游街示众时“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那是鲁迅笔下沉睡不醒的中国人麻木的面孔，半个多世纪过后还是没有得到什么进化。
    那些农民几乎都会说武汉话，说武汉话就是普通话，他们发音还相当准，只是语气和节奏不一样，他们中有的子女招到我厂后，至今都改不过来，几乎无一例外；而我们在那里待了十年，临走时也还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可见母语是多么根深蒂固。
    当地的女孩子很多都是臢巴眼。他们的房屋都没有烟囱，做饭时屋内烟雾缭绕，特别是冷天习惯用整棵树取暖、燻肉、驱潮，几乎长年累月都是烟燻火燎的，大人小孩的眼睛都受到很大伤害。我厂有专业的筑炉工，帮他们搭建通风良好的炉灶，效果显著，纷纷效仿，得以推广，后来的孩子就不再有臢巴眼了。
    那里的农民特别喜欢吃我厂食堂的馒头，厂里有职工两三千，加上家属都快上万人，食堂卖饭的不可能都认识，每天不少农民也跟着职工排队买早点，可是卖馒头的很容易分辨出他们不是厂里的工人和家属，他们中不少是臢巴眼，说话的语气也不同，就不卖给他们。他们被后面排队的职工挤出来，像乞丐似的站在一旁瞅着。要求不高，只是想买馒头，“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我觉得世上不平的事太多。不少职工看不过去，有时就帮他们代买。
当时的口号是边建设边投产，一次在推山平地时，一个当地农民的小女孩儿在一旁观看，躲避不及，被大型推土机埋了进去，当即扒出来就已经死了。厂里将另一个子女招工到厂里，还作了一些其它的赔偿。好几年后，那个农民又提出一些条件，厂里不能接受，农民就纠合许多人到厂里闹事，用土方堵住了厂办公大楼的大门，那时社会上正闹无政府主义，僵持了好多天才不了了之。

                                  工 人
    “炸鱼了-------”这真是喜从天降！
    脸盆？篮子？筲箕？管它什么！人们抄起一样东西，就往河的方向跑------- “炸鱼了...”----- 脑子里只是闪现着这样的场面，慌不择路，径直往河的方向跑，像跑反似的，这哪里是喜从天降？简直像大祸临头！
    潮涌般的河面上，漂浮着白晃晃的鱼，就像白花花的银子！男人们顾不了脱上衣，女人们羞于脱长裤，疯狂的人们，潮水般拥到水中，随手一舀，鱼就是一盆一筐，又赶紧往岸上送---- 你来我往，摩肩擦踵，好不拥挤！后来干脆拣大一点的鱼直接往河岸上扔，小的不要了。
    这样的场景，时有发生。记得有一次经济计划委员会来视查，工厂领导为了要上级调拨一台大型发电机，导演了一起闹剧，放出高音喇叭：“由于电力紧张，山上的水塔抽不上水，锅炉要爆炸了，大家赶快到河里打水送锅炉房！十万火急------”
    人们争先恐后，纷纷端起脸盆，拎着水桶，向河边拥去。霎时间，半山腰的锅炉房前，人群接队；公路边的河滩上，川流不息。满山遍野都是人潮----- 那种壮观，像苏联影片《雪崩》，像《红日》中攻打孟良崮，像百万雄师下江南，浩浩荡荡！谁不感动？视察的官员都是老干部，许是唤起了战争年代的回忆，凝望着那种场面，“啧啧”有声，默默无言，不住摇头，朝我厂领导，相视一笑。后来果然调拨来大型发电机，而且是两台。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厂的领导，就像是毛主席，会运动群众，搞群众运动。
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王铁人提出“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我们的领导也提出“宁可掉几斤肉，也要把生产促上去”，总是要我们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大道理讲多了，耳朵听起了茧，烽火戏诸侯，戏多了，褒姒也不笑。有一次开大会，领导在台上又重复“宁可掉几斤肉，也要把生产...”，台下就有人小声嘀咕“掉几斤肉，先去钓几斤鱼来着！”说着就溜出去钓鱼去了。

                                  知 青
    我厂从茶场招来了几百名武汉知青。
那里有五.七干校，有大批文化部和省市领导干部。他们经常到老干部那里玩。那些老干部远离亲人，看到调皮可爱的武汉知青，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非常喜欢。
    那些知青说老干部很会养生，又会做菜，他们的老部下和亲人，怕他们在乡下受苦，经常给他们送罐头、“山珍海味”和稀奇古怪的补药。他们常常在夜晚睡觉后躲在被窝里享用。
从茶场招来的武汉知青，特别团结，特别爱打架，他们像《水泊梁山》中的英雄，经常闹事，破坏性极大。他们打农民，打农民的狗、偷农民的鸡、摸农民卖的蛋、哄抢农民卖的东西。他们像草原上的群狼，野性十足，特别好斗，天不怕，地不怕，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方圆几十里，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他们中男孩儿多拼凶好斗，像顿河上的哥萨克；女孩儿多能歌善舞，像江湖上的吉普赛，他们是我厂的一个特殊部落。他们聪明、快乐、疯狂，演绎出许多的精采故事。
其中有一起“马”鸡蛋的故事。
    当地农民经常到厂区卖鸡蛋，买鸡蛋的职工，常常蜂拥而上，令农民招架不住。人多手杂，有人混水摸鱼，拿了鸡蛋不给钱，“荷叶包鳝鱼”---- 溜了！
    有一次我看见一对知青“桥子”摸鸡蛋。
    二人分工：一个人缠住卖鸡蛋的，另一个人就“摸”鸡蛋。
              “鸡蛋几多钱一个啊？”
              “七分半！”
              “七分卖不卖呀？”
              “不卖！”
              “那八分卖不卖呀？”
              “八分不要！”
              “那我只买一个......”
              ......卖鸡蛋的无语...
              “卖一个？！”
              ......卖鸡蛋的无言...
              “哎呀---- 卖一个？！”
              ......卖鸡蛋的...
              “八分一个！”
              “八分不要！”
              “那七分一个！”
              “七分不卖！”
              “那你到底卖不卖？”
              “不卖！”
              “不卖算了！”
    这时，摸鸡蛋的人，身上的军干服，两个大口袋已塞得鼓鼓的，使了个眼色...
一出“双黄”，就这样演完了。

                                捉青蛙
    我们那时的人，好像总处在饥饿中，一个月四两油，一天的粮食定量，一顿都吃得完，人们就想方设法弄吃的，有时钓鱼 ，有时掏苕 ，有时捉青蛙。
    尽管青蛙是人类的好朋友，可是禁不住“呱呱叫”的诱惑，挡不住肚子“咕咕叫”的抗议，常常三、五成群去捉青蛙。
    捉青蛙主要在夜晚，两节的手电筒，不一会儿就熄火了，后来就一律换上四节电池的长电筒，还有的人做电石灯带上。青蛙怕光，先是“呱呱呱呱”叫得欢，灯光一照，就“呱呱--- 呱-- -”（怎么--- 了--？）像个俘虏，不做声了，趴着不动，任你擒捉。
    荒漠的山间，茔坟错落；漆黑的田野，零星闪烁，分不清哪是灯光哪是鬼火？星星点点，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暗忽明，飘忽不定，各路捉青蛙的，你吓我，我吓你，分不清哪是鬼哪是人？阴风袭来，打个冷惊，分外渗人。
    青蛙捉回后，大柳抢着杀，我在一旁帮忙，动口不动手：大柳拎起一只青蛙，由我报上姓名；剐皮剖肚，任他处置。
              “这是叛头甫志高！”
              “叛头该杀！”于是杀了一只。
    大柳又拿一只。
              “这是哪个？”
              “这是胡汉三！”
              “胡汉三该杀！”于是又杀了一只。
              “这是？”
              “这是《地道战》里的高司令！”
              “高！实在是高----- 该杀！”
              “这个最肥的？”
              “是鸠山！”
              “鸠山不杀杀谁？该杀！”
              “这一个太小？”
              “小兵张嘎！小英雄。”
              “保护对象，把它放了。”
              “这是？----- 潘冬子，放了！”大柳自问自答。
    后面还有许多，嫌小了，就以小英雄的名义，放了；其余的，该杀的坏人名字用完了，一下凑不齐，就随便找个反面人物顶替，管他该不该杀，一律杀了。
    没有油，酱油也没有，弄好的青蛙只好下面条吃，白生生的，没有什么味道，不觉得怎么鲜美。大柳却吃得津津有味，还尽挑大的吃，我们就斗合子撩大柳说：
              “刚才捉了只癞蛤蚂，看到吗？”
              “没看到？”
              “完了！丢进去了！”
              “那只癞蛤蟆最大。”
              “最肥！”
    话音刚落，大柳皱上眉头，眉毛比平时下垂得更难看。他蹲下身子，一手捂着嘴，一手抚着心口，一副恶心的样子，想象不出吃了癞蛤蟆他心里翻胃的感觉。
“呃-- 哇----- ！”大柳吐了！稀里哗啦----- 全吐了。

                                  厕 所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战争迫在眉睫，“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以提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所以提出了“边建设边投产，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所以整个工厂，除了办公大楼，所有的厂区和所有的车间，都没有厕所。
    于是，就出现后面荒唐可笑的事。
    每天一大早，晨练的人们，会看到耀眼的一幕，令你惊吓：往往在沿着推土机推过的较平坦的山脚边，有时还会在别的叫你意料不到的地方，冒出成排的，白亮的屁股！
    那是早起方便的人们，多半是女职工，因为只有她们，才会拉伙结伴。
    我们车间就自己建造了一个厕所。厕所很别致，像山城的吊楼，上面是厕所，下面是3米多高的吊楼，可通向围墙外的悬崖边。大便时，“高高在上”“掷地有声”，像扔炸弹似的，很不自在。不少人起初使用这种厕所，往下一望就眩晕，怕得要命，哪里还能解手？
    更可怕的是，一板之隔的女厕所那边，时不时地传来惊叫，原来是吊楼下掏粪的农民，把上面的女工吓得尖叫。那时当地的农民还不怎么用化肥，常常看见大人小孩，跟在猪后面，还以为是放猪，原来是跟在后面拾粪。眼光不能放远，只盯着猪尾巴那点地方，一下子也不敢打岔，生怕被人抢了。
    掏粪的农民把这一套拿来对人，常常在吊楼下盯着上面的人，你正要解手时，猛然间发现下面有一两个人，就会像身上的汗，惊得又缩了回去，叫人怪不自在。有时没有人在下面，又常常有老鼠在下面厮打，硕大如兔，同样眼瞪着你，很是渗人。
    有时听到下面发出“唧唧”的声响，还以为是老鼠在夺食，原来是农民操着我们听不懂的话，在下面争吵。
    就这样，农民把工人当成猪，工人把农民当成鼠，真是荒唐的错位。
    这种厕所，通风倒的确良好，热天倒是凉爽，冷天却是另一个样。寒风剌得屁股生痛，下面简直是个冰窟窿，那不是解手，那是在受刑。
    后来说是美国俄亥俄州的客人要来参观，工厂领导又把本来就够紧张的办公大楼二楼男厕所装修成豪华洗手间，加上锁不许中国人使用，并对我们讲，我们是礼仪之邦，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
我参观过那个厕所，那时就已达到现在厕所装修的美观程度了。我们天天盼美国佬来，就像盼共产主义，就像小孩盼过年，那一定非常热闹，非常好玩儿。后来客人一直未来，说是鉴于涉及国家机密，结果那个鬼厕所一直未启封，直到我厂整体返迁离开。

                                  回 顾      
    我们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十年，留下数不清的回忆。
    满山遍野的灵芝草，最大的比巴掌大，长达一尺多，记得好像是酱红色，色泽鲜亮；
    满山遍野的野栗子，对径约40--50毫米大小，剥开一层带刺的皮，像橘子一样，里面的小栗子，像蚕豆，像白果，像红褐色的小熊，围坐着一团，想起一首儿歌“团团坐，吃果果，幼儿园里朋友多”，煞是可爱！
    躺在夜空，仰望银河，闪烁的群星，我们在天上俯瞰人间 ------满山遍野的映山红，野菊花，飞舞的彩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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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川善书”获首届湖北省民间故事大王表演赛铜奖


      今天下午， 来自湖北各地30多名民间高手云集，上演一场同台争艳的乡土好戏， 汉川善书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参加了这次比赛， 选手熊乃国、周春娥的表演赢得了评委何祚欢老师的肯定，楚天资讯台、湖北网络广播电视进行了全程直播。
播放地址：http://news.hbtv.com.cn/live_20111126.htm
表演时间段：01时31分
点评时间段：02时3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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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帖作者[仁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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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抗战期间日本中将在孝感上空被击毙 ！






   在六十多年前那场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华儿女不畏强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尽管国力相差悬殊，但我们中国军队依然让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军”付出了沉重代价。引出本文主要内容，中日空战，小笠原毙命。         
    一九三八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正在持续，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拉开帷幕。九月四日，日本参谋本部航空兵技术部部附小笠原数夫中将率六人组成的检查团乘坐一架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准备飞往石家庄，到中国华中派遣军检查陆军航空兵技术保障工作 。 当小笠原的座机飞抵湖北省孝感地区上空时，被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分队长胡佐龙（广东航校五期毕业生）和飞行员归国华侨谭笑严发现，他二人驾驶的是较为先进的由美国寇帝斯公司生产的霍克-3型驱逐机，这是一种双翼起落架用手摇收放的战斗机。可滑动玻璃坐舱,武器装备有一门小炮，一挺机枪。霍克-Ⅲ是国民党空军的主力战机。胡佐龙和谭笑严在云中隐蔽，等小笠原的座机出现时一个作为僚机一个做为长机，突然进行攻击，经几个回合的较量小笠原座机躲闪不及，被我飞机击中，起火坠落在澴川大地上，机上七人全部毙命。   
    就这样这个作恶多端的战争狂人小笠原数夫中将在孝感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小笠原数夫是抗战中被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中将，也是英勇的中国空军歼灭的第一个日军中将。难怪当年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在武汉为空军勇士祝词中说；“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成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说起小笠原数夫许多人都不了解他，其实他也是和东条英机、土肥原、冈村宁次、河本大作齐名的日本少壮派军人的骨干成员，激进的战争狂热分子。小笠原数夫：1885年出生；日本福冈县人，1901年小笠原16岁从陆军熊本幼年学校毕业后，又转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一九0四年十月毕业，同年十一月一日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参加过日俄战争。一九一六年，作为陆航大尉被选送入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深造学习。一九二八年三月三日晋升为陆航大佐，任飞行第五联队联队长,曾率部驾机到中国东北执行轰炸任务。 一九二九年五月，小笠原加入了以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为核心，当时最大的佐官级陆军军人极端团体——“一夕会”，该会主张以武力解决“满洲问题”。其主要成员有冈村宁次、石原莞尔、建川美次、河本大作、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下奉文、山冈重厚、小笠原数夫、冈部直三郎、铃木贞一、桥本群、武藤章、田中新一、草场辰巳、横山勇、北野宪三、土桥勇逸，他们都是大佐军衔。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成为了“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1931年9月，“一夕会”的三个成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土肥原贤二，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日本国内激进军官的支持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      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小笠原任参谋本部航空兵本部第一课课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九日任参谋本部部附，担任国联调查团随员,到中国东北现地调查，极力为日军的侵略行径辩护。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任参谋本部航空兵本部补给部部长，十二月七日晋升陆航少将，改任参谋本部航空兵部部附。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任参谋本部航空兵本部总务部部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任飞行集团长，指挥八十架飞机配合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扩张活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晋升陆航中将。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任参谋本部航空兵本部部附，八月二日再次任参谋本部航空兵本部总务部部长。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小笠原数夫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任航空兵技术本部部附，负责保障作战飞机的技术性能达到战争要求。没想到在上任不足3个月就丧命。小笠原生前曾获金鵄四级勋章一枚。   
   金鵄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帝国的军事勋赏，设立于1890年2月。分为七等（正式名称是:功一级金鵄勋章、、、功七级金鵄勋章），奖励给武功卓越的军事人员。二战结束后，于昭和22年废止了金鵄勋章。
                                                   
                                          
                                           仁义
                                         20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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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向康熙帝系统灌输理学的人——熊赐履

湖北省孝昌县白沙镇政府  刘少峰
     熊赐履祖先世籍南昌。朱元璋洪武初年，一道“江西填湖北”的强制移民诏令，迫使不少江西人通过“麻城过籍”迁入孝感落籍。熊赐履之先祖，就是其中一支，其祖熊邦显就是明初熊氏迁孝感之始祖。
    《碑传集》载，明洪武（1368——1398）初年，南昌熊氏家族中的熊邦显“以熊为楚姓，江汉郧鄂间，祖宗故壤也，遂占籍湖北德安之孝昌邑，则迁楚之始祖也”。熊邦显生熊斐（fěi）章,熊斐章生有二子，长子熊正邦，次子熊正道。熊正邦生三子，长子熊乾，次子为熊赐履的曾祖，三子名熊朝。曾祖熊干(gàn),字中台，一生隐居不仕。祖启运，字应享，以赀仕皇清，并赠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父亲熊祚(zuò)延性格严毅不阿，以孝友闻名于世，著有《宏毅斋集》，死后乡贤建祠祭祀，诰赠征士郎、翰林院检讨。熊祚延娶妻李氏，育有二子，长子熊赐履，次子熊赐瓒。
     孝感熊氏，乃地方大户。赐履之父祚延，字祈公，明朝生员，后主连奇书院讲席。及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组织团练以资守御。清乾隆年间孔继涵所作《熊赐履年谱》称：“初，祈公避乱于白云山，以里中数被焚掠，乃团练乡勇保障里闾。楚，自崇祯之初年，盗贼蜂起，所在麻沸。而数年稍得宁谧者，祈公守御之力也。”崇祯十六年，农民军势力大炙，祚延死之。其事载于《湖广通志》和《大清一统志》。《湖广通志》云：“熊祚延，字祁公，孝感诸生，力学敦行，居家以孝友着闻，性慷慨好施予，里中贫不能婚葬者鬻产以助，明季流寇蔓延，为雠所刼，不屈而死。”
　　《大清一统志》对其被俘情形有更详细的记载：“贼大举来攻，率众御之。会风霾昼晦，士卒相失，以十余骑从间道，蹈泥泞中被执，骂贼不屈死。”乾隆《钦定胜朝死节诸臣录》对此也有记载，称：“生员熊祚延，孝感人，崇祯十六年集乡勇障白云山。流冦大至，马蹶，被执于水田，骂贼不屈死。”
　　虽然不同版本的文献记载略有差异，但熊赐履之父为明末死于“流寇”之忠臣，则当无异议。故乾隆四十一年，清廷将其入祀忠义祠。
熊赐履，字青岳，又字敬修，号素九，别号愚斋，湖广汉阳府孝感人。孝感，本名孝昌，故学者亦有称赐履为“孝昌先生”。

　　熊赐履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初五日，其父遇难，赐履刚满8岁，其母李如柏博通经史，坚贞不屈，使熊氏遗孤得以保全。《湖广通志》载：“熊祚延妻李氏，孝感人。少娴书史，即知以礼律身。及筓归熊，以孝敬闻。值流寇起，土豪藉雠生乱，熊阖门遇害。氏抱幼子，匿荆棘中，母族拥以去。豪亦素闻其贤，不复追。长子适诣蒙师，均免于难，即大学士赐履也。氏痛不欲生，念夫亡子幼，忍死存孤，木棉长藿，手自经营，尝并日以食。而课子最严，日就外傅，夜共一灯，懈即挞而数之。母织子读，声常达旦。”
　　熊赐履对康熙帝也曾说起自己母亲的事迹，称：“臣父祚延早年见背，臣兄弟方在襁褓，赖臣母李如柏和丸以有成立，数十年坚贞苦节，可泣鬼神。”
　　熊赐履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与他的从弟熊赐玙同中进士，后又同授庶吉士（后来，他的弟弟熊赐瓒中康熙十五年丙辰科榜第二甲， 赐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同门两进士”，此事在孝感堪为罕事。顺治十六年（1659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后典顺天乡试，迁国子监司业。康熙四年（1665年），补弘文院侍读。六年（1667年），熊赐履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闲道录》。是年，熊赐履进呈了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万言疏》。该疏对清朝时政、特别是四大辅臣推行的种种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明确提出：治乱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要求少年康熙皇帝加强儒学修养，以程朱理学为清廷“敷政出治之本”。正是这道奏疏，使康熙皇帝对熊赐履刮目相看。七年（1668年），授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又上《清除积习销隐忧疏》。当时熊赐履“疏入，鼇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忧实事，以所陈无据，妄奏沽名，下吏议，镌二秩，上原之。方鼇拜辅政擅威福，大臣稍与异同，立加诛戮。赐履以词臣论事侃侃无所避，用是著直声”。（出自《清史稿•熊赐履》）熊赐履这两次上疏均遭鳌拜斥责。康熙帝受到鳌拜的压抑，对于权力分散的满洲家法十分厌恶，立志要朝纲独断，以儒学为治国经纬。“上即位后，未举经筵，赐履特具疏请之，并请设起居注官。上欲幸塞外，以赐履疏谏，乃寝，且嘉其直。”（出自《清史稿•熊赐履》
     八年（1869年），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这为熊赐履在清朝政治中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条件。大学士冯溥说：“今上惟清岳之言是听”。李光地也说：熊赐履“名甚盛，又得君”。事实也是如此，在此后数年中，熊赐履逐渐成为影响清朝政治的重要人物，他从促使最高统治者系统学习儒家思想文化入手，着力解决清朝政治发展方向问题。此后，熊赐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康熙九年(1670年)七月，康熙帝召国史馆学士熊赐履到瀛台试讲。熊赐履进讲《论语》“道千乘之国”一章，继讲“务民之义”一章。康熙帝听后，感到哲理深奥，切中事理，大有所获。十月，康熙帝命改内三院为内阁，（内阁是统率百僚“行政总汇”的封建官僚政治的中枢机构，协助皇帝治理庶政，商议朝政，传宣御旨，而内阁大学士称为“枢臣”、“相国”。内阁地位在六部之上，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却被人们视为宰相。）又重设翰林院，并选择翰林数人入值内廷，以后又设立专门供皇帝咨询和顾问的南书房。
康熙十年(1671年)二月，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经筵典礼，由工部尚书王熙和熊赐履分别进讲。此后，每年春秋两季照例举行。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刚正不阿，以道事君，是康熙帝最为信赖的一位帝师。 康煕十年（1671）二月，皇帝下诏在保和殿举行经筵大典，熊赐履被任命为第一经筵讲师，进讲《尚书》“人心惟危”一节。此时只有十八岁的康煕，胸怀创业大志，正处于如饥似渴地寻求外王内圣的君主霸业之道的时候。而熊赐履的理学，正中他的下怀。康煕心情十分迫切，认为仅是经筵进讲，还不解渴，三月，以“经筵体严时暂”，不利圣学，又命熊赐履为日讲官，每天在弘德殿给皇帝单独讲课。《碑传集》卷11记载这样一件事：  一日，康煕帝曾问熊赐履有什么关于理学的著作，熊便以自著的《闲道录》进呈。康煕帝命取进宫中拜读，第二天，康煕帝见熊赐履时龙颜大悦，说“朕已披阅了你的《闲道录》，正大精醇，真是斯文一派呀！”不久，又对熊赐履说：“戄中崇正辟邪极为透彻，对于圣王之道很有禆益。”还亲自题了书名——“熊学士闲道录”，放在自己的御用写字台上。而熊赐履也因为道学家的名声，在朝廷内外十分吃得开。康熙帝说： “朕初立讲官，熊赐履早夜惟勤，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讲论，务得至理而后已。”通过与熊赐履的反复论讲，康熙帝的涵养功夫不断深化，确是大有益于治国。经筵讲官都是由皇上慎选的德才兼备的学问优长之士，如熊赐履、王熙、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等，此后这些讲官便担任大学士，所谓“以大儒为名臣”，即以帝师为大臣。日讲地点初在弘德殿，后移乾清宫。从此，清代帝王的培养、教育制度得以制定完备。经筵日讲的恢复有重大意义，满洲皇帝学习汉儒文化，必然对帝师由尊重信任而重用。康熙帝说： “朕政事之暇惟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倦。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及至晚年，康熙帝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曾说： “朕自幼读书，略观经史，知道持身务以诚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虽德不厚，性不敏，而此心此念兢兢持守五十年，未曾间断。”
　　康熙帝从熊赐履的讲论中得到的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庸之道”，对其用人行政都有极大影响。赐履论学，以默识笃行为旨，其言曰：“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对于“中庸之道”，今人多有误解，以为不过是中立，或调和，不知“中庸之道”乃是智谋的极至，表现为公正无偏，大智若愚。康熙帝在用人上的中庸之道，体现为强调廉与能的结合，虽然他很强调清廉，但是，只“廉”而不“能”者也不用。他说：“督抚为地方大吏，操守为要，才干为用。大法而小廉，百姓则俱蒙福矣。为官不可过于贪婪，亦不可过于廉刻。过于廉刻则不能和平宽宏以率下，操守虽清却不利于办事。只有既廉洁又能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者，才堪委任。”这就是中庸之道。
自康熙十年二月，从熊赐履最早作为康熙的汉学老师起，在此后数年中，他不失时机地向年轻皇帝灌输理学的基本主张和治国安邦之道，使理学从此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朝廷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合法的主导地位，也为康熙帝统治思想之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理学思想主要有：第一，致治以服人心为本；第二，民为邦本，休养生息；第三，清心寡欲，临下以简；第四，用人惟慎，好问好察；第五，为政务实，不尚空谈。康熙帝曾令熊作大字，赐履不失时机即书“敬天法祖，知人安民”。他时时处处都在促使康熙小皇帝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康熙帝后来回忆说：“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彭绍升反观康熙初年的历史，也说：“圣祖以春秋两讲为期阔疏，遂命公（熊赐履）日进讲弘德殿。每诘旦进讲，圣祖有疑必问，公上陈道德，下道民隐，引申触类，竭尽表里。盖公自初应诏上疏，即力言圣学为第一要务，其后屡以为言。会圣祖日益勤学，既开经筵，益尽心于尧舜羲孔之道，暨周程张朱五子之书，咨诹讨论，达于政事，仁浃而政炳，其端绪实自公发之。”其言生动地反映了熊赐履对康熙帝为政思想的深刻影响。
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决定撤藩，熊赐履对此不以为然，告诫康熙帝：“国家方太平，以无事为福，道在休养绥定而已。今无故徙数十万安居乐业之众，移置穷荒不毛之墟，仓促逼迫，势逐刑驱，未有不生怼怨，众怒不可激。一夫称乱，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与”。
    事实证明，熊赐履关于撤藩必反的估计是正确的。“三藩之乱”爆发后，熊赐履积极协助清廷平定叛乱，曾代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该敕宣布削除吴三桂爵位，要求云贵居民“各按职业，并不株连”，“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该敕颁布后，对孤立吴三桂叛乱势力，笼络人心，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四年（1675年），康熙帝以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 迁内阁学士，寻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然而，次年熊赐履即以嚼签案罢归。
     爆发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七月的嚼签案，是关系熊赐履政治命运的一件大事，也是影响时人和后人对其人品和学问评价的重要事件。据《清圣祖实录》载：“甲午，吏部议复大学士巴泰等疏参大学士熊赐履，将陕西总督哈占题报获盗犯开复踈防等官之疏，误票‘三法司核议具奏’。奉旨查问。熊赐履欲掩饰己过，私取草签嚼毁，以大学士杜立德所票另疏草签，扯去纸边，改写小字，希委咎于杜立德，殊玷大臣之职。应将熊赐履革职。得旨：熊赐履著革职。”（注：明清内阁代皇帝批答臣僚章奏，先将拟定之辞书写于票签，附本进呈皇帝裁决，称为“票拟”。清代设军机处后，重要奏章改用奏折，此制遂废。 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清史稿•熊赐履》也载：“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下内阁，赐履误票三法司核拟。既，检举，得旨免究。赐履改草签，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签嚼而毁之，立德以语索额图。事上闻，吏部议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时任武英殿大学士的熊赐履在代拟批旨时，一不小心，把这个题本批错了：原来应该批往吏部核办，却错批到了三法司核拟。熊赐履回府后，忽然明白过来，心急如焚，次日五更时分便赶到内阁，支开中书（吏员），找出自己草拟票签的原稿，嚼下吞进肚里。
     关于嚼签案的细节，官方文献记载不详，惟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有生动而具体的描述。辞云：“孝感偶然拟批错了一件，被皇上检出来问。孝感颇心动，次日五更，便先到阁，叫中书拿本来，又命中书退，看是自己错的。见宝坻（即杜立德）平素糊涂些，因将自己签子嚼了，裁去宝坻别本一条批签，易书此错批于上，将宝坻不错本入自己数内，而自己书其批。宝坻来，孝感迎，谓之曰：‘老先生昨又错批了。’宝坻这日却又精明，即取本看，自己摇头作色曰：‘学生不曾见这个本。’孝感曰：‘老先生忘记了，非公而谁？’宝坻又审视曰：‘昨日不曾见此，是何缘故？’厉声呼中书林麟焻至前，骂曰：‘吾不曾见此本，都是汝等作弊，予将启奏，先夹起你来审。’林大惧，跪白曰：‘与中书不干，中书为何作弊？’杜问曰：‘为何这一条签独短些？’林曰：‘不知。’又问曰：‘这一条是你的字么？’曰：‘不是。’曰：‘别签是你字么？’曰：‘是。’曰：‘这必定有弊了’。索在旁知觉，曰：‘这容易。有昨日几本原签，即可知是谁错。’查少一原签字，问熊，熊忿然曰：‘这样难道原是我作弊不成？’喧争太甚，一学士觉罗沙麻出曰：‘熊阿里哈达何苦如此？某今夜在亲戚家丧事守夜，过来的更早，在南炕上倒着，看见阿里哈达检本，口内嚼了一签子，如何赖得？’熊语塞，索遂必欲启奏。众劝不止，索拉宝坻竟启奏，下吏部。那时北门为冢宰，问口供，中堂都到，熊不出一语，曰：‘公等如何落供，即如何，某无可说。’索曰：‘这本无大事，就是审贼犯，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仍不语，索又曰：‘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降，皇上也只得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备至，因说：‘罢了，就是如此罢了。’遂落职回。”嚼签事件，使熊赐履脸面丢尽。假道学之名声，不迳而走。
　　以理学自居的熊赐履竟然通过不正当手段欲诿过同僚，一时间不少人很难相信，认为是索额图陷害，甚至徐乾学也认为嚼签案，“全是椒房害之，绝无影响” 。耐人寻味的是，熊赐履本人竟无辩解之辞。观赐履之为人，若确系诬陷，必定想方设法予以澄清（如有人责其“施舍”僧人，他即声明自己“生平不佞佛”；有人斥其“贪鄙”，他即表示“生平不敢爱钱” ），而独于此事默默受之，其中缘由自可想见。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康熙帝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在这篇纲领性文献中，明确宣布清廷要阐扬儒学，以德礼治国：四书乃“圣贤训辞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清廷将“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以此为标志，理学从此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朝廷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合法的主导地位。清朝在经过明末清初的急剧震荡之后，重新确立了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主导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获得了宝贵的复兴之机。当时一些目光敏锐的理学家觉察到了这一重要政治动向。李光地欢呼说：“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时候，熊赐履正因嚼签案，闲居江宁。
    当时，因备受康熙帝信任而受众人侧目的熊赐履成为一些官僚攻击的对象。嚼签案事发，索额图等人对其百般窘辱，及其去职后，朝中更有人必欲将其置之死地。当时廷臣“皆言熊赐履不好”。康熙十六年《日讲四书解义》成，该书本为熊赐履所作，但刊刻之时，尽管康熙帝主张熊赐履应列其名，但大学士索额图、杜立德、冯溥等坚决反对，认为熊为“名教中罪人，不应刊名”。而汤斌更从学术的角度，否定该书的价值，以致康熙帝怒责：“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需要说明的是：《日讲四书解义》最终未列名熊赐履，列名总裁官的是库勒纳、叶方蔼等人。《孝经衍义》一书也是如此。该书本系熊赐履主持完成。熊赐履称：“仆于辛亥年（1671）被命总其事，即发凡起例，属元少诸子脱稿，而仆实为手定之。乙卯（康熙十四年）待罪纶扉，已校订成书矣。但以时方用兵，未及缮写进呈耳。”后清廷颁布该书，列名总裁者为叶方蔼、张英等人。熊赐履说：“其所号称总裁者，则皆从未展卷一寓目者也。”哀叹：“世事至此，岂不令人永叹！”　　　　。
　　熊赐履之罢官，正值三藩之乱，时“楚氛未靖”。熊赐履乃迁居江宁城北之莲花桥，后又移居溪西之清凉台。此后十余年，熊赐履“疴卧荒江，罕与世接”，“十年来未尝离清凉一步” 。清寒度日，与童仆一同锄地种菜，自号“清凉老圃”。 其间，总督于成龙来访，亦难得见；但与客居江宁的诗人杜濬诗酒往还，过从甚密。时“金陵藏书甲天下，多人所未见者”，熊赐履嗜书，遂极力购求。7年之中，竟得8万余卷，加前之所积，其藏书达10万卷有余。为此，他构屋5间，题额“下学堂”藏书其中，日夕翻阅不暇。他还应督抚之邀，入学宫讲学卫道。寓居江宁期间，以其昔日为官清廉，家无积蓄，故熊赐履生活十分艰难，“和蕨羹，啖虾菜”，“寒素自持，与儒生等”。尝对徐乾学说：“仆近状无可为知己道者。昨年薄田无收，老弱数十口并枵腹僵卧，无以异于沟中瘠。目前青黄不接，数米而炊，杂以野菜，亦聊以免死。”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熊赐履仍潜心于理学研究。他自称：“仆在江宁八年矣。六代烟云，了无所得，惟收拾遗书数万卷，日夕翻阅不暇。又此间士习浮靡，春花秋月，常在歌船舞榭间，仆不能与之征逐，惟独坐江楼而已”。《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著作均在江宁完成，可以说，熊赐履的基本学术体系形成于江宁隐居时期。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时熊赐履尚赋闲江宁，两江总督王新命即为《学统》一书作序，公开表示自己于熊赐履“时时以泰山仰之”，称《学统》“继正脉而扶大道，阐千圣之真谛，正万古之人心，直与日星河岳同垂不朽”。
据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载，熊赐履落职后，徐乾学曾鼓动李光地一同拜会大学士明珠，要求启用熊赐履。徐乾学对李光地说：“熊老师不出，天下何以治？其去之事，全是椒房害之，绝无影响。今日吾辈，通是老师门生，非为私情，乃是公议。求明公一言起之，所关不小，年兄其助我乎？”然而，当徐乾学和李光地与明珠相见时，李光地一言不发，反倒宣称：“予生平不求人，亦不代人求。若是皇上问，自当以实对”。而明珠不但拒绝在皇帝面前为熊赐履求情，反倒挑拨熊赐履和徐乾学的关系，称熊赐履“待你未必好”。结果三人不欢而散。康熙帝曾说：“许三礼、汤斌、李光地俱言王守仁道学，熊赐履惟宗朱熹，伊等学问不同”。熊赐履曾攻击李光地“不识一字，皆剽窃他人议论”。而李光地则说熊赐履“不讲学问，但以明末门户人语说过”。理学的纷争，由此可见一斑。
     经此次会面后，明珠、余国柱惟恐熊赐履重新起用，加紧在康熙帝面前进行活动。明珠等人曾将熊赐履所著《学统》进呈康熙帝，指责该书“有毛病”，而康熙帝以熊赐履“看的书多，毕竟有好处”，不置议论。徐乾学为熊赐履复出奔走的事，熊赐履显然知道并十分感激。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廷以礼部尚书起熊赐履于家，旋因母丧，南归。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御题“经义斋”匾额以赐，皇帝的重视令熊赐履感激万分，他“跪捧之下，涕泗交颐”。后来熊赐履到京任职，徐乾学回籍，熊赐履仍不忘为其通风报信，尝致信徐乾学：“主上旧眷不忘，足下第静俟之”。而康熙帝对徐乾学也“曲予矜全”，使其得以善终。 康熙二十七年，康熙帝对熊赐履卷入党争虽然有所察觉，但仍十分信任，而对李光地的学问人品则有所怀疑。比较典型的如：二十八年，康熙帝针对起用熊赐履一事说：“熊赐履乃读书之人，母丧未满，今虽召用，亦必控辞”。而三十三年（1694年），李光地之母病故，康熙帝却令其“在任守制”，以致爆发轰动一时的“夺情案”，将光地“贪位而忘亲”的品行暴露无遗。
     熊赐履二十九年（1690年）复授礼部尚书，三十年（1691年）入都，三十一年（1692年）调吏部尚书。会河督靳辅请豁近河所占民田额赋，上命赐履会勘，他奏免高邮、山阳等州县额赋三千七百二十八顷有奇。
     三十四年（1695年），其弟熊赐瓒因事下狱，御史趁机弹劾熊赐履，说他窃道学虚名，负恩溺职，请予严惩，都察院议欲降三级调用。康熙帝置之不问，并赦免熊赐瓒。三十八年（1899年），授赐熊赐履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以及《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的总裁官。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熊赐履入侍皇太子允礽。入侍不久，允礽即赐赐履宋刻《朱文公年谱》一函，并传旨：“千岁爷以先生素讲正学，今开导有益，特赐此书，乃大内藏本。”又题“闲道堂”匾额，题赐对联：“朝宗不惜回澜力，对越常怀捧日心”，赞其“正学维世，纯忠格天”，至若赐砚、赐几、赐扇等更难以悉记。熊赐履对东宫的赏识十分感动，称为“知遇”。东宫遂认为赐履之学问“自古无匹”，李光地不无嫉妒地说：东宫视熊赐履为“私人”，“独亲厚些”。
    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允礽和康熙帝的矛盾日益尖锐，朝中政治环境趋于险恶。熊赐履深陷其中，屡次请求解任，称自己“年来随班趋直，尽属支吾”，又表示自己“生而迂拙，与物多忤。蒙圣明加意矜惜，获保残躯，忧患余生，皆出再造。”
     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刚满68岁不久的熊赐履以“年迫古稀”乞休，康熙帝令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京师以备顾问。旦晚召顾问，而从来出纶扉（明清时称宰辅所在之处为“纶扉”）而不离禁闼者，又惟夫子一人。是年冬，曾请假旋里，归家祭祖。次年春，即还京师。直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熊赐履才被允准返回金陵，时康熙帝令照前任大学士杜立德等例，“遣官给驿护送”。这个时候，康熙帝对熊赐履的不满也日渐明显地暴露出来，尝对大学士张玉书等人说：“近日，修致大学士熊赐履以朱子书呈览，其中数语稍有可疑，问之熊赐履，以为非朱子之言，殆朱子门人所记。此不过托诸空言，犹可矢口而谈。如招供之事，将何以解之乎？垂后之事，不可忽也。”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帝在指张伯行、汤斌等人有夸诞欺罔之行时，又辞及熊赐履：“居翰林时，曾上《万言书》，人皆称其切当。及洊历政府，其书中所陈，能见诸施行者有几？朕自幼好学，听政年久，从未敢以夸诞之词出诸口，正为此也。”
    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阅河，幸江宁，不忘恩师，召见慰问，赐御用冠服。熊赐履于四十八年（1709年）八月卒，谥“文端”。遗著有《经义斋集》十八卷、《闲道录》三卷、《学统》五十六卷、《学辨》、《学规》、《学余》、《下学堂札记》三卷、《澡修堂集》十六卷传于世。
     熊赐履病逝，葬江宁淳化镇。及其卒后，两江总督噶礼前往吊唁，见其家穷，故以奴才盘川银与之，以资丧事。有子三人，长子熊志伊系监生，娶原任大学士余国柱女，另宅居住，不出交游，不知深浅，风痰之疾时发。次子熊志契年九岁，幼子熊志夔年八岁，攻书，俱闭门不交外事。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以熊赐履“品行清正，学问优长，身殁以后朕屡加赐恤，至今犹轸于怀”，令将其子“调取来京酌量录用，以示朕不忘耆旧至意。”后志伊入京以京职用。康熙帝不忘旧臣，于五十五年（1716年）命江宁织造曹頫照看其子，并送银200两；六十年（1721年），谕令熊赐履生前僚属门生捐金，为其子在京城买房，余钱交江宁织造生息，补其家用。又召志契、志夔入京，谕大学士：“今熊赐履二子，家甚清寒，尔等亦应共相扶助，令其读书，俾有成就。”乾隆九年（1744年），授志契翰林院孔目。从清廷对其诸子的态度上，亦可见熊赐履之贡献，受到了清廷的承认和尊重。雍正间，熊赐履祀贤良祠。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学专家高翔曾在《熊赐履述论》一文中评价说：“论清初理学名臣，自当以熊赐履为其巨擘。时人谓其‘以王佐之才，为圣天子辅，启心沃心，兴起鸿业，天下莫不想望其风采。’若细论赐履之‘鸿业’，主要有二：一是临危不惧、勇拨航向。在清初满汉文化冲突异常激烈、清朝政治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能旗帜鲜明地举起理学大旗，引导、支持康熙帝学习儒学，进而协助清廷确立儒家学说在社会中的指导地位，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方向问题；二是‘以卫道为己任，崇正黜邪’。在明末清初儒家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冲击，‘荡佚礼法，蔑视伦常’的严峻形势下，熊赐履不畏时艰，孜孜不倦，致力于重振程朱理学之余绪”。而后世学者对熊赐履知之不多，对他多有误解。唐鉴之《学案小识》将熊赐履与于成龙、陈廷敬、陈鹏年等人相提并论，列入《守道学案》，认为其贡献在陆陇其、汤斌、魏象枢等人之下。梁启超更将熊赐履和张玉书、张伯行等人一道斥为“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今天，我们历史地看，熊赐履人格上虽有瘕疵，但他第一个向康熙帝系统灌输程朱理学，这一历史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埠镇的记忆
刘焱波

    埠镇，原名三汊埠，解放前系孝感县城以东的一个重镇。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400米，距孝感城区习惯称三十华里。其东侧有一条小河，发源于周巷山区，西侧也有一条小河发源于杨店的浐川铺，这两条河汇流于埠镇南约三百米处，经三汊河注入野猪湖，形成一个“丫”字形，故名“三汊”。因三汊埠缘于野潴湖之阳麓，“土阜为埠”，所以叫“三汊埠”。

    旧时野潴湖虽有堤，却是当地百姓自己筑的一个草堤,不经事,涨水期三汊埠东、南、西三面被水淹没，船由武汉、孝感等地可直达三汊埠南门口，农业上只能收一季小麦，故二百多户居民多为商贾、小贩，农业人口只有李、赵两家。据不完全统计，全埠镇街有川南杂货店十五家，皮头号四家，糕点店三家，大药铺两家，西医诊所三家，中医诊所四家，粮食、山货行、柴行、油行、牛猪行大几十家，典当行三家，大烟馆三家，圆木作坊五家，铁铺两家，烟草铺两家，成衣店三家。至于饭馆、小吃摊贩则满街都是。其中有些特色小吃如“马云记”的苕丸子、“邱季升”的牛肉豆丝、“吴怡和”的软壳巴、“吴连记”的小笼蒸菜、黄耀章的炸豆腐烧锅及卤货、黄应增的抠炉饼子、吴奎清蒸糕、吴金奎的发糕、刘福娃的浮油包面等等，至今都为人们所称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粮食业，高日收购量达十六万斤，开往汉口运粮食的船只每日最高可达20艘。川南、布匹、杂货可算为如今孝昌、西河、杨店、朋兴、黄陂等地的中转站和批发站。木材、楠竹行三家销售着湖南的竹木，汉川的豆饼、麻饼，蔬菜（如冬瓜、红辣椒等）也在此集散。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三汊埠有“小汉口”之称。

    三汊埠在建  国  前属镇、乡级，设有镇公所、乡公所。教育有县二中、中心完小、私塾三家。是孝感城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伪时期，由于三汊埠地处平汉铁路、武汉外围段，多为兵家争夺之地。1938年驻有日  本  炳  泽司  令部的一个辎重联队。后“游击队”金龙章总司令部、袁杰八旅、刘人铸皇协军也在此招兵买马。日  本人“西河者”为了收编这批“游击队”，也驻军三汊埠。直到1942年五、六月间，“游击队”反水弃三汊埠逃往周巷山区。

    抗 战 胜利后，行政区划为“新民乡”。1945年10月，三汊埠驻有国  民党军一个“别动队”，日 军一个联队约一千人在此缴械投降。1947年驻有县保安队的三、四、五中队，经常到现杨店周围巡哨，与新  四军的地方 武装为敌。

    解放后，由于当时大环境的变化，武汉商家停止了在三汊埠的收购活动，各地相继成立了供销社。此时三汊埠这个商业重镇也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居民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除留有近百户吃“供应粮户”外，其余约267户人家组成了农业生产大队，下分九个小队，一个蔬菜排，人口约1300多人，社员工分值在周围大队中算较高的。行政区划，开始属十二区，后属祝站区，1958年改为三汊人民公社的一个管理区，张立春任书记，黄德华任主任，刘合明、王炳元任副书记，后改为埠镇管理区，2001年撤销管理区直属三汊镇。

    文化教育方面：1951年抗美援  朝伤兵疗养院设在三汊埠商人周生记旧房中，撤走后，孝感师范由安陆迁来。1953年师范迁入孝感城区后，孝感高中在此设过分校。1956年孝感县政府委派袁堃、刘焱波、管立群等人于5月1日来三汊埠开办孝感四中，开始时招了5个班，275名学生，1959年下季就成为了省“红旗学校”，后合并到武汉市。1960年定为全省11所重点学校之一，当年9月由当时的副校长刘焱波赴省开重点学校校长工作会议，会上贯彻了“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孝感四中的教育教学质量从此走上精雕细刻的轨道。三汊埠这个藏龙卧虎之地在孝感四中全体教职工的努力下，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的人材。据粗略统计，孝感四中学子中脱颖而出的有，政界：原武汉市委副书记程康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詹锦云、深圳市政法处长程正华，国务院老干局局长盛其松、省农业厅副厅长徐长堤，湖北省贸易厅副厅长张忠保；军界：少将师长胡志平，北京军事博物馆馆长大校李云平、解放军大校黄小汉、湖北省交警总队政委汪昌铁、国防部师级军官江海洲。文化教育界：华师博士生导师、中  共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良民、华中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忠云、同济医大教务处副处长李守国、广州大学教授陈合明、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铙胜文、陈汉峰留美后被聘为某大学教授、孝感市作协副主席胡仕华。孝感四中的教学质量一度在原孝感地区名列前茅，1970年孝感四中由初中改办高中，名为三汊高级中学，直到1990年底与原赵陈中学合并后搬迁到原华中农学院三汊分院校址，成为一所完全中学，三汊埠初级中学迁入高中校内，2006年初中改办为三汊埠小学。

    解放后，三汊埠小学属三汊中心完小，学区由当时小学校长梁荫仑兼管，管辖现毛陈一部分，三汊的全部及祝站北部两个大队的民办学校。
宗教信仰方面：三汊埠群众笃信儒、释、道之教。“儒”有修本堂，信众有商人、店员和社会知识青年，全属义务，经费由当地商家以及慈善者自愿捐助。具体事务是：农历七月半讲善书，干旱时诵皇经、求雨露、施茶、施药、施棺木，掌  堂黄义盛。“道”有鲁王庙和关帝庙，两庙均在三汊埠南端，鲁王庙由木兰山金  道 人主持；关帝庙由何  道 人主持。鲁王庙1956年拆毁建成了三汊供销社，关帝庙至今犹存，但神像已毁，庙址作了仓库和牛栏。北门外有一座三元宫，属尼姑庵，由武汉江岸来的尼姑主持，1956年改建成三元宫变电站和泵站。

    街政建设：三汊埠是一条长为1000米、宽约3米的街道，原来是花岗岩条石铺成的。1959年修野猪湖堤闸时，因工程款不足，经祝站区委决定将街道石块撬起运往马溪河修了闸，从此三汊埠街道下雨时泥泞不堪。1990年在埠镇群众的要求下，成立了由原三汊管理区主任张水民任指挥长，退休干部刘焱波、朱海清任总顾问、社会老人吴必勋、黄帮俊、李进一、黄木桂等人任顾问的重修埠镇街集资指挥部，向外出干部、工人和知名人士致函，希望他们能捐款建设家乡，同时三汊镇人民政府组织原孝感市（现孝南区）二级单位和镇管单位捐款。共集资四万多元，修建了埠镇街水泥路面。1991年又由朱海清带头募捐，改建了西门桥。为了纪念这一功德，在北门建立了一座带有标志性的“三汊埠”门楼。

    三汊埠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曾经有过它的辉煌，但那些辉煌也只是冒险家的天堂，它并不是劳动人民的故乡，而是风尘中的他乡。只有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埠镇人民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从小小队到实行责任田到户，才大大解放了生产力。1990年以来，农业耕种、收割90%的农户实现了机械化，粮食、油料产量成倍增长。田间管理也实现了自流灌溉，从而腾出了大量劳力外出务工，有的还出国到俄  罗斯等国打工，每年每人挣回人民币数万元。老人、妇女在家搞田间管理，种蔬菜到附近菜市场营销。人们的荷包逐渐鼓起来了，如今的埠镇高档的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太阳能热水器、摩托车、电脑几乎家家都有，甚至汽车也进入了平常百姓家。据我所知，埠镇七户人家购买了面包车、大客车、大货车，做到了务工务农并举、客货运输兼营，人们的衣着也多样化了，现在走进埠镇人家，年青人、妇女和孩子的衣着与城市人没什么区别。十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百把万的也不乏户。从1991年到现在18年的时间，将近98%的人家改建扩建了新房，有不少的人家还修建了高大的楼房。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变了样，自1981年“8.18”行动以来，埠镇街的治安状况良好，尊老爱幼、邻里和睦之风日渐形成。党和政府还在埠镇修建了福利院，收养了众多的孤寡老人，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千好万好，没有*****的政策好；情深义深没有*****的恩情深。千百年来种田完粮是天经地义的事，可现在的农民种田不仅不完粮，还要领取政府发放的补贴。一个繁荣、昌盛、团结、和谐的小康埠镇正在逐步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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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祖”探源

　　　　　　　　　　　　·竹林风

辞祖，是孝感民间一个风俗习惯，具体地说是姑娘出嫁程序中的一个步骤。其时间安排在出嫁的前一日晚上，该内容包括拜祖、跪父、哭娘、谢兄嫂，还要与朋友叙旧畅谈话未来。

通常在出嫁的前一天晚饭后，姑娘要洗脸漱口。主事人在神龛点烛烧香上猪头和斋饭，烧黄表，有的还要在八仙桌上摆供祖的碗筷酒盅饭菜，烧纸钱。主事人先跪拜祖先，随后嫁女跪拜，向祖先跪头辞别，口中念念有词。内容大致为：小女就要出阁了，明天就是人家的人，嫁出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感谢祖先的保佑。明天就要拜见夫家祖先，受夫家祖先的庇护，嫁夫随夫，请祖先放心。也有主事人向祖先告白的。

跪拜完毕后，跪父母谢父母恩。内容大致为：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正当女儿长大成人能帮家里做点事时，女儿就要出阁了。女儿走后，二老要照顾好自己，女儿会常回来看二老的。其时嫁女已是泪流满面，抱着母亲哭作一团。此时，母亲也会情不自禁放声大哭，哭数女儿的成长不易，哭数女儿的乖巧，哭数女儿的故事；同时也会通过哭来给女儿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到了婆家要孝敬公婆、与夫相亲相爱，勤把苦做，勤俭持家....还要常回家看看云云。

母女抱在一起的“哭戏”，会把“辞祖”推向高潮。

其时，姑娘的玩伴、闺蜜、朋友，还有邻居嫂子、婶子，也陆续前来话别。主事人已撤去桌上的祭祖什物，换上了瓜子糖坨水果等吃的，来客已端坐堂屋两边，开始发糖上茶，回顾姑娘成长趣事，共叙往日友情，畅谈美好未来，谈笑风生的气氛立即替代了“跪父母”时凄凉的哭声，满屋呈现出姑娘出嫁的喜庆氛围。

主事人上完夜香后，邻居嫂子、婶子等会适时离去，只有姑娘的玩伴闺蜜好友会留下来，陪着姑娘挤在一起睡大床。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人，挤满一大床。说悄悄话私房话至深夜......期待次日大红花轿来迎娶.....

“辞祖”前几日，嫁女通常会被亲戚朋友、邻居接去吃“辞嫁饭”。吃辞嫁饭的时间，是在婚期确定下来后。姑娘要出嫁了，姑娘的亲戚都要接姑娘到自己家做客，因为是出嫁前最后一次做客，所以叫吃辞嫁饭。姑娘离开时，亲戚们都要送点礼物（布料、袜子、床上用品等）给姑娘。也有的给点钱，叫押袋钱。这都是亲戚们的一片心意，也是一种风俗习惯。

辞祖，是嫁姑娘的一个小插曲，也是孝感婚嫁中的一种风俗。从程序和内容看，辞祖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的确是非常必要的。是一种用民俗固化的嫁女程序，给“嫁姑娘”的家庭给予了无形的帮助，对出嫁姑娘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于姑娘出嫁结婚组建新家庭，建设美好家庭
、和谐家庭有重要意义。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听说外地还有“再辞祖”之说，即改嫁女的辞祖。改嫁女在改嫁前也要“辞祖”，此次辞祖，辞的是夫家的祖先。当然，仪式可以搞隐秘一些。跪拜时告知改嫁的理由，让夫家的祖先不再庇护她，允许她拜新的夫家祖先。以免让原夫家祖先继续庇护她，可能视新夫侵害她而对其误施惩罚。而对新夫的事业及前程造成一定阻碍和影响，影响新家庭的幸福。这显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

　　　　　　　（本文为探索中写，可能有不全不周之处，敬请知情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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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钓鱼的地方

文【王母湖边】




      冬至一到，就感觉晚长的时间长了好多。凌晨两点多，一觉醒来，大脑不由自主的想起曾经生活过的老家，儿时在老家生活的一幕幕情景，让我映像深刻、历历在目。门前美丽的池塘、远去绿油油的庄稼以及绿草如毯的丘陵洼地、晚上房前屋后昆虫的鸣叫、清晨小鸟欢快清翠叫声、真让人心驰神往。
农村小孩娱乐的场所虽然不多，但好玩的项目绝对不比城里孩子少。我儿时最喜欢的活动便是钓鱼，坐在自家门前的池塘边，手持一根从竹扫帚里面抽出的竹条，这就是我们的钓鱼杆，外加从挑货郎手中买来的鱼线、鱼钩、鱼漂，一套钓鱼的工具就配齐了。星期天或放学后，在家周围潮湿的地方挖几条蚯蚓放在罐头瓶中装起来，钓鱼的诱饵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坐在门前的池塘边，小猫和小狗陪伴着我，静静的等等待鱼儿上钩了。
       有时清晨，成群的鱼儿在水面自由的游来游去，那场面甚为壮观；不一会就有鱼儿上钩，钓上来小的鱼儿，就成了我家小猫咪的口中餐了，每当我把小鱼儿扔给小猫时，小狗虽然不吃生鱼，但它有时候也非常嫉妒上前去抢，无耐小猫的利爪，只好让小猫享受了。说到我家的小猫，它确实身手不凡；由于长时间陪伴我钓鱼，它已经有些不怕水了，有时它自己也能将游到岸边扳鱼籽的鲫鱼抓到手；小狗可就没有小猫这样的身手了，只是懒洋洋的爬在我身旁，让我随意的抚摸着它，享受着我给他“按摩”带来的舒服。一不留意经，鱼漂非常有节奏的抖动起来，鱼儿马上就要上钓了，我沉住气，目不转睛的盯住鱼漂，鱼漂下半截被鱼儿顶到水面很多了，上钩了、上钓了，我心里一陈激动，此时，周围的一切我与我无关，我、鱼杆、鱼线、鱼钩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随着我用劲的一抬鱼杆，一条二三两鲫鱼被扯上水面；儿时钓鱼，由于心情激动，往往不是慢慢将鱼拉上水面，而是用劲将鱼重重扯到岸上，有时鱼儿的嘴都被扯破了；每当握住刚钓上的鱼儿，心里那份满意和高兴，真是无以言表，心里暗暗说：再坚持一会，再钓个几条鱼，就可以骄傲的告诉妈妈，今天有鱼吃了。有时鱼情好，鲫鱼一条接一条的上钩，心情那真个美呀!池塘里虽然鱼多，但有时候天气不好，鱼儿是不上钩的，也有落空的时候；但久而久之，我的性格被钓鱼这个爱好影响了，疲气也变得不再急燥了，就是坐在门前一天，一条鱼儿没钓着，我也静静的坐在门前的池塘边。我就这样静静的坐在自家门前的池塘边，从六岁到十四五岁。
       每当钓到大鱼时，心情还是一如既往的激动，看着那疯狂摇慌的鱼漂，心情骤然紧张起来，沉沉鱼杆都有点支持不住大鱼带来的强大冲击力了，大鱼带着鱼线不停的在水里面划着各样线条，此时的我，也不敢再用力，只是憋住气，让鱼儿它游累后，再将它拖上岸，全然忘记自己手握鱼杆已经有几个小时了，膀子的酸痛全然忘记在脑后；我想，这就是钓鱼这项运转给人们带来这么大吸引力的缘故吧。随意季节的变化，鱼情况变化，我也在池塘边不停变换着钓鱼的位置及方式。夏天：有时坐在池塘边的杨柳树枝上，手握鱼杆、双脚落在水面却不停划弄着潺潺的水面，悠闲的等待着鱼儿的到来；有时坐在大树的树荫下，等待鱼儿的招唤；冬天，我坐在没有树木阳光和熙的池塘边，凝视鱼漂的一举一动。
        现在回想起来，我静静的坐在自家门前的池塘边钓鱼，是我付出时间出多，给我快乐最多的、现在给我记忆最深刻的爱好了。是家乡门前的这口池塘，给我儿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是家乡门前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小猫小狗伴随我长大。时间飞逝，一慌我已从孩童变成一位父亲，每当春节回老家拜年，看到我那破旧的老屋、长满杂草的门前稻场，内心立刻感觉到一股酸楚。看着那经常坐钓鱼的地方，已被儿时我栽种的芦苇和水竹占据，也没有给我留点钓鱼的位置。儿时感觉水面很大的门前池塘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此刻感觉也不是那么宽阔了。这就是现在的老家，虽然现在老家周围环境与儿时有很大的不同，但它却永远承载着我幸福的童年，是我心里永远牵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