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书籍装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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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书籍装帧

随着近代印刷术的传入我国，到光绪末年，石印、铅印技术已很流行，书籍装帧开始打破了传统的古籍形式，即木刻线装的惟一形式。但发展速度是缓慢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成立标志着书籍出版技术开创了新的局面，然而它初期出版物仍没有脱离线装的古书形式，只在书衣上舍去书名签条，改排铅字，或用书法题写书名而已。到本世纪初，有些的封面才开始装饰花边的框线，封面纸变换了不同的颜色，并有人尝试绘制彩色图画装饰书衣，为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总的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我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并没有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而形成一种新的格局。 　 我见到的清末书刊不多，从我收藏的清末出版的我国最早翻译的一部长篇小说《昕夕闲谈》起，到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都还是线装书的形式。为了编辑这本画册，以见现代书籍装帧的发展源流，我选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和宣统元年(1909)出版的两种文艺书作为参考。 “五四”前后的出版物，书籍装帧艺术与新文化革命同步进入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它打破一切陈规陋习，从技术到艺术形式都用来为新文化的内容服务，具有现代的革新意义。凡是世界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我们的装帧设计家都想一试，而且随着先进文化的传播，新兴的书籍装帧艺术也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承认。从“五四”到“七七”事变以前这段时间，可以说晚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史上百花齐放、人才辈出的时期。这就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所起的先锋作用。他不仅亲身实践，一共设计了数十种书刊封面，还引导了一批青年画家大胆创作，并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 　鲁迅先生对封面设计，从一开始就不排斥吸收外来影响，更不反对继承民族传统。他非常尊重画家的个人创造和个人风格，团结在他身边的青年装帧家就在陶元庆、司徒乔、王青士、钱君萄、孙福熙等人。在封面设计中，鲁迅不赞成图解式的创作方法，他请陶元庆设计《坟的封面时说：“我的意见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另外他在一封信中又说：“璇卿兄如作书面，不妨毫不切题，自行挥洒也。”强调书籍装帧是独立的一门绘画艺术，承认它的装饰作用，不必勉强配合书籍的内容，这正是我们多年来所忽略的地方。此外，他反对书版格式排得过满过挤，不锱一点空间，而这点也正是我们的毛病。长时期来，我们片面强调节约纸张，不把书籍作为艺术品看待。 在鲁迅先生的影响和直接关怀下，这段时间既是书籍装帧艺术的开拓期、繁荣期局限性是巩固了装帧艺术地位，并培育了一批创作队伍的重要时期。 处在新文学革命的开放时代，当时的设计家们博收众长，百无禁忌，什么好东西都想拿来一用。丰子恺先生以漫画制作封面堪称首创，而且坚持到底，影响深远。陈之佛先生从给《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设计封面起，到为天马书店作装帧，坚持采用近代几何图案和古典工艺图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钱君萄、孙福熙等人。在封面设计中，鲁迅不赞成成图解式的创作方法，他请陶元庆设计《坟》的封面时说：“我的意见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另外他在一封信中又说：“璇卿史如作书面，不妨毫不切题，自行挥洒也。”强调书籍装帧是独立的一门绘画艺术，承认它的装饰作用，不必勉强配合书籍的内容，这正是我们多年来所忽略的地方。此外，他反对书版格式排得过满过挤，不留一点空间，而这点也正是我们的毛病。长时期来，我们片面强调节约纸张，不把书籍作为艺术品看待。在鲁迅先生的影响和直接关怀下，这段时间既是书籍装帧艺术的开拓期、繁荣期，也是巩固了装帧艺术地位，并培育了一批创作队伍的重要时期。 　处在新文学革命的开放时代，当时的设计家们博收众长，百无禁忌，什么好东西都想拿来一用。丰子恺先生以漫画制作封面堪称首创，而且坚持到底，影响深远。陈之佛先生从给《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设计封面起，到为天马书店作装帧，坚持采用近代几何图案和古典工艺图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钱君萄先生认为，书籍装帧的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他个人便运用过各种主义、各种流派的创作方法。但他始终没有忘装帧设计中的民族化方向。 　除了画家们的努力以外，这一时期作家们直接参与书刊的设计也是一大特色。这可能与“五四”时期形成的文人办出版社的传统密不可分。鲁迅、闻一多、叶灵凤、倪贻德、沈从文、胡风、巴金、艾青、卞之琳、萧红等都设计过封面。他们当中有人还学过美术，设计风格从总体上说都不脱书卷气。这与他们深厚的文化修养大有关系。 　利用我国传统书法装帧书衣，恐怕也是我国独有的另一特色。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叶对陶、郭沫若、周作人、魏建功、郑振铎等都不止一次地以书法装饰书衣。一颗红色名章更使书面活了起来。相信这种形式今后还会运用下去。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时形势的变化，全国形成国统区、解放区三大地域。条件各有不同，印刷条件却都比较困难，最艰苦的当然是被国民党和日伪严密封锁的解放区。解放区的出版物，有的甚至一本书由几种杂色纸印成，成为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观。国统区的大西南也只能以土纸印书，没有条件以铜版、锌版来印制封面，画家只好自绘，木刻，或由刻字工人刻成木版上机印刷。印出来的书衣倒有原拓套色木刻的效果，形成一种朴素的原始美。相对来说，沦陷区的条件稍好，但自太平洋战争到日本投资前夕，物资奇缺，上海、北京印书也只能用土纸，白报纸成为稀见的奢侈品。 　抗日战争时期丰子恺、钱君萄先生仍有作品发表，成绩最突出的是张光宇、丁聪、廖冰兄、余所亚、特传等人，何以漫画家参与书籍装帧者为多，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有趣话题。黄苗子、郁风、新波、梁永泰等也制作了一些书衣。天津有位漫画家朋弟，为京津通欲小说作过不少封面，较少欲气。如他为(灵飞集)中的赛金花写照，几与新文学书刊的品格无异。可见当时的通欲画家已有意摆脱鸳鸯蝴蝶派的老套。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是书籍装帧艺术的又一个收获期。以钱君萄、丁聪、曹辛之等人的成就最为明显。老画家张光宇、叶浅予、池宁、黄永玉等也有创作。丁聪的装饰画以人物见长，曹辛之则以隽逸典雅的抒情风格吸引了读者。 　在解放区，画家古元、张仃、江丰、秦兆阳、钟灵等人也设计过封面，但由于物质条件所限，很难展现丰富的成果。直到建立了东北解放区，进入大城市以后，解放区的印书条件才有所好转。总之，这期间的装帧风格仍继承了“五四”传统，保持了风格多样，流派纷呈的局面。整体风格趋向于民族色彩，现实手法。 　建国以后的书籍装帧艺术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受到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当时的出版物不可能不反映出时代的特色。这个变化是非同小可的，画家们都有弃旧图新，追赶时代的要求。有人成功了，出现新的飞跃；有人失败了，失去昔日的光彩。但这不是本集议论的话题，也不是本集负担的任务。这里略收建国前夕比较成功的作品一二，或已透露了变化的端倪，革新的萌芽。（作者：姜德明 ）（资料来源：科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