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雨楼书影之七十二——胡适《四十自述》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1:42:27

听雨楼书影之七十二——胡适《四十自述》转载

《四十自述》，胡适著，1939年亚东图书馆再版。

胡适的四十自述，从1930年6月动手，在上海成两章，迁居北平后至1932年9月，陆续写完留学前的一段生活，共6章。曾于《新月》杂志上刊载过。1933年6月，作“自序”，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从40岁在上海开笔写自述，迁居北平后陆续写了几章，43岁那一年方才与读者见面。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事情打断，他只写出了赴美留学以前的一段生活。

整部四十自述，观其前后，叙述方式及内容差异颇大。对于母亲及其童年的叙述，十分类似于小说，而对于异地求学之后的叙述，则与类似于传记。胡适以小说的方式来陈述自己母亲的那段历史，让人读起来颇感亲切，真实，且饱含真情，使得我很受感动。胡适的这种方式，是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如第一篇写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胡适自己也很高兴，认为“这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并且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约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大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然而，胡适究竟“是一个受史学加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历史学的训练使得他难以继续走自传文学的新路，因此写完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这一变颇使志摩失望，但他读了那写家庭和乡村教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赞许；还有多朋友写信给胡适，称“这一章比前一章更动人”。胡适写四十自述，难免有“与当日事实不符的地方”，也难免有讳饰的笔墨，但基本上还是“谨严的历史叙述”，甚至也不加讳掩地写出了他少年时代曾经打牌、喝酒、逛窑子等恶习，但并非完全像胡适所自称 “赤裸裸的叙述”。通读全书，可以感觉到，第一篇虽然是以小说的题材，并且也遇必要时“用假约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大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然而，我却觉得胡适对这段历史的陈述少有掩饰，且与历史背景对应，颇有历史的真实感觉。而之后的写作，虽然胡适自称“谨严的历史叙述”，但是却有很多地方刻意安排和掩饰，逾到后面，此种印象逾为深刻。

胡适写四十自述的用意十分明显，也曾劝说过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叶景葵等写自传，主要目的就是文学和历史两个方面，他说“我很盼望我们这几个三四十岁的人的自传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兴建，可以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我们赤裸棵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文学的虚构性如何与历史的客观性结合？纵观胡适的四十自述，感触十分大。史学训练固然可以使得历史学家陈述历史的历史能够很好的去伪存真，在浩瀚史料，得其概要。对于有人作掩饰自己的历史陈述，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然而，不难想像，这些训练有素的史家，如果要作弊，岂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且很难觉察。因此，我感觉，虽然在第一篇以后的自述中，虽然以自传的体裁写作，期望以“谨严的历史叙述”陈述自己，却觉得没有第一篇来得自然，总感觉胡适在诱导什么，在掩饰什么。也许形式并不是决定性，小说还是自传，其实不过是一种载体而已，只是自传的题材相对地更能够传达历史而已，重要的还是作者的心意吧。

抛开这些不说，胡适的四十自述是大致可信而又可读的一部自传。自述有意识地阐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对自己的思想的发展，变化都有真实和详细的描述。

最初破蒙时期，胡适读父亲的《学为人诗》，这部书是说做人的道理，其中有：“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邑勉于学，守道勿失”对胡适有很大影响。

之后，胡适开始看各种各样的小说，其中的《红楼梦》，《儒林外史》，使得胡适“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对于胡适以后白话文有很大的帮助。而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而此时处于废八股时文的时代，科举制度本身也动摇了。胡适的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时代思想的影响，所以不要胡适“开笔”做八股文，也不要学做策论经义。这对胡适以后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胡适受到时代思想的影响，与二哥三哥的影响是有密切关联的。而由于我总是文诌诌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他 “象个先生样子”，遂叫孜做“糜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正是这种外部的定义，转变了胡适的自我定义，既有“先生”之名，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因此胡适在大人们鼓励下，装出先生样子。一个人的性格，大抵上也就这样形成了。

在为人处事上，胡适也有了变化，由于家庭内部的纷争和矛盾，生活中的琐事，使得胡适“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并且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乡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母亲的宽容，也使得胡适深受这种性格的影响。

胡适的无神思想，大概是胡适人生开始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的开始。胡适的父亲虽然没有接受过西方的科学思想的影响，但是，这是父亲的这种理学家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对他影响很大。“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反躬践实，邑勉于学，守道勿失”，深刻于胡适心中。对于父亲对他的影响，胡适认为：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方回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可见，胡适早年是受到父亲和家族的理学遗风影响的。这也是他无神思想的一个基础。此后，胡适读到了朱子的《小学》，看到了司马光的论地狱的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判烧舂磨，亦无所施……”这使得他不再惧怕地狱。后来读到《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记范缜的神灭论中的一段话：“形音神之质，神音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 胡适读了这一段议论，觉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司马光的话使得不信地狱，范镇的话似的胡适更进一步，就走上了无鬼神的路。胡适写道：“八百年后这三十五个字竞感悟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竞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而范缜的无轮回的学说，也同样对胡适产生了很大影响，学意义。范缜主张的“偶然论”，用来破坏佛教的果报轮回说。“小时听惯了佛家果报轮回的教训，最怕来世变猪变狗，忽然看见了范绝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里非常高兴，胆子就大的多了。他和司马光的神灭论教我不怕地狱；他的无因果论教我不怕轮回。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伯。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从他的这段话，我可以看到，一种思想对一个小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单纯，思想的溶入，尽然与小孩子的单纯天真的想法结合在一起，以至后来胡适还做出了那几个菩萨拖下来去到毛厕里去的事情。但是，母亲的想法使得胡适的这种无神论思想不敢遗漏。

到上海求学之后，没有母亲的监督，这种思想自然就不受到母亲的抑制。严复的天演论对胡适产生了巨大影响。二哥也受到了天演论的影响，以至 “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作胡适的表字，于是用“适之”二字作为自己的字，写文章的时候也用胡适这个名字。之后，梁启超对胡适又产生了很大影响，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尤其如此，《新民说》使胡适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为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梁启超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之深。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由于某些部分的空缺，激发了胡适的野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家业?”胡适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订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胡适后来做《中国哲学文》的种子，从那时候起．就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

后胡适在澄衷自治会上发表了 “论性”的演说。胡适驳斥孟子性善的主张，也不赞成苟子的性恶说。认同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是对的，并且把“懂得了一点点最浅近的科学知识，就搬出来应用了”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胡适认为：孟子不懂得科学，—一我们在那时候还叫做“格致”，一—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又不知道地心吸力的道理。“水无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他向下。吸力可以引他向下，高地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来水管里的水向上。水无上无下，只保持他的水平，却又可—卜可下，正象人性本无善元恶，却又可善可恶。胡适的这段论述虽然并不是很有道理，但是，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科学已经开始影响了他的思想……。

对于胡适的心路历程，还有很多的内容，我只对胡适的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从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发展到崇尚西方的思想和科学的路程略加论述。胡适对于这方面的叙述显然是刻意的，并且对这个方面的内容叙述十分详细。虽然其中可能有些不实之处，但不难看出，胡适对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是十分在意的。（汉风和雨）

读《四十自述》——兼谈胡适对传记文学的吁求
1933年胡适的《四十自述》出版，由题目即可知，这是胡适先生为自己写下的“自传”。《四十自述》颇具可读性，它出自20多岁即“暴得大名”的胡适之手，本身就是深为人们关注的理由。一方面我们可以见识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童年生活的真实片断，特别是感受胡适先生与自己的过去“对话”时所独具的文化眼光，在他对久远历史的重温中把摸那一颗不寻常心灵的律动；另一方面，《四十自述》能让人了解胡适对传记文学的一贯倡导，从而以史学兼文学的眼光审视他的躬身实践。胡适眼里的中国传记文学

在胡适看来，传记文学绝不可以小觑，它不仅可以使人看到活的历史，还“可以帮助人格教育”。胡适审视中国的传记文学后，得出如下见解：“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中国的正史，可以说大部分是集合传记而成的；可惜所有的传记多是短篇的。”①因而使得中国的传记文学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体裁发展、壮大起来，文人贤士也鲜有人投身其中。胡适认为，中国的史传文学“一开头就作兴短传记的体裁，是最不幸的事。”②这是一个很富价值的观点。传记由短篇承载，只能提供历史长河中的某些点，难以勾连成线，整体透视。即使有的短篇勉为其难涂抹成线，也多虚泛不清，难以托付应有的史学和文化内涵。说起来，对中国传记文学缺失的审视，在文学革命发生后不久就甚为胡适重视了，这可以看作是他担负文化使命，传播新文化诉求的一个行动标识：即不停地发现已有文化的缺失，以自身的激情推动“再造文明”的伟业。他曾大张旗鼓地劝勉各路人杰投身传记文学的写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四十自述》中他写到“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受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③其中他尤为老辈朋友中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三位口头应允未及成先后作古而扼腕痛惜。林长民“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逸书④；而梁启超那五十多年生龙活虎般的生活，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感情”的述著呢?“中国近世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就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⑤。梁士，这位在中国政治与财政史上都扮演过很重要角色的人物，胡适一针见血地论道“我也知道他写的自传也许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过；但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法；最要紧的是要他自己写他心理上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以求“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⑥
注意，这里最可见胡适鼓吹传记文学的立足之点，也是他的超越之处：摒弃俗常作传的树碑目的，全部热情旨在让历史告诉未来。胡适于1953年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所作的一次演讲中，他于多年的搜求中，得到了“两部古代了不得，值得提倡的传记。一、《罗壮勇公年谱》；二、《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及《梦痕余录》”⑦在具体论到汪辉祖传记的价值所在时，胡适强调“不但可以晓得司法制度在当时是怎样实行的，法律在当时是怎样用的，还可以从这部自传中，了解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所以后来我的朋友卫挺生要写中国经济史，问我到哪里去找材料，我就以汪辉祖的书告诉他。”⑧这里尤可见史学家独到的眼光和追求，正所谓“给历史添些材料”；胡适同时关切作传者当事人的特殊视点和内心感受，即“自己做事的立场和动机”，因为带有个性标识和生命印迹的记录自然会给“历史”与“未来”的对话注入鲜活的基因，从而有别于他人所谓客观的记录，这该是胡适作为文学家的心灵冀望。
研究胡适的学者们倾向性地以为，在学术研究层面上，胡适深得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真传。1935年胡适在其《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确认，自己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另一个是赫胥黎。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杜威则教他把一切学说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两人加起来就使胡适学会了他自己归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⑨我们在他对传记文学的呼吁和造势中也自然地注意到了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子。请看他对中国传记文学缺失的诊断：“第一个重大缺点是材料太少，保存的原材料太少，对于被作传的人的人格、状貌、公私生活行为，多不知道。”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从前我们没有很多的图书馆——公家保存文献的机关，一旦遇到变化的时候，许多材料都不免毁去。”10胡适痛惜“这是中国历史记载最大的损失”。为了说明史料的重要，胡适特举出美国人为其已故总统威尔逊作传的例子，仅威尔逊太太提供的材料，就需陆军部长下令派七辆大卡车才得以装下。材料的丰盈，自然是证据的充实，直接作用于传记的结果是令其血肉丰满。史传绝非小说，须臾离不开“拿证据来”的材料。于是胡适呼吁“我希望大家就各人范围之内来写传记，养成搜集传记材料和爱读传记材料的习惯”。也是基于这个理由，胡适极为推崇言行录之《论语》，说它“是一部了不得的书”，“应该把《论语》当作一部开山的传记读”。《论语》可以让人知道“好的传记文字，就是用白话把一言一行老老实实写下来的。”11这里已不止于对材料证据的要求，而是跃升到“怎样写”的层面。

胡适怎样实践自己的作传主张

对“怎样写”的回答，似乎胡适特别钟情“赤裸裸”。譬如《四十自述》中“自序”的尾端胡适写道，我们这些三四十岁的人“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如此青睐“赤裸裸”，完全可以看作是胡适渴求传记文学“真实”的心愿的极端描述，也是他对中国历史上传记文学最大弊端——忌讳、伪饰——的一个反拨。胡适以为推究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他领会首要的弊端之一是“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12为帝王讳，为圣人讳，为自家的先祖讳……，讳来讳去，就没有了鲜活的生命气息，用死的文笔写死了的人，双料的没血没肉，何谈传记文学的发达!为此他特举了自己对照曾国藩日记(据说印出来的日记已经删掉了一部分)读其学生为曾国藩写的传记“才知道这本传记，并没有把曾国藩这个人写成活的人物。”13那么，应该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胡适的自传实践。《四十自述》全书六章，从父母的婚姻缘起下笔，止于胡适19岁考取官费出洋留学之时。按胡适的构想，拟把自己四十年的生活分为三个阶段写出，问世的六章，只是三个阶段中的第一段。结集出书的这一年(1933年)胡适又要出国，且“归期还不能确定”，以至连书的“自序”也是完成于太平洋上之行程的，这也是胡适所以接受友人建议先印行六章作为《四十自述》的原因。《四十自述》的文学成就我们且放下不论，只盯住胡适怎样躬身实践其“不忌讳”，“无顾虑”、“赤裸裸”等写人叙事的作传主张。
开篇，读者就会为胡适父母失衡的婚姻震撼：47岁的父亲迎娶17岁的母亲的情景是“我母亲结婚后三天，我的大哥嗣稼也娶亲了。那时我的大姊已出嫁生了儿子。大姊比我母亲大七岁。大哥比她大两岁。二姊是从小抱给人家的。三姊比我母亲小三岁，二哥三哥(孪生的)比她小四岁。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17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14更不幸的是，胡适三岁零八个月丧父，“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23岁”。母亲前半生的不幸与艰辛，胡适用真情的文字做了真实的记录，貌似平静的字里行间，流露着沐浴过西洋文化和文学革命洗礼的作者对封建主义造成的种种违反人性的生活境遇的指斥和批判。周旋于大家庭中的年轻母亲压抑至极的失声痛哭；岁岁年关，大哥欠下的鸦片烟、赌博债的债主群坐厅堂向母亲催逼讨钱的一幕幕，使作者沉重的道出“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15封建主义带给旧中国妇女沉重而苦痛的人生命运，我们在鲁迅的小说中多有窥见，如祥林嫂、单四嫂子等人物，胡适却用他“赤裸裸”的追忆让我们结识了他的母亲。于是读者从别一个侧面洞悉了胡适何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如此那般的反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激情奉献。
写自己的十九年成长是《四十自述》当然的主体，某些章节(如乡村启蒙教育一章)至今仍是台湾语文课本和某些外国大学中文系必选的课文，足以说明其价值。本文想特别指出的是第六章“我怎样到外国去”的若干内容。当时18岁的胡适面对着少年人的理想遭受打击，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母亲病倒，赖以栖身的新公学解散等一系列变故，茫然忧愁之际，他结识了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胡适真实描述了自己学会“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16的经历。直到有一天喝得酩酊大醉，闹出乱子来，不但摔破了脸，丢了马褂和一只鞋，还在雨中与巡捕动手被关进了巡捕房。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少年人精神不堪打击与诱惑的脆弱，揭示了人生成长中予人以历炼的挫折，人物因之真切实在地走出了文字，直接化入了生活的情景之中。
《四十自述》力行了作者对传记文学最根本的主张，没有忌讳，更没有掩饰，交予同辈及后世一个血肉逼真的“活”胡适。想必作者自己是满意的(这从作者后来在台湾欣然同意重新排印出版可知)，它让人想起了胡适早年文章中的一句话“尽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满意，无穷的进境上，步步都可以给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17写作《四十自述》的胡适当是这样的愉快者。（张洁）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1:55:52

胡适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
胡适 - 简介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父亲是胡传，字铁花，仕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

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胡适 - 职业生涯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胡适 - 名言
1、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狠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2.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  《新民国报》  《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您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辑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沈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月B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胡适 - 人物评价
胡适在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中国大陆的教材过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但近几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对胡适有殊多负面评价。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
“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
李敖先生在“李敖编胡适语粹新序”里这样评价：
鸦片战争的屈辱与败绩，只是一个开始。自此“内忧外患”七十二年后，亡了清朝; 又“内忧外患”三十八年后，亡了中华民国。前后一百一十一年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下了烂摊子，直到文革不革了，方在茁壮中获得喘息。中国开始重新定位、重新定局、重新定风波、重新定神。　　
定位、定局、定风波、定神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慎终追远的工作。慎终追远的对现代中国的启蒙人物们，给予“恰如其分”的发扬与评价。在启蒙人物中，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嘱、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宋朝朱熹有诗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胡适一生，可谓身体力行，因此他死后的遗产与遗爱，最令我们珍惜。......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胡适是学者，任过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到台湾后还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 (上卷)、《白话文学史》 (上卷)、《胡适文存》等。胡适也做过北洋军阀的幕僚和国民政府的高官，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1938年出任驻美大使，1942年担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过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胡适逝世后，在台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 - 不是敢爱敢恨的人
胡适有很多女朋友，就像江勇振书中所写的，3个月亮，好几个星星，都围绕着他这颗太阳。但有个基本模式，胡适在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发现这些女子陷得太深、有点纠缠的时候，他马上打退堂鼓，这就是胡适，在情感上相当内敛、保守，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中尽量隐藏，蒋介石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是有道理的，他受这种旧道德的束缚相当大。
胡适对韦莲司(美国人，1914年与胡适结识，双方有50年的书信来往)早期是心灵之交，可后期由于他有了其他的星星跟月亮，对韦莲司有点不太理睬，而韦莲司却处处为胡适着想。所以相对来说，胡适是个自私的男人，谦谦君子，胆子小，不是敢爱敢恨那种，只想到自己怎么在情场中全身而退。对胡适来说，他需要的不是韦莲司这样刻骨铭心，为他牺牲一切的情人，他追求的只是短暂的浪漫的爱情火花。
我们能感受到，爱他的这些女性，都是无怨无悔的，她们对于情感的追求、热爱和尊重，都远远超过胡适。胡适也说过，这些女人把love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们男人，大丈夫是要做大事的，怎么能这样呢？

胡适 - 生平年表
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1893年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离台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终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假学校讲学。
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url=http://www.uname.cn/celeb/celeb_102702.html][url=http://www.uname.cn/celeb/celeb_102702.html][url=http://www.uname.cn/celeb/celeb_102702.html]徐志摩[/url][/url][/url]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3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赴美国，发表《G产党执政下绝没有自由》，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后其负责人雷震被捕，胡适一度受到株连。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7年11月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

胡适 - 主要论著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著《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著《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著《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著《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著《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编《台湾纪录两种》（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发表《容忍与自由》（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传记》（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1年，台北，自印本）

胡适 - 家庭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
妻子：江冬秀。
长子：胡祖望，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殇。
次子：胡思杜，在中国大陆，1954年曾被共产党逼迫断绝父子关系，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

胡适 - 生活剪影
舍爱求名
胡适的三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曹声，比胡适的年龄约小十岁。1923年夏天，三十刚出头的胡适到杭州疗养，住在烟霞洞，而曹声当时正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敷有夫”，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边，两人相逢，已是恨不相逢未嫁娶之时了。于是，曹声向自己的丈夫提出离婚，并很快办妥了离婚手续，在这种情况下，胡适面临着一个难题。他的妻子江冬秀不是个普通的旧式女子，也不是软弱可欺的妇女，她为此事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脸上掷去，幸未掷中。当时的胡适已是很有名气的了，名气与爱情两者不可兼得。他的恋爱，只有几个至亲好友知道，流传不广。如果事情一闹大，全国皆知，胡适的“圣人”的称号就完结了。最终胡适还是舍爱求名。这样一来，曹声身受的打击可不轻，但她仍在情场失意的情况下发愤读书，后留学美国。胡适与曹声恋爱期间，常凭鱼雁传情。胡适还为曹作了首诗：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文坛异军合奏
胡适和章士钊早年原有文字缘。章以古文词雄于世，常贬胡提倡的白话文为浅薄，而彼此有点失和。有次，他们在北京偶同筵席，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章士钊为白话，胡适则为文言，成为文坛异军中的合奏，既饶风趣，且具历史价值。
章士钊诗为：
你姓胡来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字，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俺老张投了降。
胡适诗为：
但开风气不为师，
共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常相亲不相鄙。

胡适 - 八不主意和白话
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早在民国六年一月，他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胡适 - 与章士钊
胡适和章士钊都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两人都以文章立世，以文名而涉政，各领风骚几十年。两人从政，可说是吃错了饭，不过不影响二位仍然是伟大的人，伟大不在地位，名声，而是人品人格所系。
章士钊二十出头就做了《苏报》的主编，后游学英伦，归来后自创《甲寅杂志》，甲寅年正是虎年，杂志以虎头为徵，又有虎头杂志之称，因笔锋犀利观点新颖，每期出版市面上即收购一空，与梁启超在天津办的《庸言》杂志形成南北争艳的局面。
章士钊作过段祺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长，做过官，资助过革命青年毛泽东，总之，是个人物，大人物。
胡适少章士钊十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曾经翻译法国作家都德的作品并邮寄给《甲寅杂志》，以求发表。章士钊予以刊登，并回信一封。这是章胡二人的初次纸上交往。
胡适那个时候还是文学青年，翻译和写信的文笔，还是文言文，后来，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白话文的推手和鼓手，他也是个人物，大人物。
胡适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开始鼓吹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并向文言文宣战。期间与章士钊面识，结为文友。
时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抽空他还是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甚至在酒后饭余闲聊谈天的当儿，都不放过攻击白话文。话锋自然触及当头人物:胡适，以往的文学青年。后又撰文《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新闻报》上，指名单挑小梁王，直指胡适。
隔日，又传其友人，拿着那贴(也就是现今的砖)亲诣胡适的住所，要胡适看看并作答。强硬顽梗之态与五年前真心推举呵护有加已断然不同。
胡适对来人说:章公此文，不值一驳。也是凛然于色，绝不妥协的模样。
章士钊闻后，嗤嗤一笑，坦然了之。从此两人王不见王。
冤家路窄。数年之后，在北京，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胡适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题诗一首。
章诗如下: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的题诗如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白话诗句出于文言大师章士钊之手，而七言古诗出于白话领袖胡适之手；一个言:不攻即不驳，一个说:相亲不相鄙，章胡二人既写出了文坛佳句，更谱就文品人品的佳话，让后人品味做人的格调。

胡适 - 个人荣誉
上海中公毕业，清华第二期留美学生。康乃尔学士，哥大哲学博士。
共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1:51:29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1:49:55

胡适《四十自述》概要

■文∕林观实

我找到的这部《四十自述》（第一册），初版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五版于二十八年一月，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发行，钱玄同题字，现藏于西南大学图书馆。我查看了图书馆胡适的许多原著，均出于“保存本”状态，不能流通。这是一本少有的处于流通状态的胡适著作。找到这本书，一看出版年代，有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一气读完了。
这本共一百七十九页的竖排本，相对于现在的自传类书籍是薄了一点，但给人的启发却并不薄。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体例，好给人一种初步印象。全书目次如下：

自序
插图三幅
著者的父亲
著者的母亲
四十岁时的著者
序幕：我母亲的婚事
（一）九年的家乡教育
（二）从拜神到无神
（三）在上海（一）
（四）在上海（二）
（五）我怎样到国外去
末尾的落款为廿一，九，廿七夜。

胡适在该书《自序》里说明了写《四十自述》的初衷：“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章，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注：以下引文除特别说明外均引自《四十自述》）。又说：“……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纪来。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胡适《自序》里的这些话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写传记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缺少这个东西或不够发达；二是希望能抛砖引玉；三是保存真实可信的材料（即赤裸裸的记载）以供后人研究；四是期望有所成就者可以提供某种经验。这就是胡适写这本书的由来。这与我们现在流行的自卖自夸的自传有所不同
胡适这部《四十自述》有两种体裁，即自序部分的小说体和其余部分的历史叙述体，胡适说他开始打算写一种小说体，得到了徐志摩的赞许，但写到自己的幼年生活时，就转到历史叙述体了，因为他自认为是一个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后来的部分就一直沿用历史叙述体了。
看序幕部分很有小说的气势，如果胡适真的一直沿用这种体裁写下去，估计也是一部不错的小说，现在我们虽然失去了读一部小说的机会，但却获得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材料，正印证了胡适所说的“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也算是一件不幸中的幸事。
九年的家乡教育，胡适收到了较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他读第一部书是其父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诗》，父亲希望从小教给胡适做人的道理，用心良苦，其中有这样几句：
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谨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
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
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胡适的父亲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但父亲的影响可谓一生都在，甚至“以学为人，以期作圣”这样的期望都某种程度实现了。胡适读的第二部书也是其父编的，名叫《原学》。读的第三部书叫《律诗六钞》，三字经类的书胡适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朗诵，他也能背诵，尤其是书后的五七言神童诗胡适也背诵，如“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之类。第四部书除了《诗经》，就是散文了，主要有这样一些：《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等。可见胡适小时候的教育，还是中国的传统教育项目，这也培养了胡适的中学功底，与之后来的西学贯通打下了基础。
胡适母管束很严格，对胡适的教育问题也十分重视，胡适自己小时候也是个很另类的小孩，他说他自己没有童年时代，是一个早熟型的孩子。字里行间，胡适都充满着对母亲教育的深深感激之情，没有母亲的那种对胡适教育的重视，也许胡适只是个唱戏的，会成为以为流浪江湖的艺人，果真那样，也许历史都要改写了，历史充满了偶然性。
从拜神到无神，胡适最初也是受父亲的影响，他引用父亲在郑州办河工时做的诗：纷纷歌舞赛蛇虫，酒醴牲牢告洁丰。果有神灵来护佑，天寒何故不临工？父亲没有受过近代自然科学的熏陶，但很是收到程颐朱熹的理学影响，这为胡适后来的无神论思想做了早期的准备，胡适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但胡适是一个喜欢疑问的人，父亲对当时的迷信用了一种浅近的证据的方法证明其荒谬，很为小胡适所诚服。这也在胡适幼小的心灵中烙下思想的印痕。因为父亲的影响，胡适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熟悉了程朱一系的格物穷理的态度。胡适自述其父的影响时说说：“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甚至当时胡适家里的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这是理学家的一个招牌。胡适在十一二岁是就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还干了一些小孩子容易想到的能证明是无神论者的“大事”。司马光论地狱的几句话令年少的胡适十分激动，反复念叨：“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胡适在读《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六卷时，读到了范缜反对佛教的故事，了解了范缜的神灭论思想，这些无神论者的著作赶跑了少年胡适头脑里的牛鬼蛇神，就不知不觉的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了。
胡适无神论思想既有遗传原因，又有家庭教育的影响，胡适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了古代无神论者的思想。从此对“拜佛”的事情就不那么虔诚了，但在母亲面前还是“阳奉阴违”。
胡适十二岁时（1904年），跟随三哥到上海去求学。在上海呆了六年，换了四所学校（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这是胡适一生当中第二个人生阶段。在这些学校里胡适结识了一般老师和同学，受到的影响多而杂。这些学校呆的时间不算长，但影响却是一生的。“胡适之”或“胡适”这个名字就是受当时在学校读《天演论》的影响，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才产生的。胡适说深受梁启超的恩惠有二：一是他的新民说；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尤其是梁启超的“学术史”这种见解，对胡适后来的学术生涯尤其有影响，在胡适后来的著作中也不难发现。胡适说他做《中国哲学史》的野心就与梁任公有重要关系。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在《竞业旬报》上开始发表白话文，在第一期就发表了通俗《地理学》，文章署名“期自胜生”，这是胡适的第一片白话文字。胡适还引用了其中说“地球是圆的”一段，来说明了他的白话文的特点，他说：“……这段文字已充分表现出我的文章的长处和短处了。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这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二十五年来，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注：页122-123，因这段文字与胡适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密切相关，故标出页码）。反观今天的文章，我们向那时的胡适学习是多么的应该。
中国公学后来闹风潮，另成立了一个中国新公学，胡适转到中国新公学，在那里胡适醉了一次酒，被弄到了警察局，胡适觉得玷污了学校的名声，决定不在那所学校教书了。那一年（1910年）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胡适也报名参加了。胡适闭门专心读了两个月的书，备考国文英文和各种科学，总共取七十名，胡适考了个第五十五名，借了些钱，安排了家里，在长辈、朋友的帮助下，胡适就放心的出国求学去了。“胡适”的名字也是在这次考试的时候才正式改定的，因为他担心考试不好为朋友学生所笑，所以后来就一直叫“胡适”了。

林观实
2009-1-5于杏园
另附最近读胡适的书、论文及他人研究著作：
《四十自述》
《尝试集》
《戴东原的哲学》
《胡适选集》欧阳哲生∕编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实验主义》
《演化论与存疑主义》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美）格里德∕著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1:49:07

“传记热”与《四十自述》(1)

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08月27日新浪读书

连载:胡适传作者：易竹贤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1930年，是胡适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0个年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他可以说是40岁的人了。这年6月，他便开始写自传《四十自述》。①这是他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
　　胡适从小喜欢记古人嘉言懿行的文字。儿时读朱熹的《小学》，那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人物，如汲黯、陶渊明等，使他数十年而不忘，并且从中悟出了传记文学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他后来说：

　　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这一个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认模范人物的传记，无论如何不详细，只须剪裁的得当，描写的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尝不可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
　　②
　　青年时代，尚在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便开始试作传记文章，《竞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立意文字都是少年人所难得的。留美时写过《康南尔君传》。倡文学革命以后，更写了不少今人古人的传记和年谱。刚到40岁便动手作自述。后来逃亡美国，又有半部“口述自传”，③还写了一本十余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④这后两项自然是后话了。胡适不仅自己写过许多传记，还常常劝别人写自传，⑤足见他是一个“传记热”。
　　胡适之所以重视传记文学，主要是着眼于它的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叹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分析过我国教育培养人才方面的六种缺陷，其中的一项便是——
　　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⑥
　　他对比西洋教育的长处，也是六种，其中的一项便正是“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而且多能写生传神，又纤细详尽，能够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因此，胡适下决心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1929年，张孝若为他的父亲张謇先生编文集，撰年谱，作传记，便得到胡适的热情支持。这位张謇先生，字季直，是清光绪甲午科状元，随后投身实业和教育，成为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虽然他后来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动，企业也因负债过多而破产了；但胡适仍称赞他是“失败的英雄”。他的儿子要做先人传记，胡适自然积极支持，鼓励，还慨然答允给孝若的先传作了一篇序。
　　这篇《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⑦事实上可以算作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一篇专论。他首先分析了中国传记文学为何不发达，原因有三：第一是缺乏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忌讳太多，第三是古文难以传神写生。都很有见地，特别是第二点分析，深中我国传记文章的痼疾。他指出：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这里，胡适正面提出了传记文学“纪实传真”的原则与要求。他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既不可谀颂，亦绝不应诋诬，而要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
　　对于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胡适认为都应该写传记，而且——
　　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对于文学，往往是“提倡有心而创作无力”；但传记的创作倒还是不错的。
　　他曾到处劝老辈的朋友们写自传，却都是口头上答应，笔头上不实行。他便自己动笔，开始写自传。他原来打算“从这40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小说式的文字来写。第一篇写他父母亲的婚事就是这样，颇有一些想象虚构的成分。当时曾得到徐志摩的热烈赞许，胡适自己也高兴，误以为这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后来，他还是抛弃了这种小说式的写法，走上了正道。他说：
　　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⑧
　　这一变，虽然“颇使志摩失望”，但毕竟变得对；否则，《四十自述》会是另一种样子，不成其为自述，也就很难说有史料的价值了。
　　历史的叙述，只要剪裁得当，描写传神生动，也能得好的效果。即如《四十自述》，在《新月》上登出前3章以后，刘大杰曾写信给胡适，评论说：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1:48:25

读《四十自述》——兼谈胡适对传记文学的吁求

张洁

本文着眼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阐说了胡适《四十自述》文本的学术价值。并且介绍了胡适对传记文学的一贯重视和倡导。

1933年胡适的《四十自述》出版，由题目即可知，这是胡适先生为自己写下的“自传”。《四十自述》颇具可读性，它出自20多岁即“暴得大名”的胡适之手，本身就是深为人们关注的理由。一方面我们可以见识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童年生活的真实片断，特别是感受胡适先生与自己的过去“对话”时所独具的文化眼光，在他对久远历史的重温中把摸那一颗不寻常心灵的律动；另一方面，《四十自述》能让人了解胡适对传记文学的一贯倡导，从而以史学兼文学的眼光审视他的躬身实践。 胡适眼里的中国传记文学

在胡适看来，传记文学绝不可以小觑，它不仅可以使人看到活的历史，还“可以帮助人格教育”。胡适审视中国的传记文学后，得出如下见解：“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中国的正史，可以说大部分是集合传记而成的；可惜所有的传记多是短篇的。”①因而使得中国的传记文学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体裁发展、壮大起来，文人贤士也鲜有人投身其中。胡适认为，中国的史传文学“一开头就作兴短传记的体裁，是最不幸的事。”②这是一个很富价值的观点。传记由短篇承载，只能提供历史长河中的某些点，难以勾连成线，整体透视。即使有的短篇勉为其难涂抹成线，也多虚泛不清，难以托付应有的史学和文化内涵。说起来，对中国传记文学缺失的审视，在文学革命发生后不久就甚为胡适重视了，这可以看作是他担负文化使命，传播新文化诉求的一个行动标识：即不停地发现已有文化的缺失，以自身的激情推动“再造文明”的伟业。他曾大张旗鼓地劝勉各路人杰投身传记文学的写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四十自述》中他写到“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受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③其中他尤为老辈朋友中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三位口头应允未及成先后作古而扼腕痛惜。林长民“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逸书④；而梁启超那五十多年生龙活虎般的生活，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感情”的述著呢?“中国近世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就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⑤。梁士，这位在中国政治与财政史上都扮演过很重要角色的人物，胡适一针见血地论道“我也知道他写的自传也许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过；但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法；最要紧的是要他自己写他心理上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以求“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⑥
注意，这里最可见胡适鼓吹传记文学的立足之点，也是他的超越之处：摒弃俗常作传的树碑目的，全部热情旨在让历史告诉未来。胡适于1953年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所作的一次演讲中，他于多年的搜求中，得到了“两部古代了不得，值得提倡的传记。一、《罗壮勇公年谱》；二、《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及《梦痕余录》”⑦在具体论到汪辉祖传记的价值所在时，胡适强调“不但可以晓得司法制度在当时是怎样实行的，法律在当时是怎样用的，还可以从这部自传中，了解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所以后来我的朋友卫挺生要写中国经济史，问我到哪里去找材料，我就以汪辉祖的书告诉他。”⑧这里尤可见史学家独到的眼光和追求，正所谓“给历史添些材料”；胡适同时关切作传者当事人的特殊视点和内心感受，即“自己做事的立场和动机”，因为带有个性标识和生命印迹的记录自然会给“历史”与“未来”的对话注入鲜活的基因，从而有别于他人所谓客观的记录，这该是胡适作为文学家的心灵冀望。
研究胡适的学者们倾向性地以为，在学术研究层面上，胡适深得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真传。1935年胡适在其《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确认，自己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另一个是赫胥黎。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杜威则教他把一切学说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两人加起来就使胡适学会了他自己归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⑨我们在他对传记文学的呼吁和造势中也自然地注意到了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子。请看他对中国传记文学缺失的诊断：“第一个重大缺点是材料太少，保存的原材料太少，对于被作传的人的人格、状貌、公私生活行为，多不知道。”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从前我们没有很多的图书馆——公家保存文献的机关，一旦遇到变化的时候，许多材料都不免毁去。”10胡适痛惜“这是中国历史记载最大的损失”。为了说明史料的重要，胡适特举出美国人为其已故总统威尔逊作传的例子，仅威尔逊太太提供的材料，就需陆军部长下令派七辆大卡车才得以装下。材料的丰盈，自然是证据的充实，直接作用于传记的结果是令其血肉丰满。史传绝非小说，须臾离不开“拿证据来”的材料。于是胡适呼吁“我希望大家就各人范围之内来写传记，养成搜集传记材料和爱读传记材料的习惯”。也是基于这个理由，胡适极为推崇言行录之《论语》，说它“是一部了不得的书”，“应该把《论语》当作一部开山的传记读”。《论语》可以让人知道“好的传记文字，就是用白话把一言一行老老实实写下来的。”11这里已不止于对材料证据的要求，而是跃升到“怎样写”的层面。

胡适怎样实践自己的作传主张

对“怎样写”的回答，似乎胡适特别钟情“赤裸裸”。譬如《四十自述》中“自序”的尾端胡适写道，我们这些三四十岁的人“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如此青睐“赤裸裸”，完全可以看作是胡适渴求传记文学“真实”的心愿的极端描述，也是他对中国历史上传记文学最大弊端——忌讳、伪饰——的一个反拨。胡适以为推究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他领会首要的弊端之一是“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12为帝王讳，为圣人讳，为自家的先祖讳……，讳来讳去，就没有了鲜活的生命气息，用死的文笔写死了的人，双料的没血没肉，何谈传记文学的发达!为此他特举了自己对照曾国藩日记(据说印出来的日记已经删掉了一部分)读其学生为曾国藩写的传记“才知道这本传记，并没有把曾国藩这个人写成活的人物。”13那么，应该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胡适的自传实践。《四十自述》全书六章，从父母的婚姻缘起下笔，止于胡适19岁考取官费出洋留学之时。按胡适的构想，拟把自己四十年的生活分为三个阶段写出，问世的六章，只是三个阶段中的第一段。结集出书的这一年(1933年)胡适又要出国，且“归期还不能确定”，以至连书的“自序”也是完成于太平洋上之行程的，这也是胡适所以接受友人建议先印行六章作为《四十自述》的原因。《四十自述》的文学成就我们且放下不论，只盯住胡适怎样躬身实践其“不忌讳”，“无顾虑”、“赤裸裸”等写人叙事的作传主张。
开篇，读者就会为胡适父母失衡的婚姻震撼：47岁的父亲迎娶17岁的母亲的情景是“我母亲结婚后三天，我的大哥嗣稼也娶亲了。那时我的大姊已出嫁生了儿子。大姊比我母亲大七岁。大哥比她大两岁。二姊是从小抱给人家的。三姊比我母亲小三岁，二哥三哥(孪生的)比她小四岁。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17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14更不幸的是，胡适三岁零八个月丧父，“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23岁”。母亲前半生的不幸与艰辛，胡适用真情的文字做了真实的记录，貌似平静的字里行间，流露着沐浴过西洋文化和文学革命洗礼的作者对封建主义造成的种种违反人性的生活境遇的指斥和批判。周旋于大家庭中的年轻母亲压抑至极的失声痛哭；岁岁年关，大哥欠下的鸦片烟、赌博债的债主群坐厅堂向母亲催逼讨钱的一幕幕，使作者沉重的道出“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15封建主义带给旧中国妇女沉重而苦痛的人生命运，我们在鲁迅的小说中多有窥见，如祥林嫂、单四嫂子等人物，胡适却用他“赤裸裸”的追忆让我们结识了他的母亲。于是读者从别一个侧面洞悉了胡适何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如此那般的反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激情奉献。
写自己的十九年成长是《四十自述》当然的主体，某些章节(如乡村启蒙教育一章)至今仍是台湾语文课本和某些外国大学中文系必选的课文，足以说明其价值。本文想特别指出的是第六章“我怎样到外国去”的若干内容。当时18岁的胡适面对着少年人的理想遭受打击，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母亲病倒，赖以栖身的新公学解散等一系列变故，茫然忧愁之际，他结识了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胡适真实描述了自己学会“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16的经历。直到有一天喝得酩酊大醉，闹出乱子来，不但摔破了脸，丢了马褂和一只鞋，还在雨中与巡捕动手被关进了巡捕房。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少年人精神不堪打击与诱惑的脆弱，揭示了人生成长中予人以历炼的挫折，人物因之真切实在地走出了文字，直接化入了生活的情景之中。
《四十自述》力行了作者对传记文学最根本的主张，没有忌讳，更没有掩饰，交予同辈及后世一个血肉逼真的“活”胡适。想必作者自己是满意的(这从作者后来在台湾欣然同意重新排印出版可知)，它让人想起了胡适早年文章中的一句话“尽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满意，无穷的进境上，步步都可以给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17写作《四十自述》的胡适当是这样的愉快者。

(审稿：陈明兆责编：陈明兆校对：张洁)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1:47:04

『闲闲书话』 [私人藏书]关于《四十自述》

作者：真正易水寒

薄薄的一生
　　　　
　　　　1960年12月20日，一家报社的记者来采访胡适，胡适问他看过《四十自述》没有，记者坦言没有看过。胡适说，你连《四十自述》都没看过，怎么可以跑来采访胡适之？由此可见，胡适本人很看重这本自传。我买到的《四十自述》，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仅十万字，印数三千，刚开始我有点疑惑，一生留下煌煌2000万言著作的胡博士，仅仅用这么一点文字就概括了自己的前半生？莫非我读到的不是全本，而是另有其宗？希望有识者指教。此书从胡适出生写到他留学美国，如果这不是删节本的话，那么恰好可以印证胡适性格中的一个特点，即，他做事很少有始有终，往往一件事还没做完，就失掉了兴趣，转而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另外一件事中去。当然也有另外的可能，即胡适认为这些文字足以搞定自己的所想所感，无须赘言。按此比例，就算他后半生也值十万字，那么一个学者的一生也就是二十万字，想想，有点伤感，还有点无奈。有些人，比如我爷爷，走了以后，身后是白纸一张，连一个字都没留下。
　　　　在序言中，胡适煞有介事地讲了写作的初衷。他说自己深感中国缺乏传记的文字，也曾劝一些老友如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等写些自传文字，但终不得要领。这种情况下，他决定身体力行，先写一个看看。为了不同凡响，他还决定转换写作方法，以第三人称来玩一玩，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夹生的《四十自述》。序幕，是读来很怪异的文学笔法，接下来，是中规中矩的自述。胡适解释说，“我终究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字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这种夹生，或者说矛盾，是无处不在的，恰如一个人的一生。
　　　　我对学者自身经历的兴趣，远大于对他们所研究之学问的兴趣。学问不是一个艰深而独立的东西，它应该和作者走过的路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人提出了一种学说，但连他自己对之都吊儿郎当，这种学说能靠得住吗？因此，经历有时候就是一种事件化了的学说，最起码，是一个个渗有学问油脂的案例。“读人”较之“读学问”，来得要明显一些。尤其是在学者动了感情的时候，更见真章。《四十自述》中有两处，我看胡适确实动了感情。其一，胡适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他和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住在一起。大哥二哥乃父亲的前妻所生，跟胡适的母亲年龄差不多大。“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打相骂的事。”在嫂子们闹气的时候，胡适的母亲隐忍着，忍不住了的时候，就在天明的时候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自己的苦命。直到那个犯了错的嫂子轻轻走进门来给她倒一杯水，劝一劝她，但双方都不提原因。这样的哑剧隔一段时间就上演一次。胡适说：“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其二，他讲述自己从中国公学毕业以后，和一般年轻的朋友喝酒、叫局、吃花酒，然后又在酒后生事，打了巡捕。回到住处，“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了口气，想起‘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起我的慈母……”我不知道这两个故事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牵强一些，我是否可以这样解释：他的包容和不断自我调整即来源于此。在学术圈里，胡适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姿势站立，却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朋友，人人皆可说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如果没有母亲遗传下来的大度容人的气量，恐怕难以如此。后者，似乎证明他总在自我反省，自我调整。自我反省是一个不断完善人生的过程，自我调整则让胡适这样的聪明人难以守住一种东西从一而终，只能样样通，而无一精。
　　　　说到了包容性，就不能不提到胡适毕生坚持的“改良”。《四十自述》中，有一章附录，名为“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讲述了胡适写作《文学改良刍议》的过程，虽然简单，但能让读者清晰地摸到他成长的大致轮廓。《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的成名作，让他一下子站到了制高点上。当时，要求改革中国文字的呼声很高，很多学者提出要废除汉字，改用字母。鲁迅甚至说，汉字不除，中国必亡。胡适却认为汉文是一种半死的文字，只要改为白话文，就能起死回生。他不提倡革命，而是引导着掀起了一场白话文运动，我们今天的写作方式，皆由此而来。也就是说，最后胡适成功了。我们可以退一步想，假若在当时，有那么一个强人，以强力推行汉字字母化，能不能成功？我想，不一定就不成功，但我们肯定要丧失很多东西，最起码，若研究浩如烟海的古籍，我们就得学习一门外语才行。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比较二者优劣，可想想那个假设，总有冒一头冷汗的后怕。改良和革命，难说后者是前者的继续，我甚至认为，他们是对立的两种东西。小时候，从电视里看话剧《茶馆》，主人公发牢骚说：“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良”这个词，看上去很讨厌，让人见了就躲得远远的。为什么要抵触它？当然是因为它不如“革命”二字来得响亮和理直气壮。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对“改良”一词的扭曲。我越来越认为，改良有一种情感因素在里面，是大包容，是与人为善，是一种斤斤计较后果的行走。如果说革命是一种激进的性格，那么改良就是一种妥协的性格，它是妥协下的革命，要革命之实，行妥协之路，让革命有一个更好的着陆点，并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胡适的改良思想是以一贯之的，他曾经向蒋介石建议说，你不要打内战了，在国内，比如东北，划出一块地方来，让共产党搞实验，和国民党搞和平竞赛，看那种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哪一种更好，就在全中国推行哪一种。他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但这种想法难道仅仅用“幼稚”两个字就概括了吗？谁能理解这背后的大悲悯，大包容，更高的高度和更公共的标准？改良所持的标杆，是全体的；而革命所持的标杆，必然是小团体甚至是个体的。
　　　　《四十自述》太简略了，读他的历程，似乎看到天才的胡适一下子就长成了，站在我们面前。我要说的是，他那一日日的苦读，是无法描述的。他能够描摹出来的经历，是船，而大量的枯燥的学习才是水。水是沉甸甸，还是轻飘飘，决定着故事的重量，也决定着胡适其人的重量。薄薄的一本书，不是一个人的一生，胡适如此，我们也如此。
　　　　（《四十自述》，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二版）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1:46:09

http://www.lw3721.com/article/html/31084.html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1:45:32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1-14 11:45:08

大孝和大爱 -——读《胡适家书》和《四十自述》后之启示

作者：锦程

提到中国新文学的启蒙思想者，不得不提到胡适之先生。在胡先生“恩怨将尽之时”，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就胡适论胡适，“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对于胡适先生的争议很多，但毫无疑义的是，胡适先生是举起新文化运动大旗的先驱者，最先倡导白话文，并身体力行，用白话文写作。无论在诗歌还是戏剧，他首先鸣锣开道，对于新文学的拓荒，功不可磨。　　适之先生曾留美七年，从师于哥伦比亚大学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先生学习，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报效。当时的胡适先生，因提倡改良旧文学，鼓吹新文学而闻名天下。他一生名震宇内，对这位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中国文学的拓荒者和守望者，不仅在社会上接受各种名流，在家庭生活中他仍尽心尽责，对母亲孝道，和妻子青丝白发偕老终生。
　　考察胡适先生，不容忽视的是他的家庭生活。家庭是承担社会文明的载体，对于家庭形态的研究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就胡适来说，父亲胡传在其五岁时就死于台湾，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的是母亲冯顺弟和妻子江冬秀。对于一个洋博士，对母亲仍是“伟大的孝道”，对妻子是伟大的爱，丝毫没有一点架子，在这当时是很伟大的。
　　胡适先生对母亲的大孝，源于母亲对他深刻的影响。胡适的父亲死后，母亲就担任着严父慈母的双重责任，对胡适的教育和性格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她把一生的感情和希望都投射到儿子身上，希望儿子“科考成功，使两老增光”，因此胡适很小就踏入私塾学堂。在家庭变故之后，胡适从别人的眼色中明白：“世界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经历中，他深深地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并且觉察到世间的许多苦恼和压迫，“使容忍成了一种必不可分的事情”。他从家庭的日渐衰微的生活中感受到了母亲慈爱的伟大，懂得学会做人的道理，“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容忍，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这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大名鼎鼎后他把这种容忍的精神推广于社会，宣扬政府要容忍，政党要学会容忍，“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容忍”成了他的信仰和人生哲学。
　　胡适把对母亲的大孝，在学业上当作鞭策的动力。在1909年10月，19岁的胡适不满于新公学与老公学的合并，理想受到打击，不愿回校，寄居上海，前途无着的忧愁下，一度颓唐，于是和一帮浪漫朋友打牌赌博，喝酒叫局，到十里洋场吃“镶边”的花酒，昏天黑地地胡混起来，直到有一天酩酊大醉打了巡警，被送到巡捕房，最后得到保释回家，想起了家乡里时刻惦念着自己的母亲，才豁然转头，“经过了一个精神上的大转机”，发奋上进，振兴事业家声。到美国留学后，他按时寄出有编号的家书，报告自己学习和生活的情景，安慰母亲的依闾情怀。
　　遵母命是他恪守孝道的另一重要方面，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婚姻问题上。胡适少年在家，1904年1月，由母亲之命媒约之言与江村的江冬秀订婚。这种旧式的婚姻自然没有多少感情，面临着重重危机，时刻都有化为泡影的危险。但是，作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胡适，为了遵母亲之命，来表达对慈母的报答之恩,就容忍地接受了这场旧式婚姻。母亲担心自己的言语落空，更担心儿子在异国他乡结交外国女子自由结婚，因此在家书中常有道及。胡适为解母忧，胡适在致母信中说：“儿对于此事，从无一毫怨望之心。盖儿深知吾母对于儿子之婚事，实已尽心竭力，为儿谋一美满家庭。儿如有一毫怨望之心，则真成不明时势，不通人情，不识好歹之妄人矣。”他向母亲保证履行自己的诺言。在谣言惑起之下，为了安定母亲、岳母和江冬秀，曾驳斥谣言生事者。他在1915年10月3日的《胡适致母信》中说道：“一，儿若别娶何必瞒人?不早日告知岳氏，令其另为其女择婿?何必瞒人以贻误冬秀之终身乎?二，儿若有别娶之心，宜早令江氏退婚。今江氏之婚，久为儿所承认。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三，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认自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为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胡适愤怒之下，怀疑“风说从何处得来?”斥之为市井讹言，“一犬吠影，百犬吠影”。事实胜于雄辩，在1917年8月24日去江村探询冬秀病状，化解了一次危机，博得母亲的同情和宽心。在1917年12月30日胡适履行前言，张灯结彩迎娶了冬秀，胡母蹙眉舒展。
　　这场婚姻完全是遵母之命媒约之言，是为了讨好母亲的欢心。无疑，他也有自己的委屈，他认识到中国旧式婚姻制是导致千万男女青年婚姻悲剧的恶源，主编《竞业旬报》时曾发表多篇文章，探讨女子与婚姻问题，改革这种夫妻不相爱的恶果。但是，在他身上重蹈这场“悲剧”，由于他对母亲的孝道和自己“容忍”的人生信仰而妥协，委屈自己，接受这场旧式婚姻。他曾向叔父近仁吐露心曲：“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已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已博吾母欢心。吾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胡母一手炮制的婚姻得到了圆满，护士全为讨好母亲欢心以表孝道之心。从某个意义上说，这或许是胡适先生对于母亲慈爱的报答和对母亲“伟大的孝道”。
　　胡适与妻子江冬秀结婚后，对妻子忠贞不贰，始终没有抛弃妻子。蜜月刚过，胡适因公事匆匆北上。结婚之前未晤其面的名分夫妻感情的距离拉近，“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今宵别后，便觉这窗前明月，/格外清圆，格外亲切!”
　　在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中，胡适始终保持着对妻子的“大爱”，尽管他曾有过一次婚外恋，但始终没有越轨，抛弃糟糠之妻，后来夫妻恩爱有加。对于这位小脚的村姑，胡适在婚后也很满意，心里还生敬佩。这就源于冬秀的吸引力。
　　冬秀婚后对丈夫生活细微体贴。赴京团聚后，对胡适的生活起居倍切关心，担起监督之责，帮他养成有规律的生活。抗日战争时期，当胡适再过自己照管自己的生活时，曾在给冬秀的信中感叹：“结婚之后，有你照管我，我舒服多了。”给祖父母以及父母造坟修墓，全由冬秀安排，胡适为表感谢，特意在墓铭正文下，附上两行小字：“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功，吾妇冬秀。”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胡适对于妻子的感激，
　　二三十年代的胡适，名震宇内，每日来客不断，待客事务，孩子的管教和住家里人的安排，都有妻子操劳主持。有句话说，“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位伟大的女人”，冬秀的能干体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胡适事业成功的基础。
　　冬秀不仅是好后勤，在胡适立身大事上也有决断魄力，这是作为一位女性很难做到的，而妻子做到了。胡适晚年，在政府高官厚禄的引诱面前“富贵不能淫”，坚持在学术领域奋斗终身，始终保持学者的身份，其精神支柱就是妻子冬秀。胡适留美归来之初，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这主要得宜于妻子的提醒。妻子不但不允许丈夫涉足政治，更反对他做官干政治，多次写信告诉先生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学术上去，回到安静的书房中，以教书卖文为生，脱离政治的漩涡。对此，胡适先生很感动，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你劝我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兴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我的真心话。”冬秀不仅反对他做官，就是大学校长也不让他做。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告急，妻子在携儿子思杜匆促南下中，不忘把胡适心爱的图书以及一批珍贵的“先人手稿”等带到天津，免遭劫难。胡适对此心存万分感激。
　　江胡的婚姻一直走到青丝白发，胡适对于妻子的人格格外尊重，丝毫没有轻视之意，晚年还把“久而敬之”作为夫妇相处的格言，凝结了其家庭生活中多少心酸和甘苦，也闪耀着胡适伟大的人格和生活理念的闪光。对于他对妻子的大爱和婚姻，生前好友梁实秋先生曾在《怀念胡适先生》中说：“没有人的婚姻是木瑕疵的，夫妻片半和，相与容忍，这婚姻便可维持于长久。五四以来，社会上有很多知名人士，视糟糠如敝屣，而胡适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斯言极矣，使人们在佩服先生的学识之余，不得不佩服其为人。
　　胡适先生作为一位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承传者和启蒙者，在家庭细致入微的生活中也闪耀着魅力无比的光环，把孝与爱做得绝妙绝伦，人格魅力将永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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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雨楼书影之七十二——胡适《四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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