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隋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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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史~隋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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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书法
　　在书法发展史上，唐代是晋代以后的又一高峰，此时，在真、行、草、篆、隶各体书中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书家，真书、草书的影响最甚。真书的书家大多脱胎于王羲之，但又兼魏晋以来的墨迹与碑帖的双重传统，渐王家书派中脱颖而出，风格转呈严谨雄健、法度森整。行草书家特别是草书家的风格走向飞动飘逸。隶篆虽无大发展，但能承秦汉之遗法，形成或严整紧劲或遒劲圆活的信风。唐代书法可分三个时期，初唐、盛唐、晚唐。这一时代新风格的形式，在初唐时尚处于渐变中，至盛、中唐之际，单是从草书领域中出现了新风，随后真诸体亦别开生面，取得的发展。晚唐书法较少发展。
　　唐朝初期，社会安定，经济日益繁荣，书法亦蓬勃发展。朝廷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 ，以书法取士。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法，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这对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历代盛称的唐初四家——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与薛稷代表了初唐风格。这时，行草书尚守晋法，以右军为宗，没有什么新意。这一时期的书法家有钟绍京、陆柬之、王知敬与唐太宗。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阳（今山西汾阳）人，官至太子少保，世称“薛少保”。是魏征之甥。从魏处获观所藏虞、禇书法，临习精勤，遂以善书名世。其书得于禇者为多。唐人说：“买禇得薛，不失其节”，但“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其弟薛曜与之同一师承，但更纤细，是徽宗“瘦金体”的前源。其真书的代表作品为《信行禅师碑》，该碑刻于武后时（684-704）。石已久佚。唯清代何绍基藏有宋孤本，现已流入日本。

　　唐代书家林立，众派纷呈，固然与经济的繁荣和文化艺术的活跃有一定的联系。唐代君主大多数能书，特别是太宗李世民尤为突出。他对唐代书法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世民（597-649），李渊之次子，对文化很重视，对书法大力提倡，如在“贞观元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弟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弘文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唐太宗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书学右军，而英俊雄迈之气超过右军。他首创以行书入碑，可以称上古今帝王书法之冠。《唐朝叙书录》说：“（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赐宴于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竟取。”其存世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屏风帖》等。
　　
　　盛唐，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书法风格由初唐方整劲健趋向雄浑肥厚。真草更彻底的摆脱了王家的书派的束缚，形成自己的新风格。这时出现了张旭、怀素、颜真卿和柳公权等著名的书法家。他们分别在狂草和楷书方面开创了新的境界。篆隶二体又重新出现书坛，虽未见超出古人之上，但颇有一些名家。篆书以李阳冰声名最大，其成就则不如史惟则。隶书则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这时的名家还有徐浩、卢藏用、苏灵之、张从申等人。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指出了他们的各自的特点，宋米芾，元赵孟頫，明董其昌，清何绍基的行书，都学过李邕的书法。
　　韩择木（生卒年不详），昌黎（今辽宁义县）人。为韩愈同姓叔父，官至右散骑常侍、工部尚书。传世碑刻有《告华岳文》、《叶慧明碑》、《心经》等。
　　如果说李邕是唐代行书之冠的话，那么，李阳冰就是唐代篆书之冠，后人将李阳冰与李斯并称“二李”。

　　唐代帝王善书者除唐太宗外，还有唐玄宗李隆基（685-762）。他是睿宗第三子，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工书法。唐玄宗工隶书、行书，传世的碑刻有《纪泰山铭》、《庆唐观纪圣铭》、《石台孝经》，楷书有《赐虞正道勅》，行书有《盖州刺史张敬忠勅书》与墨迹《鹡鸰颂》等。 唐代的隶书成就远逊于汉隶，工于隶书的除唐太宗、徐浩外，还有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等隶书四大家。
　　李潮，杜甫的外甥，在唐开元年间以隶书享名。

　　唐代的书法艺术不仅在楷书上众派纷呈，树立典范，在草书也形成了鼎盛的局面。书法家有初唐的孙过庭及盛唐的张旭、怀素、贺知章等著名的书家。晚唐时随着国势渐衰，书法也没有初唐、盛唐兴盛，但也出现了一些书法家杜牧、高闲、裴休等。
　　
　　敬客为高宗时人，河东望族，史迹无考，以《王居士砖塔铭》而称于世。铭是高宗显庆元年，灵芝撰，敬客楷书，明万历年间出土，后石薄而裂为七，藏合阳县官库中。此铭王昶认为是石。当时翻刻很多。翁方纲说：“此刻书法全得禇意，唐揩之最精者。禇书之妙，乃在上通隶古，旁证欧、虞。后有作者，未免失冲和之度。此刻婉润秀整，虽已开后人法门，尚未失河南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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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代书法理论：《书断》、《书谱》
唐代的书法理论研究，评述之见颇为兴盛，这与书法创作呈同步趋势。如唐太宗就有《笔法诀》、《论书》、《王羲之传论》。欧阳询有《传授诀》、《用笔论》。虞世南有《笔髓论》。颜真卿有《述张旭笔法十二意》等，其中尤以张怀瓘《书断》、孙过庭《书谱》为代表作。张怀瓘的《书断》上卷对书法十种体式：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的产生源流及艺术特征作了介绍评述。中、下卷按神、妙、能三品分类评述历代书家，史料宏富、评述精当，不失为一种具有书法史学及书学理论价值的著作。孙过庭的《书谱》是我国书法理论精典著作，具有丰富的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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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唐代草书：颠张狂素
唐代草书名家有张旭、孙过庭、张怀瓘、怀素等，而其中尤以张旭、怀素为卓越代表，世称颠张狂素。张旭字伯高，吴郡（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他性格狂放，嗜洒如命，常在醉后作书，恣肆纵逸，神采飞扬，有“张颠”之称。同时代的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醋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灾，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或喜可愕，一表示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从中可见张旭狂草的创作心态是“达其性情，形其衰乐”（孙过庭《书谱》）的，倾注了他个人的深沉情感。而他创作的艺术构想则来源于深入观察天地之物，万象之形，从而丰富了表现手法，开阔了艺术视野，正因他书法创作的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从而才使笔墨线条中显示了浓郁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狂草作品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体势连绵奔放，笔致潇洒激越，时而如行云流水，时而如急风骤雨。观其点画线条都笔意圆润，法度谨严，线条丰盈充实，这与他精于楷法是分不开的，他所书的楷书《郎官石柱记》，亦是著名的唐楷。
怀素（725—785），字藏真，僧人，本姓钱。长沙（今属湖南）人。自幼家贫，发愤攻书，曾种芭蕉万株以叶练书，用漆盘练字，天长日久将盘磨穿，可见功力之深厚。他和颜真卿同为张旭的学生，所写《真草千字文》笔致精熟圆润，为优秀的书法范本。他的狂草笔墨飞舞奇逸，气势变化跌宕，富有音乐的节奏旋律之美及舞蹈的翩然多姿之态。传世名作如《苦笋帖》、《自叙帖》等。线条飘逸颠放，纵情挥洒，充分体现了笔情墨韵之艺术功能，达到了书法线条美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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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晚唐至五代书法：杨凝式
晚唐之际，社会趋于动乱，但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传统依然有着其较强的生存、发展能力。书法家中如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柳宗元的章草等亦有深厚的造诣与独特的风格。至五代，杨凝式可称为一代名书家。他楷、行、草各体精熟，性格逸放不羁，佯疯自晦，以避当时政治上的动乱，世称“杨疯子”。其书法初学颜真卿、柳公权，在筋骨强健，结体宽绰的基础上，掺以洒脱狂放之个性，并从二王书法中吸纳气韵神采，从而形成自己潇洒纵逸、隽丽酣畅的书风，格调高雅，富有书卷气。他存世的作品不多，有《韭花帖》、《神仙起居帖》、《夏热帖》等。《韭花帖》楷中带行，笔墨线条遒劲浑朴中可见畅达飘逸之势，静中寓动，平中出奇，在运笔上可见颜筋柳骨的底蕴，在气韵上亦有王羲之《兰亭序》的遗绪。《夏热帖》则信笔挥洒，豪迈流畅，诚如米芾说：“杨凝式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五代时的南唐李后主，对于书法研究精深，自己亦善书，笔力劲挺。另有僧人彦修的狂草也雄健洒脱，深得唐代张旭狂草的风韵气势而自有新意。
唐代的书法艺术固然以楷书成就为高，实际上草书成就也毫不逊色，可以这样讲，楷书与狂草是唐代书苑的二颗双子星座，互为映照，光彩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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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唐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
中唐书法继李邕、孙过庭、张旭、李阳冰等人后，颜真卿登上了书坛，他在广采博取、变汇通融的基础上，创出了丰腴端庄、气势雄浑的“颜体”，从而真正形成了唐代书风。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指出：“唐初脱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逮颜鲁公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于是卓然成为唐代之书”。颜体的丰腴端庄，气势雄浑从书法的本体上反映了唐代艺术共同的美学精神，是时代的审美意识与艺术观念在书法艺苑中的能动展现，与唐画的丰丽、唐塑的丰满、唐诗的丰采是互为呼应，一脉相承的。具有美的内在本质与外观形式的显示。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把丰茂雄姿的颜体视为唐代书法的卓越典范？这种现象的本身，就是人们共同的审美心态所导致，也是唐代整个艺术美学走向的逻辑结果。其后的柳公权，虽然笔力苍劲、结构谨严，风骨峻逸，与颜字的丰腴形成鲜明的对照，但骨力健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丰腴敦厚的浓缩，依然是种强盛雄壮的时代精神显示。因此，“颜筋柳骨”其内在美学精神还是一致的。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作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又称鲁郡公，故又称颜鲁公。他的书法初学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后从张旭处得笔法，自辟蹊径，开创新体。他的书法作品传世甚多，著名的楷书作品有《多宝塔碑》、《勤礼碑》、《告身帖》、《颜氏家庙碑》等。行书作品有《祭侄文稿》、《刘中使帖》等。《勤礼碑》是他六十岁时所书，标志着他“颜体”书风的真正形成，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运笔稳健厚重、遒婉丰腴，线条血肉丰盈而筋骨内蕴，就象唐塑那样颇有体积感和立体感。特别是在捺笔的出捺时，先按后提，形成鹅头形，使笔画饱满圆润而力透纸背。其结构端庄宏放，气势宽绰，往往在外部没有大幅度的疏密，而是利用字内点画的组合来追求变化，从而保持完整的外部形象，具有一种造型的美感，颇合人的视觉功能。特别是左右竖画略带圆弧形，使字型结构更加圆劲丰茂。其笔法也从丰实的整体艺术要求出发，行与行、字与字联系紧密，给人以一种通篇的充实感。其墨色也十分丰润华滋，显得力感充沛，颜真的行书《祭侄文稿》大气磅礴，潇洒遒劲，人称天下第二行书。其运笔苍逸丰厚，结构茂密雄浑，节奏深沉郁勃，形式美是有极为强烈的。安史之乱中，他的侄儿季明被叛军所杀，颜真卿闻之悲愤交加，于是挥泪成书，在笔墨线中倾注了作者强烈的情感和意念，苍涩跌宕中可见勃发的气息，艺术境界是极高的。颜真卿也有书学理论著述《述张旭笔法十二意》。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元和初年进士，以后官至太子少师，人称柳少师。他精通文学，喜好音乐，是位博学多才的艺术家，他与穆宗相见时，穆宗问他用笔方法：“笔何尽善？”他富有哲理地说：“心正则笔正，乃可法矣”。他初学王字，又后学颜书，遍阅各家书体，然后在颜字丰腴劲健、气势雄浑的基础上，强化其内在的骨力，趋于清瘦刚丽，显示了峻挺强健，骨力洞达的形式美感。米芾曾指出柳体的书法特点为“公权书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柳公权是位勤奋的书家，他的一生所书碑帖很多，著名的有《李晟碑》、《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将军碑》等，行书《兰亭诗钞》亦清丽刚健，气势超逸，他与颜真卿二人，一个以外在形式的丰腴，一个以外在形式的风骨，共同开创了唐楷的风格气派，在艺术美的本质追求中，显示了唐代的时代氛围及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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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唐书法：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
初唐的书法基本上是魏晋书法的延续，其总体风格趋向为王羲之书风所覆盖，即“南派”书法。这种倾向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尊王，他极力推崇王羲之，凡得王字墨迹，就要诸书家临摹。上行下效，所以当时的书法家大都效法五羲之。初唐四大书家虞世南（558—638）、欧阳询（557—641）、褚遂良（596—659）、薛稷（649—713）也基本上走的是取法王字的途径。虞世南的书法得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的亲自指教，从而是王字系的嫡传，运笔秀约典雅，结构婉丽和谐。代表作为《孔子庙堂碑》，笔致清逸，气韵生动，具有外柔内刚之美。其行草书《汝南公子墓志铭》，风姿潇疏，运笔内敛而劲健畅达，深得王羲之《兰亭序》之精髓。唐太宗对他人品、书品极为器重，常与他讨论书学理论，并向他学习“戈法”，人称“虞戈”。欧阳询是唐楷三大流派“欧、颜、柳”之一，他也是先学王羲之的，后自辟蹊径。追求笔力险劲，结构严谨。《九成宫》为楷书代表作，运笔方圆兼备，线条峭拔挺健，结构气象森严，其中有些笔画带有隶意，这与他精于隶书是分不开的。从而在险劲中带有一丝秀逸之意，他的行书亦如楷书，险劲隽丽、体势修长、笔力矫健。《张翰帖》反映了这种艺术特色，诚如帖后跋所说：“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在初唐四家中，欧阳询的风格是最为强烈的。褚遂良的书法从虞世南、王羲之出，特别是对于王字，他精研深究，颇得右军书法之神韵。《孟法师碑》运笔秀逸婉约，采用外拓与内擫相结合的方法，因而姿态稳健而气息生动，并掺用了隋《龙藏寺碑》的笔法，古雅瘦劲。《唐人书评》称其书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还是颇合褚字的美学风格的。他所书的《雁塔圣教序》在气韵、笔致上似乎更接近晋人。他临摹的《兰亭序》，不求形似，贵在神似，是传世佳作。薛稷是一代名臣魏徵的外甥，魏徵收藏虞世南、褚遂良书法甚多，他自小耳濡目染，效法虞世南、褚遂良，尤精于褚法，运笔纤丽瘦劲，结构疏朗协律，传世有《信行禅师碑》。
  初唐的书法，由于尊王所致，继承大于创新，其书法美学风范是在晋人韵胜度高的基础上，变得劲健遒逸，似乎没有展现出那种生机勃勃的创造势态，还没有真正出现那种雄健丰腴的唐书之风。但作为一种艺术高峰出现前的准备，还是正常的。因为初唐那种劲健隽逸的书风，毕竟为以后唐书那种雄健丰腴作了风骨气势、力度神采上的内在积淀，是书法美的历程必由之路，是艺术的线性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尊王其积极性还是大于消极性的。因为王羲之毕竟是一代大师，其运笔、结构、章法的美学风范是足为后人效法的。李世民的尊王虽然是个人之好，但客观上为初唐书坛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师法典范，为以后真正唐代书法风格气派的形成奠定了一个良好的起点。尽管由于李世民的尊王使初唐书法囿于传统，创新不够，这是消极的一面。但由于其积极效应远远大于消极影响，从而导致了中唐时期真正唐书风格气派的出现及书法大师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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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书法繁荣的成因。
唐代的书法是继魏晋以后出现的又一个高峰，而且从整个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来看，其美学价值与书学地位是很高的，唐代的书法发展经历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阶段，而中唐是真正唐代书风的创立，达互了书法艺术美的极致。初唐则是准备，晚唐则是继续。唐代书法兴盛的社会原因除了国势强盛，文化发展及对前代书艺积极继承外，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书学”的创立。“书学”是唐代最高学府国子学、太学、律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中的一种，以专门培养书法高级人才，并把书法列入取仕、官制之中，这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从而说明了书法艺术的社会地位及审美价值。凡是士大夫阶层人物，首先必须书法过关，书法成了一个人的文化象征，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标志。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学意义上，才能理解我国历代为什么将书品与人品并提，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并重，可见书法的价值是多元化的，并不仅仅包括艺术的、审美的，它有时和人的价值同等起来互为参照。而唐正是封建地主阶段的极盛期，对于这一点就要求得极为强烈，这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与上层建筑对艺术的需要。所以说，如果把国势强盛、文化发展、师承前人看作是唐代书法繁荣的外因的话，那么书法作为一种个人的文化象征、人格价值则是其内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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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唐 书 法
1、  隋代书法的历史作用
隋代的书法艺术作为两个书法高峰的交接点（即魏晋南北朝与唐代）所起的历史作用是积极能动的，它将魏晋南北朝的书体汇于一炉，从而为唐代书法的繁荣拉开了序幕。隋代书法的著名代表作是《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等，《龙藏寺碑》峻健秀逸、风骨峭丽、笔致疏朗，开初唐楷书风格之先。因此，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取隋》中指出：“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隋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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