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管季超与梁继先生有一次愉快的电话长谈。网问梁先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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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文章之气”在书法中的地位与价值

----山谷书论所见

辽宁·鞍山师范学院  梁继

    一、对“学文文章之气”的解读
    黄山谷在《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说：“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妩媚可喜处。今俗子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1] 在黄山谷看来，“学问文章之气”是苏轼书法“他人终莫能及尔”的重要原因。山谷以学问文章之气论书，并不单纯体现在对苏轼这一件书法作品，也不是仅仅就苏轼本人做出这样的评价。在很多题跋中，黄山谷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2]
    “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书，所以子瞻翰墨尤为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价，百余年后，想见其风流余韵，当万金购藏耳。”[3]
因为苏轼“以文章妙天下”，因而他的书法被山谷推为“本朝第一”。黄庭坚对苏轼的推重并未停留在当时，更以为，苏轼“以文章名重天下”，其书固会在“百余年后”，人们以万金争相购藏。将苏轼书法放诸历史，给予了极高的定位。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客观评价黄山谷的评论，便可窥其慧眼。
不独苏轼，对于其时熟悉的书家，山谷亦多以学问予以衡量、品评：
    “余尝评景文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往岁东坡先生守余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为东南第三将。东坡尝言：‘老来可与晤语者，凋落殆尽，唯景文可慰目前耳。’”[4]
在黄庭坚看来，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方无一点俗气。这与对苏轼书法的评价是相一致的。黄山谷论书亦多以俗、韵等语词品评，考其根源，学问文章之气足可当之。如在《跋周子发帖》中谈及王著、周越书法时说：“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5]王著、周越于宋时亦享大名，且周越又为黄山谷的老师，然在山谷看来，因胸中无书数千卷，故而二人皆失之于韵。
    从山谷的题跋所见，他并未将学问文章之气仅仅流连于书法，作为评价标准，他又将其引于文学、诗词：
    “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6]
    “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读书务博，常不尽意。用心不纯，讫无全功。……以此心术作为文章，无不如意，何况翰墨与世俗之事哉。”[7]
在山谷看来，胸中有万卷书，不独书法因此学问文章之气而得韵，而把笔为文亦能无一丝俗气。“学问文章之气”固然成为品评书法高下的重要标准，同时亦为书法脱于俗的良方。文章在书法作品中的体现，成为书法由单纯的技法而上升为道的晋身之阶。
    黄山谷的这种认识在宋代有其广泛性，苏轼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则清晰指出了读书在书法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书万卷而能通神，若无书，即使下笔冢墨池之功，亦未足珍贵。《宣和书谱》中对杜牧、薛道衡等人书法的评价也是将书法与文章结合起来。丛文俊先生认为，宋人以学问及书卷气品评书法，原因概有三：其一，出自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其二，源于对书法的基本认识；其三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8]论述详尽，深得其要。而其最主要的根源，则在于有宋一代皇帝重文轻武而促使文化的繁盛。体现在文人思绪上，则如郭熙、郭思《林泉高致》所言：“直以太平盛世，君亲之心两隆……，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漾滉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9]这种状态下，去俗而求雅，则成为书家的追求。
    二、古今书法环境对“学问文章之气”的需求
    黄庭坚在政治上是失意的，这种失意固然会作用于书法，故他也会寻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解脱方式，如修禅、饮酒、游历，在这种氛围下，沉潜于笔墨之中，激扬奋发，最终自称一家。我们以今人的眼光视宋代书法，固推苏黄米蔡四家为其优者，历史亦以此为定论，可以说在书法史上，黄庭坚等人的书法创作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然在当时，黄庭坚等人的书法是否有代表性的主体地位，则值得探究。开篇所言，黄庭坚以“学问文章之气”论苏轼书法，而不能忽略的前提，则是当时人们对苏轼的书法的讥讽：“今俗子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从这段评论可以知道，苏黄当时所处的书法环境，并不单纯如我们后人所论宋四家以尚意书风而为有宋一代的代表和顶峰，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当时，翰林侍书的书写模式是有一定甚至很大影响的，不然也就不会出现所谓“俗子讥评东坡”书了。其实以历史的眼光来关照书法，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科举以来，唐代的“干禄体”，宋代的“院体”，明代“台阁体”、清代“馆阁体”在当时都有很大市场，这是政治制度的产物，不容回避。可以说黄庭坚也会受到当时一些人崇“院体”而轻“尚意”书风的困扰，因此他在大量的题跋书论中提出要避免俗气，要重韵，要有学问文章之气，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在书论中对学问文章之气的阐述，表现在书法之上又有了新的拓展：
    “学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10]
书之可贵不仅是因为“学问文章之气”，更进一步延伸到“道义”和“圣哲之学”。而其中的对象也更明显：士大夫。这里的俗，也不可避免的要针对“翰林侍书”的“绳墨尺度”了。当然这种针对并不是单纯的“翰林侍书”这一类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黄庭坚所处的书法环境是多元而复杂的，要避俗而求韵，必须要借助学问文章之气。
    相对应的，当代书法经历了建国初期短暂的辉煌，文革十年的冷寂，八十年代开始的逐渐繁荣，到今天的因多种因素带来的浮躁，其环境也是多元的。但与古代书法环境相似甚至相同的，是“俗”的存在。究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展厅效应。或一人获奖而千人效仿，或粗服乱头任笔为体，或为视觉冲击而遗神取貌，等等，不一而足。此所谓俗，其根源则在书者眼界和胸次。章学诚论史以才、学、识、德为四美，其实学书也应这样。当代书法要“脱俗”，还需在“学问文章之气”上下功夫，如罗继祖先生言“人雅书才能雅”。以学问去俗气，在这方面，古今书法是一致的。
    三、技法的雅化
    书法贵有“学问文章之气”，但这些都是在技法精熟的前提下进行的。 “学问文章之气”在书法创作的重要体现则是对书法技法进行雅化。在传统的临池功夫基础上，在广泛取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书写的神韵，能经得起推敲和玩味。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书家的自身修养，远流俗而亲风雅，以学问提升书法的内涵，更以人品立身。诚如清人杨守敬论及书卷气时所说：
     “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无胸无点墨而能超佚绝伦者也。”[11]
其实人品对于书品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自古而今，评论书法，固然会兼论其人。因此不可不鉴。
时下学者作书，亦能平淡自然，然不能以书法视之，其书固然也不能以“学问文章之气”来衡量。为书者在汲古的阶段，贵能与古人同，而非求自家面目。待需要“以最大的力气打出来”的时候，化古为我则成为书家追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论曰：
    “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12]
    我化为古，盖学古要形神俱备，化古为我，则需独具风神。成自家面目则尤为所难者。这期间也有一个方法的问题。化古为我亦有多途，揉杂古人而成一体为一途。忘情笔墨，悠然而化也为一途。如郝经于《论书》中所言：“淡然无欲，翕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如，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悠然而化，然后技入于道。凡有所书，神妙不测，尽为自然造化，不复有笔墨，神在意存而已，则高古闲雅，恣睢徜徉。”而以学问滋养笔墨，去俗而亲风雅亦为一途。如《宣和书谱》论沈约书法言：“大抵胸中所养不凡，见之笔下者皆超绝。”而以文化滋养笔墨则是时下所阙者，固需身体力行。
    文人书法在时下亦有所倡者，盖所取不外乎为文人进而为文化之意。而当代学人于文人书法亦有不同的观点。罗继祖在《论文人字》中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旧有文人画之目，以区别于匠人也，肇始于元四家，然东坡、海岳、与可，皆文人能画者。今之文人字之目，不知谁所创，义实无取。大凡能握三寸不律者，皆得为广义之文人。今其意，在特以位置书法之拘拘于传统，所谓循规蹈矩者流。然则今之以创新成名成家者，将何从题品乎（恐不能取相对之义成为武人）？将张、钟、羲、献辈亦皆降为文人乎？”[13]
    罗继祖先生之说，固为一家之言。然古今亦有区别在焉，以书法而论，古代书法是在实用基础上的艺术化，书法抑或写字对当时的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故古代书家亦不必分文人书家和非文人书家之流，以书成名而为时人所重，均可为书家。而当代则不同，钢笔对毛笔的冲击，电脑对毛笔和钢笔的冲击，使毛笔失去了其实用的功能，而直接升华为艺术的功能。文人书法毋宁说是一种流派，不如说是对书法创作“学问文章之气”的呼唤与追求。
    参考文献：
    [1][2][3][4][5][6][7][10]（宋）黄庭坚《山谷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1999年1月。
    [8]丛文俊《书卷气考评》，《书法》1994年5期刊。
    [9]（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见《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年6月。
    [11]（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年12月。
    [12]（清）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8年12月。
    [13]罗继祖《墨佣小记》，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2001年1月。
    (本文入选“全国新文人书法学术讨论会”，并收入《中国当代书学丛书·新文人书法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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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等书法教育中国学素养的培育问题

梁  继

（114007  辽宁鞍山师范学院美术系）

内容摘要：书法不仅是笔墨技巧的表现，更是书家综合素养的体现。从古至今，在对书家作品的评价问题上，人们总会将书法书家的学问修养联系起来。在当前的高等书法教育中，受学科和专业设置、教师国学修养、展厅效应引起的书法审美价值取向的偏离等因素的影响，国学素养的培育存在诸多缺失。因此，相对应的，从学科建设、考试制度、教师国学修养、书法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引导等方面加强国学素养的培育十分必要。
关键词：高等书法教育  国学素养  培育



“国学”一词是相对于“西学”一词而出现的，它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目前学术界并未对国学有明确的定义。普遍说法如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1]邓实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就大概念而言，书法显然属于国学范畴，国学素养显然也包括了书法的素养。然在此仍然提出高等书法教育中国学素养培育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目前高等书法教育中书法之外的国学相关知识，尤其是文史哲知识的缺失而提出的。意在强调书法之外，更要加强对文史哲等传统国学知识的学习、领悟和运用的能力，以提高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
一、国学素养在高等书法教育中重要性问题的探讨
前面我们已经强调，在高等书法教育中国学素养的培育，主要是加强书法以外的文史哲等综合素养的培育，或者广义地说是传统文化素养的培育。
在中国，书法教育起源很早，西周时期所言 “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其中的“书”，即为识字与写字。至嬴政统一六国之后，开始统一六国文字，从中央到地方，皆以李斯“玉箸篆”为法则。至汉初，“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书或不正，辄举劾之”。[2]从书法的历史发展这一角度来考察，古代各朝各代的文教政策，尤其是科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书法艺术和书法教育的发展。就书家个体而言，从古到今，任何一位能存名于史的书家，都不是脱离于传统文化修养而单独存在的。在书法之外，他们均是学养有素的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等等。
从先秦到清代，古代学校的教育内容大部分为经、诗、书等，“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文与书总是紧密结合的，而且书是从属于文存在的。赵壹说：“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2]赵壹对流行于其时的草书的评判，现在看来确乎有失客观之处。但赵壹的观点并不是一个人的独出心裁，而是有较大的代表性。赵壹所言“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这句话，代表了当时上层群体对游手于书者的博学要求。在赵壹一类人看来，书法是学问的延伸，只有博学的人的书法才能达到“后世慕焉”。
赵壹的博学之后而游艺的观点在古代不是孤立的。传王羲之《书论》中有言：“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3]“通人志士”自然包含了书家学问修养方面的要求。
到了宋代，人们对书家的学术修养的要求十分明确。黄庭坚更是将书家的学术修养作为衡量书家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之一。他在评价苏轼的书法作品时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间，此所以它人终莫能及尔。”[4]在黄庭坚看来，苏轼的书法作品中蕴含书卷气，因此其书法自然他人不及。黄庭坚的这种观点在他的很多题跋中有所体现。如，“学书要需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5]我们无需在此论证黄庭坚所主张的“圣哲之学”和“学问文章之气”在书法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作为当时有重要影响的书家，他所提出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审美观念。这种审美观念对后代书家评判书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胸中有书，下笔自然不俗。坡诗云：‘下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斯言良是。”[6]“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7]“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而余增之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论者也。”[8]“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9]等等。
古人对书家不独有学问修养上的要求，更延伸到了对书家人品的要求。朱和羹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10]在古人看来，书家的学问和人品对其书法的格调有着重要的影响。古人以学问修养界定书家书法的内涵，实际上，这些学问修养就是我们时下所主张的国学素养，虽古今悬隔，但二者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如果说在古代，书写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常行为，书法虽然有其艺术价值，但还是以体现实用价值为主要。在当代，书法的实用价值表现的越来越弱，而其艺术价值则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当书法走向专业的时候，这种艺术价值的要求则表现的更为突出。此时的书法，在技术纯熟的基础上，要想达到更高的境界，表现出更为深刻的艺术价值，国学修养则不可或缺。
1963年，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开办书法专业。当时基本的课程安排是：陆维钊和朱家济两位先生教授书法、书史、书论；诸乐三和方介堪先生教授篆刻及史论；沙孟海先生教授文字学、印学；陆维钊先生教授古代汉语言文学；朱家济先生教授写作。从当时的课程安排来看，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在注重专业训练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等国学素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陆维钊先生为了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还要求学生选读四书五经，并要求每周必须作文一篇，古文辞与语体文隔周轮换，由朱家济先生和章祖安先生批改。我们可以想见，这种专业训练和国学素养训练相结合的方式对当时学生一生所产生的影响。
1979年，中国美术学院又开展书法研究生教育，招收了五名研究生。在研究生的培养上，更加重视国学素养问题。沙孟海先生在给刘江先生的信中，就当时五位研究生的培养，反复谈到学问修养的重要性和加强学术修养的途径和方法：“必须有一门学问作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当前书法界主张不一，无所折中，但如启功先生有学问基础，一致推崇，颠扑不破。回顾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上海滩上轰动一时的人，技法上未始不好，后来声名寂然，便是缺少学问基础之故。这点我们要注意。……学问是终身之事。学校规定研究时间只短短两年，希望在此两年中打好坚实基础。一方面多看多写，充分了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博取约守，丰富自己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还必须及早学会阅读古书能力，查考古书能力。……凡百学问，贵在‘转益多师’。各位研究学习，第一要虚心，我们几个人多少有一日之长，趁现在集处一堂，可以共同研讨，同学之间也各有短长，可以互相切磋。第二要有大志，常言道‘抗志希古’（古是指古人的长处），各位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胜过老一辈，还要与古代名家争先后。”[11]
早期的中国美术学院在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上，重视国学修养的培育显而易见。这种重国学的培育模式显然与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朱家济等先生本身就具备深厚的国学修养和他们重视国学修养的教学理念有关。
目前的高等书法教育，已经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学历教育及博士后研究的一整套培养模式。开办书法专业的学校和院所也达到了数十家，每个学校也都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特色。虽然各个学校的办学特色各有不同，但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即培养书法专业人才。从古代对书家的学问修养的要求及浙美早期的重视国学的办学经验来看，国学素养对于从事书法专业学习和研究的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也可以确定，高等书法教育必须加强国学素养的培育。
二、国学素养培育在高等书法教育中的缺失
目前，开办书法专业的学校和院所已经达到数十家，而且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几个有代表性的学校为例：“中国美术学院重传统、重基础、重实践。在创办书法本科之初，即开设了书法、书史、书论、篆刻及其史论、文字学、印学、写作、国画等课程。在目前的课程体系中‘临摹占了课程的三分之二’。首都师范大学把书法置于大文化背景之下，强调书法的文化品性。……欧阳中石先生提出‘书面文心’的学术主张，认为‘书是重要的一面，但是，它的背后更重要，……它后面出现的是我们的文化思想。’吉林大学专门培养书法文献与书法史方向研究生，注重学术，注重学生研究方法的训练。中央美术学院提倡创作，提倡书画印结合。浙江大学强调书法的学科特性，强调书法专业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有一个清晰的分工和定位，并寻求相互之间的合理衔接。南京艺术学院突出学生的知识面和艺术素质的结合，强调学生要有独立的思维能力。山东大学强调国学、传统学问对书法教育的重要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聊城大学专门开设了书法教学法、书法教育学、教育实习（见习）等课程，把目标定位在专业书法教师的培养上。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增设书法装饰艺术专业，强调书法的应用功能，探索书法艺术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结合。”[12]在上述学校中，虽然也强调传统文化的训练，但在国学素养的培育上均存在缺失。这些学校或者在课程设置上少有涉及国学的内容，或者在国学应用能力的训练环节上还未能深入。如陆维钊先生要求学生选读四书五经，而且每周作古文辞或语体文一篇文章的国学素养的培训已经不复存在。沙孟海先生所说书法研究必须以一门学问做基础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甚至也可以说，能有一门学问作基础的书家和书法研究者，也是寥寥可数了。
考察当前高等书法教育中国学素养培育的缺失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业设置和专业经验积累存在欠缺。从专业设置的角度看，书法专业在艺术界、在学术界，甚至在举办学校的地位不是太高。在开办书法专业的学校中，除中国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少数高校以外，书法专业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另外，目前高校的书法专业多依附于其他学科。有的学校把书法置于美术学范畴，有的把书法放在中国古代文献之下，有的在汉语言文字学中设置书法专业，有的把书法归属于历史学。这种专业归属的混乱状况，致使高等书法教育很容易忽视对专业学生国学素养的培育，至少这种培育不会是普及的和规范的；从专业经验积累的角度看，如果从1963年，中国美术学院开办书法专业算起，书法专业的开办已经有近五十年的历史。1979年，中国美术学院开展书法研究生教育，书法研究生教育也有了三十余年的历史。1993年，首都师范大学设立书法博士点，开展书法专业博士教育也经历了十七年。就单纯的数字来看，书法专业办学也算历史悠久了。但实际问题是，中国美术学院1963年开始只招了两届本科生，这之后直到1979年，书法专业办学出于空白期。中国美术学院的书法专业研究生教育也有相类似的情况。目前办学院校虽然不少，也有各自的办学特色，但很难说在书法专业教学上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此，国学素养培育的缺失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第二，师资的问题。各个高校和院所设立书法专业，主要是依据各个单位现有的师资情况开办的。而书法专业课程的设置也是依据师资的擅长设立的，教师的能力和水平，对教学、学科建设都有着直接影响。丛文俊先生对目前从事书法专业教学的教师有过客观的分析，他指出，目前的书法专业教师“大概的估计是‘半路出家’的教师多，受过本科、研究生系统专业教育者少，与大学书法专业教育时日尚短，而实际需求大有关；从事书写创作的教师多，能兼为研究者少，有社会需要与风气的反馈的影响在内；在从事书法研究的人群当中，致力于鉴赏、评论、学习经验、通俗性阐释、美学者多，搞纯学术基础研究者少，这也和社会效应有关；在从事基础研究的人群当中，偏好于书法史者多，能博精于史、理论、古代书法文献者少。如果考虑到书法艺术的特殊性，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和丰厚积累，对传统文化之极强的依附性，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课题需要借助于文史哲等国学多种学科的知识与方法，那么现有教师队伍的学术欠缺，以及学科建设的困难，均已不言自明。”而且“一个没有国学根底的教师，多半会本能地疏远历史，而去赶风潮、亲近西学，很难会客观地考察学科建设需要什么。”[13]教师国学基础的薄弱，势必也会导致他们在书法教学中，在对专业学生国学素养培育的问题上出现缺失。
第三，受展厅效应的影响，当前书法审美价值取向存在误区。自从八十年代初期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举办以来，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书协先后主办了全国书法展、兰亭展、中青展、新人展、篆刻展、刻字展、青年展、楹联展，还举办了多次正书展、行书展、草书展、隶书展、篆书展、扇面展、妇女展、大字展、小品展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主题展、商业展。再加上各省市书协和其他社会团体举办的各种书法展览，可以说不计其数。书法也越来越进入了展厅时代。我们看近二十年的展览，从面貌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喜人场面，“魏碑热”、“简书热”、“小楷热”、“书谱热”、“手札热”、“王铎热”、“米芾热”、“二王热”的依次涌现，“中原书风”、“辽海行草”、“广西现象”的华丽登场，“学院派”、“性灵派”、“流行书风”、“智性书写”等书法流派的创立，也确实丰富了书法创作。客观地说，展览对书法的传播意义巨大，书法在今天能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展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展览，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书法人才。由展览所衍生出来的巨大利益，促使全国大部分的专业书家和书法爱好者对入选国展和获奖予以了十分强烈的期盼。为了能够顺利入展，为了能够在短短的几秒钟的评选过程中吸引评委的眼球，打动评委，书法作者千方百计甚至挖空心思在纸张颜色、拼接、大量钤印等方面下功夫，在字体、书体、书风的选择上煞费苦心，在后期制作上下大气力花本钱。重技法，重制作，重外在的表现，成为大多数专业书家和书法爱好者所追求的创作模式。而作品的内涵，作品中所表现的技法以外的东西，却很少有人关注。这种展厅效应也势必影响高等院校的书法教学，因为从事高等书法教育的教师有很多本身就是展览机制的受益者。同时，就学生而言，能在国家展览中获奖、入展，获得足够的社会认同度，也成为他们书法学习的动力之一。高校书法专业学生很愿意接受展览中形成的重形式，重表现的创作模式，而对国学素养的培育则不会给予太多的重视。
三、加强高等书法教育中国学素养的培育
在高等书法教育中加强国学素养的培育，不仅是高校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从高校的角度说，一方面要采取措施，不断提升教师的国学修养，通过教师授课环节，培育学生的国学素养；另一方面在课程设置及考试、考核等环节上，增加国学相关知识的考核，以此促进学生加强国学相关知识的学习，提升学生的国学素养；从相关管理部门、社会团体等角度说，一方面要尽快明确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另一方面，各级专业协会和社团在书法作品展览、交流等活动上要在重形式、重技法的基础上，同时重视作品的内涵，重视作者的学术修养，在外部环境上为高校和院所加强对专业学生国学素养的培育创造条件。
第一，要确立高等院校书法专业独立的学科地位。如前所述，目前高校及院所开办的书法专业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没有统一的教材和明确的教学标准，也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式，更没有一个可供操作的科学完备的体系。如要将这些现象作一个彻底的改变，只有将书法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制定相应的统一标准，书法高等教育才能逐渐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在这种科学的、独立的学科背景下，国学素养的培育作为高等书法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才能越来越普遍和规范。
第二，在招生考试环节上加强国学相关知识的考核，以引起考生对国学修养的重视。我们知道，音乐、美术学院都有自己的附中，其规范的专业训练从中学就已经开始。而书法没有附中，大学前的书法教育这一块很不规范，学生的水平也良莠不齐，大多数考入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的书法专业学生基本能力有很大欠缺。上大学后，他们又要全面学习各种课程，在有限的时间内，仅仅是提高创作能力就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再要求他们加强国学相关知识的学习，培育国学素养则更是困难重重。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好入口这一关，在招生考试环节，加大对考生国学等相关知识的考察。书法专业招生考试，在注重考察考生技法能力的同时，还要增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察，特别是文史哲等国学方面知识的考察，将具有较高国学素养的学生录取进来。如果我们在招生考试中坚持了书法技法和国学素养并重的考试办法，要报考书法专业的学生自然也会按要求，加强相关国学知识的学习，提升自身的国学素养。如此，高校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在国学素养的培育环节上就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提升教师国学修养，在教学环节上加强国学素养的培育。从目前高等书法教育实际来看，我们书法专业教师的整体水平和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相比，存在很大差距。目前高等院校的很多书法教师，虽然也具备了硕士、博士学历，虽然都有中高级职称，但大部分教师国学修养在还存在缺失。教师是主导，只有具备深厚国学修养的教师，他才愿意而且也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国学素养的培育。因此，高等院校及院所的书法专业教师很有必要通过自学、进修、访学等形式专门提高国学修养。在提升教师国学修养的同时，还要在教学中加强学生国学素养的培育。具体的措施，一是在课程设置上增加国学相关知识课程，二是加强实践，提高学生对国学知识的运用能力。就像当年陆维钊先生为了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要求学生以古文辞与语体文每周轮换作文一篇那样，通过扎实的训练，提升学生应用国学相关知识的能力。
第四，书法作品展览和交流要注重内涵的挖掘，提倡加强书法作者国学素养的培育。前已述及，当下的书法展览对书法普及和传播有积极的意义，但展览也催生一些功利性的东西。体现在书法创作上就是重形式，重表现而不重视内涵，重技法而不重视作者自身的知识修养。这种浮躁的创作模式，也直接影响到了高校。因此，加强高校学生国学素养的培育，除了高校自身做好相关工作之外，在外部环境上也要形成书写技法和知识修养并重的书法创作氛围。要形成修养和技法并重的展览氛围，一方面要丰富展览的形式，在原来诸多展览的基础上，可以办一些体现学术修养的“题跋展”、“自作诗词展”、“学者书法展”等展览，意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回归书法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展览中除了技法评审，还要加大书家文史哲等国学相关知识的考察力度，使一批技法精，修养深，学识高的书家脱颖而出。当前的一些书法展览，在作品评审之后，也开展了对书家的文化知识的考察，虽然所考察的知识有些偏浅，部分书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修养也存在不足，但毕竟是一个好的考察形式。如果坚持下来，并逐渐提高考核力度，相信对营造书法界重知识，重修养的风气会有重要推动作用，进而对加强高等教育中国学素养的培育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1]邓实《国学讲习记》，邓实、黄节《国粹学报》，江苏广陵书社，2006年。
[2]赵壹《非草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3]传王羲之《书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4][5]黄庭坚，《山谷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6]朱履贞《书学捷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7]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8]杨守敬《学书迩言》，文物出版社，1982年。
[9]李瑞清《玉梅花庵书断》，《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10]朱和羹《临池心解》，《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11]沙孟海《与刘江书》，《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
[12]潘善助《论现阶段的高等书法专业教育》，《中国书法》2004年第9期。
[13]丛文俊《书法学科建设与新世纪书法研究展望》，《中国书法》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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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如梁兄

  张金一

  
  
    很意外地收到了梁兄的短信：“把地址给我，我把小册子寄给你。
    梁兄嘴里的“小册子”，是他刚刚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学术专著《张照年谱》，另一本是他的书法集《追慕馆阁》。三年苦读，两年沉淀的结果，理论和创作都被占齐了。
    我给梁兄回了短信，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来自鞍山的快递。翻开书页，扉页上是梁兄很好看的毛笔字：“金一学兄正教。梁继奉。”还端端正正地印了章。让人既惊喜，又感动。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出，高大而微胖的梁兄伏在书案，握着小小的毛笔，埋着头，认认真真地书写的情形，就仿佛是当年在古籍部抄写资料一样。
    梁兄和我是同届的研究生同学，但在来长春之前，梁兄在专业领域内就颇有名气了。我在大二时曾经参加过一次省里的书法比赛，获奖证书上印着的两行评委名字中，排在最前面的是省书协主席的名字，梁兄的名字排在中间。这样说来，我等小辈，真不应该称之为梁兄，而应该称之为梁老师。不过梁兄一向谦虚，他连连摆手，“都是同学，你们可别叫我别叫我老师。不行就叫师兄也行。”
    读书时的梁兄刻苦而努力，不论寒暑穿梭于古籍部和资料室，熬夜在电脑前打论文，虚心求教于几位导师，丝毫没有一点恃才而傲的感觉。不过那时的梁兄在我们几个女同学看来不苟言笑、一脸威仪，似乎不太好接触，再加上学业上的巨大差异所形成的距离感更让我们对梁兄“敬而远之”。所以直到临近毕业，大家一起吃饭，才知道原来私底下的梁兄其实是一个很性情的人，和几个小弟兄们喝大碗酒，吃大块肉，鼓励某某小弟兄应该大胆追妹妹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做。当然，这些事情是耳闻，充其量算是引用的二手资料。俺眼见为实的除了梁兄博客里对母校、对兄弟们的深厚感情的自然流露，再就是梁兄那刷刷大笔一挥，豪放随性的书法了。
    梁兄说他练书法没认真学过古人，完全是多年来抄资料慢慢形成的风格。梁兄，亦是因为写字而爱上书法。他的字豪放雄壮、挥洒不羁，个性十足，流露出强烈的书写的快乐与自足。同时，又因为梁兄的善于反省与积极汲取，因此在狂放的挥洒中又不失章法与古风。对先贤的追思，从梁兄将书名定为“追慕馆阁”，就可见一斑。
    人都说，字如其人。一个人怎么样，确是能从他内心流淌出的文字中品读出来的吧。梁兄的字也和他的人一样，性情、率真、理性……
    祝愿梁兄在他所热爱的并执著于的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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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骥先生和他的《张照年谱》

赵灿良

   
    认识梁骥先生是在吉大读书的时候，梁骥先生、建新兄、传宾兄和我同住在南苑六舍的215寝室，梁骥先生在寝室比我们几个年龄稍大一点，我们都称他是 “梁大哥”。这两天在网上看到他写的《张照年谱》出版了，心中真是十分的高兴。
　　毕业之后，梁骥先生回到了他们的学校，继续作完成他的学术著作《张照年谱》，传宾兄留校读了博士，将来也会从事于学术研究。建新兄到了中州古籍出版社，半年前曾寄给我两本他所编辑的两本书。不觉之中毕业就已经快两年了，在这两年当中兄弟们在学术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唯我碌碌无有所成。
　　在学校的三年时间真是一晃而过，三年的学校生活也可能是我一生当中唯一可以作一些和学术相关的事情，这三年也是值得回忆的。在吉林大学的这三年时间，我们除了上课之外，所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到古籍部查资料。在那里我看到很多的“线装书”，也见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也知道了从事于学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古籍部的书很多是很珍贵的，我们不能拿到外面复印，我们只能在那里手抄。写论文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古籍部抄书。古籍部的那些古书，大概也只有对我们古籍所的学生用处最大，每天到古籍部抄书的学生除了一两个历史的学生之外，几乎全是我们古籍所的学生。
　　有一段时间，我们寝室的四个人几乎都到古籍部抄书。梁兄抄“张照”，传宾兄抄“古文”，建新兄抄“古诗韵”，我抄“家语”。白天抄书，晚上回到寝室以后就把“抄写本”敲进电脑中，并尽量从中提取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时候我们晚上睡觉一般都在夜里12：00以后，梁兄睡更晚，一般都在凌晨的两三点钟。晚上睡觉晚，我们早上起床一般都在8点钟左右，洗脸、刷牙之后，到食堂吃饭的时候吃饭的人已经很少了。我们有时候凑合着吃一点东西，有时候就干脆不吃早餐了。有一次，梁兄大概是没有吃早餐，上午在古籍部抄书的时候他的肚子便很快地闹起意见来了，“呱呱”地响个不停，在一旁抄书的思飞兄忍不住要笑，梁兄也有一些不好意思，但他还是在坚持着抄他的“张照”。到上午11点钟的时候，他便只好早一点退场了。
　　工夫不负勤奋的人，在我们的论文答辩中，梁兄的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曹书杰老师还鼓励梁兄把他的论文修改以后出版成书。
　　临近毕业的那阵时间，同学们都人心惶惶的，很少有几个人能坐下来学习的。梁兄却还是经常到古籍部去查找资料，他说他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弄完。马上要毕业了同学之间都会在一起吃上一顿饭，这也许是全国大学生的通例。小明兄炒股票发了大财，他要请大家吃一顿饭，可是那天却怎么也找不到梁兄。最后还是我在图书馆的门口找到梁兄的。我对梁兄说：“梁兄，你也太用功了吧！”梁兄笑着说：“还有一点东西没有搞好，快弄完了！”
　　在学习上梁兄是我们大伙学习的榜样。梁嫂在银行上班，他们的小女儿聪明可爱，梁兄在进吉林大学以前就已经发表了很多的学术文章。凭着梁兄的那些成绩，他照样可以在他们的学校做得很好。像梁兄这样功成名就的人，很少有像他这样努力的。在生活上，梁兄也真是我们的大哥，三年当中对我们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帮助，三年当中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处理事情的方法。在我们毕业之时我还依旧不知道毕业之后要到哪里去工作，在我们即将分手的时候梁兄还在反复地告诉我回家找工作时候应该注意的事情。现在想来，我如果能够听从梁兄的话，我的今天也不至于如此的惨淡。
　　有人说当自己的书出版之后，就好比家里生了小孩一样的高兴，不知道梁兄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受？我是挺高兴的，梁兄家里有了喜事，我们怎么会不高兴呢？！
　　提起过去在以前学习的日子，好像是一个永远都说不完的话题。就先让我高兴一番吧！我先好好地活着，兄弟们就好好地工作，等你们在学术上有了的成绩的时候我就会高兴一番，毕竟在我的日子里高兴的事情太少，苦闷的日子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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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林外傳之沐雲山房梁先生軼事

李宝

   

    最初擬下這個題目，準備寫一系列的追憶文章，沒想到寫完寢室大哥，竟然拖了這麼久才寫第二篇，說來有些慚愧，書上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我還是落在了聖人所說的窠臼裏，沒辦法，小人物就是小人物，我高估了自己，低估了社會。

    沐雲山房梁先生鞍山人氏，心寬體胖，慈眉善目，笑聲爽朗，一如其為人，簡單一句話，東北純爺們。梁先生正當青年，但是面相成熟，儼然藹藹長者，讓人一見即有敬畏之心。還記得當初研究生復試的時候，梁先生昂然闊步走進古籍所會議室，當時我們這些小字輩的“有為”青年們為了表示尊師重道，齊刷刷的站起來，結果梁先生很窘的向大家擺擺手說，我也是學生，弄得大家好不尷尬。

    由於大家寢室挨著，每天吃完飯散遊的時候，都要竄到對方寢室，閑侃幾句，下幾盤棋，不亦樂乎。這之後最多的記憶是喝酒，大哥帶著一幫小弟，時常穿梭于學校周圍的大小酒店，冬飲白乾，夏飲涼啤。酒桌之上，大家胡吃海喝，一幫窮小子們肚子裏面的油水常常是借著大哥的擺酒而積攢起來。最讓我們長學問的是在酒桌之上，大哥們閒談于書林掌故，游刃於翰墨之間，這讓我們在酒足飯飽之際，又大大的長了不少學問，讓我們受益匪淺。大哥好酒，但是不一定和誰都喝，這我們誰都知道，所以用世俗的話說，梁先生給足了我們一幫小子面子。其實又何所謂面子，追根究底，是大家臭味相投罷了。研一寒假，很多人都沒有早早回家，我遊蕩在校園裏，想著各種法子賺錢，大哥則是讀書趕文章。每至長夜，大家往往把酒閑侃，最開始還弄點雞鴨魚肉，到後來乾脆就是煮大白菜，不過吃得一樣香甜，喝得一樣大醉，雖然大多數酒話已經不記得，但是那些對我們人生、成長有著醍醐灌頂的話，卻是沒敢忘一句。後來大哥說，那個冬天的大白菜真是好吃，一輩子也忘不了，而我們，記住的何止是這些讓人感動的場景，還有大哥的那許多話，以及那至今仍縈繞在耳邊的爽朗的笑聲。

    閒暇時候，每次在寢室張哥練完字之後，我都跟著寫幾筆，大哥每次見到，都給我以莫大的鼓勵，這讓我受寵若驚。寢室大哥和梁先生的教育風格存在著明顯的差別，大哥批評多，梁先生鼓勵多，張哥的批評讓我知道書學不是信馬由韁的亂寫，梁先生的鼓勵，讓我在嚮往書法這門藝術的同時，也試著動手實踐一下。梁先生知道我喜歡書法，每每有什麼東西，都拿來與我一看，其實我是十足的外行，但是大哥不以為意，像是對著專家一樣，拿來細細的給我解釋、品評，我的書法技藝沒什麼長進，鑒賞水準卻是長了一大截，實得大哥多多教會。大哥送了我很多書法方面的書籍，我至今都保存著，時常拿出來看看，想著大哥的音容笑貌，恨不得馬上飛到鞍山去，和梁先生喝個大醉。

    記得有一次數九寒冬，好像是在寒假，大家不願意在家待著，都跑回學校廝混。放假期間吃飯洗澡都不方便，洗澡要到幾裏以外的大學城。一大群人在大哥的帶領下，浩浩蕩蕩奔向大學城，等到了澡堂子裏面，大家赤條條站在浴室裏面，嘻嘻哈哈鬧成一片，沒有搓澡師傅，大家就互相搓，梁大哥在被小弟們“服侍”完之後，覺得很過意不去，就要反過來幫大家，我們幾個臭小子雖然渾點，可怎麼也不敢讓大哥給搓澡啊，於是紛紛拒絕，結果大哥很沮喪，自言自語道，年紀大了就是不好找工作啊，說完自己哈哈大笑，我們幾個更是樂得差點跑出去裸奔，就是天氣太冷，怕凍壞東西，遂作罷，但是大哥的自言自語，一直是我們整個研究生生活裏面最快樂的記憶，真可以說，繞梁三年，不絕於耳。

    說這件事讓我想起寢室大哥。有一次一大群人出去喝酒，啤酒把肚子撐得幾乎要爆炸了，於是幾乎半跑回寢室樓。一大群人擠在廁所，結果蹲位不夠，寢室大哥站在後面急得不得了，就催促我們幾個小子，結果記不清哪位哥們隨口說了一句，到外邊去吧，都結過婚的男人了，怕啥！大哥雖然憋得受不了，但隨口一句結過婚的男人也是有貞操的，幾乎樂翻了所有廁所裏面的人。至此以後，結過婚的男人、貞操之類，一直都是我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幾乎開心了三年。

    梁先生來長春求學，其時孩子還很小，真佩服大哥的勇氣，同時，嫂子在後面給了大哥多少支援，也是我們所無法估量的。每每談到孩子的時候，梁先生都會眉飛色舞，說他女兒怎麼怎麼乖巧，怎麼怎麼招人喜愛，弄得我們這些單身的老爺們真是抓心撓幹，恨不得自己也養一個女兒來和別人炫耀一下。正所謂“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梁大哥每每講他剛咿呀學語的女兒怎麼樣在他的肚子上又蹦又跳，我都會陷入到遙遠的遐想之中，想那應該是怎樣的一種天倫之樂，想大哥拋下嬌妻幼子跑到千里之外求學該是怎麼樣的一種相思。我不太善於言談感情，從來也沒和大哥交流過，但是我知道，這個問題可以說困擾了他三年，從剛入學到畢業，長夜漫漫，時常看到大哥在深夜還開著電腦，楞楞的坐在那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快畢業的時候，梁先生最後一次請大家吃飯，在無數次大哥請吃飯中，這一次最讓我難忘。一進飯店，大哥就喊來服務員，要了三箱啤酒，雖然我們人挺多，但是女生占了一大部分，三箱啤酒誇張了一點。我知道，大哥動感情了，大老爺們，表達感情沒什麼方式，怕只有喝酒了。結果那天我們都喝多了，我傷心的流下了眼淚，來告別大哥，告別我的研究生生活。大哥臨行前送了我一副字，我至今珍藏著，等到自己有家的時候，我一定裱起來，掛在我的客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