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语文”姿态的大“民间”叙写——对《天涯》“民间语文”栏目的话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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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文”姿态的大“民间”叙写——对《天涯》“民间语文”栏目的话语考察

南京大学 谭军武



十几年来，《天涯》以彰显思想价值、介入社会文化讨论、提倡“大文学”观念而深受知识界瞩目。其独特的“文学立场”，更新了传统文学刊物的话语形态，拓展了文学表达的思想空间，解放了文学形式既有的边界。“《天涯》的这种立场，我觉得这其实基本上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1]正是在这种知识分子思想立场的推动下，《天涯》于1996年成功果敢地实现“转身”。在多数文学刊物哀鸿遍野的时候，《天涯》没有简单地扎堆于甚嚣尘上的“都市体验”的絮叨，而是更换了严肃的思想立场，介入时代经验的叙写；在大量刊物哄抢“小资情调”和“欲望盛宴”的时候，《天涯》却“以‘立心、立人、立国’为宗旨”，[2]坚守着深切的社会历史关怀。身处中国地理和文学版图的双重边缘，《天涯》的逆流而上，不能说完全没有“投机性”的策略考虑。毕竟，拯救一本常年横躺在仓库中奄奄一息的刊物，非有异于他人的路径和手段不可。但是，《天涯》的策略绝非流行文化的躁动和审美时尚的涂抹；不同于某些刊物“文学贫血”之后的市场媚俗，放弃应有的价值抵抗，完全投身于时髦文化的“风月场”，美其名曰“时尚”，实则自我“嚎丧”。《天涯》的策略因内在地流淌着思想性的血脉，传达出深沉的历史问思和现实关怀，使其避免了纯粹的“技术性”倒腾，探索出了一条文学刊物发展的独特途径。“它是思想的，但它不是学术。它有精英倾向，但不是知识分子的象牙塔。……它是倾向民间的，它主张的‘民间语文’丰富了汉语的语文界域。它是文学刊物，它的作者不是‘作者已死’的语文修辞技术玩弄者，而是有心灵、良知、立场、为天地立心的文人。……最重要的是，它是一本坚持原创性的刊物，它既不是西方思想的读后感，也不是西方文学的读后感。它基于中国世界的经验和感受。……而不是各种知识主义的阐释和修辞技术。”[3]思想性、文学性、创造性，这就是《天涯》的内在本色。

自改版来，《天涯》一直保持着“作家立场”、“民间语文”、“文学”、“艺术”和“文化批评”五个常设栏目的整体格局。（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其卷首的“一图多议”算不得正经的栏目，大体相当于每期杂志的“破题”，看似熙熙融融，众声喧哗，实则无足轻重，够不上一个栏目的分量，权当“编辑部的故事”哂然一笑足矣。至于“特别报道”，实际是《海南纪实》留下的“后遗症”，用克制的文学手法炒作社会热点话题，拉开比拼大众媒介的架势，战线拉得太长，尾大不掉，并不利于刊物的集约式发展。幸好其只是作为“客串”，偶尔在刊物露面。）在花样繁多的刊物版面“改造”运动中，《天涯》却“去掉一些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等”，[4]坚持栏目的个性化特色，依靠栏目本身的持续延伸和精心经营，树立了刊物的品牌形象。其中，“民间语文”栏目甫一登场，就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可谓别开生面，成为《天涯》“大文学”实践的重要阵地。既体现出主事者韩少功“‘大写作、小文学’”[5]的创作理念，也与刊物“关注民生、关注底层”[6]的立场一脉相承，同其它栏目交辉相应，构成了《天涯》独特风格的一部分。“民间语文”摒弃了“文学”专业化的精致追求，卸下了匡时济世的空头抱负，始终坚持以普通人的小“语文”姿态，记录着驳杂广大的“民间”声像，叙写了大“民间”的万千世态。



一、“民间语文”的“大文学”与“小策略”



“民间语文”栏目的创办初衷，为的是化解“老是悬在半空之中”[7]的所谓“纯文学”、“小文学”给刊物带来的生存危机。很显然，韩少功个人的文学理念影响了栏目的取向。《天涯》改版时，韩少功正在创作以“民间语言”为内容的《马桥词典》，“《天涯》改版的定位与《马桥词典》的构思应该是一脉相承的。”[8]韩少功本人一直提倡中国传统式的“大文学”观念，亦即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他认为“中国最大的文体遗产”是散文，而“古代散文是‘大散文’，也可说是‘杂文学’，不光是文学，也是历史和哲学甚至是科学。”[9]改版后第一期“民间语文”的“编者按”中也鲜明指出，“广义的文学，包括人类一切有创造力的语言和文字，并非作家的专属领地。”[10]毫无疑问，“语文”在这里形成对日趋飘忽的“纯文学”的价值叛离，至少是一种根本性的价值纠偏。由“语文”而强调其“民间”性，既算是将文学“下降到广大的地面上来”的一种努力,也算为韩少功的文学寻根张目。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转折。价值隐退、崇高受挫、消费中兴，深刻改变了文学的发展格局。一部分“纯文学”开始有意疏远社会，悬置生活，许多作家也喜以精神贵族的立场忸怩作态，致使“纯文学”越飘越远。在修辞营造的飘渺迷雾中，普通读者深感心有余力不足，写作与阅读之间形成一种拙劣的文学“陌生化”。而“民间语文”则倡导落到地上的文学，实在可感的文学；虽则广采博收、涉猎宽泛、技巧朴拙，却为读者打开了进入文学世界的大门。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与人们进入文学的“视角”之间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悖反，“大文学”由于紧贴生活，倒能让读者从个体小视角进入。而“小文学”则因其无边无际的修辞眩惑，或假托沉重的宏大使命，或是孤芳自赏于纯艺术的梦想，要求一种“大视角”的理论性观照，反倒越出普通读者的经验边界。“民间语文”实际上是大文学观念下呈现出来的小视角，是为普通人准备的语言操练。

因为特别关注个体的“民间”经验，而不是从大处切入的“正统”叙事，“民间语文”栏目甚少见到那些无病呻吟、故作姿态的修辞花招。在每一篇作品中，我们都能拂拭到生活的尘粒，那样渺小，却又那样实在。哪怕是一些特定年代言不由衷的表述，如某些交代材料、汇报文件等，也都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历史的质感，感受到个体在时代大潮中那颤栗的精神抽搐。“民间”视角追求语言表达的任意性，不求专业性的整齐划一，不是在修辞技巧上费劲，表达上可以随意出入、自由穿梭，灵活自然。这种小的好处在于，它从技术上解决了传统刊物编、读、写之间的关系，使刊物真正成为三者交流共处的空间。“读者中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文学。假如有一些非作家的人们愿意将自己收藏在箱中柜底的日记、书信、揭发信、检讨书、回忆录贡献给读者，也贡献给作家，我们求之不得。”[11]这就形成了栏目独特的编辑策略，使读者获得了进入刊物生产现场的机会，改变了文学刊物与读者间的等级关系，读者同时成为作者和编者，改进了刊物的话语生产方式。尤其是对网络语文资源的关注，使《天涯》成为较早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编、读、写操作的刊物，加之对同名网站的成功经营，真正实现了线上线下的编、读、写互动，探索了网络媒介环境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有效途径。

“民间语文”的“大文学”“小视角”策略，与刊物的现实处境也有密切关系。《天涯》改版时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吸引读者关注、提升市场信誉度。韩少功后来也坦言，“作为一本文学杂志，《天涯》首先面临着原料不足的障碍。”而“民间语文”等栏目的创办，实际上是奉行了“最有力的竞争，就是无人与你竞争”的商业原则。[12] “民间语文”倡导的“非作家”写作立场，避免了使刊物沦为“少数派报告”的危险。《天涯》对预期消费者或者说写作者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充满蛊惑性、却又紧贴刊物主题和风格的想象性建构；既不会因空间的扩大而降低其文化定位，同时也不辱专业作家们的身份。由“民间语文”重构的预期消费者，打破了职业、地位和文学趣味的界限，在“语文”的宽泛旗帜下，依赖文字本身聚集在一起，实现了主体间的通融。加之《天涯》强烈的正义性诉求，突破狭小的文学圈，进入广阔的“民间”阵地已是顺理成章了。其具有的技术性优势，使许多人真把压箱底的私人信件、日记都毫无顾忌地奉上了台面，激发了不少人压抑的文学热情，更换了已经形式化了的文学面。与《天涯》“作家立场”、“文学”等相对专业化、小众化的栏目，形成一种有机的互动，丰富了文学的维度，也丰富刊物的面貌。

“民间语文”的设立使《天涯》在刊物竞争中，取得了表达上的优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源优势或品牌效应。作为一个栏目，“民间语文”在长效性和全面性上，达到一定的“集群”优势。显然，不能把“民间语文”做成了民间故事会，也不能把其变成一个展现苦难的绞刑架。“民间语文”应该展现的是生活多样的民间形态和面貌。既能区别于完全通俗化或大众化的刊物，也应该区别于专业性、知识化、理论化的刊物，更应该区别于所谓纯文学的曲高和寡，要体现出自己的质感，不靠诗意来漂白，也不能依赖修辞来涂饰。突出生活本来的筋脉和纹理，托出本来的温暖和冷酷，这就形成了“民间语文”在《天涯》杂志中的独立“品牌”分量，同样也丰富了《天涯》的整体品牌价值。



二、“民间语文”的言说姿态



大文学倡议下的“小视角”，为“民间语文”的话语言说提供了特别的姿态，我们不妨把这种姿态成为“小语文”姿态。“大文学”和“小语文”看似矛盾，实则并不相悖。前面提到，用“语文”替代“文学”，表明栏目对“纯文学”理念上的叛离。但“语文”也有不同的言说方式。就是韩少功念兹在兹的“语文”传统，其表达也多体现出儒家主流的“大话语”姿态。而“民间语文”倡导的，显然是区别于正统的主流言说的一种姿态。这种“小语文”的言说姿态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以“语文”区别于“文学”，以“民间性”区别于“文人性”，以“民间”姿态区别于“专业”创作，言说者往往以非特定身份、甚至以无名的方式进行书写。不管是个人日记，还是那些对下层劳动者生活的记录，大多为普通人的文字表达，是广大处于无名状态的作者的自我叙说。至于方言、民间歌谣以及流行语等，更是集体性的“无名”发明。民间姿态扎根底层、植根土壤，与国家和主流话语形成仰视关系，有意疏离，获得冷静的观察空间；而对民间生活则取平视角度，常常能捕捉到“同情的理解”。“专业的”文学姿态，则往往受制于国家体制，并多有主流规训的味道，是向下俯视的，对民间生活取“采风”式的审视。“民间语文”是将语言文学还原到生活创造根基上的一种话语追求，是对语文的本源性追溯。如1997年第五期契约类第一号发表的《农户分家书（1948）》，真实再现了民间的家庭生活情态。2003年第二期发表的《马燕日记2001-2002》，展现了一个失学儿童的求学渴望，比报章头条那些官样文牍更有感染力。1998年第六期发表的《三轮车夫家书》，让我们看到了诸多挣扎在城市底层的劳动者的生存样态，他们的坚韧、质朴与善良，倾然跃出纸面。既没有回避现实，也不夸大苦难。2005年第五期发表的《芙蓉姐姐网络自白》以及1998年第五期杂类第一号发表的《乡村占卜用语1964》，都以民间的视角向读者开启进入社会生活的窗口，没有在文辞上做“美刺”的装饰，于中既得以重返乡村香烟缭绕的占卜现场，也可一窥网络时代的草根生态。

第二，注重被“文学”话语，尤其是长期以来被政治收编的主流文学话语淹没的民间语文资源，表现对传统文学刊物垄断性表达的一种反动。我们知道，在每一次主流的文学话语浪潮背后，都蕴藏着深厚的政治话语背景，而这一切，通常是以牺牲、遮蔽庞大的民间发声为代价的。在网络普及以前，《天涯》为这些被压抑的语文表达搭建了一个舞台。“文学家的非文学关注，非文学家的文学参与，作为文学的外延和纵深，亦将在这里获得充分的版面。”[13]例如大量反右、文革时期的个人日记、交代材料和汇报材料，都在“民间语文”浮出地面。1996第三期的《关于王蒙的交代材料（1968）》、1996年第四期的《大串联日记》、《县委书记日记》，1999年第一期的《解放区群众工作读本1947》，都是事情亲历者留下的原始材料，长期被遮蔽在有限的空间里，既不为纯文学刊物亲睐，更难进入主流媒体版面，却在“民间语文”找到了安身之地。1999年第三期发表的口述实录第一号《遗体整容师口述1995》，揭开了掩隐在都市浪漫与商业凯歌之下、长期被边缘化的底层工作者鲜为人知的工作与生活。2001年第三期的《“肉票”自述（1932 、2000）》，讲述被绑架者亲历的生死较量，其中涉及官匪勾结、权钱交易的真实情状，细节之详实，恐难为一般杂志所见。而在官方的侦破记录或案卷中，此类文本多半早已“和谐”过滤掉了。

第三，民间性还是对禁忌的破坏。就语言的表达而言，民间具有直率、粗糙、放纵的一面，它比一般的政治话语和文学表达享有更多的自由，而些少思想与形象的禁忌。“民间语文”也可以看做是对官样经典的颠覆，用不规范的形式破除已有的刻板表达。民间通过对各种语言禁忌的破除，达到了对语言表达的“事实”禁忌的破除。“作为在人类生存实践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语文行为，它的自发性属与实用品格，最能呈现出主流话语对生命的定制，也最能呈现出生命对主流话语的消解；它最能揭示传统的滞积，又最能传感创新的勃动。它常常比文人写作更直接更灵敏更鲜明地标示出一个民族特定的文化定位。”[14] “民间”是一种话语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异于官方意识形态表达和叙事模式的话语情境，是由民间力量保留的关于社会、历史、生活的记录。如1998第4期发表的《西藏平乱日记1959》和1999年第一期发表的“文革”《支左日记1967-1968》，就都在亲历者的原样记录中，为我们打捞了依然为主流禁止的历史现场。2004年第一期《影碟贩卖者日记1999-2000》已明显触及了法律规则和道德禁忌，下岗者把自己贩卖淫秽盗版碟片的过程，以及接触的各色人等，和盘端在我们面前；2008年第四期发表的《“汉奸”刘二采访记》，为读者清扫了历史铁幕遮蔽的现场，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脆弱无力的个体在乖戾时空中的处境。对禁忌的破除与发掘被压抑的民间话语表达权力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天涯》的“民间语文”在这两点上，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比《炎黄春秋》等以名家为表现对象的“史诗”性记录更质朴，也更贴近普通人；但同时又比某些报告文学和历史小说更真实，更可信。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似乎在“民间语文”身上得到了验证。



三、“民间语文”的话语风格



作为一个具有品牌效应的栏目，“民间语文”经过十多年的文本积累，已经在总体的话语风格上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色。“《天涯》的‘民间语文’……被誉为‘反纯文学之道而行之’的‘文学’，一种向下的文学，一种与更广阔的社会、世界、生活及民众建构关系的‘文学’。”[15]而在栏目的“编者按”语里，也鲜明亮出了栏目的选文态度：“在我们看来，一则精彩的启事，可以比一部乏味的长篇小说更具艺术的力量。一句流行的习语，也可以比一百本矫饰的散文更能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的入口。”[16]用韩少功的话说，“民间语文”的文本具有“亲历性、原生性、民间性”。[17]我们所说的话语风格，并非文章作者自由自觉的刻意追求，而是在“民间语文”栏目常年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一种表述特色，它不是对语言的工具性分析，而是对这些作品的主题、情感、表达、叙事等多层面的综合感受。

第一，“民间语文”在话语表达上呈现出“原生态”的风格。“民间语文”的原生态具有多重内涵。首先，栏目对文本不作语言修饰和技术处理，保留一些“手稿”的趣味，保留其独一无二的“历史魅力”。力图用打印稿的方式，来还原“手写稿”，实现了一种有趣的文学“返魅”。例如1996年第二期发表的《老干部旧日情书》，发表时，连文革时期红卫兵在信件上加划的线，都特别标注体现出来了。1997第一期发表的《儿子致母亲》的信件，题头保留：“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字样，依原信件的文字格式排版，让读者如睹原件。2000年第六期发表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试卷》，将世人久闻的信件原文全录下来，修补完善了“寻章摘句”式的“残缺版本”。其次，“民间语文”的原生态表现在栏目不避文本的粗糙、简单，甚至庸俗，不回避禁区，不以道德价值判断先行来选择表达内容，也不以语言功夫深浅论是非。收集了许多不为文学主流重视的街头、墙头素材，让人犹置身原生态的生活现场，而不是苛求营造想象性空间。“‘民间语文’可以说是丰富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博物馆,保持着原始的活力与粗朴的质感，是作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的文学富矿。”[18]如1996年第四期的《街头巷尾广告录》、1999年第二期发表的《民警忠告》和2005年第五期的《标语集锦》，就是读者直接从街头巷尾张贴的户外文告中直录下来的，虽用语粗糙，却自有风味。而自1996第一期开始编辑的“中国九十年代都市流行词语集解”，一共做了十辑，将九十年代都市流行生活用语几乎一网打尽，为读者还原了九十年代都市鲜活的语言场景，读来别有意味。

“民间语文”的第二个话语风格是生活化，亦即韩少功所言的“民间性”与“亲历性”。为什么把这个作为栏目的话语风格呢？我们觉得，“民间语文”不同于一般的地摊文学或低俗作品，它始终坚持对时代、对社会的思想和情感关怀。回归民间的主旨也就是要回归生活，将文学从高悬的空中放下来。首先，它不是追求文艺式的拔高和精神性的陶醉，而是直接从生活捞取已经有的存量，将一些历史的、记忆的、现实的生活片段赤裸呈现出来，不做任何遮蔽，表现出比专业创作精心构思更为紧张的生活逼辄感。如1996第一期书简类第一号《何苦来着》，写信者以自己亲身经历述说了寓居海外的生活，毫不掩饰自己的困境，质朴而真实。1997年第三期《患血癌少女日记》中，患病少女对生活的热爱与乐观、对病苦的厌倦与反感一一毕现，生活中喜乐忧愁的情绪变化，肌理分明。2000年第五期《遇难打工妹书信一束1991-1993》，是材料提供者从火灾废墟中收集到的信札，具有极强的冲击力，让我们看到经济繁荣景象背后的生活苦难，读来令人灵魂颤动，其力量远远超过某些貌作宏大的主流作品。其次，生活化就是有意地从纯文学概念中下降，下降到艺术的底层，只留下生活的底色，保留生活自然的缺陷感。不仅记录民间的语言创造活动，而且也可使有心人从中读取各种社会和人生的信息，从而对生活有更为多样的感受。1999年第二期《刑事案件涉案信件1963-1998》中，就保留有串供信、教唆信等，再现了普通人在特定时刻的所思、所想和所感；刊于2001年第二期的《和尚出访日记1999-2000》也很有意思，让我们看到和尚群体不为人知的别样生活。其他诸如《囚牢日记》（1996年第三期）将囚牢中个体的生命体验从政治规训中剥离出来，返回了生活的真相之中。而《关于两性关系的词汇1949-2000》（2001年第一期），则透过对两性关系词汇的考察，让人看到了投射在民间土地上的时代身影。

三是“民间语文”话语的丰富性。把丰富作为一种“风格”来谈，似乎不太妥当。但就一个栏目所体现出来的整体面貌而言，丰富性也未尝不可作为一个理解的标准。栏目的设置通常是为划定表达的边界，也就是对自己的话语表达做专门化、集中化的处理。一般来说，栏目都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往往具有排他性，选择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在栏目的选文中体现出来。所以既要达到专门化和特色化，又要有丰富性，对一个栏目来说委实不易。这也是许多刊物栏目经过一定周期后，会出现衰落死亡的原因。“民间语文”至少在这一点上，比一般栏目要做得更成功。正是话语形态的丰富性，保持了栏目内部循环的活力，而不至于在期刊审美周期日益短促的时代中，被迅速地淘汰。根据笔者统计，到2009年第二期为止，“民间语文”已有汇报类、书简类、日记类、讲辞类、新语林、中国九十年代都市流行词语集解、纪录类、文案类、契约类、歌谣类、杂类、文告类、口述实录、词汇类、网络文本类等共计十五个门类的各种文本发表。各种话语形态、语言风格和表达主题都在栏目中悉数登场。从话语形态来说，既有比较严正的思想报告、反思日记和口述实录，也有戏谑的民间语录、网络词汇、地方歌谣；既有感人的个人情书，也有沉痛的历史档案，还有路边拾遗的启事、广告等；从语言风格上来说，既有专业或般专业的正式文稿，也有完全随性走笔的自说自话；既有重个人情感的优美倾诉，也有侧重思想和历史性的平实叙事。就“民间话语”涉及的内容主题而言，既有事关历史反思和社会关怀的宏大主题，也有表现个人趣味的网络话题，还有散落街角码头的日常语汇，可谓上至庙堂，下达江湖，语料丰富，在在叙写了一个大“民间”的世态万象。



四、“民间语文”的话语危机



“民间语文”栏目虽已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个性，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吸引了许多读者的参与。但从传播接受的角度来看，它也正遭遇着周期性的传播危机。尽管“民间语文”在话语形态的丰富性、生活化和民间性上不断开掘，却依然无法掩饰其在内容、渠道、表达等诸方面已经出现的话语危机。

首先，虽然话语丰富，但在内容上和主题选择上，对文革、反右等特殊时期语文材料的挖掘，占据了“民间语文”栏目已发文章的主体。这些材料当然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文本价值，但由于大量文本在思路、情感和体验上差异不大，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倾向，致使读者产生某种阅读上的“审美疲劳”。更何况，对文革、反右、知青等主题的关注，是许多刊物都在同时跟进的热点。“民间语文”虽得“民间”视角之利，却并未跳出这些话题叙说的总体框架。不外是对政治性话语的反讽性再现，或是对人性扭曲的控诉，创造力已明显不足。

其次，虽有普通读者的积极参与，但表达主体依然显得狭窄，仍以作家和文字工作者提供的文本为主，并没有完全调动“民间”的力量加入话语生产。其特色有向文人化滑落的危险，民间的“狂欢”个性并未得以展开。就已经发表的作品而言，真正的民间性资源主要集中在歌谣和方言以及网络语言的收集上。尽管编者主张栏目要为“非作家”搭建一个表达的舞台，但事实上，其表达的形式、格调总体上已被“作家化”。李少君就曾说：“‘民间语文’栏目的初衷，那就是把那些鲜活的、质朴的、老百姓的、带有文学创作色彩的文本保留下来”。[19]很显然，在注重民间性的同时，“民间语文”对“带有文学创作色彩的文本”更感兴趣。就笔者的观察结果来看，给栏目提供稿件的主体，绝大部分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作家、记者、学人。而藏于民间的自发性原生态语言资源，显得相对贫乏。“民间语文”不能变成了专业作家或学院教授爆料炫情的舞台，更不能为江郎才尽者开辟“第三条道路”，而是应该凝聚民间的鲜活力量。像《患血癌少女日记》、《马燕日记》、《下岗女工日记》和《遇难打工妹书信一束》这样生命灵透的文本，还应该多加挖掘。

再者，“民间语文”已显出某种“自爆”的癖好，有时难免满足读者窥私欲的嫌疑。从栏目已发表的文类对比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日记类到2009年第一期为止，已发表68号；书简类到2009年第二期已发表59号；记录类2009年第二期为止已发表共40号。而汇报类、文案类、契约类、文告类等，加起来还不到日记或书简的分量。这三类以个人表达为主的文稿，已占据了整个栏目内容的一半以上。日记、书简因其一定的私密性，可以揭露某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可在大量透支文革、反右、知情等话题后，“民间语文”现有的作品，时有落入了满足读者窥探欲陷阱的危险。如《老公老婆宣言》（2002年第六期）、《一个第三者的信》（2006年第六期）、《同性恋者日记》（2007年第一期）之类，就带有明显的诱导倾向。现在的“民间语文”，不时会从民间生活帘幕后探头探脑，正经儿地“八卦”一番，江湖恩怨、红粉私情，高调制造一些情感“卖点”。这实在不应是一个以精神自由立足的杂志栏目该委身下求的东西。

还有，日记、书简和记录等类别的大量集中，表明“民间语文”栏目对大量的民间语言现象及其相应的生存智慧关注不够。正如栏目“编者按”所说的那样，“民间语文是文学的纵深，是文化与自然的触面，语言与生命的结合部。”[20]民间的丰富生活形态也是在其语言中得以展现的。“民间语文”曾做过几期关于老人、小孩的生活语言专辑，就很有意义，可惜这样的文本在栏目并不多见。还有一些在民间空间得以保存、延续并不断变迁的语言现象，也值得关注。如1996年第五期《海峡两岸，同实异名》的短文中，分析了当时海峡两岸媒体存在的同实异名现象，今天看来，颇有谶语意味。像文中提到的“草根、作秀、诉求”等词语，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已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再如关于网络语言现象，“民间语文”基本停留在简单罗列阶段，对网络用语演变的观照，则远远不够。此外，“民间语文”栏目也还可以关注那些从专业文学作品向普通日常表达转换的语言现象，也即民间语文与纯文学语言之间的演变转化问题，等等。

如何跨越危机，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民间语文”克服话语“疲劳”的关键。“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不回避危险”，希望胡适先生的这句话，能成为“民间语文”保持自己独特品格的精神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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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新颖:《实际工作、有痛感的问题、重新理解文学》，《天涯》，2006年第2期

[2] 李妍等:《韩少功：多重文化身份下的30年感悟》，《中国艺术报》，2008年12月18日

[3] 于坚:《学生腔时代的另类刊物》，《天涯》，2006年第2期

[4] 韩少功:《我与天涯》，见《韩少功读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5] 韩少功:《大题小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6] 李少君:《<天涯>十年：折射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变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2期

[7] 张新颖:《实际工作、有痛感的问题、重新理解文学》，《天涯》，2006年第2期

[8] 王雁翎:《<天涯>故事》，《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7日

[9] 韩少功 王尧:《韩少功 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10] “民间语文·编者按”，见《天涯》，1996年第1期

[11] 蒋方舟:《结束时还忆起始》，《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

[12] 韩少功:《我与天涯》，见《韩少功读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3] 王雁翎:《<天涯>故事》，《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7日

[14] “民间语文·编者按”，《天涯》，1996年第1期

[15] 李少君:《十年回顾》，《文学界》，2007年第10期

[16] “民间语文·编者按”，《天涯》，1996年第1期

[17] 韩少功:《我与天涯》，见《韩少功读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18] 李少君:《<天涯>十年：折射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变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2期

[19] 同上

[20] “民间语文·编者按”，《天涯》，1996年第1期







作者简介：谭军武（1979—），湖南耒阳人，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湖南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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